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怎樣跟「事故共和國」脫鉤？

鄭渝川  書評、時評作家

約100年前，美國被稱為「事故共和國」。19世紀後半葉，美國迎來了科技革命和工業化，城市化浪潮也在推進。這期間，全美鐵路網也在快速編織中。新生產方式、技術體系形成並更迭之快，大大超出了原有節奏，也催生了大量的安全事故，既包括工業生產過程中各環節的安全事故，也有鐵路乘客遭遇的交通事故。如果再要算上同期美國各主要城市急劇擴張的城區內，因惡劣的住房條件和醫療配套而引發的高頻率疫病傳播，「事故共和國」的稱謂顯然是恰當的。

面對社會和經濟許多領域的事故高發，當時美國的公共治理和法治建設都無法滿足需要。這直接帶來了一場深刻的、持續了許多年的美國法改革，並由此驅動了美國政府職能的轉型和膨脹。《事故共和國：殘疾的工人、貧窮的寡婦與美國法的重構》一書所記述的，就是這項改革的來龍去脈及其對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發揮的重要影響。這本書曾獲得2001年哈佛大學出版社托馬斯•威爾遜獎、2005年美國法律與社會學會詹姆斯•赫斯特獎、2005年美國法律史協會威廉•克洛維爾基金會獎，堪稱一本偉大的歷史學傑作，也是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研究者不能忽略的必讀書。

顯而易見的是，書中所反映的100（多）年前的美國國情，與今天正處於激烈社會和經濟轉型的中國存在部分相似性甚至是同質性。因此，考量美國如何通過法治建設丟掉「事故共和國」這頂並不光彩的帽子，借鑒其經驗、吸取其教訓，對於中國讀者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由政府、法律出面，應對近現代工業、交通生產運轉帶來的大量事故，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至少面臨三大觀念障礙。一是對政府介入經濟生活的任何做法予以抵制。二是依據源於英國普通法的美國法律，要求企業主、鐵路運輸服務供應商為相關事故承擔賠償責任，存在障礙。三是在19世紀60年代爆發的內戰之後，美國公眾趨於普遍認同「自由勞動」觀念，這一觀念既賦予包括黑人在內的美國公民以充分權利，也意味著僱工、乘客等需要自己承擔遭遇事故的代價。

在引述史料記載的19世紀後半葉工業、交通等安全事故急劇增長的態勢后，《事故共和國：殘疾的工人、貧窮的寡婦與美國法的重構》提到了工業事故危機可能撕裂美國「自由勞動的文化」的危險性。在當時，美國政界、企業界、工會、法律界都意識到前述危險性，使之有動力設法（部分）突破或解構上述三方面的觀念障礙，分別各自及合作開展了重塑和改造自由勞動的範疇與性質的應對實驗，浮現出四種模式：普通法人身傷害訴訟的自由模式，工人保險協會的合作模式，僱主私人救濟基金的管理模式，國家強制性賠償計劃的社會保險模式。

依照普通法而開展的事故損害訴訟，困擾著19世紀末的美國各級法院和法學界，特別當人們意識到，「工業事故並不是（主要）源自於特定當事人的過錯，而是企業風險的必然結果」。「無過錯事故與無救濟傷害的難題讓世紀之交的法律人陷入古典侵權法的主體困境」，就逼迫法院、律師、當事人就推定過失發生激烈的辯論，無法得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公平原則。

19世紀下半葉，美國民間湧現出諸多傷殘與生命合作保險運動。到了1890年代，合作保險業成為市場上的主要保險形式，無論是保單數量還是保險金額總值都超越了商業人壽保險。《事故共和國：殘疾的工人、貧窮的寡婦與美國法的重構》書中解讀指出，「這就是（美國工人）改造內戰後的自由勞動公民理念來應對新的工業化共和國（的一種努力）」。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合作保險模式完全吻合今天的社會自組織性。但令人遺憾也理應驅動人們加以重視、反思的是，合作保險模式在美國失敗了，按照這本書的介紹與闡釋，首先，工人自發建立起的合作保險協會在運作中，也朝著商業人壽保險的方向發展，拒絕真正存在疾病、工傷危險的會員加入，而僅僅青睞年輕、低風險成員的保費注入；其次，合作保險機構難以監督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問題；第三，不同的合作保險協會之間為爭奪「優質會員」及其保費，大肆開展不可持續的低保費競爭，甚至發展為「龐氏騙局」。

僱主私人救濟基金出現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製造業、礦業和鐵路運輸業許多行業中獲得了迅猛發展。以摩根為代表，企業家、資本家花錢創建的救濟基金，在運作上要比互助保險更為規範，儘可能限制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僱主主動承擔員工事故賠償，目的在於培養忠誠度，以及落實泰勒的管理責任原則。

與工人互助保險、僱主私人救濟基金相比，工人賠償立法在一個世紀前的美國得以推進，難度更大。儘管統計科學、精算學等工具可以更為精確的計算事故損失，並確定劃分責任，但整個20世紀之中美國仍未就此制定出強制性的國家健康保險，僅僅保留了社會保障立法和相對更為明晰的事故責任劃分，遠遠滯後於歐洲工業化國家甚至若干個新興國家和地區。美國法院以及後來的許多屆國會就此對改革派總統發揮了強有力的制約作用。

總的來說，美國脫掉「事故共和國」的帽子，更主要的來源於技術進步、管理革新及由此催發的生產方式變革；與之同時，上述四種模式在美國都獲得了充分的試驗空間，相結合也起到了減少事故、提高各行各業生產經營效率大幅提升的效果。在此過程中，美國政府不可避免獲得了職能許可權空前膨脹的絕佳機會，但即便如此，也未能按照當初改革的暢行者們所期望的那樣，仿效歐洲模式建立起一套由政府主導的國家健康保險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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