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講「規則」的中國人！有人年入幾百萬多年領低保

　　「我們中國人對規則態度不太一樣，有什麼規則大家看能做就行了，這不可以。」4月19日下午，中投公司原總經理高西慶 在2014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開放性對話六：城鎮化中的金融創新」環節做出上述表示。

　　我們中國人對規則態度不太一樣，有什麼規則大家看能做就行了，這不可以。最簡單籌資領域裡所有的規則，如果沒有清楚規則、可預測規則，沒有人願意做長期打算

　　「我們中國人對規則態度不太一樣，有什麼規則大家看能做就行了，這不可以。最簡單籌資領域裡所有的規則，如果沒有清楚規則、可預測規則，沒有人願意做長期打算。」4月19日下午，中投公司原總經理高西慶在2014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開放性對話六：城鎮化中的金融創新」環節做出上述表示。

　　高西慶說，「說起來中國現在法制社會，已經搞三十年了，現在有各種各樣法律，幾百種，可是我們中國人對規則態度不太一樣，有什麼規則大家看能做就行了，這不可以。最簡單籌資領域裡所有的規則，如果沒有清楚規則、可預測規則，沒有人願意做長期打算。」

　　高西慶強調，要有一定規則，不是說今天拿了，明天可能規則一變就不行，而是一百年之後還能用的上，這就是基本的產權關係搞清楚。那麼政府定的規則法律要清楚。他舉例說，「紐約看起來很大城市，很富有，但是紐約下城最貴的地方有那麼幾塊，我們叫做公屋，那是很好的房子，那是窮人住的地方，窮人住的地方政府有它的法律規則什麼人可以住那兒，什麼人不可以住，他有一套嚴格制度盯著你，你如果收入上騙了我會有什麼樣懲罰，那就很少會出現像我們說在某些低收入階層，說門口停的都是寶馬賓士，現在不斷出現這種情況，說有人領低保多少年，最後發現年收入好幾百萬這種情況，這個都是規則設立和規則執行過程中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好，本來城市化過程籌資這些問題其實相對來說是容易解決的問題。」

　　2014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由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世界經濟論壇、世界銀行等機構共同舉辦，財經網首席媒體支持，於4月18-20日在上海美蘭湖舉辦。

　　高西慶言實錄如下：

　　高西慶：我想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今天咱們題目叫做政府與市場，昨天有人講說這個不對，返過來應該是市場與政府，我說很多就是政府與市場，因為在政府與市場關係里，尤其剛才講市場籌資關係里，關鍵點現在不是市場，是政府。為什麼?剛才我跟梁司長說這個問題，他說現在錢多成這樣了，錢哪是問題。他也講了，說現實中實際資產只是我們所知道金融資產的四分之一左右，什麼意思?大家知道錢本來是一個反映，只是實際資產一個影像而已，實際資產這麼點，錢已經那麼多，現在能說沒有錢嗎?錢很多，問題錢怎麼用?許局長剛才講了，政府把錢拿過來之後，怎麼分配的辦法。這個問題政府方面應該起的作用，應該能起的作用，比起現在已經做的，已經起的作用還要大很多。那麼如何做這件事就非常重要。

　　我只想講主要兩點，一個政府在金融這個領域他做資源配置起什麼作用?當然這裡面包括兩點，一點包括自己政府怎麼想，另一點政府實際怎麼做，另一點規則問題，規則問題當然更廣泛，中國人整個對於法制，對於設定規則是什麼態度。那麼風投，第一個政府所謂願景，政府總是說我們為人民做事，政府不應該有政府本身自己的利益，政府是管理眾人之事。但是我們說在土地問題上，在現在搞城鎮化問題上政府到底想做什麼?如果政府自己覺得說我用這個方式把錢籌來，政府就可以做別的事兒，所以很多地方到處傳很窮一個縣，一搞城鎮化先把政府大樓蓋起來，這就是所謂政府利益放在前面，政府官員利益放在前面，這是不可以的。

　　本屆政府現在對這些事情抓的很緊，不光一般政府部門不可以蓋大樓了，像中投公司這樣公司不可以蓋樓了，中投公司成立到現在七年了，一直沒有自己的樓，租的地方，後面好不容易說買了一塊地準備蓋樓，國務院說不許蓋樓了，中投公司比照國家機關執行，我說這是好事。政府部門要蓋樓，它跟價值取向是有關。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弄清楚。

　　我們說香港政府也搞土地財政，梁先生說了非常重要一句話，他沒有展開說，他說香港的土地財政那個錢是所有人盯著，只能規定百分之多少用出來。我當年在中銀的時候，我副手鍾銳敏(音)就是當年香港土地基金的總裁，他說他做土地資金總裁的時候只能管錢，但是這塊錢怎麼用法，他說法律規定是非常嚴格，不能說某屆政府把這個錢拿來蓋樓，是不行的，這個政府想清楚才能做事，否則為什麼各地政府對已有土地財政這麼積極做，就是這個問題。

　　我們籌資這麼多錢，我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譬如舉幾個例子，其中一個例子大家知道PPP，PPP就是公家、個人合營搞一塊搞出一個機制出來，好象這個東西很好，這個東西在歐洲、美國用很多，中投公司在外面跟很多城市，很多國家合作這個事情，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做成這個事兒。為什麼?PPP 說的很好聽，而且我聽都是中央一級部門講這個事情，我說先把中央規模弄清楚。政府出錢這塊是因為政府有一個明確合同義務，說出這個錢從哪個地方來的。

　　譬如我們到河南省開封市建一個地鐵，開封市政府說老百姓你進來，你出錢，你出一半，我出一半，他出這個錢怎麼來得，怎麼出。因為事實上要形成持續發展機制，一個地鐵不是建成了過幾天沒有了。咱們土地財政說錢一半，拿出來馬上蓋樓，完了，從此不管了，所以出現新官不理舊事的事兒。可是地鐵一出來建成之後最少可以用幾十年，世界上主要國家地鐵都上百年了，紐約那個大家知道160年了，倫敦、連莫斯科在內快上百年，這樣的地鐵對於整個城市，對於國家基礎設施貢獻非常大。而且收錢戶，昨天我們講，我們剛剛去美國時候紐約地鐵2.5毛一張票，我去的時候那兩年7.5毛，今天紐約兩塊錢，說北京地鐵為什麼不漲價?一漲價老百姓不高興。為什麼?政府得想好當時做這個東西是想做什麼。現在現在每年北京市政府給北京地鐵補貼將近200億人民幣，這個錢從哪兒來?從什麼地方拿出來補到什麼地方去，地鐵弄不好說有什麼，這怎麼個弄法。那麼政府如果說明了，說北京市政府搞PPP，他要拿出錢就是從這個收入裡面拿，那哪個老百姓願意出這個錢，說我跟北京市政府一塊蓋地鐵，一蓋地鐵這個錢收不回來，那麼就得用別的辦法解決，這些東西規則很重要。

　　到今天為止地方政府可以用自己財政收入補貼某個項目機制基本沒有，大家知道這點，說跟地方政府簽約，中央政府有嚴格規定地方政府發債不可以發，你要發，中央政府替你發，馬上出大事，說明整個機制沒有弄清白。這些是從上到下頂層設計機制問題，不是說有錢沒錢，或者怎麼樣簡單就能夠弄出來，這是一方面籌資機制問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願景問題。

　　另一方面規則，我們有相當多規則，說起來中國現在法制社會，已經搞三十年了，現在有各種各樣法律，幾百種，可是我們中國人對規則態度不太一樣，有什麼規則大家看能做就行了，這是不可以。最簡單籌資領域裡所有的規則，如果沒有清楚規則、可預測規則，沒有人願意做長期打算。我們當年做律師的時候，中國和美國之間最有名的一個案例叫做武廣鐵路，因為武廣鐵路剛剛發了債券，後來有人過了好多年，拿著債券找中國政府來還，當時鄧小平還在任上，說憑什麼我們還，這個鐵路是清朝政府修的，我是共產黨政府，前面政府都被人民推翻政府，我為什麼還這個?他說很簡單，這個鐵路你現在用，還不斷產生收益，他說那不管，我們就不理。這個官司打了很長時間，最後美國政府沒有辦法，當時中美剛剛建交沒有多久，馬上把這個事兒弄起來都很難受。鄧小平說了，美國政府不要跟我說三權分立，我只跟美國一家政府打交道，我不跟三個政府打交道。美國國務院派了人來說我幫你打行不行?這個跟我沒有關係，你委託我，不行，我不委託你。那麼這是當時30年前事情，到今天我們知道這個事情最後以技術問題解決了。但是事實我們知道像鐵路這樣東西，之所以1904年發債券會有人願意買，當時是六千萬美元，已經很多錢了，就是因為知道這個鐵路一旦修了以後有長遠用處。美國鐵路到今天也是這樣，昨天有人講美國地鐵如何發達，如何好，紐約地鐵是一個過程，當年修紐約地鐵時候可不是政府想出來就要修的，政府只是給了權力修，老百姓隨便修，紐約也修了好幾條不同地鐵，互相之間沒有什麼關係的，一直過了幾十年，將近一百年，這個地鐵被政府說我們一塊弄下來，大家更方便一點而已。

　　這個事情我們要有一定規則，不是說今天拿了，明天可能規則一變就不行，而是一百年之後還能用的上，這就是基本的產權關係搞清楚。那麼政府定的規則法律要清楚。我們買一塊地，剛才許局說建了房子，什麼樣人住什麼房子，窮人住的，富人住的。紐約看起來很大城市，很富有，但是紐約下城最貴的地方有那麼幾塊，我們叫做公屋，那是很好的房子，那是窮人住的地方，窮人住的地方政府有它的法律規則什麼人可以住那兒，什麼人不可以住，他有一套嚴格制度盯著你，你如果收入上騙了我會有什麼樣懲罰，那就很少會出現像我們說在某些低收入階層，說門口停的都是寶馬賓士，現在不斷出現這種情況，說有人領低保多少年，最後發現年收入好幾百萬這種情況，這個都是規則設立和規則執行過程中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好，本來城市化過程籌資這些問題其實相對來說是容易解決的問題。

這種文章很難讀，重複，不得要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