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551)在苦難面前

美國漢族博士后教你看世界(551)： 在苦難面前

　　上帝給予中國人的苦難意識並不比給予希伯來人的要少。因而，在無法逃脫的苦難體驗方面，中國人的商代祖先與古希伯來人都遇到了一個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對上帝公義性的疑慮和困惑。《舊約•約伯記》集中體現了希伯來人所面對的這種業果報應法則的無效性問題。惡人為什麼長壽多福，善人為什麼屢遭磨難？約伯為人正直，敬畏上帝，從不做犯惡之事，卻在一天之內連遭無妄之災，家破人亡。然而，希伯來人也正是從約伯的故事中得到了上帝的啟示。信仰中的上帝絕不僅僅是懲惡賞善的簡單運作者，苦難也是上帝予以人的恩賜，只有在苦難之中才會有神與人的同在，也只有苦難才會讓人對上帝由倫理的理解轉向悲劇的理解。而中國人的祖先卻越來越忍受不了這樣的事實，就是對上帝一味的虔誠得到的仍然是災禍和痛苦。與希伯來人不同的是，由於信心的弱小以及人類罪惡的過分沉湎，同時也由於在人神交通上對媒介神祗的依賴，中國人未能與神建立起直接的對話關係，因而也就永遠不能像希伯來人那樣見到在旋風中顯現的上帝。這樣，中國人便無法從業果報應觀中走出，甚至對神由不信任走向公然的抗爭。《史記》載殷王武乙曾作一偶人，稱之為天神，與之搏鬥。又曾作革囊盛血，仰而射之，稱之為射天。這段史實本身已經透露出了強烈的功利色彩。另外，商代人的罪惡意識帶有濃厚的集體歸罪特徵，而《約伯記》的故事體現了希伯來人最終完成了群體信仰向個體信仰的轉變，也使神人關係更趨直接性與個別性。無辜受罪使約伯生髮了與上帝直接對話的企盼，反映了希伯來人慾求上帝對個人的無限遠隔轉變為對個人的在場。而在商代中國人那兒，不僅人是一個群體，就連神也是一個群體，因此，在這種情形下，個體信仰在中國的最終確立就成了一件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了。這樣，擺在中國人面前的也只剩下了一條路可走，即現實的功利的道路。

　　商亡周立。在西周，「天」的觀念被正式確立。周人奉殷人的上帝為至上神，並且還把在商代「無定所」的上帝給放到了「天」上。儘管周代的統治階層仍沿用舊習向上帝獻祭，但承繼商人的信仰習俗只是對民眾有所交待，而他們的骨子裡已不再信仰上帝了。在他們看來，殷商對上帝的崇拜是如此虔誠，卻仍然無法逃脫覆亡的命運，這使周人做出了這樣的選擇：於行政上利用神權進行統治，在觀念上則輕天重人，強調人在世界上的主宰力量。由於周人將上帝與殷商子姓的關係切斷，神的世界與祖先的世界從此成為兩個世界，周人的祖先不再象商人祖先那樣僅僅充當次神的角色，而代替上帝成為人間的真正主宰。這就意味著連接人與神之間的唯一的最後的紐帶也已不復存在了，中國文化於是毅然決然地告別了神話時代，開始了他們的歷史化和倫理化進程。及至西周末期以降，天道愈衰，人道愈盛。與以往相比，中國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自信和樂觀，人定勝天的說法也在此後出現。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作為宇宙主宰的上帝已被人們徹底遺失了。而仍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天顯然已成為有關神的一個抽象的概念，對中國人來說，天是如此的遙遠，是如此的無法企及。僅僅幾百年間，從上帝到天，中國人的上帝已悄然完成了由人格神向非人格神——「天」的轉換，中國人迷失了上帝。

中國不是沒有上帝，而是迷失了上帝。今天的中國是尋找上帝的時候了。有人說，若大一本聖經，幾乎沒有中國的記載。事實上不是這樣，聖經中許多地方與中國相關並預言是一個偉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