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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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爾-里根主義」與鄧小平道路

作者：長白山於 2013-4-11 11:5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政經軍事

劉濤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社會學博士

1980年代初，世界政治和經濟光譜開始急劇右轉，西方在經歷了戰後二十多年大眾消費社會和福利國家的發展后，新興崛起的政治明星——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總統開始推動新自由主義變革，並表示要共同清算福利國家的發展模式，一時間絕跡了三十多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開始跨大西洋兩岸回潮。

而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國的改革之父鄧小平和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也普遍被視為親西方的政治家，雙方都認為傳統的社會主義需要改革，也先後進行了改革：鄧小平開始了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邁向市場經濟體制；而蘇聯則邁向了激進的政治改革，開始全面移植西方的選舉模式。從意識形態的光譜來看，一般會將撒切爾、里根、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定義為偏向新自由主義的右派政治家。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三十年後，蘇聯早就已經在歷史的塵埃中轟然崩塌，其後經歷的休克療法讓蘇聯的後繼者——俄羅斯經歷了殘酷的經濟社會大倒退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族資本的剝奪，俄羅斯的國力到現在都沒有回復到1990年前的蘇聯；而英美兩國國內則經歷了史無前例地民族資本和國家資本的外移浪潮，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本國的製造業資本迅速轉移到其他生產和勞動價格要素優化的地區，英美兩國同時經歷了「產業空心化」的浪潮。在國家實體產業嚴重萎縮的同時，虛擬資本畸形強大，於是「全球化」成就了英美的「虛擬資本主義」模式，英美經濟越來越像空中樓閣，越來越像超級的龐氏騙局，當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總爆發后，英美就再也不能成其為一種模式。

而中國則經歷了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儘管內部矛盾眾多，社會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弊病處處存在，但中國卻成功地從一個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崛起成為一個「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從一個南方世界的邊緣國家躍升成為世界中心國家，並成功地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短時間、最大規模的脫貧，並出現了工業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業化和都市經濟圈的群聚效應，並將在未來十年呈現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的崛起。2016年，中國經濟將先超越美國，幾年後會進而一舉超越歐盟所有國家經濟實力的總和。中國這樣巨大規模的爆發性發展是我們30年前不敢想象的。

如果說撒切爾、里根、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有很多相似點，比如大家都比較鍾情市場經濟的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部分私有化，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都略微偏「右」的話，那是什麼導致了結果的巨大反差呢？

撒切爾和里根開的治國藥方和「全球化」藥方寫在後來世界銀行總結的「華盛頓共識」裡面，那就是以國家全面退出公共領域、全面私有化、結構調整、壓縮勞工工資和權利、拆解福利國家為標誌，他們將這套方案推向了全世界，並在發展中國家造成了極度的惡果，在許多部族林立、部落碎片化、現代民族國家尚未成形的非洲國家，「國家」拆解的後果就是國家分裂和解體，包括水資源、交通、社會保障、衛生、法院、監獄、公共基礎設施等基本國家公共產品全面落入資本、特別是強勢的國際資本手中，一套極端荒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劇本導致了許多國家負債纍纍，國家工業基礎被逆向拆解，貧窮和飢荒急劇上升，更導致了東歐和蘇聯民族資本史無前例地被剝奪，黑社會堂而皇之地接管了國家地方權力。

「撒切爾—里根主義」不僅實現了跨國資本控制許多亞非拉的民族國家，他們將「國家變成公司」、又將「公司變成國家」的激進市場原教旨主義方案也使得自己國家的政治版圖被無孔不入的經濟集團、企業財團、遊說集團、石油大亨、軍工集團所左右，資本主義在二戰後試圖讓國家節制資本的正面發展被重新逆轉，應當中立和從整體立場判斷事物的國家成為強勢資本遊說集團的代言人，現代資本的玩偶遊戲讓國家被鎖定在資本特別是跨國資本劃出的路徑上動彈不得，國家長期整體的利益往往被私人短期利益所左右。這樣資本可以順利地從發達國家流動出來，在全世界實現資本利潤最大化的「全球化自由主義」。極端的私有化和市場化不僅損耗了後進國家的利益，也掏空了部分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積累。

「全球化」自由主義損害了發展中國家和前東歐集團國家及俄羅斯，也損害英美本身的國家利益，但卻成就了中國的崛起。

因為鄧小平的成功在於其「實用主義」，你根本沒辦法拿「左」和「右」來歸類鄧小平。對於鄧來說，市場經濟只是一種工具，而不是一種終極目的和意識形態；對於鄧小平來說，保持民族國家的獨立性和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動員能力，始終是中國成功的關鍵，無論中國學習西方什麼，學習西方多少，但始終保持國家強大的動態調節「勢能」，發揮工具的長處，馴化工具的短處，讓工具為我所用，在這點上鄧小平拉開了與蘇聯戈爾巴喬夫的差距，也拉開了同撒切爾和里根的差距。

鄧看到了市場發揮經濟的巨大動能和活力，看到了區域化經濟的活力，看到了西方跨國公司強大的生產能力和現代化的管理模式，看到了西方先進的技術，但是也看到了「社會主義」遺產中的優勢—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保護民族國家獨立和資本獨立的能力，馴化資本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能力。於是在全面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中國沒有迷失自我，沒有忘記我們的初始目標。在開放的同時，國家始終保持著強大的調控力；在引進資本的同時，又以合資的方式限制西方跨國資本的權力壟斷；在資本引進、技術引進的同時，又保護中國幼稚的民族產業，並促進其具有現代競爭力。

通過「全球化」來做大做多中國，同時保留國家節制資本這一社會主義國家獨特的初始優勢，鄧的成功奧秘就在我們本身的體制內，鄧並沒有「拆解」國家，而是在改革弊端的基礎上，利用了我們制度中的優勢。在發揮市場創造財富優勢的同時，防止其反向控制國家權力，讓其牢牢在國家的節制下為社會整體創造財富。鄧的成功是「增量遞進」和「增量改革」的成功，是在毛的基礎上的成功。

鄧的獨特在於其非意識形態的學習態度和獨立思考的精神，在鄧的模式下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超級融合」，傳統社會主義的優勢和現代資本主義的優勢奇妙地結合起來，但雙方制度中的一些基本弊端卻被中國逐步克服了。「超級融合」讓世界不再能以簡單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劃線，其成功為世界貢獻了一個融合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貢獻了一個「北京共識」。雖然中國問題還很多很多，人民還不滿意，但給中國一些時間，中國必將還世界一個驚喜。

當撒切爾遇上鄧小平，不僅是指雙方在人民大會堂就香港回歸的激烈較量，而是兩種模式的較量。歷史將證明，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敗於鄧小平獨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北京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