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如何評價中日關係:不合不是無理由的

　　冰冷的中日關係讓「日中友好七團體」出現在國內媒體上的頻率大為減少。在日本，這些友好團體也正面臨成員老化、會員減少、經費不足、作用下降的困境。「七團體」，是指日中友好協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日中經濟協會、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日中協會、日中友好會館。長期以來，中方民間團體乃至外交部門一直將其作為聯繫日本民間的窗口。但如今，無論是兩國交流渠道的多元，還是兩國關係的緊張，都會影響到這些友好團體的命運。筆者在日期間常與日中友好團體交流，最大的感觸是，40年來中日兩國以及各自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讓彼此之間的接觸形態也發生重大變化。

　　在日中友好七團體內部，有人說日中友好協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是純粹「民間」團體，其他或多或少與政府有關，如日中友好議員聯盟，不少成員來自執政的自民黨，因此與政府最近。今年中國駐日使館舉辦「中國大使館·日中友好團體2014年新春會」時，七團體代表均到場。會上程永華大使特意強調「民間友好是中日關係的優良傳統和寶貴資源」，這也是對七團體的肯定。

　　但日中友好團體正面臨困境的現實值得人們關注。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曾在溝通日中貿易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現在會員大幅減少。據該會原理事西忠雄回憶，最多時該會的專職人員就有50多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日本企業獲得更多與中國交往的渠道，因此不再依靠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

　　目前中日關係大環境，造成七團體很難擴展會員。日中友協的一位幹部對筆者說，現在擴大新會員很難。此外各組織內部，成員老化、會員減少。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員最多時達5000人，現在只有2000多人。該協會一位事務負責人說：「減員有兩個原因，一是老齡化造成自然減員，另一是景氣惡化造成的，有的會員因退休收入減少而退出協會。」會員減少直接導致會費收入減少、經費不足。據說有幾個靠會費運營的組織經費比較困難。如東京日中友好協會曾每年有500萬日元餘額(約合30萬元人民幣)，但2013年出現赤字。最近，該組織發信呼籲會員捐款。儘管遭遇會員減少、經費緊張等問題，但日中友好七團體仍在積極推動著日中的交流。

　　今年3月8日，在以「思考新的日中關係研究者會」為核心舉辦的「追溯當代日中關係的源流——對20世紀70年代再思考」的大型國際研討會上，有 200餘名中國大陸、台灣地區、日本、美國的學者和媒體人參加。慶應大學名譽教授山田辰雄提議，每個與會者應把會議成果向300個人傳播。該國際研討會就得到七團體的支持。

　　找不到德高望重的接班人

　　如何培養接班人，是日中友好七團體的共同課題。有位七團體的頂級人物曾數百次訪華，見過毛澤東、周恩來、廖承志等中國領導人，10多年前，他就對筆者說要找接班人。但一位熟悉他的日本記者告訴筆者：「沒人能接他班。他是這個組織的創立者，很多會員因敬重他而入會，但現在沒人有他這樣的威望和人氣。」這三四十年間，很多站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運動最前列的有威望的人士相繼逝去。有人感嘆，今天在日本友好團體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種領袖人物已成傳奇。

　　2013年11月25日，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辻井喬去世，享年86歲。這是七團體又一代表人物隕落。辻井喬是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他是 Saison Group(季節集團)的創立者，該集團包括百貨商店、鐵路等各種企業。喜愛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辻井喬還是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詩人。「今天的日中友好團體缺乏人才。」秋岡家榮對筆者感嘆說。秋岡先生出生於1925年，1967年至1972年任駐中國特派員，曾見過周恩來數十次。周恩來在公眾場合稱他「秋岡先生」，而在單獨會面時則稱他「秋岡同志」。上世紀90年代，在秋岡先生召集下，「日中友好99人委員會」成立。

　　這是一個獨立的友好團體，筆者曾多次參加該會會議，會員包括各界人士，從大學生到退休老人。秋岡先生回顧說：「在爭取恢復日中邦交運動時，日本各團體一致團結，結成統一戰線;但邦交正常化后，日中關係舞台從政治轉向經濟，人們開始關心怎樣賺錢」。在他看來，友好運動不應賺錢。秋岡認為，現在日中關係陷入僵局，但日中友好團體缺乏打開局面的力量。他說，邦交正常化后，日中友好隊伍沒有把注意力放在政治領域，沒有注意培養接班人。他說，今天日中關係出現問題，七團體議論最多的不外乎是呼籲日中首腦會談、首相停止參拜靖國神社等，但缺乏更廣泛的視野和更深入的議題。因為缺乏人才，嚴重影響友好團體對日中關係研究的深度，自然也就無法領導輿論。

　　筆者參加七團體活動時，較少見到中青年面孔。有一位友好七團體事務人員承認：「年輕人對我們的活動不感興趣，不願參加。」日中友好團體大多存在高齡化的嚴峻問題。交流中有人告訴筆者，日中友好團體普遍存在「宣傳不足」、「缺乏有活力的人才」問題。為吸引新會員，組織改革成為緊迫課題。

　　原伊藤忠商事中國總代表藤野文晤對筆者說，當年許多人參加日中友好團體，是因為他們反省戰爭，有贖罪意識，但當下一代缺乏這種意識。藤野說，上世紀70年代，許多日本人對日中關係有危機感，但現在日本年輕人，都在為生活奔波。他們如果想做些什麼事業，會選擇NPO(非營利組織)形式，而不一定參加友好團體。

　　前田久男是現任西東京市日中友好協會副會長，協會現有40名成員，同時還有40名中國留學生會員。前田認為，日中友好團體缺乏經費並非重要問題，一個組織是否能搞活，還要看它是否有具有活力的「關鍵人物」，而且必須要有熱情。立足草根，是前田的特色。他組織的日中友好交流偶有名流出席，但更多的參與者是退休老者、家庭主婦和學生。前田有一次打電話給筆者，說要為一位訪日中國學者餞別，地點是靠近東京JR日暮里車站一家普通居酒屋。那天約有十來人參加，有中國留學生，還有普通日本人，其中一些人平常很少接觸中國人，但他們都很喜歡這樣的聚會。前田經常組織這樣的聚會，並享受其中。儘管中日關係嚴峻，但草根間的交流氛圍很親切。筆者還認識一位開茶藝店中年女性，曾跟隨丈夫到中國常駐，並取得中國茶藝師資格。她在日中友協中非常積極，中國學生舉辦漢語義塾，她也熱心協助宣傳。

　　堅定信念支撐友好團體

　　與40年前相比，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生的變化，中國與世界的接觸也在變化，這其中包括日本。現在，有15萬日本人長期住在中國，同時也有70 萬以上中國人長期居住日本。另外，還有十多萬中國人加入日本國籍。每天有2萬以上人員往來於中日之間。上海已超過紐約，成為日本人在海外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兩國國民存在大量通婚情況，兩國國民通婚的第二代也成長起來。對日本來說，中國是最大的貿易夥伴，對中國來說，日本則是第五大貿易夥伴。中日彼此經濟、人員往來，必然帶來雙方交往渠道多元化，交往層次更加豐富。中日經濟、社會的變化，造成日中友好組織地位的相對化。在中國信息匱乏時代，日中友好團體可從中方獲得信息，可與中方高層接觸。今天，日本各種組織都與中國保持廣泛接觸，日中友好團體的橋樑作用下降。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重視與日本財界交往。目前，中方也希望藉助日本財界力量改善中日關係。從日本政治構造看，日本財界與自民黨、官僚形成堅固的同盟，但現在財界與執政黨、官僚的聯繫已然削弱。其實在對外關係領域，財界易受右翼、狹隘民族主義勢力攻擊，因此比較小心翼翼，盡量迴避危害。最近兩國政府關係惡化，中方學者提倡民間交流，重提「以民促官」，財界固然是民間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有溝通能力。但另一個方面，財界對社會輿論的影響程度，仍值得考察。

　　40年前，日中邦交正常化運動內部，存在一種堅定信念，形成強大的輿論場。西忠雄對筆者說，建交前我們搞日中友好，是有生命危險的。今天，日中友好團體同樣面臨壓力。因為在日本，「中國威脅論」如同空氣一樣瀰漫。面對強大壓力，日中友好團體處境困難。

　　近年來日本社會民族主義抬頭，在這種壓力下，一些與中方接觸較多的人士的言論被認為「媚中」，易受極端民族主義者輿論攻擊甚至身體威脅。 2006年8月，現任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加藤紘一在山形縣的老家住宅及辦公室被右翼團體幹部放火燒毀，嫌犯被捕后供述，其動機是要「抗議」加藤批評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

　　「朋友還是越老越好」。日中友好運動的前輩，至今仍對周恩來、廖承志的外交風格記憶猶新。他們細緻入微又充滿親情的交往模式，留下大量感動。在筆者看來，半世紀前的中國外交，今天仍值得重溫。中國國際地位提高，需要處理的國際事務增加，但對日本民間人士，對那些老友，我們是否也應一如既往給予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