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未來在網路？（中）

小紅豬小分隊 發表於 2014-07-23 15:44| Tags 標籤：MOOC, 原創, 譯文

　　本文為第89期小紅豬搶稿

　　譯者：瑪雅藍

　　校對：伏維閣主

　　小紅花等級：3.5朵

　　前文：[小紅豬]MOOC崛起，大學的未來在網路？（上）

　　

　　在這個國家，當人們提到「高等教育」的時候，他們談論的是兩個體系。一是精英教育，它對提出申請的學生擇優錄取，例如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克魯茲分校、西北大學、賓州州立大學和凱尼恩學院。這些學院常常拒絕大批的申請者，而且他們都遵循著一個共同而有點模糊的觀念——大學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電影里的大學是綠草如茵、樹木成林的方形院子，為喬治亞式或哥特式（或喬治亞-哥特式）的建築所環繞。這些學校投放到郵箱里的宣傳小冊子看起來通常都差不多。你可能會看到一個拜倫一般的小夥子坐在榆樹下的長凳上讀《笛卡爾式的沉思》；或者你也可能會看到同樣一位奉行浪漫主義的少年，頂著滿頭亂髮，單肩吊著背包。他和一個可愛、真誠的年輕姑娘並肩同行，她一定喜歡圍巾，也很可能喜歡雪萊。他們都在微笑。宣傳手冊上的每個人都在微笑。教授們戴著里克·莫拉尼斯（Rick Moranis）風格的眼鏡，永遠面帶微笑——不管是和一個好學的學生一起工作，還是在分享一本攤開的書，或者擺出兩手向上的姿勢，就好像舉著兩隻飽滿的水果。我們相信，大學是特殊之地，優秀的年輕人被挑選進來，他們得以擺脫世俗的一切，來到這精神的花園裡耕作。

　　但這並不是大多數美國人所熟知的高等教育。大部分普通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地方是社區大學、地區大學和其他一些不篩選學生的學校。大多數申請者都能取得入學資格。那裡的老師並非都有博士學位或者研究經費；他們看上去可能忙個不停而且煩躁不安。學生可能也是如此。一些學生只能兼讀，還要在學業和家庭或全職工作之間苦苦掙扎。因此輟學率和完成學業需要的時間都比精英學校要高。許多學校資金不夠，或者在認證方面如覆薄冰；那裡也沒有什麼方形院子。這些學校的課程通常是為幫助學生掌握專業技能而設立的。如果你想成為一名醫藥助理，可以申請相關課程。如果你想學會操作一台紅外線分光機，也會有一門課告訴你怎麼做。這是高等教育的平民一支，美國高校中80%的學府都屬於這一類

　　高等教育還背負著沉重的壓力。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葉，兩位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William J. Baumol）和威廉·波溫（William G. Bowen）發現了在教育等行業中出現的「成本病」（cost disease），他們的理論引人們開始思考教育體系的壓力。通常來說，如果某行業工人的工錢增加的話，其產值也會上升。但哈佛大學的教室能夠容納的學生仍和一個世紀以前差不多。而且，在把年輕無知的十八歲孩子變成受過教育的成年男女的時候，通常用來提高效率的方式——採用先進的技術，加快生產過程，同時完成更多工作——似乎無從運用。雖然在過去的一百年中，教師的薪水相比整體經濟有了或多或少的增長，但他們的產值仍停滯不前。人們認為，「鮑莫爾成本病」理論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教育開支一路飆升，卻不見明顯成效。

　　波溫在七八十歲的大部分時間都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卸任之後，他加入了梅隆基金會（Mellon Fondation）。去年，在斯坦福組織的一系列演講中，他提出在線教育可能治癒他在近半個世紀前發現的「成本病」。如果不堪重負的教育機構能把學生分流給在線教育，將可以減少教職員工數量和相關開支。課堂也不會如此擁擠。最大的好處是，高等教育中的精英和平民體系從此得以融為一體，相輔相成：全國財力最雄厚的大學可以給他們那些不那麼受寵的同胞提供一些資源，同時也能在這個過程中精簡自己的教學。至於那些現在只能勉強維持的學校，它們可以像聖荷西州立大學那樣使用在線課程資源，讓他們的學生享受到一流的教育。這是一個多贏策略。在哈佛大學，人們反覆對我說：「水漲船高。」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一方面，像哈佛和斯坦福這樣的大學成了高等教育中的星巴克和Peet』s咖啡，為離你最近的大學提供精品品牌課程，精明學生都會利用它，但這其中只有極少數人有機會到達這個遙不可及的彼岸。歷史上，精英教育的高高在上一直是它殘酷的部分。如果你二十歲，在達特茅斯大學，可能你會在凌晨一點坐在寢室里，和兩個穿著拖鞋和Target牌牛仔褲的孩子分享中國菜。二十五年後，這兩人中一個運營著價值數億美元的高科技公司，另一個掌管著參議院委員會。接觸「精英教育」的特別之處可能更多在於接觸精英，而不是接受課堂教育。來自阿肯薩斯州中下階級的男孩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在喬治敦大學、牛津和耶魯之外也能接受到同樣優秀的教育，但那樣他便不會成為總統。

　　與此同時，小型教育機構可能會被埋沒，或降格為主流力量的附庸。斯坦福大學的約翰·漢尼希認為：「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努力資助太多想成為研究機構的大學。許多研究機構都在進步，國家可能無法承擔。」如果精英大學能夠承擔起整個體系中的科研重任，那些資金不足的學校可以被撤銷或精簡。

　　2012年2月里的一天，一個名叫加里·金（Gary King）的社會科學家來到哈佛大學的一座灰磚牆行政樓，給哈佛大學的行政人員和督察董事會作展示。金雖然只有五十多歲，卻已經是一個「大學教授」——那是哈佛教職人員的最高級別，擁有在哈佛任何一個學院工作的資格。他主管量化社會科學學院，那天他講述的是他的專業，也就是收集和分析數據。

　　「哈佛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金穿著一套黑西裝，戴著斜紋領帶，有點笨拙地站在一屋子的油畫和大人物面前，開始了演講。「我覺得目前對哈佛最大的威脅來自盈利模式的大學。」他解釋說，鳳凰城大學投資了一千萬美元用於研究和發展教學。與此同時，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沒有大學文憑。「你可能會說，『哦，那太糟糕了』，或者是『哦，那些顧客不一樣』。但事實是這是一個盈利來源。對於私立機構來說，這是一塊巨大的蛋糕。」

　　金連珠炮般拋出了理解未來教育的三個重要前提：「社會聯繫激勵」，「教學教育教師」和「即時反饋促進學習」。他曾經嘗試對自己的課堂進行改革。他把討論課程內容的所有郵件搬到了一個開放資料庫中，讓學生們看到他們以為只有自己會問的「愚蠢」的問題曾經也有人提過，而且還能看到是誰問的。

　　利用這些整理工具，在線教育從一種傳播方式變成了一個珍貴的數據集中資源。用傳統方式很難評估和比較不同教學方式的效果，金解釋說，對於在線教育，這可以通過「大規模評測分析」，也就是大數據來實現。他說：「我們可以在哈佛這麼做。我們正在我們自己的課堂上進行改革，而且我們還可以評估每個學生，每間課室，每個行政辦公室，每座樓，每項娛樂活動，每個警察，每件事物。我們基本上可以掌握每件事的信息，並利用它為學生服務。」

　　他說，對於像哈佛這樣的學校來說，為大學中的所有活動收入一個浩大而翔實的資料庫可能幫助學生解決許多在大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現在，如果一個學生想知道，為成為醫學博士需要做哪些準備，他們會去問導師，會諮詢師兄師姐。他們當然會得到建議，但與和幾個前輩聊天相比，和成千上萬個前輩聊聊怎麼樣？」有了在足夠長的一段時間內收集的數據，你可以計算得出概率，並給學生們一個置信度相當高的答案，告訴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要作哪些選擇。他繼續道：「每次你上亞馬網站遜，你都是一個隨機實驗的被試。每次你在谷歌上搜索，你也是一個實驗的被試。當這裡的某個學生做點什麼事的時候，我們為什麼不也這麼做呢？」

　　正式的數據採集很有吸引力。當數字生活把精英學校的門檻一點點降低，學校不僅僅是在彼此競爭。他們對教育市場的控制正受到工業的挑戰。幾個月前，在華盛頓的一場國會遊說會話上，哈佛大學的校長福斯特恰好和斯坦福校長漢尼斯聊過。福斯特在會議上告訴我，漢尼斯談到了早期的一門MOOC課程，是他的一位教授塞巴斯蒂安·弗蘭（Sebastian Thrun）開設的，介紹人工智慧。這門課一時爆滿，參與的人數最後超過了一萬六千。弗蘭沒有放過其中的機會。他隨後把斯坦福的MOOC課程搬過來，加入一筆風險投資，與Udacity合作。福斯特回到波士頓，和系主任小組會面，這個小組是她為了討論教育的未來而召集的。她告訴我，把在線課程應用到哈佛的急切需要帶著一種新鮮感。金獲邀在二月的會議上講話，在隨後的幾個星期中，參加了會議的督察員們通過郵件和電話問了許多問題。不到三個月前，有聲明稱哈佛和麻省理工將啟動它們的非盈利MOOC製作項目——edX。

　　

那天下午，在他的辦公室，望著一個小小的四方庭院和史威登堡（Swedenborg Chapel）的背面，金對我說他認為MOOC還不足以取代課堂教學。他說：「目前，在線教育和現場授課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這其中相差了多少？這正是最近一場辯論的話題。和其他地方一樣，哈佛大學的MOOC設計者們承認人文學科遇到了特殊的困難。大衛·J·馬倫（David J. Malan）教授在哈佛大學講授大受歡迎的編程入門課程「計算機科學50」，當他把這門課變成MOOC課程時，對學生作業的評估不是很困難，因為這些作業都是程序，可以由計算機自動評分。但對納吉這一類的課來說就不是這樣了，他們的作業主要是寫文章和討論。為了模擬課堂討論，納吉和邁克爾·桑德爾使用了在線論壇，但結果似乎不盡人意。CB22x的討論開始后不久，一名課程助理凱文·麥格拉斯（Kelvin McGrath）對我說：「甚至有個小組在討論耶穌，還有自豪感什麼的。他們並沒有跟上課程的內容。」

　　伊恩·M·米勒（Ian M. Miller）是一名畢業生，負責一門計劃在秋天上線的MOOC歷史課的技術工作。他說：「人文學科一直開支不大，而科學一直很燒錢。你通常只會給人文學科一個放書的小儲藏室，那對他們來說基本上夠了。但科學家需要實驗室、儀器和計算機。我不想說對MOOC來說是相反的情況，但科學課程相對容易設計和開展。在電腦看來，我們在人文學科中提出的問題難度要大得多。」如果三位偉大的學者用三種方式教一首詩，這不是低效，而是構成所有人文學科的基石。

　　那天下午和金聊天的時候，我說把人文學科變成在線課程尤其困難。金皺起了眉頭。

　　「為什麼？為什麼就應該是這樣？」他問。

　　我說，當你教授定性理解的東西時，評估大量學生的表現就更加困難。

　　金表示反對：「我覺得在這些領域，評估工作的起步可能比較艱難。這不是因為它更難評估，而是因為更難定義你希望評估的東西。」大數據可能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他繼續說，MOOC的真正潛力在於把輸入隨機轉化成一個單一的虛擬「課室」，這在傳統模式中是無法實現的。他告訴我：「隨機分配不同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不同的觀看方式，還有各種東西都將成為可能。因為參與人數眾多，（在線教育）還有開展許多實驗的巨大潛能。至少在在線教育中，你可以徹底解決這個教育研究領域中的大問題。」

　　目前，關於MOOC運行效果的數據還很分散而且匱乏。這其中的一塊里程碑是波溫通過梅隆基金會的一個下屬機構——伊塔卡組織（Ithaka organization）協助開展的隨機實驗。實驗顯示在教育效果方面，在線學習和傳統的課堂教學並沒有顯著差異。這個實驗研究的是一門統計學課程，但它混合了在線和現場教學兩種模式，學生們每周參加一次課堂問答。如果MOOC僅僅在線上開展，輟學率通常會超過百分之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