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國際：腐敗與政治制度無關

隨著中國反腐力度的增強，很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對中國這些年的反腐倡廉有了更為理性和客觀的看法。比如，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國際性反腐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今年3月在中國「兩會」召開后發表聲明說，「讚賞中國政府的反腐舉措，並期待具體落實」。「透明國際」東亞區及新擴展地區高級主任廖燃（挪威籍）近日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因領導人決心堅定、民眾積極參與、反腐手段不斷創新，中國在反腐問題上取得了成效。但他同時建議，中國仍要加強法制，並增強在國際反腐領域的話語權。

「在反腐的一些領域，中國走在前面」

記者：在中國反腐問題上，從「透明國際」最近幾年的調查，以及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對比中，能看出什麼變化？一些成效是靠什麼措施取得的？

廖燃：首先，中國在過去10年中，一直在限制和削減審批權力。2004年7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行政許可法》，這是中國反腐工作的一個里程碑。與東歐國家一樣，中國也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限制和削減政府的權力，可以大大減少發生腐敗的機會和「灰色領域」，堵塞漏洞，減少中間環節，增加透明度。據了解，與2000年相比，中國國務院現在負責審批的項目大大減少。這條路是正確的。

其次，表現在政治制度上。中國認為腐敗沒有政治豁免權。相反，義大利的「花花總理」貝盧斯科尼多次被起訴，但卻亳發無損，因為他作為總理，有政治豁免權。同樣，印度政客即使被起訴，仍可當選議員。「透明國際」今年發起一場運動一一停止豁免權，即政治人物腐敗犯罪沒有豁免權。在中國，重慶官員雷政富被爆出不雅視頻，60多個小時后就遭免職；還有「表哥」、「表叔」等人也被嚴懲。

第三，在反腐敗制度的建立方面，中國有頂層設計，有國家規劃，分期目標明確，治理重點突出，能有步驟地實施。

第四，在反腐問題上，中國「創新多」。如通過「有形建築市場」，減少過去包工頭靠送禮拿項目的腐敗交易。中國還開發了許多反腐軟體。比如，一些審批項目多少個工作日後沒有完成就會有紅燈提示。還有行政監察等，這些新措施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腐敗的滋生。在反腐投入上，投入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反腐效果也更好。比如，新加坡在反腐問題上每年人均投入49美元，香港是39美元，而印度只有0.29美元，印尼0.19美元。可以看出，由於中國各部門都在加大反腐投入，儘管人均數額較難統計，但長期肯定能看到效果。此外，從自我做起，從一個單位做起，來遏制腐敗。中國舉辦的北京奧運會就是很好的例子，建立反腐敗機構和機制，從組委會開始就建立奧運監督委員會，這是全世界獨創的。所以，倫敦辦奧運會時也向北京學習。

記者：在您參與的國際反腐會議上，聽到哪些對中國反腐敗問題的評價？

廖燃：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印度，每當發生什麼腐敗案件，有人就會與中國比較，會提到「中國對貪官進行嚴懲，繩之以法」等。西方國家在一些方面對中國有較高評價，如2005年，中國將有腐敗行為的企業列入黑名單，當時連歐盟都不敢這麼做。這表明，在反腐的一些方面，中國走在前面。因此，全球或地區的反腐會議都會邀請中國參加。

記者：目前，在反腐問題上，中國在國際社會是否有話語權？

廖燃：很多，特別是査處貪官方面。中國與許多國家簽訂了雙邊互助協定。這些國家為什麼與中國合作？主要還是因為中國有實力。中國由此建立起一套威懾貪宮的機制。「透明國際」也在中國設有會員組織，他們推出廉潔教育教材，在中國一些大學推廣。有的還將廉潔課列為必修課。很多國家也對此感興趣。

從2000年開始，「透明國際」與中國合作，向中國介紹自己的廉政體系概念。「透明國際」還與北京奧組委合作，與三峽項目合作開辦培訓班。此外，還與五家大型建築公司合作進行培訓，幫助蘇州開發反腐電腦軟體等。

2006年，國際反貪局聯合會成立，秘書處就設在中國。在國際話語權上，由於中國一直把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很多時候還不能贏得更多的國家利益。中國應更多參與到制定國際遊戲規則中去，合理利用各種機會。

「透明國際」東亞區及新擴展地區高級主任廖燃

「中國政府和領導人打擊腐敗的決心很堅定」

記者：您怎麼看中國政府和領導人打擊腐敗的決心？

廖燃：我們觀察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近期在反腐問題上的一些講話起到威懾作用，中國很多地方官員確實收斂許多。這是好事，但中國還要在反洗錢上設立更嚴格目標。中國政府和領導人打擊腐敗的決心很堅定。橫向比較，日本做得不夠，亞洲國家唯一沒有批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就是日本。日本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都不願意投贊成票。因為日本政客與企業有理不清的關係。

記者：在反腐問題上，該如何加強審計部門、媒體和公眾的監督力度？

廖燃：如果讓印度照搬英國式的反腐機制，印度肯定做不到，而新加坡能做'到。因為印度抓了貪宮，卻沒有足夠的辦案人員。在印度，案件堆積如山，有時要賄賂法官才能開庭。這些因素是相對的。中國的司法機構現在仍不夠獨立，存在有法不依、選擇性執法的現象。所以，在遏制腐敗問題上，我強調的還是法制，而不是獨立。我認為，香港的司法就有威懾性。

審計是廉政體系的一個部門，在反腐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三公」消費的監督到底怎麼樣，只要審計部門能發揮作用，就可以有效遏制腐敗。過去10年，中國審計部門已發揮很好的作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中國掀起「審計風暴」，公布審計報告，哪些部門違規使用經費，都被公布出來。

2008年，國際反腐敗進入新階段。我們提倡利用新媒體、社交媒體，如手機、微博等參與反腐，展示民眾的力量，布下天羅地網，起到威攝效應。如果對腐敗事件不報道，就是媒體失職。在德國，國防部長和教育部長等因博士論文抄襲而丟宮，德國媒體就起到了監督作用。

記者：您怎麼看中國網民通過微博等方式參與反腐？

廖燃：總的來說，應對社交媒體持積極態度。整個國際社會都在鼓勵社交媒體反腐，但其可信度相比傳統媒體，確實還不強。所以，應提倡微博實名舉報，並提高舉報質量。有些即使不是實名，但如果案情較重，也應肯定。像「表哥」事件其實很好處理，紀檢部門可根據微博舉報進行針對性調査，如果是貪官，沒有買表票據，一査就可以確定。反腐沒有公眾參與是不行的。這是國際反腐的新趨勢。在中國，人們在微博上曝光一些官員的「艷照」，說明這些官員完全沒有操守，甚至「跟本沒人管」。現在利用網路，可以進行實名、異地舉報，確實能取得效果。

腐敗跟政治制度無關

記者：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政治學教授安德魯·韋德曼在其新書《雙重悖論：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增長的腐敗》中，把中國的腐敗問題解釋為「發展性腐敗」，您是否認同他的觀點？

廖燃：這種觀點值得商榷。這位教授研究過「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排行榜。他的理論是，如果清廉指數增加0.5，吸引的外資就會相應增加。如果孟加拉國要發展成丹麥那樣的話，必須肅清腐敗，才能吸引資金。中國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中國在「透明國際」清廉榜上的排名只在七八十位。也就是說，腐敗不會阻止一國吸引外資。再看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等金磚國家十多年來的發展：1995年，中巴經濟差不多，俄印也相似，四國的清廉指數相差不大。到2011年，中國經濟總量遠遠超過其他三個國家，但中國的清廉指數排名並沒有比這些國家好很多。各國都在進步，但同時腐敗也在加劇。

曾有專家說，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時是腐敗高發階段。一些人以此解釋中國的腐敗是無法避免的。再看清廉指數排名靠後的30個國家，都沒有達到這個標準。所以，我認為，腐敗跟政治制度無關，跟經濟發展水平也沒有太大關係。實際上，西方也有貪官，關鍵是有沒有機會。

記者：韋德曼還提出「有中國特色的腐敗」，他認為，中國改革初期，腐敗只是零散而不集中的現象，並非「根深蒂固的」，但更市場化的體製為新的腐敗提供了大量機會。您對此怎麼看？

廖燃：在中國，事業單位往往實行企業經營。如果國家給錢少，醫院等事業單位就要想法自己賺錢。如醫院靠賣病床位賺錢，小病大治，或醫生收紅包等。顯然，這是在公權的位置上謀取私利。這其實也是改革的一些後果。有人提議醫生簽不受賄協議，但其實意義不大。中國必須進一步改革，不斷改革，改變一些政策，比如醫藥分開等。

記者：還有哪些因素，制約和阻礙中國的反腐行動？

廖燃：我認為，中國的法律制度有待規範化，國內法比較落後，應該向《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看齊。像《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15條規定，賄賂本國公職人員就算行賄，沒有數量限制。而中國有關經濟犯罪案件的追訴標準是受賄金額達到5000元、行賄金額達到1萬元。《聯合國反腐晚公約》第16條講的是賄賂外國公職人員或國際公共組織官員，這條中國剛有。類似的涉及到影響力交易（第18條）、濫用職權（第19條）、資產非法增加（第20條）、私營部門之間的賄賂（第21條）、妨害司法（第25條）等內容，相比之下，中國相關法律還有待規範。

我認為，中國今後在反腐上應加大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法制，修改刑法，達到《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規定，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加強培訓，提高執法人員的法律素質；三是進一步增加國際反腐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