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Ukraine Situation: One American』s Perspective

俄羅斯軍隊開進克里米亞，使近幾周來持續緊張的烏克蘭局勢趨於白熱化。可以預見，震怒的美國右翼政客們紛紛指責奧巴馬總統在克里米亞問題上過於「軟弱」。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的看法比較複雜。一方面，我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做出進軍克里米亞的決定，激化了當地緊張局勢，帶來了不必要的風險；另一方面，我能夠理解俄羅斯的立場——烏克蘭局勢近來不斷升級，確實超出了憲法的約束。

 

就在數周前，在俄羅斯與歐洲多國代表的共同斡旋下，尚未被解除總統職務的亞努科維奇與反對派代表達成了分層協議（俄羅斯早先就已對烏克蘭反對派隊伍中極右翼民族主義勢力表達過關切，認為他們完全無法代表烏東部和南部地區人民的意願）。基輔協議允許亞努科維奇在接受多項改革措施的前提下繼續掌權，但必須在2014年年底前舉行總統大選。僅僅幾日後，該項協議便成為一紙空文，亞努科維奇逃離首都。然而，背棄協議的不是亞努科維奇，這一點我們必須搞清楚。

 

俄羅斯總統普京宣稱，發生在烏克蘭的事件是一場違憲政變，是「暴民統治」，議會罷黜亞努科維奇缺少合法性。與此同時，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地區大批公民請求俄羅斯支援，與武力篡權者抗衡。

 

不幸的是，西方國家非但沒有與普京一起呼籲各方重新回到談判桌上，反而迫不及待地認定了亞努科維奇的免職，並承認了烏克蘭新政府的合法性。如果違反基輔協議的是亞努科維奇，西方的反應想必大不相同。在批評俄羅斯入侵別國有違國際法的同時，美國何不反省自身當初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侵略行徑？西方政客如此虛偽，普京怎能不嗤之以鼻？

 

 

在國際事務中，歷史的記憶是長久的，影響是深遠的。小問題不解決好總會出大亂子。我並非為普京辯護，但從俄羅斯的立場出發，烏克蘭事件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無視或輕視俄羅斯利益的又一例證。

 

1991年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領導人們本以為獲得了北約不向蘇聯加盟共和國擴張的許諾。可就在2009年，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梅德韋傑夫憤怒地指責西方背棄承諾。雖然梅氏對往事的回憶在細節上不一定完全準確，但一些關鍵性的歷史參與者們表示，西方確實對俄羅斯做出過這樣的承諾。（參見《明鏡周刊》2009年11月26日刊文「北約東擴：西方是否背棄了對莫斯科的承諾」）

 

此外，當美國公布東歐反導計劃時，俄羅斯明確表示反對，因為俄認為美國部署在波蘭的反導導彈雖是為了攔截伊朗可能發射的帶核彈頭的彈道導彈，但也可能被用以針對俄羅斯的導彈力量。美國雖然表示理解俄羅斯的擔心，但既沒有與俄羅斯共同研究新方案，也沒有取消部署計劃。

 

 

一千多年前，當東斯拉夫人建立起俄羅斯的前身——基輔羅斯的時候，烏克蘭民族便與俄羅斯民族結下了愛恨交織的深厚淵源。當今烏克蘭國土的很大一部分，是羅斯人的故園。16、17世紀時，烏克蘭的東西部之間已經出現了巨大的文化差異——西部親歐、東部親俄。1922年，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盟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許多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不顧一切地爭取民族獨立，既抗擊納粹又與蘇軍作戰。1945年，烏克蘭人爭取獨立的鬥爭終告失敗，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之一。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后，烏克蘭才獲取獨立。

 

二戰結束后，斯大林最關心的事，是促使周邊盟國依附於俄羅斯，確保它們不再成為歐洲國家侵俄（法國1812年、德國1941年）的跳板。冷戰揭幕時，西方國家對蘇聯附屬國政權的專制性質充滿警惕，已全然忘記蘇俄需要友好鄰邦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在烏克蘭問題上，俄羅斯有理由比美國表現得更加積極。其他國家應該對美國於1823年提出的門羅主義記憶猶新，時任總統的門羅相當於對全世界下了禁令，宣布其他國家不得干涉整個西半球的事務。隨著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強，美國在維護勢力範圍內的友盟關係時，變得越來越具有攻擊性。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由於古巴導彈危機，美國和蘇聯之間幾乎爆發核戰爭；七十年代，美國扶植尼加拉瓜反動派打擊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革命鬥爭。我想說明的是，美國過去違反國際法的行徑，固然不能成為其他國家今天的借口，但美國外交人員如能以史為鑒，應能更智慧和謙卑地處理當今的外交事務。

 

 

對烏克蘭來說，什麼樣的結局才是最好的？我不敢妄言，但我們應該為對峙雙方的剋制感到慶幸，至少沒有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相關各方都應得到讚賞。未來，西方國家應當盡所有可能，讓俄羅斯確信西方將尊重並支持烏克蘭與俄羅斯的特殊關係；同時也要讓烏克蘭當局明白這一點。這不應是一場俄羅斯與西方之間非此即彼的角力。相關各方都應維護烏克蘭文化與歷史的多樣性，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大歐羅巴地區更應理解這一點。

 

但是，烏克蘭政治已經到了不得不改變的地步。烏克蘭未來的政治結構或許可以參考聯邦制，允許各地區獲得更大的自治權和代表權。這樣做可以讓烏克蘭東部和南部的分離主義者得到教訓。不過，如果克里米亞人民真的投票決定脫烏入俄，烏克蘭當局除了被迫接受和武裝干預外，也沒有更多選擇的餘地。

 

我不知道什麼是最明智的選擇，但我確信一點：使用暴力絕對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通過艱苦漫長的談判，追求共同利益，才有希望打破彼此敵視、怨恨、指責的惡性循環。只有相關各方真誠合作，才能促使烏克蘭與俄羅斯拿出符合雙方利益的解決方案。

 

我注意到，中國政府對俄羅斯的行動既未表示支持，也未明確反對，而是呼籲各方保持克制、進行磋商。烏克蘭需要一個「真誠的調停者」，或許中國可以扮演這個角色。這是世界大國偶爾必須承擔的沉重包袱之一。

 

（英文原文見《上海日報》（Shanghai Daily）2014年3月7日。作者Greg Cusack曾做過歷史和政治學教師，美國國家天主教鄉村生活會主任；曾任愛荷華州眾議院議員，已於2004年退出公共服務領域。本文由觀察者網楊晗軼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