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聖公會護教家嘉撒萊(J.V.Langmead Casserley)在其名著《護教與宣教》(Apologetics & Evangelism)一書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討論「知識分子的叛逆」(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這個題目。嘉撒萊觀察說,基督徒之所以愈來愈對神學家質疑,乃是因為見到高等批判學家對聖經和傳統基督教所顯出的極端懷疑主義。宣稱神已死的人,是教會中的神學家:大力攻擊聖經可信性的,是神學院和基督教大學中的教授。本世紀初,荷蘭改革宗神學家凱帕爾(Abraham Kuyper,1837~1920)甚至說:「聖經批判學已成了聖經拆毀學。」
但是對神學的委身總會導致爭辯。斯托得(John Stott)在其名著《獨排眾議的基督》(Christ the Controversialist)一書中說,所有讀聖經的人都可看出,耶穌的一生充滿爭辯的風暴。使徒和以前的先知幾乎沒有一天的生活是沒有爭辯的。保羅說他在雅典時,每日都在市上與所遇見的人辯論。避開爭辯就是避開基督。我們要和平,但卻不是要那種把真理犧牲了的屈從式的和平、或屬肉體的和平。
布盧姆(Allan Bloom)在其《美國思考力的結束》(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中,論證現代教育幾乎全是屬於用相對主義作為主導的認識論。美國人將可用理性認知的客觀真理拒諸門外。相對主義最終是屬於非理性的;說「真理是相對的」,實在是不經大腦,這句話不可能是正確的。「一切真理都是相對的」這句話本身既然是相對的,因此也就沒有真實的價值。
但我也必須承認,我不知道「靈修式讀經」與嚴格的聖經研讀真正分別何在。嚴謹的研經本身就是一種靈修方式。魯益師(C.S.Lewis)在其《老書選讀》(On the Reading of Old Books)一書中寫道:
此書是一種嘗試。此書是為一般人,而不是尊為神學學者翻譯的。如果成功的話,其他偉大的基督教著作也會跟著被這樣翻譯出來。但此書也不是同類書的第一本,《效法》(Imitation),《完美的尺度》(Scale of Perfection),和英國諾里奇城的祖莉安夫人所著的《啟示》(Revelations)等作品早已在市上流行,而且很有價值,雖然真中有些作品的學術性不高。不過它們全都是靈修書籍,不是教義書籍。但信徒除了需要激勵外,也需要教導,尤其在今天這個時代,信徒在知識上的需要愈來愈迫切。我雖不會在這兩類書之間把界線劃分得太清楚,但對我來說,教義著作在靈修上對我的幫助遠較靈修著作為大,我相信不少人也與我有同樣的經歷。我也相信有許多人當他們坐下或跪下讀一本靈修書時,只覺得「一切如常」;但是如果他們一手拿著鉛筆,一面很嚴肅地願讀一本神學著作時,心中會不期然地歌唱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