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現代人關注政治，但淺薄與情緒化見解太多

   2012年08月07日 02:45   鳳凰網

　　北戴河來了老部長

　　很少有人能像王蒙這樣，曾於仕途位至部級但公眾仍更看重其作家身份。令人感慨的是，作為一個有「文學癖」的作家，卻又偏偏經歷了數不清的政治運動。他的經歷折射了那一代中國文人的命運

　　本刊記者/陳濤(發自北戴河)

　　「這麼大歲數了，沒有像我這樣有肌肉的吧。」在北戴河「政協浴場」的海灘上，王蒙將雙臂交叉於胸前，對記者亮了下肌肉。他戴著黃色泳帽，穿著黑色泳褲，左手拿著一個藍色的泳鏡。

　　戴上泳鏡，王蒙就直接撲向海里，越過在淺海套著救生圈的年輕遊客以及撲騰著水花的孩童。

　　這天下午，風浪很大。78歲的王蒙說，「再大的浪我都見過。」

　　政治和文學這兩個「風浪」交織於他的人生。

　　他承認自己「非常政治」「非常文學」。不到15歲就成了地下黨員，20歲出頭以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一舉成名，但隨後被打成「右派」，政治運動的時代過後，王蒙雖著述頗豐又身居高位擔任文化部部長，但官場和文壇的大事小情總讓生活無法消停。他給自傳的一部取名《半生多事》，一半自嘲，一半寫實。

　　「我要跟你講政治。」今年夏天，王蒙出版新書《中國天機》，這句話印在腰封上，白紙黑字。

　　「如果我不寫，也不會有別人寫這本書，我有義務跟讀者講講政治。否則，就對不起時代，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對不起中外友人。」王蒙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庸/響動

　　湖南作協主席的唐浩明說，「王蒙本身就是一部文學史。」

　　對於這種說法，王蒙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也談不上，當然現在來說，我經歷過的事情也比較多。」他喜歡用這樣婉轉的方式回答問題，比如對於「紅歌」「國學」的看法。就像他自己也所說過的，「我並不否認我的中庸對一切都不抱幻想。」

　　「文學史」得有作品，王蒙有「乾貨」。他的創作已有60年歷史，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些作品「有一定的響動」。

　　「到現在為止，我的寫作還在積極地運轉著。相對於其他作家，有的人是前段寫，後面一段不寫了，也有的從新時期開始寫。從時間長度上他們不好跟我比。」王蒙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新書《中國天機》在近期又開始「響動」。他認為，當今人們對政治的熱情和關注日益增加，但是淺薄與情緒化的見解太多。「再有一個，我是以寫小說為主，政治見解有時候被一些讀者被一些朋友解釋，但解釋往往簡單化。所以，與其讓別人解釋，還不如我自己來說個痛快。」王蒙說。

　　事實上，近年來他也未中斷過對政治、社會、文化的關注和發聲，《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文匯報》上都有他的專欄。他說，「我有巨大的政治責任感，因為首先我自幼就熱衷政治，有革命政治的童子功；第二，作為一個接地氣的人，我從基層的團委、人民公社幹部都當過，還當過中央委員、政協常委；第三，我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被提拔過，被毛主席多次點名，也被打入過歷史的另冊；另外，我還去過境外六十多個國家，也見過國外諸多國家領導人，有一些交流經驗。」

　　在他看來，這是《中國天機》的出版緣由。

　　2011年夏天，王蒙在位於北戴河安一路的中國作協「創作之家」休養，著手創作該書。從十多年前開始，他每年夏天都會到此避暑。王蒙笑著說，「北京那個熱天，即使開著空調，我都有點頂不住。」在「創作之家」的會議室里，王蒙又移到離空調較遠的椅子上坐著，空調太冷他也「頂不住」。

　　在「創作之家」，從安保人員到管理層，他們對王蒙已經很熟悉，都叫他「部長」。在位於北戴河康樂路的「政協浴場」，管理人員和救生員也很熟悉「部長」，王蒙每天下午三點過都會來游泳。

　　仕途/文學癖

　　在海里暢遊了20多分鐘，王蒙上岸了，皮膚黝黑的救生員很快拿著一條浴巾披在了王蒙的肩上。王蒙精神十足地說，「海水有點涼。」

　　之前，在海里，他一會仰泳，一會蛙泳，游到了最外圍的安全浮漂邊上，黃色的泳帽在浪中一起一伏，已經遠得若隱若現。「今天的浪很大，部長平時游的時間更長一點，以前這個點他還在海里呢。」浴場的工作人員說。

　　20多年過去了，「部長」的稱謂還在。從1986年4月至1989年9月，「我擔任文化部主要領導職務三年
零五個月」。上任部長那年，王蒙出版了小說《活動變人形》，反思現代知識分子在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下的心靈衝突，被譽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變形記」。

　　該小說多次入圍茅盾文學獎，但王蒙至今也未獲該獎。

　　「其實對《活動變人形》的爭議並不多。」王蒙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那段時間沒有評上，後來又不斷提出來，因為『茅獎』有可以補評以前作品的規定，但實際操作，作協的領導往往不想補評，怕引起別的問題。」他還舉例說張煒的《古船》，也遇到同樣情況。

　　事實上，王蒙本人也是作協的「主要領導」，從1986年至2006年擔任副主席。

　　還有傳言，王蒙也曾被提名過諾貝爾文學獎。「諾獎的提名是一個說不太清楚的事情，它是封閉的，怎麼提名，怎麼評的什麼都不對外界公開的。」王蒙解釋說，「瑞典文學院在過去也給中國作協發過信，希望可以推薦。中國作協提名過巴金、丁玲等，另外國外一些大學，也有這種提名。我想，提過我也不足為奇，我說的主要是國外的一些機構。」

　　在政治和文學之間，王蒙說自己的「熱度」，顯然在後者。「與純粹的政治家的最大區別在於，我有文學癖好，我從來沒有追求過哪怕一星半點的『仕途』。」他說。

　　但如今，「想否認也不可能了，」王蒙說，「政治的本質不是別的，就是生活，就是命運，就是故事。」

　　保護/批評

　　「打入另冊」，王蒙這樣形容自己曾被戴了20年的「右派」帽子。所以，「再怎麼政治還是要有個鐵飯碗，有個吃飯的過硬傢伙。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我的生活出現了明顯的『拐點』，我寧願回歸到文學裡面討生活。」王蒙說。

　　1956年4月，22歲的王蒙寫了個短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9月發表在《人民文學》上。雜誌社的工作人員騎著摩托車將476元稿酬送到王蒙家裡，這樣的稿酬在當時「也夠驚天動地了」。

　　但很快《文藝學習》雜誌展開對該小說的討論，王蒙在《中國青年報》的編輯朋友也找來，說該文已經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相提並論了，要做好「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準備。次年2月，李希凡在《文匯報》發表了長篇文章，批評《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王蒙很快給周揚寫了封信，請求指示。主管文藝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叫了王蒙談話，說毛主席也看了那小說，不贊成將其完全否定，對於《人民日報》刊登的《香花還是毒草》，將王蒙打成「毒草」也很不滿意。「我那個小說，毛澤東前前後後講了六七次。」王蒙回憶說，「總的調子就是，一保護，二批評。」

　　王蒙雖然沒有當面聽到毛澤東的點評，但聽過錄音，「毛主席親口肯定，『王蒙有文采，有希望。」毛主席如此點評青年作家，「在當代僅此小王一人，」如今已是「老王」的王蒙回憶。

　　但在1957年，王蒙還是被定為「右派」，他也不知道過程和內情，「命中注定，難逃此劫。」在《中國天機》中，王蒙寫道。20年後他被平反。

　　王蒙也參加了當時諸多的批判會議，發過言，還寫過批評劉紹棠的文章，但未發表。

　　1957年7月至9月，中國作協召開黨組擴大會議，批評「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巴金、茅盾、老舍、曹禺、郭沫若、馮雪峰、許廣平都參加了。

　　「我永遠難忘老舍批評丁玲時的發言。」王蒙回憶。

　　多年後，王蒙還能模仿老舍的發言，「丁玲同志，您的思想是反動的。」

　　「整個運動是無法抗拒的，而且包括老舍在內，也沒有人能認清當時的運動是怎麼回事兒，就是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感覺。」王蒙說，「但是老舍有自己的個性和文化，他的文化表現為在於不管說什麼話，對於別人一定要說『您』，就是進行政治批判，就是扣帽子，也這麼說，讓人聽了特別哭笑不得。」

　　新疆/北京

　　「相對於其他老作家，你受過的苦不算嚴重吧？」記者問他。

　　「對，那當然。一切都是看比較，相對來說，我不算特別嚴重。」王蒙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一是我的工資沒有降，當時在北京我是87塊錢每個月，在年輕人里算非常高的。1963年到新疆，加上補貼，一下子變成124塊，開玩笑，那算不錯了。再一個，我沒有被毆打過，也沒有戴高帽子遊街，也沒進監獄。」

　　2006年至2008年，王蒙出版了「自傳三部曲」。第一部中記錄了他到新疆的詳細過程。去新疆是他主動申請調去的，甚至「極其興奮」，並得到了妻子崔瑞芳的支持。王蒙調到了新疆文聯工作。

　　「老王，千里為官只為錢啊。」一個從安徽到新疆的農民對王蒙開玩笑說。王蒙笑道，「大躍進之後，安徽的生活特別困難，他們聽說新疆好點，就跑來了。他意思說，你北京那麼遠都跑來新疆，反正就是為了錢嘛。我也沒法跟他解釋。」

　　通觀王蒙的作品年表，除了初到新疆時發表的散文《春到吐魯番》，直到1979年幾乎完全沒有其他作品發表。

　　「剛到那會兒，在《新疆文學》發表了零碎幾篇散文。後來，階級鬥爭越抓越厲害了。」王蒙回憶，在新疆時期並非一片空白，「寫是寫了，不能發表，而且我當時寫了部將近50萬字的長篇小說。」

　　事實上，今年夏天在北戴河，王蒙就在修改這部小說，預計明年出版。據他介紹，該書寫新疆維吾爾族的農民，伊犁的1962年邊民外逃事件，以及農村的四清運動和農民的生活。「這個長篇在『文革』當中不可能拿出去發表，『文革』以後，又覺得事過境遷了，和『撥亂反正』那個時代又有些矛盾，也不好發表。這樣一放，就30多年了。」王蒙說。

　　左傾/愛情

　　但王蒙並非只沉浸在舊時光中，他甚至願意去看看《失戀33天》《男人幫》這樣的影視劇，「各種現代建築，城市風光，汽車多了，霓虹燈也多了。另外，它們的共同點就是現在人們對愛情的態度，更務實一點，不那麼悲情了，不考慮你死我活那種勁兒了，不行就拉倒，還能怎麼辦。這也是更豁達和更健康的態度對待人生。」他說。

　　事實上，在自傳中，王蒙也曾寫過自己的愛情，在北京東四區委幹革命工作時認識的初戀崔瑞芳，日後成了自己的白頭到老的妻子。「今年最悲哀的是，老伴兒3月23日去世了。」王蒙沉重地說。

　　有太多的偶然性，包括王蒙最初幹革命工作，「一個人怎麼發展，是各種因素造成的。也可能後來有很大變化，也可能最後沒變化。」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日本投降，大家對國民黨抱的希望特別大。但是很快就失望了，貪官污吏什麼的。」王蒙回憶起自己的革命出發點及與政治的結緣。

　　當時，王蒙從五年級直接跳過六年級考上了北京市立三中。

　　民國時期中學有打壘球的傳統，三中有一個矮胖、愛笑的「體育明星」，專門打後衛的，王蒙還記得那是一個叫何平的高二學生。而王蒙自己剛參加了全市的演講比賽，是個「演講明星」。

　　一次在操場上碰面，何平問，「王蒙，你最近在看什麼書呢？」

　　王蒙說了幾本書名，但隨後他突然說，「我現在，思想左傾！」回憶起來，王蒙也覺得當時「非常奇怪」，「在國民黨時期宣稱自己思想左傾是有一定危險的。」

　　恰巧，何平是地下黨員，「他眼睛頓時睜大，高興得不得了，讓我上他家玩去。他家裡擺都是一些蘇聯小說，左翼的這些東西，還有上海出的一些罵國民黨的書，他們家變成了我的學習室。」

　　王蒙回憶說，「如果我不是偶然說出思想左傾，他不會那麼快對我『下手』，也不會對我宣傳共產黨的方針理論。想起來還挺好玩的。」那一年，王蒙11歲。★

　　(實習生鄭婕對本文亦有貢獻)

這和每個人的閱歷、知識、政治信仰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