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海外民運何去何從?

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后，不少學生領袖與聲援他們的學者遭到中國政府通緝，為了躲避追查，大多數人選擇離開中國，逃到海外尋求避難。 當中有些人輾轉逃亡到美國或法國，而沒有立即離開中國的人，也在坐牢數年後，因國際社會向中國施壓，而得以到海外建立新生活。

其中，不少當年的學生領袖選擇繼續在海外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希望能從海外持續影響中國公民社會，也因此，一些民運組織就此誕生。 全美學生自治聯合會 (學自聯) 是其中一個規模較大的海外民運組織，成員主要包含在美國支持六四學運的中國學生。 人道中國的主席周鋒鎖當年在六四學運期間組建了天安門廣場「學運之聲」的廣播台，後來也成了天安門廣場後勤救助的主要組織。 他在2007年創辦了「人道中國」組織，主要專註在中國異議人士的救助及安置。 他告訴德國之聲: 「海外民運在89年的時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從海外發起不少活動，替89民運當時的思想做準備，學自聯便是當時由中國學生創立的。 」

周鋒鎖認為，海外民運組織除了在過去30年堅持當初六四學運的理念外，在救助及安置中國異議人士的工作上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告訴德國之聲: 「我認為國際救助與安置是海外民運組織能做的最有效的事，因為他們能透過這些過程與在中國國內抗爭的人保有密切聯繫，並試圖打破中國的數字化隔斷，想辦法給中國國內的異議人士力量。 」六四學運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則說，海外民運多年來扮演了見證者、支持者及準備者的角色。 他表示，由於多數民運人士都身在海外，他們應該把闡述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與籌募款項做為其首要目標。 他告訴德國之聲: 「我覺得只要不在國內，你就不是主力。 既然不是主力的話，你就要想辦法支持。 」

成員流失與資金短缺

然而，因為中國自六四血腥鎮壓后的各種打壓以及美國與中國共產黨開始合作，導致海外民運組織漸漸失去海外中國社群的支持，也導致它們成員漸漸流失。 周鋒鎖表示: 「過去30年來，美國運用民主制度的好處與中國政府換取一些利益，而這也使得民間漸漸失去支持海外民運組織的力量，導致大多數成員遠離民運組織。 」

旅居美國的六四學運領袖封從德則質疑，89學運后的海外民運，並不是傳統定義中的社會運動，因為雖然海外民運孕育了不少「明星」，但這些「明星」後面並沒有群眾追隨。 他告訴德國之聲: 「六四屠殺剛發生的時候，還有不少中國留學生會參與海外民運的相關活動，但後來外界漸漸以媒體知名度來定義所謂的民運人士。 我覺得這個是從89民運延續借用過來的概念，而這個概念一延伸到海外就出了問題。 」封從德分析，這些海外民運的「明星」都是由海外媒體塑造出來的，而這些「明星」會導致真正有心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無法得到所需的資源，這也導致想做事的人越來越少。 此外，封從德認為海外民運同時也得堤防中國政府透過滲透或分化來瓦解它們的組織。 他說: 「中國政府不斷透過滲透一些人或分化組織來推動大量瓦解工作。 他們透過結構性控制投入大量資源，並積極對海內外的中國人進行洗腦。 這樣的作法逐漸形成一種文化暴力的控制。 」海外民運的未來出路

面對中國近年來快速的勢力擴張，專家認為海外民運面臨逐漸被邊緣化的局面。 目前在英國西敏寺大學民主中心擔任訪問學者的六四學運領袖邵江認為，海外民運必須投入全球對抗中國極權主義的運動中。 他告訴德國之聲: 「海外民運原本用來影響西方政客的策略其實影響力很有限，而在西方大公司與中國因共同利益開始密切往來的同時，海外民運逐漸被邊緣化。 加入全球對抗中國極權主義的運動成為他們唯一的出路。 」

邵江表示，海外民運組織除了繼續聲援中國國內的民主及權利運動外，也該在流亡當地推動抵抗。 他說中國近年來在有重要官員出訪海外時，都會事先跟當地政府溝通好，限制海外民運人士可抗議的地點跟範圍。 面對這樣的情形，邵江認為海外民運人士應該在中國官員造訪當地時，試著直接挑戰那些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