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創 ] [2007-06-04 20:13:56 | 后坑尾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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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高考恢復后的第一次全國統一命題考試(1977年恢復高考時,考題由各省、市、自治區自行命題),因此,1978年的高考,是真正意義的全國高考統一考試。
我參加的就是1978年的高考。
走進考場,對我們這批考生來說,機會實在太難得了!因為通過考試成績選拔高校學生的高考制度,在此前已經被停止了整整十年,期間,曾經招收過少量「工農兵學員」,但是入學方式主要是「政治推薦」,看家庭出身背景、看「政治表現」,條件還包括必須有3年以上「實踐經驗」等等。
上大學,對於文革中廣大中學畢業生來說,幾乎是個遙遠的夢!
我高中畢業時,最大的夢想就是當一名工人或者汽車司機。
我清楚的記得,恢復高考後,作為「回鄉知青」的我,前後大約用了2個多月時間來備考。一個月是白天下地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晚上騎車到距家5公裡外的一所中學「補習」;考前一個月,則是脫產自學。
那一年文科考試包括語文、政治、數學、史地和英語(加試)。
由於文革的影響,我們那時課程不正規,全國沒有統一教材,小學語文課本就是一本《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四卷);英語到初中才斷斷續續開課,英語老師短缺,農村中學英語課也是斷斷續續,教材是市裡中學教研室自編的,教材內容全部是政治內容辭彙,如「long live Chairman-Mao ,a long long life!」(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以及諸如「the red guard」(紅衛兵)和「the 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貧下中農)之類政治術語。歷史、地理就沒有開設過,基本由「工基」(工業基本知識)和「農基」(農業基本知識)所取代。
因此,高考前的補習,實際上是突擊補課——補上歷史、地理課程和英語,而不是真正意義的「複習」。
實事求是的說,那時的考生並不像現在的應屆高中生那樣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基礎知識的薄弱,使不少考生逐漸失去信心。雖然當年有500多萬考生走進考場(錄取人數只有28萬),但不少考生是抱著「接受祖國挑選」的態度參加考試的,他們深知,靠短短几個月要把過去幾年沒有真正掌握的知識補回來是不大可能的。許多人笑容滿面地走進考場,很快又笑容滿面地走了出來,有的幾乎沒有答題,只是在考卷上寫下自己的准考證號碼和簽下自己的名字。
後來一個落榜生告訴我:到考場上轉轉是我的權利,我知道自己也考不上,但是過去推薦上大學,連讓我上考場的機會都剝奪了,我走進考場,只是為了證明我有了考試的資格了,我就滿足了。他的想法,確實反映了那個年代眾多考生的共同心態。
參加78年高考的,有的屬於「老三屆」,有的屬於應屆生,大部分是畢業兩三年的高中生,還有少數是初中畢業生(允許以高中同等學力參加考試)。
當時的高考,論條件與現在真有天壤之別。
農村條件差,沒有通電,晚上複習就是一盞煤油燈,周圍蚊子成群襲來;天氣炎熱起來,複習時候就起個大早,乘太陽還沒有升起,躲在龍眼樹下陰涼點的地方背單詞;做題需要本子,我們買的是最便宜的大白紙裁訂成小本本,或者是到公家單位要一些沒有用過的記帳本,反過來當練習本;寫英語單詞,就在家門口的泥地上用小樹枝在地上寫,寫完一遍腳一擦再寫……現在看來,是一種「節約型」的複習。
我是與哥哥同時參加78年高考的,他比我大兩歲,他也選擇文科。我們經常把歷史、地理等基礎知識採取相互答問方式進行複習,收到很好效果。我們自己製作了一個高考倒計時,把每天要複習的科目內容全部排出,這方法還相當有效,做到科學有效的安排時間。
我的語文成績一直比較好,在補習期間,一次老師布置「模擬」考試,2節課里,我居然寫了2篇質量不錯的作文,贏得老師和同學的讚揚,也堅定了我的信心。回想起來,當時的拼勁實在大。
7月21日、22日、23日三天高考。時值南方盛夏,驕陽似火,酷熱難當。但是,參加考試的所有考生,根本沒有把酷熱當回事,迎接考試的激動、亢奮心情在內心激蕩,人人臉上洋溢著的是喜悅。
考試前一天,我所在的農場派了一輛大貨車,把近百名考生運到10多公裡外的城裡考點。考點設在泉州六中,主考官吳清輝以前是我們中學的校長,因此對我們這些來自郊區的考生格外關照,把我們安排在泉州開元寺的一個大殿住宿了3天。晚上,有的考生興奮的睡不了,有的坐在鋪位上翻看資料,有的索性悄聲聊天起來。這樣的光景一幕,現在已經很難見到了。
我現在所在的城市,每逢高考幾乎是全市動員,規定工地半夜不準施工;營養學家電視指導高考飲食;考場布置也格外用心,空調設備等一應俱全;考場附近所有賓館飯店被預定一空……我也未能免俗,前年兒子參加高考,夫人也在教育部招待所給他預定了一個「高考休息間」,看到此景,我總是難忘我們高考的一幕,今昔對比,我覺得現在的考生夠幸福了。
我記得3天考試,泉州天氣悶熱,考場里大汗淋漓。中午就在考場外的大榕樹下乘涼,吃的也是非常簡單,好像是食堂的統一伙食。那時南方西瓜還不像現在充盛,最後一天,考完時妹妹從城裡親戚那裡送來一個西瓜,我和哥哥一起吃了,又甜又止渴,覺得味道太好了,我在北京20多年了,總覺得再也沒有吃過家鄉那次那樣好的西瓜了。
值得慶幸的是,我的高考成績還不錯,總分420多,語文成績據說進入全地區前15名,其他各科也不錯。我和哥哥同時報考廈門大學,最終我和哥哥雙雙同時被廈門大學錄取,我進入中文系,哥哥進入歷史系,在美麗的廈門大學一起度過了難忘的4年大學生活。至今,我還珍藏著那封難得的「錄取通知書」信封。
1978年10月,我們懷著自己的夢想踏進廈門大學。儘管我們是第一次出「遠門」,從泉州到廈門有80多公里,我們還是捨不得掏6塊錢買2張票坐客車,而是一早帶著兩包行李到泉州大橋碼頭去「截車」——求路過的貨車司機把我們帶到廈門。很幸運,一輛貨車司機沒有什麼推辭就叫我們坐到貨廂里,雖然只有狹小一片空隙,但我們非常高興和滿足,因為我們平常每天勞動的工分所得只有2角錢。下車時,我們愉快的大聲的連連向司機道了謝。一轉身,我們看到不遠處有廈門大學的迎新條幅在風中飄揚了,我們邁開大步走了過去……
高考,改變了我們一代人的命運。正因為有如此「高考情結」,我大學后雖然從事媒體工作,但對高考、對教育一直比較關注,業餘之際還寫了一本紀實性小書《高考衝擊波》(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對這段高考歷史進行了初步回顧與總結。
如今,我兒子也是廈門大學大二學生,高考30年,我們父子成為大學校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