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騎兵的淵源、發展及其特點（上）

中華五千年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兵馬俑二號坑和陝西咸陽塔爾坡秦人墓葬中發現了秦最早的騎兵俑和騎馬俑。二號俑坑內發現的一批騎馬俑群，計有陶鞍馬116匹，每匹馬前立有騎兵俑一件。馬背上雕有鞍韉，頭上戴著絡頭、銜、韁。騎兵俑一手牽馬韁，一手作提弓狀。俑和馬的造型準確形象逼真生動，把秦始皇時代騎兵形象生動展現在人們面前[1]。塔爾坡清理戰國的秦人墓葬384座，其中出土了2件騎馬俑，這是我國古代目前發現最早的騎馬俑[2]。有人還從這2件騎馬俑的姿態與裝備分析，認為它們應是戰國秦國材官騎士或騎士俑的形象[3]。故筆者以此為最新考古資料，結合有關我國古代騎兵的文獻和考古學資料，並在一定範圍內參考前賢的研究成果，對秦騎兵作進一步的論述，錯誤之處，祈請方家給予指正。

一、秦騎兵的淵源

恩格斯在《騎兵》一文中指出：「馬匹用於乘騎和軍隊編有騎馬的部隊，自然首先發生在那些自古以來就產馬，而且氣候和有青草適於馬匹生長的國家。」[4]在探尋騎兵淵源時，我們不能不首先考慮到游牧民族。他們應是馬匹的飼養者，又是騎馬術的發明者，因為他們習慣於馬上生活與戰鬥。騎馬術的發明一般認為是生活在歐亞草原上的斯基泰人——薩爾馬提安人、匈奴人和其他圖蘭人[5]。希羅多德的《歷史》記載公元前6世紀的斯基泰人、薩爾馬提安人已有騎兵。考古發掘說明亞述帝國在提格拉特帕拉三世(前745—前727)時也有騎兵。有人據此認為騎馬術源於西方，匈奴人是從西方學來。但是杜牧注《孫子》說：「黃帝險於蚩尤，以中原車徒，制戎翟騎士。」[6]董說由此引申說：「乃知單騎之兵出於戎狄。」所謂狄，據民族史研究表明，是阿爾泰語系tengri的音譯，意為天[7]。他們是匈奴人的先輩。又據《管子。小匡篇》記載，周惠王十三年(前664，齊桓公「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寇指北狄，北狄是春秋時代泛指匈奴的總稱[8]。這兩則史料至少說明匈奴先輩的騎兵，與斯基泰人、薩爾馬提安人騎兵同時產生，甚至比他們還早。同時考古資料也證實，在甘肅河西走廊、酒泉敦煌地區，自古就是氐、羌、大月氏、突厥、匈奴、鮮卑、回鶻等游牧民族居住生息之地。沿河西走廊的山峽山崖上有大量原始先民雕刻的岩畫，如永昌北山岩畫、甘南榆木山岩畫、嘉峪關黑山岩畫等。這些岩畫中有大量遠古先民的狩獵圖和作戰圖，有獨人持弓箭獵殺野獸的；也有數名獵手持弓箭圍殺野獸的；還有騎士挽弓獵殺的。據考古學家們的初步研究，認為這些岩畫刻於4000至1萬年前，是遠古游牧部落先民的文化遺存[9]。又如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東部的昭烏達盟寧城縣南山根夏家店文化上層第3號石槨墓中發現一件「騎兵獵兔銅扣環」[10]，「環外鑄有兩個騎馬人像，其一馬前鑄一奔兔」，是一件獵人逐兔的生動造型。據碳十四測定，其上限最早可早到周初或殷末。這些有關騎馬文化考古資料出土地均在我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動範圍。所以《左傳》上說：「翼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

匈奴是我國古代北方的一個游牧民族，其先民與其他游牧民族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構成了我國「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11]，在繼細石器文化之後，我國北方草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動物紋飾的青銅器物群，這習慣上稱之為「鄂爾多斯式銅器」，其中表現草原游牧民族騎士生活的馬具和各種武器非常豐富。例如鄂爾多斯發現了2件銅馬飾，一件為銅馬，馬上飾有馬鞍；另一件為武士騎馬銅飾[12]。這2件銅飾被考古學家認為是西周或春秋時期北方戎狄族文化的典型遺存。再如在寧夏西吉縣和固始縣發現了一批「銅人騎馬飾」「鞍馬銅飾」。這批文物年代，據考古專家考證，上限不會逾越西周，下限當在春秋晚期，也為戎狄遺存。史載匈奴「人不馳弓，馬不解勒」[13]。騎馬射箭是他們的特長，「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關於我國中原地區騎兵的出現問題，目前學術界看法不一。傳統看法認為，古代中原騎術是從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開始的。但這種說法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爭議。殷代甲骨卜辭中的「馬乎(呼)、(禽)」，於吾省先生釋為「惟命騎射，可以擒獲」，從而認為騎術或單騎在殷代「業已盛行」[16]。《詩經。大雅。綿》中的「走馬」一辭，顧炎武釋為「單騎之漸」。春秋時，晉大夫子旃曾以良馬二，供他的叔夫與兄弟做單騎，救了他倆。鄭大夫子產聽說諸大夫想殺公孫黑，忙從外地乘單騎而歸，魯大夫左師展也想乘單騎從齊回國。可見，春秋時期已有單騎的習慣。春秋史料中也出現中原各國騎兵的記載，如《韓非子。十過篇》記載，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秦以「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為晉君」。這裡的「疇騎」一般認為就是騎兵。又例如，與秦穆公同時代的晉文公在伐鄴時也用了騎兵「賞其末則騎乘者厚，賞其本則臣之郤虢。」[16]這裡所說的「騎乘」絕不是一般的騎馬者，顯然是騎兵。秦人早就以養馬著名，直至周代還是一個以畜牧為主的民族，主要是牧馬。《史記。秦本紀》說：「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又說：「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之後：「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馬卯馬耳耳之駟。」直至周孝王時「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秦地處西北，長期與戎狄雜居，被東方各諸侯國視為戎狄，排斥於華夏之外。善於養馬御馬，這就為騎兵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從秦仲時起，秦與戎族的戰爭一直未斷，連秦仲都被戎狄所殺。秦人為了對付戎狄，學習戎狄胡服騎射是很正常的。周平王東遷后，戎狄大量內徙，西周古地成為雜居區，秦國經過長期對戎狄戰爭，不斷融合戎狄人。《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惠文王)十一年，縣義渠。……義渠君為臣。」所以說秦率先在中原發展騎兵也不是偶然的。晉文公時為了對付北方狄人的騎兵侵擾，建立自己的騎兵亦是可能的。騎兵之所以在中原出現晚，首先，殷周中原是一個農耕民族，其社會的組織形式是一個具有保守性的農村公社制度，沒有為大規模的騎兵的出現提供必要的社會物質條件。當時戰爭是規模小，時間短，機動性差的「結日定地」進行決戰形式。其次，中原地區氣候和地理環境不出產騎兵使用的良馬。「內郡人眾，水泉草不能相贍；地勢濕濕，不宜牛馬」[17]。僅有馬匹也因長期挽駕馱載，品種退化。再次，中原非游牧民族素乏騎馬習慣。騎兵要求有高超的騎馬術，這對中原那種「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是培養不出好騎手的。雖然殷周時代中原地區已有單騎和騎兵的出現，但這始終未能轉化為大規模的騎兵部隊。而轉變的契機是對緣邊游牧民族的交流。總之，春秋是我國歷史上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變革時代，而且也是民族大遷徙、大紛爭、大融合的偉大時代。「華夏」是與「戎狄」「夷狄」「蠻夷」「諸戎」對舉相應產生的。總之，中原各國騎兵的出現不能不與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有關。

二、秦騎兵的發展

中原地區騎兵在戰國時有了進一步發展，這時由於農村公社瓦解，民兵製為常備軍制所取代，大規模野戰和圍城戰的頻繁發生，要求部隊具有快速、靈活和突擊性，這就促進了騎兵的迅速發展。戰國初期的《吳子》，不僅論述到騎兵問題，還專門談到戰馬的飼養、使役問題。戰國初期的《墨子》也談到騎兵，說「車為龍旗，騎為鳥旗」。從出土文物也可形象反映出戰國時期騎兵有了進一步發展。陝西咸陽出土的兩件戰國騎馬俑據簡報上稱：「(兩件泥質灰陶俑)皆為公馬，……馬頭有朱彩畫的絡頭，在頸的兩側各有朱繪兩條轡繩。……俑頭戴寬折沿帽，……身穿交領左衽短褶，下著短褲，腳登長筒靴，兩手半握，左手前伸似在牽轡繩，右手下垂似執一物，木質已朽不清，兩腿前屈騎於馬背上。」簡報上將這2件騎馬俑時間定為「戰國時期前段，即秦惠王至秦武王時期。」[18]這2件騎馬俑是我國古代中原地區出土最早的騎馬俑形象，對探討秦國的騎兵發展史提供了新的資料。這2件騎馬俑是一位低級軍官墓主墓中的隨葬，不可能反映出當時秦國騎兵的實際情況，但也顯露出戰國秦騎兵的一些蛛絲馬跡。

公元前305年，趙武靈王為了對付北方的匈奴和西邊的秦國，決心整軍經武，學習胡人穿短裝、習騎射之長，克服中原人寬袍大袖、重甲循兵只善車戰之短。胡服適應騎馬射箭的靈巧動作，這就將原來雙襟交輸於背，寬袖、長襦的中原服裝，改為雙襟交輸於胸前右側，緊袖高領的上衣。這種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軍服，窄袖短袍，皮靴革帶，既耐寒又舉止靈活，便於騎馬射箭。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實現，在我國騎兵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他不僅使趙軍的戰鬥力為之迅速提高，而且使掌握騎射技術的由原來的匈奴等游牧民族進一步擴大到中原各國。與此同時，戰國各國亦先後擴展或建立了強大的騎兵隊伍。在戰國七雄中，擁有騎兵最多的國家是與西北戎狄毗壤的秦、楚、趙三國，各擁有騎兵萬匹，其次燕國和魏國，亦分別有三千匹和五千匹。這個時期，中原各國騎兵數總不下五六萬匹，這是一支龐大的騎兵隊伍。此時還出現許多成功地運用騎兵配合步兵、車兵作戰的典型戰例，秦趙長平之戰時，「秦騎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后，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19]。騎兵為「一軍」獨立編製，單獨執行任務，對戰局勝負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配合主力全殲趙軍四十萬人。這個戰例從一個側面也可旁證出秦國騎兵並不比趙國弱。

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中的千餘件兵馬俑是守衛秦都咸陽部隊的模擬。在秦始皇陵二號兵馬俑坑中發現116件騎兵鞍馬俑，這116件騎兵俑不僅完全是按當時騎兵形象塑造的，而且數量也是咸陽秦墓出土的騎馬俑68倍。這至少證明在戰國後期騎兵早已成為秦的獨立兵種，但比起戰車來講，還處於次要地位。二號俑坑發現的這116件騎兵俑是這樣排列的，其中108件騎兵俑，排列在二號俑坑左側的一個縱長方形騎兵軍陣，縱為三路縱隊，橫看一列橫隊。第一排為戰車3乘；第二排為3組騎兵，每組4騎；第三排為戰車3乘；第四排至十一排為騎兵，每排3組騎兵，每組4騎，共108騎。另外在二號俑坑末尾的殿軍部分，有兩組騎兵，每組四騎，共8騎。這116件騎兵俑的分佈情況，我們可以推測秦代騎兵排列最少有三種，一是車騎混編；二是騎兵單獨列隊；三是殿後的游騎機動[20]。這也說明戰國時期騎兵已作為步兵的輔翼力量，配合車、步深入長驅，絕敵糧道，追擊敗兵，或襲擊敵人之兩翼，或掩襲敵之前後，已成為當時一支最活躍的軍事力量。

二號俑坑出土的騎兵鞍馬俑製作形象逼真，反映出秦國強大騎兵居七國之首。秦國之所以能夠保持強大車兵和騎兵，這與養馬業始終在秦人的經濟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分不開，也與秦人不斷與戎狄交流有關。李斯諫逐客，認為會使「駿良睼馬是不實外廄」[21]。睼馬是是秦從游牧族北翟引進的良馬。戰國時，「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睼后，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22]。秦王嬴政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採取了發展的政策。規定：百姓有貲贖責(債)，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馬若一牛，而欲居者，許。」秦王朝建立后，在全國建立起一整套馬政機構並頒布了有關的法律政策，中央九卿之一的太僕是主管馬政的最高官吏，其下設丞2人為副手。京師咸陽附近有若干官馬機構，如大廄、左廄、中廄、宮廄等。這些廄飼養的馬匹，除供宮廷使用外，大部分具有軍事意義。在西北游牧區設「六牧師令」，每牧師令領有若干牧場，主要牧養軍馬。京師官廄及邊郡牧師均直屬太僕領導。另外還有各地郡縣管理飼養軍馬的苑」。所以張良勸劉邦定都關中「關中北有胡苑之利」[24]。這樣就保證了秦車兵和騎兵對軍馬需要的物質基礎。秦之所以能夠統一六國，這也與秦重視養馬業和發展騎兵有關。

騎兵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