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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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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

作者：長白山於 2014-2-27 11:4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政經軍事|已有1評論

關鍵詞：中國

瑪雅鳳凰衛視出版中心主筆

2013年11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瑪雅《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一書。本文為瑪雅就該書答讀者問。

問：書中被採訪者共15位，涉及學界、軍界和企業界。有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戰略學家，有國情專家、外交史專家，還有醫療改革領域的專家，等等。地域橫跨海內外，大陸、香港、台灣，以及在美國的學者都有。「唱響中國」是這本書的主軸？在選擇採訪對象時有哪些考慮？有無漏選的學者因而感到遺憾的？

瑪雅：我作這本書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唱響中國，表達中國立場。就像我在序言中所說：我們之所以要唱響中國，是為了以事實和分析告訴自己的人民，60多年來中國經歷了什麼，創造了什麼，收穫了什麼，從而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激發和增強追求中國夢的正能量。我們之所以要唱響中國，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國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從另外的起點和路徑，同樣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點。

這本書彙集了15位當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戰略思想家以及相關領域專家對中國道路的立場觀點。選擇與這些專家學者對話，是因為他們是以「中國立場」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他們的思想具有國家戰略意義和政策參考價值，也有助於啟迪心智，培養家國情懷。出版這本訪談錄，就是要為這樣的中國思想的表達、積累和傳播做一件有益之事。這也是我作為一個新聞人應盡的本分。

還有一些學者思想很精彩，也契合本書的主題，我希望匯入書中，但是未能如願。當然，也不可能在一本書里將所有出色的思想盡數網羅。這本書35萬字，足夠長了，所涉及的學者分量也足夠。

瑪雅（資料圖）

問：怎麼想到做這樣一本書？是以前對喬良將軍等人的個別採訪啟發了你嗎？

瑪雅：其實是先有這本書的計劃，才開始有針對性地進行採訪。2008年12月，我的第一本訪談錄《戰略高度——中國思想界訪談錄》由三聯書店出版。恰逢改革開放30周年，這本書被選入中國出版集團公司重點推出的《名家30年訪談書系》。隨後，香港三聯於2009年9月推出繁體字版《當代中國思想界國是訪談錄》，在海外發行。海內外相繼出版這本書，對我是個鼓舞。我感到，以訪談錄的形式記錄和傳播優秀的思想是個好方法，應該繼續做下去。

為什麼選擇了「唱響中國」這樣一個主題？是發自內心，也是應運而生。2008年對於中國人來說是記憶深刻的一年，我們經歷了汶川大地震的大悲和北京奧運會的大喜。2008年對於世界來說也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始於美國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裹挾著世界經濟大退潮。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中國在遭遇「5•12」大地震后，全國人民萬眾一心抗震救災，很快走出了災難的陰影，於8月成功舉辦了史上最精彩的奧運會。2009年，中國率先於世界各國走出了金融危機，實現復甦，GDP增長9.2%，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令人不解的是，伴隨中國驕人的成績，國內外卻不斷傳來刺耳的噪音。大地震發生時，國內有人拋出「天譴論」；奧運火炬傳遞中，在西方「文明」國家遭遇阻撓；金融海嘯之下，有西方學者預言，中國將是最後走出經濟危機的主要國家之一，而美國是第一個。

為什麼中國交出了令人滿意的成績單，卻被國內外很多人惡言相向？為什麼美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被唱衰的卻是中國？這個世界還有沒有是非標準，還有沒有公理？！然而，面對這樣的黑白顛倒，如果中國人自己不站出來說話，又有誰會為我們發聲？更何況，那些唯恐中國不亂的人還在叫囂「中國崩潰」。所以，2009年在計劃第二本訪談錄時，我就確定了一個主題——中國立場，就是要理直氣壯地唱響中國。

當時時機也巧，2009年是建國60年大慶，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90誕辰。官方和民間都在紀念這兩個重要的日子，學界相關的研究也比較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在2009年採訪潘維教授作《共和國一甲子探討中國模式》，2011年採訪章百家教授作《六十年中國外交的目標與選擇》、採訪喬良將軍作《中國的崛起需要戰略智慧和戰略耐心》時，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一個關鍵詞：中國。這個重點，讀者從這幾篇文章的標題就能看出來。

問：為什麼用了現在這個書名：《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

瑪雅：有了這個計劃后，我沒有一氣呵成做完，因為還有其他計劃。2009-2011這三年，我先後出版了《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親歷美利堅——家庭寫真、社會繪本、政治影像》《美國的邏輯——意識形態與內政外交》《美國的邏輯，中國可否複製？》（海外版）等。在此期間，也有針對性地做了一些採訪，為這本書的完成積累文章。2012年7月，時代華語圖書公司策劃了一個選題——「中國為什麼能」，並希望由我來作這本書。這個選題與我想要表達的「中國立場」很接近，我就接受了他們的建議。

那麼究竟「中國為什麼能」？或者說要表達什麼樣的中國立場？在我看來，就是要說清一個事實：中國60多年來的道路是成功的，這個成功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而這也恰恰證明了我們的制度優勢。這個立意與十八大提出的三個自信相吻合，所以在最後確定書名的時候，就用了《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

有人說，這個書名很「潮」，很有點兒暢銷書的味道。也有人說，這本書正當其時，準確把握了時代的脈搏。其實，我既不是一個「潮人」，也不是一個「超人」，我只是恪盡一個中國新聞人的本分，做自己應該做的事，說自己應該說的話。我留學回國11年了，11年來我一直在做兩件事，一件是向中國讀者講述美國，《親歷美利堅》、《美國的邏輯》都是這樣的書；一件是在向中國人「講述」中國的同時，向國外講述中國。為什麼把《戰略高度》和《美國的邏輯》推向海外？為什麼寫《中國為什麼能》，並把它推向海外？就是要向世界表達和傳遞中國思想，用習近平的話說，就是「講述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在歐美同學會紀念會上的講話）。

我知道，雖然追求「戰略高度」和「道路自信」始終是我的目標，但是以我個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實現的。我衷心感謝與我共同努力的每一位專家學者，沒有他們的思想成果，沒有他們與我分享這些思想成果，就沒有這本訪談錄的產生。這是一個真正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歸功於它的每一位創作者。

同時，我衷心感謝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先生。感謝他一直以來的理解和支持，以及他積極、善意、建設性新聞理念的啟發，使我得以在一個浮躁喧囂、充滿誘惑的社會裡，不趨炎附勢，不隨波逐流，堅持做一個有自覺、有理想、有擔當的新聞人。

問：整個採訪過程歷時多久？對你最大的啟發是什麼？

瑪雅：從2012年8月開始採訪到2013年7月書稿殺青，整整一年時間。此前完成的幾篇文章，我與相關學者再次交談，或重新寫稿，或部分修改，把他們的最新觀點吸收進來。全書15篇文章中只有史天健教授那篇保持了2009年的版本。史天健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學者和兄長，他於2010年病故，我收入這篇文章紀念他。同時，就像我在導語中說的：「文中蘊含的思想價值和學術精神今天依然彌足珍貴。對於我們，史天健先生留下的，絕不只有回憶。」

在採訪寫書過程中，我收穫了很多出色的思想，受益良多。我深深感到，在經歷了60多年的努力奮鬥之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成功而獨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樣的成功和獨特告訴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被唱衰的國家，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對自己國家的未來感到悲觀的。如果說，完成這本書對我最大的啟發是什麼？那就是，中國需要自信，需要話語自信，需要建立中國人自己的話語體系。

張維為教授說，中國崛起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中國知識界不能再唯西方話語馬首是瞻，而應該探索和構建「后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潘維教授說，中國道路非常成功，顯然也非常獨特。因此，是時候總結中國模式了。中國模式挑戰西方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這一理論模式的建立，大可稱為「中國學派」。

曹錦清教授說，有一部分人要為這一天的到來做好精神準備。這是賭國運，賭民族的命運。如果到了這一天，要重新審視二三百年的人類現代化過程，整個知識結構會不會因中國崛起而變動？完全可能的。

他們這些話顯示了中國人的自信，有振奮精神、激勵人心的力量。由此我感到，《中國為什麼能》的出版十分有意義。就像書的封底說的：「世界需要中國的聲音，中國需要積極的能量。」所以，我很高興這本書將被翻譯成英文出版，讓世界聽到「中國學派」的聲音。

問：十八屆三中全會有幾個關鍵詞：改革、發展、經濟、深化、社會主義、人民、市場、文化、民主、公平等。序言中說，這本書的內容具有「國家戰略意義和政策參考價值」，根據三中全會的精神，你認為這本書在哪些層面體現了「國家戰略意義和政策參考價值」？

瑪雅：為什麼說這本書的內容具有國家戰略意義？因為它是一本「國是」訪談錄，討論的是國家大事。我們知道，「戰略」一詞在今天已經超出了軍事範疇，涉及政治和經濟領域，其涵義是指決定全局、左右勝敗的策略。《中國為什麼能》總結共和國60多年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分析中國在今天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地位以及面對的機遇和挑戰，展望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和中國將為世界所作貢獻。全書分為發展篇、戰略篇、制度篇、思想篇四個部分，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改革與發展方向、國家產業戰略、醫療改革、地緣環境與外交戰略、中美關係、中共執政地位、民主政治建設、反腐、愛國主義、中國夢等話題。這些都是關涉方向道路和國家前途命運、關涉國計民生和內政外交的大問題，是回答中國從哪裡來、向何處去的問題。

網上有人統計三中全會提到的「關鍵詞」：改革59次、發展37次、黨32次、社會主義28次、人民23次、市場22次、民主13次、政府12次、創新11次、公平11次，等等。這些「關鍵詞」在《中國為什麼能》中都頻繁出現。總之，這本書是從戰略高度分析和論證中國道路和中國未來發展，從事實和理論層面闡述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依據所在。

政策方面，學者們針對一些具體問題進行分析，發表意見。比如，中國近日宣布划設東海防空識別區，這個問題，羅援將軍在訪談中就具體談到。他提出，要在海上、空中設置三個海域、三個空域。三個空域就包括空中識別區、空中警告區和空中防衛區。李玲教授那篇，有一節是「醫療衛生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切入點」。她在分析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兩點具體的政策建議。還有高梁研究員關於產業升級和自主創新的看法，林毅夫教授關於投資拉動增長、資本項目開放的看法，等等，都是熱點問題，他們的觀點都具有政策參考價值。

問：這本書里有一篇對林毅夫教授的最新採訪，他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有讀者說，此前林毅夫的思想並沒有這麼鮮明的「唱響」基調。林毅夫自己也坦陳，求學時代根本沒有料及後來的巨大思想變化。我們該如何解讀他的這種轉變？

瑪雅：林毅夫教授的觀點能這麼好地契合這本書的主題，我一開始也沒想到。之前我對林教授的理論思想並沒有深入了解，選擇採訪他是因為他是著名的經濟學家，而且是經濟學界對未來時期中國的發展最樂觀的一位學者——我不可能採訪一個不看好中國發展前景的學者，還指望能作出一篇唱響中國的文章。但是通過對林教授的訪談，又讀了他送給我的幾本書，我驚喜地發現，我不但採訪到了一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而且他的觀點正是我想要表達的「中國立場」。

如何解讀他的轉變？其實跟蹤林老師的思想演進，看他的書，他這些觀點由來已久，在1980年代後期就開始形成，並且系統地發表於1994年出版的《中國的奇迹》一書。後來的許多著作，2007年的《經濟發展與轉型》，2012年的《解讀中國經濟》、《新結構經濟學》等，都是在這本書基礎上的深化和延伸。關於他的思想形成，林老師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的序言中做了一些記述。在我的採訪中他也談到，他對西方經濟學的反思，遠在到世行之前就開始了。

林老師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為既大膽解放思想，走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道路，又不盲目追隨西方發展理論和模式，而是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解決問題，在創造出一個經濟奇迹的同時，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

實際上，從林老師的觀點中不難發現，他本人的思想演進也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結果。1987年他從美國留學回國后，參與了許多改革政策的討論。他發現，中國的許多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錯誤的，但是卻是有效的。相反，蘇聯東歐以及很多發展中國家推行理論上正確的政策，結果卻以失敗告終。這些事實促使他放棄了那些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論，自己去重新認識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本質，思考在當時條件下什麼樣的政策能夠幫助中國抓住機遇，克服困難，推動市場化改革一步一步向前進。

同時，他反思發展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主張在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制度的同時，政府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中發揮積極作用。這樣的見解，比國內一些學者書生氣十足，整天抱著經濟學教科書，談論實現書中那種沒有政府干預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要高明得多。並且他認為，解讀中國經濟並非不能有模式，只是必須有新的模式。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擺脫一味去「西天取經」的思維定式，創造性地構建出一套能夠揭示中國現代化問題本質的新的理論觀點、思想體系。

林老師說，他是一個「客觀主義者」。他認為，任何經濟改革都是為了提高效率和增長的質量，而不是為了某種意識形態共識，也不能根據某種教條。我覺得，一個嚴肅的經濟學者只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會得出他這樣的結論，成為一個「客觀主義者」。

問：在中國的企業領袖中，你唯一選擇了三一重工的總裁向文波作為採訪對象。最近企業家出書充任風頭人物、企業和媒體博弈，都成為輿論熱點，顯現出企業和企業家在這個時代的角色仍然需要有全社會的公正界定。你也主張，強大的企業乃至行業是國家的基石。請談一下，是出於什麼考慮唯獨選擇向總作為採訪對象？

瑪雅：選擇採訪向文波先生有這麼幾個考慮：首先，三一重工是全球混凝土機械第一品牌，作為這本書里唯一一個企業，三一的分量足夠重。三一創建於1994年，一個中國的民營企業，20年的時間發展成為世界之最，贏得國內國際廣泛讚譽，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為什麼沒有選擇一個國企？高梁研究員是研究國有資產的，他那篇談國企發展比較多。這篇選擇一個民企，可以讓讀者更多地了解中國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

第二，從中國出發進軍世界，三一人對國內外市場的風起雲湧、對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一路風塵，有著真實的切身體會，也有著深遠的戰略思考。向文波作為一名優秀的企業家，對國家安全和產業安全有非常強的意識，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他的思想很深刻，而且能知行合一，不愧是中國民營企業家中的翹楚。

第三，三一人有為中國貢獻一個民族品牌的境界和為中國打造一個世界級企業的氣概。最重要的是，他們心想事成，真正做到了。向文波說，「我們希望將自己的命運和前途與祖國聯繫在一起。三一這麼多年來踏踏實實做實業，都是緣於對這個國家的愛。我們不是美國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希望中國強大。」這些話樸實無華，卻能觸及人心，它讓人真切感受到，什麼叫做家國情懷。

中國經濟強大了，優秀的企業很多。我最近看了中央電視台拍攝的紀錄片《大國重器》，覺得中國人真的很棒。中國裝備製造業的發展、中國企業的成長令人振奮和自豪。將來有機會，我希望能採訪更多優秀的中國企業家。

問：喬良將軍非常認同你對他的採訪，《21世紀中國戰略大視野》一文全面展示了他對中美戰略、經濟博弈的觀點。大家也知道，喬良近年有一些觀點被熱議、激辯，你是否對他的某些引起爭議的觀點持保留，或需要做一些知情者的判斷？

瑪雅：喬良將軍這篇的確非常出彩，有見地，又有氣魄。其中有些段落，我現在讀起來都津津有味。比如他說，「總有一天，中美之間會出現直接的貨幣競爭，會出現一種文明與另一種文明的競爭，會出現一種政治體制與另一種政治體制的競爭。這種競爭，不是以中國今天的體制去和美國競爭，而是我們創建一個新的體制去和美國競爭。這才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也是人類未來的希望。所以，我們應該看得更遠一些，不要被眼前這種形勢遮蔽了大的目標，所謂莫為浮雲遮望眼。要是眼前出什麼事我們就關注什麼事，出黃岩島事件就關注黃岩島，出釣魚島事件就關注釣魚島，那我們就永遠不是一個能夠高瞻遠矚的民族，一輩子就只能是走到哪算哪，永遠不可能有希望。」

這話說得非常精彩。這就是戰略眼光、戰略思維，這樣的眼光和思維正是中國今天所需要的。中國正在快速崛起。因為中國的崛起，因為這種崛起必將挑戰和改變當今世界格局，對於中國來說，今天是一個大時代；對於世界來說，今天也是一個大時代。《詩經》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中國的文明規模、歷史規模和人口規模，只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對現有世界體系的挑戰和改造就不可避免。這就需要大的國家發展戰略——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需要大的文明發展藍圖。這就需要在思想上迅速走出「韜光養晦」的偏安局面。這就需要大的戰略思想家，需要來自官方、民間、軍界、學界的出色戰略思想。

至於網上對喬將軍觀點的爭論，我沒太關注過。我不上微博，也很少瀏覽跟帖。我看過他博客上和陳志武辯論金融與國家安全那篇文章，他的發言邏輯縝密、有理有據，非常有說服力。我認同他的觀點，希望這樣的思想成為中國的主流，也希望《中國為什麼能》所表達的思想成為中國的主流。

問：本書壓軸篇金一南專訪，有一個核心辭彙「中國夢」。金一南將軍提及，將我們國家我們民族的強大精神元素傳下去。「我們曾經與那些偉人同時代，我們今天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我們必須讓後人也能站上我們的肩膀。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不息奮鬥，實現多少代人百年來的願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整部書也充滿了這樣一種歷史感、使命感，以及對光輝願景的期冀。那麼，假如面對這樣的批評——情感有餘，理性分析不足，作者將如何應對？

瑪雅：如果被批評「情感有餘，理性分析不足」，我覺得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這本書的定位是合適的。這是一本訪談錄，是一個新聞人與專家學者的對話，不是一部學術著作。如果想要更深入的理論分析，可以直接去看這些學者的書，我在每位學者的簡介中都列出了他們的主要著作。這本書更多注重可讀性，兼有理性和感性，雅俗共賞、通俗易懂。一般的讀者對這類話題感興趣都能看得懂，也能看得進去，認同的人、不認同的人看了書都能有所思考，這就達到了效果。如果一本訪談錄太過學術，學界以外的讀者有幾個會去看呢？

但是，就像前面說的，這是一本「國是」訪談錄，是高端訪談。劉長樂先生這樣定位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節目：它是一種精英文化的代表，也是一種深入淺出的傳播方式。講的是很深奧的道理，是一種學術的推介，但是深入淺出，變成大家可以接受的觀念。可能更多是對社會思想有引導效應的一些東西，有燈塔效應，所以我們是精英文化的推廣者。精英文化並不排除大眾，我們是把精英文化作為高端指標，把自己定位在高端上。同樣，《中國為什麼能》以及之前的《戰略高度》都是定位在高端上，既有國家戰略意義和政策參考價值，也有助於啟迪心智，培養家國情懷。

金一南將軍這篇，我追求的是一種精神——是他寫《苦難輝煌》所要找尋的這個黨這個軍隊的力量，可以說是燈塔效應。前面的好幾篇文章——胡鞍鋼、林毅夫、高梁、史天健等，有數據，有圖表，有事實分析，有理論闡釋，理性多於感性。金將軍這篇，我突出的是愛國魂，是中國夢，那它當然是一篇充滿激情、激蕩人心的文字。其實，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不同的讀者喜歡不同的風格。有讀者告訴我，在電視和網路視頻上多次看過金將軍的演講，已經爛熟於心，但是拿到這本書還是愛看他這篇，百看不厭。

以對話的形式談學術、兼有理性和感性，這樣一個定位，與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一致的。我是一個新聞人，儘管有政治學背景，我不是研究者，也不是分析家。我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中國思想」的記錄者和傳播者。

問：為什麼會給自己這樣一個定位？

瑪雅：這得從我第一篇訪談文章說起。2004年4月，我發表了《崛起的印度趕超中國？》一文。寫這篇文章的背景是，2004年初，「印度發展將趕超中國」成為一個熱點話題。看好印度的學者和媒體普遍認為，印度在未來發展中將不讓中國，主要在於它的「軟體」，即所謂「體制演進比較優勢」——相對完善的民主制度、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使它的發展後勁會更足。

當時，我從美國留學回國不久，憑著在研修比較政治學時對印度民主的了解，我意識到，所謂「軟體」之說，相當程度上是意識形態使然的「一葉障目」。這種對印度民主缺乏全面理解和客觀表述的熱炒，難免會對社會大眾產生誤導。於是，我求教北京大學陳峰君教授和金安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飛凌教授，同他們就印度的「體制優勢」進行對話，寫了這篇文章。

文章發表后受到好評，這給了我一個啟發：回國后，由於進入媒體而非學界，被認為「十年一劍」白磨了。採用與學者對話的方式，我可以將傳媒與學術「合璧」，利用自己的學術背景和媒體平台，通過通俗易懂的口語表述，反映當代頂尖社科、人文學者最關心的話題，特別是熱點政治話題，向社會各界傳輸有真知灼見的理論思想，為決策層提供戰略性思路和政策建議。同時，這種對話式文章要面向大眾，有可讀性，有啟迪心智、培養家國情懷的作用。也就是說，既要講「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大道理，又要有「祖國終將記住那些奉獻於祖國的人，祖國終將選擇那些忠誠於祖國的人」的肺腑之言。

那以後，我就給自己一個定位：做「中國思想」的記錄者和傳播者。10年了，我一直在做高端訪談，往來於媒體和學界之間，求教中國出色的社科、人文學者。作為一個新聞人和政治學人，我希望能為建立「后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盡綿薄之力。

問：書中唯一一位女學者是衛生經濟學家李玲。醫療保障是全民關心的民生問題，是不可忽視的政治議題。李玲教授的闡釋為我們釐清了中國60多年來醫保體系總體發展狀況，介紹了中國基層醫改的歷史演進和獨到經驗，以及美國醫改對中國醫改的啟示和借鑒，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議。目前李玲教授也是公眾矚目的熱點人物，你對她在這本書中所表達的觀點持何種態度？

瑪雅：我非常認同李玲教授的觀點，我和她「心有靈犀」。比如我問她，美國以及西方各國的醫療體系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社會主義醫療保障體系有什麼優勢？她很驚訝，同時也很高興，這正是她想要表達的立場。她說：「從來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因為現在講『普世價值』，不提社會主義了。這麼說吧，社會主義醫療保障體系遠遠好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做得比較好的都是學的社會主義。但是我們很多人，包括很多領導幹部，都對這個毫無概念。在他們腦子裡，凡是社會主義的都是不好的，資本主義的都是好的。事實上，整個社會福利體系是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的。」

前面談到以對話的形式談學術、兼有理性和感性的問題，李玲老師這篇很能體現這一點。她的表述很性情，語言生動活潑。比如我問她：「三年基層醫改是一次給執政黨加分的實踐？」她說：「加太多分了。某種程度上，這三年醫改鞏固了黨在基層的執政基礎。政府不是萬能的，但民生領域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而我們很多人的理念是，社會領域還是要分，賣醫院，賣學校，分到每個人的責任。這個理念一定要改變，醫改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理念的共識。政府到底應該幹什麼？以什麼樣的路徑和方式來實現給老百姓提供民生保障？怎麼能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而不是把我們的優勢丟掉，去學別人的劣勢。奧巴馬為什麼沒這麼干？他幹不了。他要是有我們這麼一批公立醫院在手上，睡覺都笑醒了。我們有公立醫院，卻要賣掉，這是本末倒置。所有民生領域的建設和創新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大優勢，你把優勢丟掉，你的執政基礎在哪？」

談到政策建議時，她又表現出一個嚴肅學者理性的一面。她認為，當前醫療衛生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切入點應該是，建立統一的醫療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改變多頭管理、責權不清晰、不統一、統籌協調不力的局面；形成大部門統一領導、大部門內部各機構分工負責、精簡高效的醫療衛生管理和監督體系。她提出兩點具體建議：第一，設立國家健康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的一個部委，為全民健康負責。第二，儘快在地方層面實施大部制，特別是實現醫保基金管理和醫療服務管理的整合。這部分文字，她的表述很專業，我在寫稿時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來搞准每一個字，不要把她的意思弄錯了。

李玲老師這篇訪談，讀者反映很好。她不愧是衛生經濟學領域的專家，是當今中國女性學者中的佼佼者。

問：本書的受訪者都是目前學界的風雲人物，他們許多情感、觀點也趨同，對中國未來發展願景顯得樂觀自信，可以想見，會遇到某些批評甚至抵觸。請問你如何看待這種批評和抵觸？

瑪雅：批評和抵觸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國內外唱衰中國的大有人在。比如章家敦那樣的人，唯恐中國不崩潰，喊了多少年了。這種人已經失去理性，連為了證明「普世價值」都談不上了。他們是為了證明「中國崩潰論」，所以見不得中國好；中國好了，「中國崩潰論」就成了胡說八道。其實那就是胡說八道。國內很多人也一樣，一旦祭旗，就沒了退路，不惜讓中國崩潰，也要證明他們心目中的「普世價值」是歷史的終點。

當然也有善意的批評。這些批評者憂國憂民，也希望中國好，只是他們看問題的一面比較多，對國家的現狀和未來比較悲觀。我非常理解他們，中國今天的問題確實不少，而且有些積重難返。就像我在序言中說的：「我們國內的問題很多，困難重重，諸如思想上對道路、制度和方向認識不一致，經濟上進入了結構調整的困難階段，社會建設也遇到大的阻礙，尤其是，腐敗正嚴重侵蝕著執政黨的肌體，破壞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國際上需要我們與其他國家相互適應，尋求建立新型國家關係，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創造有利於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

所以，我們唱響中國，但並不迴避問題。這本書的主調是樂觀向上的，同時也不乏憂患意識。比如腐敗的問題，在張維為、潘維、曹錦清、金一南的幾篇文章中都談到，不斷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和危害性。有讀者說，我提問題很尖銳，有挑戰性。其實我不是挑戰，我只是把問題拋給學者，讓他們給我一個有說服力的回答。如果不能說服我，又怎麼能說服讀者？

需要提出的是，中國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是我們自己對中國道路的認識問題。很多人，包括很多黨政官員，對我們國家的道路和制度沒信心，從骨子裡認同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對改革的方向也有爭議，很多唱衰者其實就是「改革者」們自己。習近平一再強調，要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增強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理想信念的堅定性。說真的，如果那種思想得不到遏制，中國有可能倒在復興的門檻上，那太令人扼腕嘆息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今天並不容樂觀。就像潘維教授指出的，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蒙昧主義流行於世界，也在我國流行。照流行的說法，從秦始皇到今天，中國兩千多年都實行專制；近60年的制度則是「集權主義專制」，即最惡劣的一種專制。這種分類法掩蓋了一個事實：西方模式的基礎是侵略性的軍事和政治、經濟機器，是通過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國，實行種族壓迫，直至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這些基礎，中國不曾擁有，將來也不會擁有，也不應該擁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國學界和政界居然有很多人把這種民主與專制「兩分法」奉為圭臬。中華體制缺少「合法性」的說法就是這樣變成了我國的主流話語，讓「根本改革政體」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忘記歷史意味著輕薄，篡改歷史意味著背叛。中國的復興在於闖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幾代英雄滿懷理想，前仆後繼，浴血奮戰才完成的中國革命不能否定。如果我們東施效顰，忘記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礎和高昂「成本」，我們的國家就會走上不歸路，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所以，我們唱響中國，不是因為中國不存在問題甚至危機，也不只是回擊國內外的唱衰者，最主要是為了堅定我們走中國道路的信念，防止東施效顰，走上失敗之路。就像潘老師說的，中華民族走到了一個新30年的十字路口，未來向何處去？是保持偉大復興的強勁勢頭，實現「兩個百年」的崇高願景，還是改旗易幟，從此走向衰敗，走向被奴役之路？「正題」與「反題」的爭論方興未艾，「合題」應該在中國模式之中。未來30年，只要我們有堅定的信念和決心，中國就能打贏經濟仗，打贏制度仗，打贏信念仗，打贏虛擬世界的傳播仗。到那時，中國人將會對自己國家不同於西方的道路和制度深懷自信，中國模式也將為世界所尊重。

問：如何看待中國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如何回應那些唱衰中國的人？

瑪雅：王紹光教授用過一個比喻，我現在和年輕朋友交談也經常用這個比喻：一棵大樹，如果你盯著一片片樹葉看，上面儘是蟲眼；但是從遠處看整個大樹，它挺拔茁壯地站在那裡，枝繁葉茂、鬱鬱蔥蔥。中國今天就是一棵大樹，有蟲眼，但是鬱鬱蔥蔥。你再看世界這片樹林，放眼望去，有哪一棵樹比中國長得好？離近了看，哪棵樹的葉子上沒蟲眼？美國沒有蟲眼嗎？歐洲沒有嗎？日本、印度、俄羅斯……哪棵樹沒蟲眼？哪棵比中國長得茂盛？西方為什麼詬病我們，日本、印度等國為什麼跟我們叫板，為什麼中國的和平崛起被視為中國威脅，不就是因為木秀於林嗎？

所以，儘管看到中國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我仍然感到有信心。就像張維為老師說的，首先充分肯定我們的成績，再來自信地解決我們的問題。中國所有的問題都說得清，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有解。中國模式還可以繼續改進和完善，未來它會越來越好。

至於那些唱衰中國的人，我覺得，他們很多人言必稱希臘，卻不明白一個道理。民主政治理論有一條：一個政權的存亡，並不僅僅在於這個政權本身，還在於有沒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能夠取代它。如果沒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給民眾提供另外一個選擇，那麼這個政權即使有問題，也不會輕易倒台。中國今天很多人說共產黨不行，執政沒有合法性，腐敗嚴重。但是有誰能說出，如果共產黨不行，又有誰能行？普世派、憲政派有人在做「總統夢」，然而，中國老百姓多年以來對國家發展高達70%-80%的滿意度，是他們做夢可以逆轉的嗎？更何況，有蘇聯的前車之鑒，共產黨的領導人深知居安思危的重要，否則為什麼這麼大的力度反腐，加強黨的建設？

網上廣泛傳播風險投資家和政治學者李世默先生2013年6月在TED環球大會上的演講。李世默先生給了那些質疑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人一個響亮的回答：「中共不經選舉執政，其合法性從何而來？我的回答是：捨我其誰的執政能力。中國的一黨制具有與時俱進的能力、選賢任能的體制、深植於民心的政權合法性，這些是確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這個道理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西方那麼害怕中國模式，百般詬病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像史天健教授說的，政治最怕的就是有alternative（其他選擇）。只要存在一個可能替代現行制度的選擇，人民就會想，是不是換一個制度對我們更好？蘇聯倒台後，西方一片歡呼：end of history（歷史的終結），沒有其他選擇了，就西方民主這一條路。可是後來發現，中國沒有實行西方民主，不但經濟起來了，而且比很多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轉型的國家，發展又快又好，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另外的模式。2008年以來，當西方的決策者們在持續至今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陷入憂慮，中國的中央領導集體所表現出的領導力、決策力和執行力，令他們不得不望洋興嘆。中國模式的存在與成功，對西方整個意識形態的基礎構成一個巨大的挑戰，意味著向全世界昭告，除了西方市場民主模式外，還有一個其他的可能的選擇。

反觀西方，就像張維為老師說的，希臘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現在破產了。英國是現代議會民主的發源地，也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公共債務佔GDP的90%。美國是在全球推銷西方民主最起勁的「典範」，結果卻成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發源地。如果沒有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實際上也破產了。把美國國債平攤一下，每個美國人平均借貸5萬多美元，這還不算私人債務。中國人如果也可以這樣借債的話，那我們也可以是發達國家了。所以張老師說，在西方制度明顯走下坡路的時候，你要說服我，總得拿出個像樣的例子來，證明這個制度在非西方國家做得確實比中國好。

只要實事求是看問題，就能得出張老師的結論：中國走到今天，已經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盤棋。而且中國現在一手好牌，未來是值得我們樂觀期待的。「那些嘰嘰喳喳的負面聲音，是一個民族成長當中的正常現象。就是一點小雜音，不足為慮」（曹錦清老師語）。所以我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被唱衰的國家，反而是最應該被唱響的。我出這本書，就是要表達這個立場。這也是為什麼，書的序言題目叫《我們為什麼唱響中國》。

問：國內媒體中唱響中國的人似乎不多，你覺得你這樣做有用嗎？

瑪雅：有人說，中國媒體已經「全面淪陷」，美國的洗腦很成功。這話也許言重了，卻也道出了問題的嚴重性。資深媒體人李希光先生最近撰文指出：「資本集團勢力已控制了中國最有影響的網路媒體資源和部分傳統媒體資源，同時對幾大官方媒體、官方網站和官方微博進行了深層的滲透，有的傳統主流媒體正版與其官方微博在重大敏感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人格分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倡導共同富裕的媒體或記者編輯在官方媒體的微博版里被邊緣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出這本書，也是回應國內媒體那些唱衰中國、否定中國道路的人。這樣的人今天很多，聲音很大，我作為一個媒體人，不能充耳不聞，坐視不理。

位卑未敢忘憂國。我希望《中國為什麼能》的出版能像石頭激起浪花，激發更多的志同道合者「逆勢而上」，扭轉輿論界尤其網際網路上唱衰的偏向，理直氣壯地唱響中國，堅定我們的道路自信。就像習近平說的，「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必須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我很高興地看到，中國年輕一代中愛國主義者越來越多，他們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未來和希望。在全書最後一篇文章的最後一個問題中，我引用了「四月青年」的一句話，寄託對廣大愛國青年的希望：「你所站立的那個地方，正是你的中國。你有光明，中國便不黑暗。」

瑪雅：《道路自信：中國為什麼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