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觀察」是一門神秘的藝術

黃彥傑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黃朝翰 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研究員、學術顧問

 

「中國觀察」是一門神秘的藝術。按照傳統定義，它主要是指冷戰時期包括記者、安全或情報機構的分析師，以及學者在內的「中國問題專家」所從事的現代中國研究。

 

由於中國觀察後來被加上了含有貶義的標籤，我們不知道用「中國觀察家」來稱呼像史華慈（Benjamin Schwarz）、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弗朗茨·邁克爾（Franz Michael）、施伯樂（Robert Scalapino）、鮑大可（A. Doak Barnett）、白魯恂（Lucian Pye）、艾倫·惠廷（Allen Whiting）以及米歇爾·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這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是否合適。但在冷戰時期，這些大師的許多學生，肯定會被歸入「中國觀察家」之列。

 

「中國觀察」這一行當的主要目標，是為外界解釋或「破譯」共產主義中國裡面發生了什麼事，主要針對短期事件而不是其長期發展。由於共產中國限制外國學者和外國記者入境，特別是自從1959年的大躍進失敗，官方信息和數據不再對外公布以後，「中國觀察」得以茁壯成長。

 

西方記者和分析師，例如Stanley Karnow、Robert Elegant、Robert Keatly等，在20世紀60年代，集中到香港收集關於中國的信息並尋找中國政治的線索。觀察家從官方宣傳物、境外新聞和報道中追尋中國政治的蛛絲馬跡。他們的採訪對象包括來自中國的難民、叛逃者和旅客。為了獲得第一手情報，他們中有些人甚至與外交官和情報人員交換信息。

 

這一代「中國觀察家」的看家本領，還包括通過分析領導人在公眾場合露面情況（誰站在誰旁邊，他們的名字如何排列），以及識別突然從公眾視線中消失或出現的高層領導，來推測中國政治的形勢與動態。根據這種預測和研判，毛澤東據傳至少死了20次！

 

 

這種「中國研究」到底還是沒有真正學術意義，因為一個典型的中國觀察家，其實並沒有真正研究中國：他們沒有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深入分析問題，提出假說，然後利用系統的數據和觀察資料來檢驗這些假說。一個中國問題觀察家常常會出於一些成見和個人的偏見，把目光集中在各種負面報道或是問題上（例如「共產主義問題」）；而一個真實的中國學者應有的態度是中立和客觀的。

 

因此，那時候的「中國觀察」充其量是一種不精確的藝術，幾乎不值得被稱為「漢學」。這種研究是很像冷戰期間歐美學者為了觀察蘇聯局勢而發明的「克里姆林宮學」（Kremlinology）。總之，無論是「中國觀察」，還是「克里姆林宮學」，基本上都是冷戰的產物。

 

 

隨著1972年尼克松（尼遜）總統訪華和中美關係的緩和，老式的中國觀察逐漸不被採信，聲望日衰。冷戰中的中美對立一旦開始放緩，中國觀察家不得不改弦易轍，在新的環境下為中國觀察尋找新的價值和角色。

 

在此期間，一群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的美國研究生和年輕教師，在1968年成立了「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該委員會的學者，對亞洲研究的基本方法提出了挑戰，這其中就包括作為冷戰學術之一的中國觀察。這種學術被認為是美國政府促進其在亞洲霸權政策和遏制中國的工具。

 

委員會成員包括一些初出茅廬、前程遠大的中國研究學者，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愛德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包嘉樹（Richard Baum），奧維爾·謝爾（Orville Schell），謝淑麗（Susan Shirk）。他們對「中國觀察」的一些基本前提，特別是對其非學術化的資料收集方式，以及在分析事件和作結論時所帶有意識形態偏見，提出了質疑。

 

就在尼克松歷史性的北京之行開始前不久，周恩來以「乒乓外交」為契機，選擇性地邀請了美國的中國研究者到中國訪問。受邀者包括一些年輕的CCAS成員。結果，這些年輕的理想主義學者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輕易地、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官方宣傳的毛澤東主義（例如草根民主，平等主義）和「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積極的方面（如農村發展的官方意見、赤腳醫生）。建立在被允許看到的情況和從官方那裡來的宣傳，他們回到美國之後撰寫的報告，對中國讚許有加。

 

在整個1970年代，雖然文革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中國政治仍然是充滿政治陰謀的舞台。毛澤東指定繼承人林彪突然倒台引起的政治風浪、反儒家的運動、鄧小平的東山再起、華國鋒被任命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以及四人幫的倒台，戲劇性的政治事件一件接著一件。中國對外國人而言仍是禁區，官方信息依然極其稀少，中國觀察家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仍然如日中天。事實上，即使是在1978年的經濟改革之後，許多遊客和商人來到中國觀光和經商，中國政治的透明度依然非常有限，中國觀察這一行當也並未過時。

 

進入1980年代以後，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公開放棄其激進的革命思想，選擇了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道路，隨著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中國與反共產主義的東盟（亞細安）鄰國的關係也逐漸改善，中國觀察已經失去了其冷戰定義下的存在理由，其運作模式也不得不隨之改變。

 

今天的中國問題專家，越來越多地由年輕學者構成。他們不僅接受了更好的社會科學訓練，而且能夠接觸到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的數據與信息。同時，許多老一輩學者和記者開始紛紛退休，或是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取而代之的是許多沒有冷戰意識、真誠而勇於探索的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

 

一個最為顯著的趨勢是，越來越多出生和成長在共產主義中國，並在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年輕學者，加入了中國問題專家的行列。這一代年輕人具有在中國最動蕩的年代里成長的體驗，不少人的家庭與地方和中央領導層還有直接或間接聯繫。中國觀察這一領域由此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首先，老一輩中國觀察家和年輕一代的意識形態存在巨大差異。許多老一輩美國的中國觀察家，對麥卡錫的反共主義記憶猶新，為了表示他們對於主流意識形態的一致與忠誠，唯恐被貼上「共產黨同情者」的標籤，他們不得不在公開場合表現出對共產黨政權的敵視。為了在政治上保持正確，老一輩學者在意識形態上不得不表現出強硬的右傾。冷戰結束后，年輕的中國學者最終開始避開意識形態上的限制，以一個更加開放的心態研究中國。

 

其次，老一輩中國觀察家，大多把注意力投向1980年之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特別是毛澤東的政治運動，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新一代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的焦點，最初是中國在1980年以後的改革與發展，隨著中國的崛起，他們又將研究轉向中國崛起的區域與全球影響。從研究方法上看，老一代學者限於利用歷史分析的方法，篩選公開出版物中的信息，記錄事件的前因後果；而新一代中國問題觀察家，則可以獲得更系統的數據和信息，並採用更先進的分析工具加以分析。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中國問題觀察家，可以在中國開展田野調查工作和進行訪談。無論是看研究方法還是研究材料，中國研究領域的代際變化都是驚人的。因此可以說，「中國觀察」正在恢復它的正確名稱為「當代中國研究」。

 

 

我們如何評價「中國觀察」？由於「中國觀察」不是真正嚴格的學術意義上的漢學研究，我們需要的不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待其成果，而是要將其當作一種政策工具，評價它對政策制定的貢獻。毫無疑問，在冷戰期間，「中國觀察」對西方媒體的貢獻很大：無論它提供的信息是否準確，它至少告知了公眾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更重要的是，它主要被西方國家政府用於制定其對華政策。在冷戰的高峰期，數以百計的「中國問題分析家」，曾受雇於美國情報和國防機構，負責監控共產主義中國事態的發展。

 

下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作為政策工具的中國觀察實際效用如何？它作為預測工具的價值幾何？如果我們讓為數眾多的老資格中國觀察家回來做一個自我表白，他們大概會毫無猶豫地承認，儘管他們基於當時可提供的資源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他們的行當終究是沒有預測價值的。

 

具體來說，無論是論研究者的數量、資料庫的規模和知識積累的多少，美國迄今為止在中國研究這一領域投入的資源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美國的中國觀察家沒有能夠預測到中國冷戰期間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例如大躍進（1958年至1960年）、中蘇分裂（1959年至1962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四人幫」的倒台（1976年），以及鄧小平的東山再起（1978年）。在現實世界不斷變化的權力關係之中，本來就存在許多風險和不確定性，特別對於封閉的共產主義社會而言。在這種條件下，中國觀察不可能提供一個可以預言中國未來的水晶球。

 

儘管如此，中國觀察在當今的現代中國學研究領域，留下的遺產既有負面的，也有正面的。一位典型的資深中國觀察家，在實踐中學會了必須非常耐心、細緻地收集基本信息，在接收官方的說辭時極為謹慎，而且會極為小心地評估和解釋官方出版的信息。在今天的網際網路時代，許多青年學者對採取這些預防措施不以為然。但是，這種細緻甚至繁瑣的數據收集方法，對於區域研究這樣的實證學科還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作為冷戰的學術產物，以前的中國觀察的對象主要定位為「共產主義問題」，所以特彆強調中國發展的消極方面。這對於今天的西方媒體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今天的西方媒體仍然傾向聚焦和報告中國的消極方面，誇大中國面臨的問題，有時甚至有斷章取義之嫌。例如，許多西方評論家還是使用雙重標準來評價中國的崛起，認為中國崛起必然不是「和平」，而必須是破壞性的。中國的對於鄰國的外交新舉措，通常被解釋為「過分自信的行為」。當中國的經濟增長從10%放緩至8%（仍然是一個非常可觀的增長表現），這种放緩居然被命名為「硬著陸」。

 

誠然，學術研究必須專註於問題，一個優秀的學者，必須以懷疑態度和良好的批判性思維作為研究的起點。但是，今天太多中國研究者仍然繼承了過去的偏見，延續他們的「在中國發現問題」的研究思路，不分青紅皂白地致力於尋找官方來源以外的「替代性解釋」。這導致了對中國的發展，缺乏多元的意見和持平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