文革王洪文有多奢豪：想吃鮮荔枝立刻從廣州空運（圖）

　　核心提示：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農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採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菠蘿，由廣州用飛機帶來。

　

　

　　　
    1966年的「造反英雄」，成了1973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張春橋在「十大」期間，見到上海國棉十七廠代表楊小妹，說了一句「名言」：「十七廠貢獻了一個王洪文！」

　　不過，中共十屆政治局委員有二十一人，加上政治局候補委員四人，共有二十五人。江青並非政治局常委，只是政治局委員，她批閱的文件，怎麼只批給王、張、姚？怎麼只在這麼四個政治局委員中傳來傳去？這不能不令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員們感到奇怪。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日子多了，王洪文彷彿翅膀硬了，膽子也大了。他也學著江青的樣子批文件了。

　　江、張、姚自中共「九大」後進入政治局，已形成一個小圈子。1965年，江青為了尋找批判《海瑞罷官》的筆杆子，經張春橋介紹，結識了上海《解放日報》編委、文藝組組長姚文元，江、張、姚結成一夥。在中共「十大」之後，王洪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於是王、張、江、姚結成一幫。

　　王、張、江、姚同住釣魚台國賓館。成為副主席之後的王洪文，不再住釣魚台九號樓二層的側樓。他轉「側」為「正」，遷入釣魚台十六號樓，佔領了第二層樓。

　　1974 年10月，王洪文背著周總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駐地，向毛主席告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狀。王洪文把周總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林彪一夥要搶班奪權，他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來湖南沒有告訴周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們四個人（王、張、江、姚）開了一夜會，商定派我來彙報，趁周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危險來的。」王別有用心的說：「周總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家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實際上是「四人幫」陰謀要搞掉周總理，向毛主席要權。並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張春橋怎樣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樣讀書，對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當即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主席說，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總理、劍英同志談談。在這次長沙談話中，毛澤東稱江青那個「四人小宗派」為「上海幫」。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警告王洪文：「你們不要搞上海幫！」

　　就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會議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明確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鄧小平主持。鄧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從此告吹。王洪文從北京消失了。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王洪文在上海是怎麼「調查研究」的呢？上海市委招待處五位負責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員何關明、葛健、陳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憶如下：

　　「王洪文，1975年夏天來上海3個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級別墅，整天過著花天酒地的資產階級生活。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鮮水果，時新蔬菜。什麼魚唇、鮑魚、乾貝、海參、蛤蜊、鵪鶉、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農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採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菠蘿，由廣州用飛機帶來。兒子要吃石榴，也專人到蘇州去買。此外，到南通搞過蛤蜊，到寧波搞過青蟹，派人到處去買。王洪文經常設宴請他的『小兄弟』、親信吃喝，3個多月就請了二十多次。他以視察為名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準備名酒名菜，每到一處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酪酊大醉，醜態百出。」

　　「王洪文幾乎整天吃喝玩樂，釣魚、打鳥、下棋、玩牌、打彈子、看電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動。一百多天之內，看了八十多部電影。他還常常硬拉著工作人員打撲克、下軍棋，玩通宵。他不僅白天去打獵，有時晚上也去打，專門讓人特製了聚光搜索燈。他釣魚，讓工作人員用麻油、茅台酒和麵粉作魚餌。釣不到魚，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員做兩隻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魚上鉤。王洪文一貫作威作福，釣魚時，不僅要為他準備煙、茶、水果、桔子汁，還要工作人員把煙遞到他嘴裡，為他點煙，拾魚，裝魚餌、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個半月，窮奢極欲揮霍，據不完全統計，就花了二萬餘元。……」

　　他的「小兄弟」馬振龍，成了他的「後勤部長」。據上海市輕工業局三位工作人員韓仁和、劉恩仁、吳行慎回憶：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國家財物。他成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利用職權，以『硬性索取』、『授意試製』等手法，巧取豪奪了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級照相機、高級汽手槍、高級手錶、石英電子錶、太陽能打火機、高級香煙、啤酒、糖果等大量輕工產品。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級雪茄煙三十五條、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醬菜罐頭二十多瓶。」

　　「王洪文為了打獵，硬要給他仿製美國『奇異牌』的聚光搜索燈。工廠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產，日夜趕製，突擊一周，造出二十隻，王僅選去二隻，耗費國家資金一萬多元。又如，為王洪文專門精製五塊高級鑽石牌雙日曆手錶，調動了七個工廠、一個商店的四十餘名技術人員，化費國家資金一萬一干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溫杯，也要給他特製，加工單位僅為制杯蓋，化了半個多月時間，專門制了兩套模具，這一項就耗費國家資金一千六百多元。」

　　剛剛出席了上海的慶祝國慶晚會。趁著餘興，王洪文突然來到上海國棉十七廠，來到定海路那間小屋。有著「紀念癖」，當年搞過「工總司半周年紀念」的王洪文，在他的「舊居」面前的一席話，馬上被「小兄弟」心領神會。他在韶山參觀過毛澤東舊居。他希望有朝一日，他那小屋門口，也掛上紅地金字橫匾：「王洪文舊居」。

　　他的「舊居」，真的被「小兄弟」們精心保護起來了，以便日後辦個「王副主席紀念館」之類。王洪文在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的辦公室，則早已被「小兄弟」作為「聖地」保留原貌。還是王洪文當年用過的那張辦公桌，還是王洪文當年用過的那張木椅子，還是王洪文當年放文件的那個文件櫃，玻璃板下壓著一張選民證，寫著「王洪文」三字——一切都保持當年的風貌。

　　王秀珍成了「朝聖」的嚮導。她曾親筆寫下回憶：

　　「1975 年2月初和2月15日我曾兩次帶領『小兄弟』去這個辦公室開會，以增強對王洪文的『感情』，效忠王洪文。第一次帶了葉昌明、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王日初、金祖敏。我和金祖敏傳達王洪文、張春橋對黃金海、戴立清的『指示』，目的是使我和這幫小兄弟更加抱成一團，效忠王洪文，為王洪文爭氣等。」

　　「第二次是王洪文要馬天水和我多關心新選進的中委和候補中委，給他們補上文化大革命這一課。當祝家耀（已去公安部工作）一次回上海要返京前的一個晚上，我借這個機會帶祝家耀、周宏寶、張國權、陳佩珍等在上海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去十七棉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介紹了所謂王洪文的『造反史』。我還要他們不要忘記這些『歷史』，要為王洪文爭氣，為『四人幫』效忠……」

　　1974年3月，王秀珍去北京，王洪文叮囑她：「上海要儘快物色二十名年輕幹部，分別擔任全國總工會、團中央、全國婦聯、公安部、商業部、建材部、郵電部、中組部、衛生部以及《人民日報》的領導工作。」於是，一張由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擬定的名單，終於在1974年12月31日上報王洪文了。在這張名單中，內定了「上海牌」的部長或副部長的人員；萬桂紅去中組部，楊佩蓮去團中央，馮品德去全國海員工會，陳佩珍去商業部，秦寶芝去建材部，王東亭去郵電部，沈鴻、張秀清去文化部，呂廣傑、姚福根去六機部，陳杏全去冶金部，張國富去水電部，湯凱臣去輕工部，周宏寶去《人民日報》社，朱棟去交通部，王桂珍去衛生部。

　　那個陳阿大，不僅成了中共「九大」代表、「十大」代表，而且成了四屆人大代表，以至成為四屆人大常委。不過，陳阿大講究「實惠」，他伸手奪走了上海全市的房屋調配大權，當上「房總統」。

　　自從陳阿大當上「房總統」，「小兄弟」們要房子，那就方便多了。這位「房總統」不斷地批條子，把上海一幢幢花園洋房，批給「小兄弟」們。那些花園洋房的原主，大都是資本家，也有的是「走資派」或者高級知識分子，反正都是「文革」的對象。趕走了他們，「小兄弟」們便成了花園洋房的新主人。

　　關於「房總統」本人，那就甭說了：他原住上海安福路的小房子，後來遷入瑞華公園，又調到新康花園，霸佔了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花園洋房。

　　接見外國首腦人物時，坐在毛澤東身邊的人物，由林彪變為王洪文，變為鄧小平，變為華國鋒，構成中國的「文革進行曲」。王洪文又變成了「閑人」。他的釣魚癮、打獵癮又發作了。王洪文的警衛王愛清，以自己親眼目擊的情景，寫下回憶：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佔用了九輛汽車。他到外地坐飛機，三叉戟還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來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滿意，大發牢騷說：廚師不給好的，理髮椅子型號不對，枕頭不好，床單不好，檯燈不好，給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他為了圖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給他推拿一兩個小時。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是雞、鴨、魚、肉，還嫌不夠，又提出要吃燕窩。經常吃烤蛤蜊，有時還吃炸牛排、牛尾湯等法國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他不讀書，不看報，經常要秘書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來玩牌、下棋、釣魚、打獵、打鳥、看電影。為了打獵，甚至不參加會議，不接電話。他釣魚有時從早上四、五點鐘一直釣到九、十點鐘，從下午三點一直釣到晚上八、九點鐘。他用的釣魚桿，有的是從外國進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釣餌還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戰備為名，從部隊弄來吉普車，裝上專用燈光，經常深更半夜帶人驅車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還經常打野鴨子，要工作人員為他趕鴨子。他還經常在住地周圍打鳥玩。他共有獵槍、鳥槍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個小時，打撲克有時長達十幾小時。王洪文有時竟摔手錶玩，一邊摔一邊說什麼：反正戴手錶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從國家體委要了一輛「佳娃」牌摩托車，一日數次騎著玩。他的秘書沈少良說：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補貼，但他還每年數次向上海大量要錢，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來北京，他立即要人用專車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談，這已成為慣例。對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經常用請客送禮等手段，進行陰謀活動。王洪文在住地請客，用的都是高級酒、菜、煙、茶，但他感到還不闊氣，就到大飯店設宴招待，中國菜吃膩了，還要吃外國菜。他這些小兄弟經常比誰被請的次數多，吃得高級，誰最受王的信任。……」

　　當筆者訪問王洪文的貼身秘書廖祖康時，連他也搖頭：「當時，我也悄悄地、轉彎抹角地勸過他。我覺得，他作為黨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輛摩托車蓬、蓬、蓬騎著玩，他在釣魚台騎，在中南海騎，那影響多不好。還有半夜興師動眾去打獵等等。我當時是從維護他的聲譽來勸他的。可是，他連我的話，也聽不進去。他完全不像剛去北京時那樣謹慎。他放縱自己。當然，我也知道，他當時心境不好，閑得無聊——這對於外面的人是很難理解的，以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實在鄧小平、後來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期，王洪文很閑。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對他已不信任了……」

中共老傳統，人下台了大家拚命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