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的文化反思2

在西藏上層心目中，「統戰」不過是貓玩老鼠，老鼠遲早要被吃掉。他們的離心離德是必然的。何況共產党進入西藏，已經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西藏社會方方面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於傳統的西藏社會都有可能產生整體震蕩和深遠影響。如中國政府給修路的西藏人發工資，就是對西藏社會延續了幾百年的烏拉徭役制的衝擊；讓西藏兒童免費上學，破壞了傳統的寺廟教育體制；訓練農奴出身的西藏幹部，則打亂了原有的社會等級秩序……這些事都對西藏上層構成挑戰。
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個貴族毆打了他的農奴，原因是那個農奴沒有提供貴族要求的烏拉差役。在傳統社會，烏拉差役是農奴無條件承擔的義務，貴族對拒絕烏拉差役的農奴進行懲罰是天經地義的。然而那個被打的農奴恰好已經被中共發展為「積極分子」，還在基層擔任不脫產的幹部。這使中共面臨一個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這件事顯然更符合「統戰」方針，但是會因此助長西藏上層的氣焰，使其進一步阻止底層群眾與中共的合作，同時也會使底層的「積極分子」心寒，疏離中共的事業；反之，處置打人的貴族，則是對西藏傳統制度的破壞，使西藏上層更不信任。這件事雖然不大，卻有典型意義，以至於如何處理這個事件，成為中共在西藏政策的試金石。結果是中共下令凡是當了其幹部的西藏人，從此不再服烏拉徭役25。
北京逐步認識到，以往的「統戰」並沒有換取上層的效忠，反倒失去了爭取群眾的可能。雖然「統戰」被它稱為「三大法寶」之一，但共產黨從來都靠群眾起家，失去群眾基礎等於是失去最大的「法寶」。與上層聯盟，除了一時節約經營西藏的成本，結果卻使它無論在上層或下層，都不能獲得堅定支持，也不能將西藏社會的上層和下層分化開來。而只要西藏社會的下層對上層依然保持傳統的效忠關係，一旦有一天上層社會反目，下層人民就會被裹挾地跟隨，形成全民族的反叛。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將因此始終無法獲得穩定的保證。
這一點在「西藏叛亂」中得到了證明。叛亂起於中央政府控制的藏區，首先是在康區和雲南藏區開始，然後擴大到青海和甘肅藏區。那些地區不受《十七條協議》的約束，因此1955年下半年在中國內地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擴展到那裡。改革威脅到那些地區上層藏人的傳統特權，使他們鋌而走險，成為暴動的發動者和指揮核心。但是為什麼本來可以從改革受益的下層藏民也大量卷進叛亂呢？就在於他們腦子裡只有藏人和漢人的概念，他們做為藏民族的一員，只能跟著民族上層投入到反對漢人的鬥爭。藏族社會有政教合一的傳統，還有相當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發揮指揮作用。對於藏人來講，以宗教名義發出的號召，以及僧侶、頭人的命令，一般是沒人敢於和能夠拒絕的。
民族和宗教兩面旗，任何時候都只能由民族社會的上層把持。而只要那兩面旗不倒，底層藏人就不可能得到有別的選擇，他們與上層的傳統關係也不可能分化瓦解，只能跟著他們世代為之效忠的上層社會捲入叛亂。對此，北京最終的結論是：「民族關係的根本改善，歸根結底要取決於每個民族內部勞動階級的徹底解放。」26——把這句充滿意識形態味道的語言翻譯成直截了當的意思，就是「統戰」路線的大轉彎，從此要把立足基點轉移到底層社會，要通過在藏族內部開展階級鬥爭去打倒上層社會，以及打倒被他們掌握的民族與宗教之旗。
1959年的拉薩事件及達賴喇嘛流亡后，北京接管了西藏政權，從此徹底地拋棄了西藏上層社會。
三、把民族分化為階級
拉薩的炮火一停，上萬名軍人、幹部組成的工作隊立刻奔赴西藏各地的農村牧場進行「民主改革」。工作隊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西藏進行了一次囊括全部人口的「劃分階級」。
打破藏民族的一體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階級鬥爭。如果不是以民族而是以階級劃分人群，哪個民族都有窮人和富人，都有壓迫和剝削，就應該是天下窮人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黑的烏鴉。一旦打起階級鬥爭的旗幟，共產黨就不再僅僅是漢人的政黨，而成為普天下窮人的領導者和代言人，從而就有了從民族與宗教旗下把西藏窮苦百姓爭取到自己一邊的可能。
工作隊最先著手的是引導西藏老百姓開展「訴苦」，然後是「挖苦根」，幫他們算帳，到底是「誰養活誰？」，引導他們討論「為什麼農民子子孫孫受苦受窮，而農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來就享福」、「藏政府是保護誰的，是為誰服務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問題27。進行這些討論的目的，就是要讓篤信天命的藏人認識到階級壓迫，及那種壓迫的不合理。
新的階級劃分與過去評價社會地位的標準完全掉了一個個──越窮的地位越高。那種顛倒被非常形象地形容為「翻身」。工作隊在最窮的藏人中發展了一批 「積極分子」，通過他們幫助工作隊開展工作和動員群眾，並以他們作為建立基層政權的骨幹。由於那些窮苦藏人大都沒有受過教育，把他們放到領導崗位引起人們異議。工作隊就組織討論「舊社會誰最有文化」、「誰最了解貧苦人」、「如果心不好，就是有辦事經驗，對窮人翻身有好處嗎」等28，逐步培養了一個忠誠的積極分子隊伍。
獲得底層人民支持是需要有實際利益的，那種利益就是剝奪上層社會，把原本集中於上層的財富重新分配，那除了可以博取底層人民的感恩戴德，還可以同時摧垮上層社會，消滅其製造反叛的能量。
共產黨以廢除勞役、均田分地、鬥爭「三大領主」等一系列措施，摧毀了莊園經濟和寺廟政治等傳統社會結構。在民主改革中，原屬西藏政府和寺廟的土地全部沒收，上層人士凡參加叛亂的，財產也予沒收。按照當時統計，西藏貴族和大頭人634戶，其中參加叛亂的462戶，佔73%29。對沒有參加叛亂的上層人士，採取贖買政策，即由政府出錢，把他們的財產買下來。所有被沒收和贖買的土地和財產都進行重新分配。
然而，爭取下層階級的信任和擁護，使其成為同盟，在西藏卻不象在中國內地那樣容易。例如在劃分階級的過程中，工作隊經常恨鐵不成鋼地發現，西藏老百姓的「階級覺悟」太低。牧民中的一些最窮者明明是在給牧主當僱工，卻不願意承認，他們寧願說自己是牧主的兒子、女兒、媳婦、愛人等。工作隊想把他們定為「牧工」成分──在新的階級序列中是地位最高的──他們反而不滿地反問：「強迫我承認是牧工是什麼意思？」30
西藏傳統社會有一個獨特之處：其社會雖然存在著階級，並且階級分化達到了相當水平，但就總體而言卻很少有階級鬥爭。連那些按照「階級鬥爭為綱」歷史觀所寫的西藏近代歷史，都很少找得到關於階級鬥爭的描述。西藏歷史通篇充斥的都是上層社會的傾軋，以及藏民族與其它民族之間的鬥爭。
西藏下層社會為什麼對上層社會總是謙卑與服從。根源就在於西藏宗教。舊西藏是一個全民信教的民族，而西藏宗教是講宿命和來世的。在那種宗教的籠罩下，窮人即使知道自己處在受剝削被壓迫的境地，也會認為是天命，是前世因緣的報應，而不將其歸結為現實的不公。他們把解脫苦難的希望完全寄託於來世，只有在今世服從天命，把苦難當成必要的修行，才能獲得神的青睞，批准其來世轉生為好命，對現實的任何反抗都是對神意的忤逆，將遭神的懲罰，所以他們的人生態度就是逆來順受。
在篤信那種宗教者的眼裡，即使民主改革能給他們現世的好處，也不能跟「來世」的幸福或報應相提並論。如果他們今生做了「犯上作亂」的事，取了「不義之財」，來世的懲罰要遠遠超過這一世所佔的便宜。所以他們很多人對階級鬥爭有疑慮，不但跟隨主人一起叛亂，還寧願與主人一道流亡國外，繼續服侍主人。
因此邏輯是這樣的：只要藏民族保持一體，中國就難以在西藏鞏固主權，藏民族之所以能保持一體，在於沒有階級鬥爭，而沒有階級鬥爭的根源，就在於西藏宗教。所以，且不說共產主義無神論與宗教先天對立，就是出於以階級鬥爭發動底層群眾、分化西藏傳統社會的具體目的，也不可避免地會把矛頭轉向西藏宗教，把它當作「麻醉勞動人民的精神鴉片」去打倒。不打倒西藏宗教，就不可能把西藏底層人民從上層社會的精神威懾下解放出來，使他們有敢於做共產黨同盟者的勇氣，中國的主權也就無法得到在西藏紮根的群眾土壤。

慢慢來，不要著急。征服一個民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年西方殖民者征服印第安人用了多長時間？不服就要打，直到打服為止。不要老是政策攻心，那是沒用的。當然支持西藏底層的人權運動是絕對正確的，這是符合普世價值的，倒在西方支持奴隸主的非人權行為值得譴責。

胡亂邦把已經被趕出神廟的和尚、阿訇們又請回來，是最天真煞筆又最危害國家統一的事情，不管胡的出發點如何婦人，歷史證明他是一個過大於功的懦弱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