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一詞的由來 ---- 兼評「中華」是日本人提出的謬論
中華之名源自於中國古代華夏民族起源於黃河流域一帶,居四方之中、文化發達、歷史悠久,因此稱該地為中華,中夏,亦稱中原、中國。易經演化圖中,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太極稱之為「中」。二儀、四象、八卦和萬物稱之為「華」。
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現「中華」一詞。見於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頒行、由長孫無忌領銜撰文的《律疏》(后稱《唐律疏議》)。其中,對其卷三〈名例〉的「中華」一詞釋文如下:「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之中華。」意思是說,凡行政區劃及文化制度自屬於中國的,都稱為中華。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恢復漢室江山,推翻元朝的野蠻統治,在《喻中原檄》一文中明顯提出了「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紀陳綱,救濟斯民」的口號。
朱元璋奉天討元北伐檄文《喻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國, 四海以內,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
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儀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等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日本人從明太祖的《喻中原檄》得到啟發,在甲午戰爭前後的日本文獻中,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並成為他們戰時進行國家形象塑造的基調。甲午戰爭日本是打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高調地將自己標榜為中國的解放者。樂善堂間諜宗方小太郎,為山縣有朋親率的日本第一軍起草了一份安民告示《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文采飛揚,主題幾乎就是為了把中國人民從黑暗的滿清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戰鬥檄文:
……「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切望爾等諒我徒之誠,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託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應乞於宮〈而〉聚義。故船載糧食、兵器,約期赴肋。時不可失,機不復來。古人不言耶: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為明祖所笑!」
日本的「中華」意識宣傳,在當時和此後的中國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漢人的抗日情緒便遠低於滿人。英國駐天津總領事寶士德(HenryBarnesBristow)向倫敦報告說,天津水師學堂的漢人學員,對甲午戰爭前景並不樂觀,甚至認為日本能戰勝也是好事,可以藉此推翻朝廷。
日本此後更是駕輕就熟地運用這種「驅除靼虜」的政策工具,深深地滲透進此後中國的各種政治和軍事大變動中,包括對興中會、華興會等的庇護,令辛亥革命這一民族革命從一開始就變得先天不足,而那導致袁世凱被萬民唾罵的「二十一條」。
在孫中山奮起推翻滿清政府的時候,恰值日本開始對中國實施武力擴張政策的時候。孫中山肯定受到了日本的意識宣傳的影響,不加思考的把日本人視為「同道」,因而全力求助之,來換取日本軍閥或財閥援助中國革命。中華同盟會《討滿清檄》就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
1907年中華同盟會《討滿清檄》:…… 「四萬萬人,契骨為誓曰: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有渝此盟,四萬萬人共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