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國2013（二）

本文原載美國《每月評論》雜誌2013年第3期，由觀察者網特約作者東方木雅翻譯。文章原題《Chin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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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

 

描述中國現實的時候，我們最容易想到的標籤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只要不仔細分析這個標籤的具體內涵，它就仍然是模糊而膚淺的。

 

確實，工人與組織生產的政權之間的關係符合資本主義的特徵，比如說順從而異化的勞動力，剩餘勞動的榨取。中國的一些地方存在著對工人的殘酷剝削，例如雇傭女性在煤礦和其他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工作。對於一個宣稱邁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來說，這些事是很可恥的。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政體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每個地方都將如此。不經歷這一過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己並不能自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雖然現階段這並沒有提上日程）。對於任何社會而言，要將自己從資本主義解放出來，並邁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漫長道路，國家資本主義是最初階段。所有層面上的經濟體系的社會化和再組織——從公司（基本單元）到國家、世界——都需要在歷史的周期中做不可跨越的漫長鬥爭。

 

除了以上的初步思考，我們還必須從國家的本質和規劃上，來具體的描述國家資本主義。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多不同的種類，而不僅僅只有一種。1958年到1975年間，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為了服務和加強法國的私有壟斷行業，而不是走向社會主義。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意在實現三個目標：1、建設一套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2、調節這套體系與農村小農生產之間的關係；3、控制中國與被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普遍壟斷所支配的世界體系的整合。對這三個主要目標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一方面使其許諾了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但同時也加強了擯棄這種道路而純粹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應該認識到，這兩者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存在的。問題是，中國的選擇會偏向其中的一條道路嗎？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一階段（1954-1980），它要求所有企業，無論大小都進行國有化（與此相伴的還有土地的國有化）。此後，它又對國內外的私人企業，以及自由化的城鄉小產業（小企業，貿易業以及服務業）開放。然而，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龐大的基礎工業和信貸系統仍然沒有去國有化，雖然它們的組織形式得到了修改以與「市場」經濟接軌。同時，與這些政策相伴隨的，是確立對私營企業以及與外資合夥的控制措施。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發揮其預想中的作用，或者反過來（通過管理層的「腐敗」）與私人資本勾結而變成空殼，還有待觀察。

 

但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1950-2012年間的成就仍然是驚人的。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建立了與其規模相適應的、自主的、完整的現代生產體系，其成就只有美國可與之相媲美。通過發展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它已經成功地擺脫了對蘇聯和西方模式的高度技術依賴。但是，它還沒有開始從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角度去重新組織勞動力。計劃——而不是「開放」——仍然是這個系統建設的核心措施。

 

在這個發展計劃的毛澤東主義階段，強制性的計劃無所不在：新建設的性質和位置，生產的目標以及價格。在這個階段，不存在任何合理的替代品。我要在這裡提一下這一時期關於價值規律本質的、為該時期的計劃體制提供了理論基礎的有趣辯論，但不做深入闡述。這一階段的成功——而非失敗——要求為了追求快速發展而做出改變。為了避免蘇聯的致命經濟停滯，對私有經濟的「開放」——從1980年開始，特別在1990年之後——是必須的。儘管這個開放過程剛好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相一致——我將在後面再提到這個一致性的負面影響——選擇一個「市場社會主義」（ socialism of the market），或者更好的說，「有市場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 with the market），作為加速發展第二階段的基礎，在我看來是合理的。

 

這個選擇再一次的讓人震驚。在寥寥幾個年代里，中國建成了一套將6億人集合起來的高效的、工業化的城市化進程，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幾乎相當於歐洲人口）是在過去20年內進入城市的。這是計劃而非市場的功勞。中國現在切實存在一個獨立自主的生產體系。沒有任何南方國家和地區（除了韓國和台灣）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在印度和巴西，在同類的自主計劃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互不相干的元素，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在這些新條件下，設計和實現計劃的方法發生了轉型。對於大型基礎設施投資而言，計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為4億城市新居民提供適宜居住的房屋，同時建立一套空前的高速公路、公路、鐵路、大壩、電網等的體系；去開發中國全部，或者說幾乎全部的鄉村；以及把發展的中心從東海岸轉移到西部內陸。同時，計劃對於公有企業（由國家、省、市所有的）的規劃和財政資源來說，也至少部分上仍然是必要的。對於其他經濟形式而言，有可能存在城市小規模商品生產的擴張以及工業和其他的私人（經濟）活動。這些目標都得到了重視，同時實現這些規劃的政治經濟資源也得到了明確。總的來看，最終的結果和「計劃」的預測沒有太多不同。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同時也將可見的社會（我沒有說「社會主義的」）維度也整合進了其發展計劃中。這些目標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存在了：比如說，消除文盲，全民基本醫療保障等。在後毛澤東時代的第一個部分（20世紀90年代），總趨勢無疑忽視了這些目標。然而，應該注意到，作為對積極的和有力的社會運動的回應，這些規劃中的社會維度重新贏得了其應有的地位，並被期待著能催生更多的進步。這個新的城市化進程在其他南方國家是無有其匹的。當然，有很多「時尚」街區和其他完全算不上富裕的街區；但中國卻沒有貧民窟，而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裡這些貧民窟卻長期持續存在併到處擴張。

 

中國整合進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

 

如果不去考慮其與全球化的整合，我們就無法分析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官方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陣營一直希望與世界資本系統脫鉤，通過建設一個完整的包含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體系完成這個脫鉤過程。蘇聯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這種脫鉤，儘管這更多的是因為西方的敵對，而蘇聯甚至譴責西方為孤立蘇聯而推動的封鎖。然而，儘管建立了經互會（應該是Comecon，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作者原文為Comecom, 疑為筆誤，——譯註），整合東歐的計劃卻沒有多少進展。東歐國家的地位仍然不確定且脆弱，雖然與西歐部分脫鉤，但是在嚴格的國家基礎上，從1970年開始就部分對西歐開放。而中國和蘇聯整合的問題從來沒有存在過，不僅由於中國民族主義不接受這樣的整合，可能更多地是由於中國的首要任務不需要整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嘗試著用著自己的方式脫鉤。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說，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重新融入到全球化的過程，已經徹底、永久地放棄了脫鉤呢？

 

通過傾盡產業系統的能力，加速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全球化，這條道路使得中國將出口放在首要位置，表現為出口增長率超過了GDP的增長。十五年來（從1990年到2005年），新自由主義潮流偏愛這個選擇的成功。單純追求出口是有問題的，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由於它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同時也因為它受到了2007年開始的、新自由全球資本主義的內爆的威脅。中國政府似乎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很早就開始試圖通過更重視內需和中國西部的發展來糾正這個問題。

 

很多人反覆聽到這樣的說法，即中國的成功得益於對（顯而易見「失敗了的」）毛澤東思想的拋棄、對外開放以及外國資本的注入。這個觀點是非常愚蠢的。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建設作為基礎，開放不可能達到眾所周知的成功。和沒有發生過類似革命的印度的對比能夠很好的說明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比下面的說法更荒謬的了：中國的成功主要（甚至完全）歸功於對外來資本的引入。建立了中國的工業系統並完成了城市化和基礎建設的目標的並不是跨國資本。中國90%的成功應該歸功於其獨立自主的規劃。當然，對國外資本的開放實現了一些有用的規劃：這增加了現代技術的輸入。然而，由於中國的合資模式，中國吸收了這些技術並且能夠掌控它們的發展。其他地方都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即使在印度或巴西，更不用說泰國、馬來西亞、南非和其他地方。

 

中國和全球化的融合仍只是部分完成、且受到控制的（或者說至少是可控的，如果非要這樣說的話）。中國仍然置身於金融全球化之外。它的銀行系統仍然完全國有，並主要服務於國內的信貸市場。對人民幣的管理仍然由中國自主決定。人民幣並不是金融全球化所強加的難以預測的兌換的主體。北京可以對華盛頓說，「人民幣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難題。」，就像美國1971年對歐洲說的，「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難題。」進一步來說，中國在其公有的信貸系統中保持了大量準備金。相比美國、歐洲、日本以及許多南方國家的被人認為不可忍受的負債率，中國的公共債務幾乎可以忽略。因此，中國可以擴大公共支出，而沒有引發惡性通脹的危險。

 

吸引外資雖然使中國獲益，但這並不是其規劃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地，正是中國的規劃的成功使得中國對西方跨國資本產生吸引力。而比中國開放程度更大、並且無條件服從全球化金融資本的南方國家，並沒有相同程度的吸引力。跨國資本被吸引到中國來，並不是來掠奪這個國家的自然資源；也不是剝削廉價勞動力獲利卻不轉移技術；也不是像在摩洛哥和突尼西亞那樣，外資通過對其不存在的國內生產體系進行訓練並將其整合進離岸交易而獲利；甚至不是像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東南亞一樣為了實現金融掠奪的目的，讓帝國主義銀行掠奪國家儲蓄。相比較而言，外國投資在中國可以從低工資中獲利並得到比較高的利潤，但前提是它們的計劃與中國的計劃相吻合，並且允許技術轉移。總之，這些都是「通常的」的利潤，但如果和中國當局可以進行更多合作，那就會有更大的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