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毛澤東

作為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領袖，毛澤東給我們留下了諸多精神遺產，博覽群書、學以致用可謂其中之一。毛澤東常說：「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他們封了我許多頭銜，這個『家』，那個『家』的，我只承認兩個。一個是『導師』，因為我年輕時是個教書的，再一個是『書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書』。」
有志於學 樂此不疲
「我八歲起，就在本鄉的一個小學校里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時候。每天清晨和晚上，我在田裡作工。白天就讀《四書》。」毛澤東在自傳中寫道。他早年主要接受私塾教育，從《三字經》《百家姓》等傳統普及讀物入門，逐步點讀《四書》《五經》。毛澤東熟讀經書，卻不喜歡這些內容，倒是熱衷閱讀中國古代的羅曼史，「尤其是關於造反的故事」。《岳飛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西遊記》等被老師視為不正經的舊小說，毛澤東曾在課堂上用經書課本掩蓋著閱讀，許多故事還能背誦。
13歲那年，毛澤東離開小學，「開始在田中做長時間的工作，幫僱工的忙，白天完全做著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親記賬」。勞作之餘，毛澤東「找到什麼書都讀」。因父親反對閱讀經書以外的「閑書」「雜書」，他不得不「擁被夜讀」「蒙窗偷讀」，以免被發現。
有一次，毛澤東讀到《盛世危言》一書，深受啟發。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幾次提到這本書對他的影響：「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作者(鄭觀應)是個老的改良主義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復學業的願望」。
1910年秋天，讀書心切的毛澤東啟程前往湘鄉高等小學堂求學。湘鄉離韶山約50里路程，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出遠門。臨行前，他在父親每天必看的賬簿里夾放了一首改寫的明志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在湘鄉，毛澤東對康有為、梁啟超有關維新變法的著作愛不釋手，對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讀了又讀，直至成誦，逐漸養成了「讀報」的癖好，以致後來他常說「一天不讀報是缺點，三天不讀報是錯誤」。
此後，幾經輾轉，毛澤東來到省城長沙。在省立圖書館，19歲的毛澤東有過歷時半年的自修經歷。「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我僅僅休息片刻，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圖書館里一直閱讀到閉館的時候。」毛澤東後來形容自己就像牛闖進了菜園，嘗到了菜的味道，拚命地吃。期間，他潛心研讀了《原富》《民約論》《法意》《物種起源》《天演論》等書，接受到近代啟蒙教育。
在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期間，毛澤東仍以自修為主，「從早至晚，讀書不休」。晚上學校規定的自習時間不夠用，他回到宿舍繼續攻讀。宿舍吹號要熄燈了，他就自備一盞燈，坐在床上看書，有時通宵達旦。有一次掌燈失火，燒著了同學蚊帳，毛澤東為此被學校記大過一次，但他並不在意，依舊秉燭夜讀不誤。為了培養隨時隨地都能專心讀書的能力，毛澤東到學校的後山妙高峰上「靜中求學」，或者到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的城門口「鬧市讀書」：時而朗讀，時而默念，旁若無人。
毛澤東曾多次表示：「讀書治學沒有什麼捷徑和不費力的竅門，就是一要珍惜時間，二要勤奮刻苦。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毛澤東深諳持之以恆的道理，他曾改寫了一幅古人的自勉聯：「貴有恆，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無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在毛澤東一生中，無論戎馬倥傯、轉戰大江南北，還是日理萬機、處理內政外務，一有空閑，他基本都把時間用來讀書。古人讀書、作文有「馬上、枕上、廁上」之說，毛澤東同樣如此。長征途中，毛澤東患病躺在擔架上讀馬克思列寧的書，自稱「是在馬背上學的馬列主義」;利用上廁所的時間，他把《昭明文選》《智囊》等古籍陸續看完了。即使理髮，毛澤東照樣攻讀不誤，他還不忘跟理髮師開玩笑：「你辦你的公，我辦我的公，我們互不干擾。」
古今中外 兼收並蓄
毛澤東一生與書為伴，古今中外，涉獵廣泛。青年時代，毛澤東就主張丈夫要為天下奇，交奇友、讀奇書，先博而後約，「庇千山之材而為一台，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這樣才能「取精用宏，根茂實盛」。
據統計，毛澤東藏書約1萬種10萬冊，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的圖書館。其中既包括《資本論》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等典籍，也涵蓋《魯迅全集》《茶花女》等中外文藝作品，同時不乏書法字帖、地理圖冊甚至連環畫。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曾多次訪華，他回憶毛澤東接見尼克松總統的書房，「看上去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全能領袖的會客室」。美國哈佛大學羅斯·特里爾在其所著毛澤東傳記中寫道：「20世紀中期沒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領導人——甚至連戴高樂都不例外——像毛澤東那樣讀那麼多書。」
早年為搜集圖書，毛澤東可謂煞費苦心。有一次部隊打了勝仗，毛澤東問身邊工作人員，有什麼戰利品。旁人忙把從前方送來的香煙遞了過去，毛澤東說：「不是這個，我要的是書……」毛澤東想讀《水滸》時，問士兵有沒有繳獲，結果小戰士提了個「水壺」回來，鬧了笑話。毛澤東事後專門討論過此事，強調開卷有益，鬧革命不讀書不行。當戰士們為他找到《三國演義》藏書時，毛澤東難掩興奮：「這真是拔開雲霧見青天，快樂不可言。」
在那些烽火歲月里，每攻城略地，毛澤東都會派人搜集書報相關資料，以便參閱。1932年，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毛澤東得到一批書，其中包括列寧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如獲至寶。他還寫信給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人，請對方代為訂購《孫子兵法》《大眾哲學》等書報刊。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一度提議要把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在解放前出版的所有圖書都給他配備齊全。每次外出考察，毛澤東都要開列書目，帶書隨行，有時數量達十幾二十箱之多。每到一處，他還要向當地的檔案館、圖書館索借方誌等資料。為了方便毛澤東借書，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特意給他製作了編號第一的借閱證。毛澤東從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等館借閱的圖書，種類數以千計。
點畫圈閱 隨手旁批
毛澤東大多基於閱讀學習的目的而藏書、借書。徐特立是毛澤東學生時代的老師。「不動筆墨不讀書。」這是老師傳授給學生的經驗，毛澤東深以為然並躬行實踐。
毛澤東讀書喜歡用削得細尖的鉛筆或朱、墨、藍色筆作批註。他讀過的書，天頭、地腳、頁邊、中縫隨處可見個性化的閱讀符號，如問號、圓圈、豎線、橫線、波浪線、三角、斜杠、方框、點、勾、叉等。《倫理學原理》一書為德國康德主義者泡爾生所著，蔡元培翻譯，總計約10萬字。毛澤東讀後，寫下了1萬多字的批註。如讀第4章「害及惡」的批語中，他批有「聖人者，抵抗極大之惡而成者也」之句。有些字跡細小如點，需要放大鏡才能看清楚，朱、墨色圈點、勾畫標記遍布字裡行間。
點畫圈閱、隨手旁批記錄了毛澤東的讀書觀感、思索軌跡。凡他認為原著中文字優美、論述精闢的地方，都密加圈點，寫上「此論頗精」「此言正合吾意」等批語，對那些錯誤或不確切文字則划杠、打叉，加註「不通」「殊未必然」「定然無異」等語。讀《聊齋志異?白蓮教》，毛澤東批道：「表現作者的封建主義，然亦對農民有些同情。」讀「初唐四傑」之一王勃的詩，毛澤東認為：「這個人高才博學，為文光昌流麗，反映當時封建盛世的社會動態，很可以讀。」毛澤東還常記讀書筆記或與友人交流讀書心得。讀了曾國藩家書、日記后，他寫信與友人：「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在毛澤東眼裡，曾國藩與范仲淹一樣，是「辦事而兼傳教之人」，實現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即既建立卓越功勛，道德文章也垂範後世。在早年的讀書筆記《講堂錄》中，毛澤東常摘錄曾國藩語錄，如：「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只問耕耘」。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溫故知新 針對問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對於讀書，毛澤東認同「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精思子自知」，有道是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研讀李達《社會學大綱》時，毛澤東「讀書十遍，批註萬言」。1938年2月1日，他在《讀書日記》中寫道：「二十多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看李達的《社會學大綱》，1月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辯證法，從1-385頁。今天開始看第二篇，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387-416頁……」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毛澤東對《紅樓夢》情有獨鍾，各種版本的《紅樓夢》及相關研究著作，他大多搜集並閱讀過。毛澤東曾指出，《紅樓夢》「要看五遍才有發言權」。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期間，毛澤東對賀龍等人說：「中國有三部名小說，《三國》《水滸》《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不算中國人。」與《紅樓夢》類似，屈原的作品同是毛澤東的舊好，尤其是《離騷》，百讀不厭。在一封信里，毛澤東寫道：「我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毛澤東好讀書，求甚解，每會意，欣然忘食，都是常有之事。
毛澤東讀書有時出於愛好，如多次圈點柳宗元文集，李白、李賀、李商隱詩集等，更多時候，他讀書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往往為了解決某些具體問題。毛澤東曾說：「馬列主義的書要經常讀，當然不必一律精讀，而是一遇到實際問題，就去請教馬列主義，時常翻閱，從理論上進行分析。」「《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100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
無獨有偶，在談學習《反杜林論》的體會時，毛澤東表示：「讀書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實際問題。不解決問題，讀書幹什麼。」抗日戰爭初期，迫於抗戰形勢分析需要，毛澤東研讀過《戰爭論》，並從蕭勁光處借來《戰役問題》和《戰鬥條令》，為寫作《論持久戰》等作品進行理論探索。為了探索社會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毛澤東大量閱讀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書籍。為研究宗教問題，毛澤東還廣泛涉獵《金剛經》《六祖壇經》等典籍。
青少年時期，毛澤東喜歡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隨著閱歷的增長和開展工作的需要，他逐漸認識到自然科學的重要性。1941年，在寫給兒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毛澤東告誡他們：「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開幕前夕，毛澤東與人同游天壇，他告訴隨行的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張元濟：讀過商務出版的《科學大綱》，從中得到很多知識。
新中國成立后，科學建設的任務逐漸突出，毛澤東對自然科學的關注也更為深入。1958年9月，毛澤東與張治中等人外出視察。在列車上，張治中發現毛澤東在看冶金工業方面的書，他感到很詫異。毛澤東的回答是：人的知識面要寬些。20世紀五六十年代關於遺傳學問題、機床設計發展戰略的大討論，毛澤東都給予極大關注，對報刊上發表的相關文章有過批閱。與此同時，毛澤東系統研讀過農業、土壤、物理、化學等方面的著作，搜集有《化石》《動物學》等科普雜誌。氣象學家竺可楨曾把《物候學》等著作送給毛澤東參閱，地質學家也為毛澤東趕寫整理出《天文、地理、古生物》文集。蘇聯發射衛星后，毛澤東又讓人找來火箭、人造衛星、宇宙航天相關的通俗讀物。
毛澤東善於用哲學原理來分析自然科學問題。他從《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誌上讀了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關於「基本粒子可再分」的文章后，非常認可其觀點，斷定原子、分子在結構上還可細分下去，並從《莊子》中尋找類似依據：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一斷定事後得到科學證實。為此，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拉肖在國際會議上曾提議，把夸克、輕子等更為基本的物質稱為「毛粒子」，以紀念毛澤東。
批判吸收 古今類比
毛澤東常引用「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句話，強調讀書不要盲從，需獨立思考、批判吸收。早在青年時期，他讀書就有了「四多」的習慣——多讀、多想、多寫、多問。
1958年，劉少奇以唐代詩人賀知章《回鄉偶書》一詩作為古代官吏禁帶家屬的例證。詩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毛澤東認為不妥，於是翻閱了《全唐詩話》《舊唐書》等查證，結果發現賀知章傳中並沒有禁帶家屬的記載，並推斷作者之所以「老大回家」、沒帶家屬，可能是妻子早已亡故。為此，毛澤東專門寫信給劉少奇探討，並送去載有賀知章傳記的《舊唐書》分冊。
毛澤東讀書，一方面「我注六經」，一方面「六經注我」，常有妙論。他認為《金瓶梅》反映了宋代的經濟情況，「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他用《水滸》現身說法要克服「山頭主義」。他還把孫悟空大鬧天宮與整風中反官僚主義聯繫起來，並為商紂王、秦始皇、曹操等人翻案。毛澤東認為紂王統治時期的商朝是當時最富強、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隸制國家，但他寵愛妲妃、剖心比干，由此得了「大暴君」的惡名。實際上，紂王能文能武，曾親率大軍東征夷人，保衛了商朝在東南方的安全，並逐步使中原文化發展到東南，為歷史演進作出了貢獻。毛澤東有一次與林彪談話時，特意引用了《論語·卷十九》中子貢的一句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即紂的不好之處，並不像人們所說的這麼厲害。秦始皇掃六合、並天下、書同文、車同軌、開郡縣，堪稱千古一帝。至於「亂世奸雄」曹操，毛澤東認為他雄才大略，「結束漢末豪族混戰的局面，恢復了黃河兩岸的廣大平原，為後來西晉的統一鋪平了道路」。
毛澤東歷來反對死讀書，反對「本本主義」，「讀書，鑽不出來的是蛹，鑽出來的是蝶」。他之所以出口成章、著作等身，這與讀書成癖、活學活用的習慣不無關係，正所謂「書痴者文必工」。在毛澤東的文章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論斷源自《尚書·盤庚上》：「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新民主主義論》中「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語出自韓愈《原道》。形容國際形勢大勢，毛澤東借用《紅樓夢》之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為了闡述生死大義，毛澤東由司馬遷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引申道：「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他還用「阿Q」來嘲諷對手：「蔣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佔領了延安，他就以為自己勝利了。但實際上只要他一佔領延安，他就輸掉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