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別裁--南懷謹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講到這裡，我們要向前輩的某些儒者、理學家、讀書人告個罪了，他們的解釋，又是錯誤的。他們說看一個人，他父母還在的時候看他的志向，父母死了的時候看他的行為，三年當中，沒有改變他父母所走的路線，這個人就叫作孝子了。問題來了，假使父母行為不端，以竊盜為生，兒子不想當小偷，有反感，可是為了孝道，就不能不當三年小偷去。這樣，問題不就來了？如果遇到壞人的話，明明知道錯，可推說：「孔子說的呀！聖人說的呀！為了作孝子，也只好做錯三年呀！」這叫聖人嗎？照這樣講，我就叫它是老鼠生兒的孝道哲學。為什麼呢？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通嗎？不通！這些問題，都出在過去的誤解。當然，宋儒並不一定完全錯，但像這種錯的地方，我們要注意。所以古人說，讀書要頂門上另有一隻眼。中國宗教里有的神像，多一隻眼睛，名為智慧眼。我們要用宗教家所謂的智慧之眼去看，就很容易了解了。

「父在觀其志」的這個「志」，古人的文字「志」為「意志」之意，它包括了思想、態度。我們都曾經作過兒子，都有這樣的經驗：當父親、師長的面前，聽到教訓吩咐，口口聲聲稱「是」，但背過身來，卻對著同學、朋友，做一個鬼臉，表示不聽。所以「父在觀其志」這話，是說當父母在面前的時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著父母的時候，乃至於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誠誠懇懇，非常老實，說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如果作好人，就要作到底，父母死了，於三年之內，無改於父之道，說得到做得到，經過三年這麼久的時間，感情沒有淡薄，言行一致，一貫作法，這就是孝子。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如此一節，我們不要看宋儒這樣的一圈，就把它圈斷了；這是後人圈的，是不對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結果就變成了教條。其實它是連貫的，也就是前面「為政以德」的引伸發揮，把中國文化裡面的孝道精神，擴充到待人處世上面，中國自古以來、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據這一點培養出來的。

現在我們先對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學生，而是介於學生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他是魯國的大夫。當時的「大夫」，當然不是現代的醫生，而是一個相當高的官位。勉強比，有如現在的內閣官員之流，通稱作「大夫」。「大夫」是官階，不是官職。中國這些官階職務，歷代都有變動的。我們要了解中國歷代政治形態的變遷，必須讀「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獻、通考。裡面不僅包括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官職的演變、一切的演變，乃至現代研究三民主義思想，國父為什麼採用了五權分立制度，都與「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絕對的關係。這是講到孟懿子的職位，順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這樣一位人物，以當時孔子的立場來講，這一段問答，到底是孔子做魯國司寇以前，或以後說的，就很難考證了。孔子當時在國際——諸侯間——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來問他什麼是孝，孔子只告訴他「不要違背」。如果根據這句話來看，孔子講話非常滑頭。不要違背什麼呢？沒有下文。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答話，接下來，又是一幕短劇式的談話。我們看《論語》，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說一樣，不必用那麼嚴肅的態度去看。

「樊遲御」——樊遲是孔子的學生，名叫樊須，字子遲，小於孔子三十六歲，是年輕的一輩。「御」是駕車。孟懿子剛剛來拜訪孔子，並請教什麼是孝道這個問題，孔子說「不要違背」，就只有這麼一句話。等一會兒孔子出門了，因為請不起司機，都是學生來服務。現在由年輕的樊遲來駕車子，不像現在的汽車，孔子那時坐的是馬車，駕馬車有一套專門技術，很不容易的。那麼孔子坐進車廂了，樊遲坐在前面的駕駛台上，開動了車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車廂中和學生談起話來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隨時隨地都在對學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寫孔子在車上特別告訴樊遲一件事：「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孟孫是孟懿子的號，因為他是當朝有相當地位的人，而且在當時政界來講，還算好的一個人，所以孔子對他相當尊敬，便只稱他的號。孔子說，他問我什麼叫作孝，我答覆他「無違」，不要違背。「樊遲曰：何謂也。」從這一句話，我們看到那個畫面上，學生正在前面駕車，靜靜的，沒有開腔，而老師好像在自言自語的告訴他，剛才答覆孟懿子問孝的經過，樊遲一聽，回過頭來說，老師，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跟我們現在的疑問一樣。「無違」，不要違背，這是什麼意思？

於是孔子說，沒有什麼，很簡單。「生，事之以禮。」這個「事」字是古人以下對上而說的。孔子說，當父母活著的時候，我們要孝敬他——「事之以禮」。怎麼叫以「禮」事之呢？很難說了，這個禮不是說見到父母行個禮就叫孝。禮是包括生活上的照應、愛護。（這一切道理，將來我們還有專門講「禮」的機會，在這裡暫不詳述。）又說：「死，葬之以禮。」所以禮是中國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看到這個禮字，絕不能作狹義的禮貌解釋。去世以後則「祭之以禮」。我們研究這一段，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又把這一段問答記到《論語》里，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對為政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把這些問題先放在一邊，再看下一段，然後綜合起來作研究。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是何許人也？就是剛才所講的孟懿子的兒子，他是「世家公子」。這又牽涉到什麼是「世家」，古代的制度，和現代兩樣，尤其在春秋時代，與印度、歐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謂「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孫孫都有這個官作，不過是長子繼承這個官位，即所謂的封建時代。但是與歐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誰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國這樣傳下來的家庭叫「世家」，長子有繼承權，第二以及第三、四、五個孩子都是另外在一邊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兒子，是正統的世家公子。父親剛剛問了孝道，（當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過編書的人——孔子的學生們，硬要把它編在一起。）兒子孟武伯也來問孝，孔子的答覆，和答覆他父親的是兩樣的。

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這句話就是說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種憂愁、擔心，多麼深刻，你要去體會這種心境。

孔子這個答覆有多妙！這句話，我們要這樣說，這個問題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體會出來。這種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裡錢又不夠，小孩病了，坐在辦公室里，又著急，又出汗，又不敢走開，可是心裡記掛著。這種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憂」。孔子對孟武伯就是說，對父母能付出當自己孩子生病的時候，那種程度的關心，才是孝道。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游是字，少孔子四十五歲。他問孝，孔子講解很明白，他說現在的人不懂孝，以為只要能夠養活爸爸媽媽，有飯給他們吃，像現在一樣，每個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給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還有許多年輕人連五十元也不寄來的，寄來了的，老太太老先生雖然在家裡孤孤獨獨，「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但看到五十元還是歡歡喜喜。所以現在的人，以為養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馬皆能有養」，飼養一隻狗、一匹馬也都要給它吃飽，有的人養狗還要買豬肝給它吃，所以光是養而沒有愛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於養狗養馬一樣。

這裡我們看出來了，孔子對學生講孝道與答覆從政的人講孝道完全兩樣，所以我們證明孔子前兩段話是歇後語，用隱語的。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夏來問孝，孔子說色難。什麼叫色難呢？態度問題，上面講不敬何以為孝，就是態度很難，他說：「有事，弟子服其勞。」有事的時候，像我們做後輩兒女的，看見父母掃地，接過掃把來自己做。「有酒食，先生饌。」（先生是現代的一般稱呼，古代對前一輩的人都尊稱為先生。）有好吃的，就拿給父母長輩吃。「曾是以為孝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你以為這樣就是孝嗎？替長輩做了事，請長輩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為什麼呢？「色難」。態度很重要，好像我們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給他喝。做兒女的茶是倒了，但端過去時，沉著臉，把茶杯在床前几上重重的一擱，用冷硬的語調說：「喝嘛！」在兒女這樣態度下，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難過，這是絕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個要敬，這是屬於內心的；第二個則是外形的色難，態度的。

為什麼這兩節放在這裡呢？這就包括了君道、臣道。一種是做人長官，領導人的；一種是做人部下，配合別人的。所以我們談為政之道，也是「色難」，也是「不敬，何以別乎？」我們愛護部下，態度很難。歷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天生就很威嚴，有一天他問魏徵，為什麼這些大臣們，當著他的面都不講話。魏徵就告訴他——也只有魏徵敢和他這樣講——陛下自己不知道，因為陛下很威嚴，大臣們看見你后，心理上先就怕了，所以講不出話來。唐太宗聽了這話以後，就去對著鏡子學笑，見了人就笑，慢慢使自己的態度變得和藹起來。所以為政之道，也是色難。有時到機關中去，尤其郵政局或銀行，許多人怕那裡的面孔，譬如到郵局買一塊錢郵票，郵局的櫃檯小姐，忙累得那個樣子，給你郵票時，那種好像欠他多還他少的態度，實在叫人受不了。但替他想想也夠可憐，坐了一整天，有些人對他還夠嚕囌。所以領導別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色難」——態度不容易作好。內心上更難。

「敬」——真愛人，不容易作好。所以把這兩句孝道的話擺在「為政」篇中，也就是從政的修養與態度，這是真學問。你說你對部下是最愛護的，可是你對他開口就罵，把脾氣都發在他的身上，發了脾氣以後，對他再好也沒有用了。 

這兩段話都是大問題，現在我們轉回來談第一點。我們知道中國文化經常講孝道，尤其儒家更講孝道。把四書五經編輯起來，加上《孝經》、《爾雅》等，匯成一系列的總書叫十三經。《孝經》是孔子學生曾子著的，我們要研究孝道，就必須看孔子思想系統下的這部《孝經》，《孝經》中說什麼樣子才是孝呢？不單是對父母要孝，還要擴而充之大孝於天下，愛天下人，謂之大孝。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來為政，也就是我們所講公務員是人民公起的道理一樣的，所以後來發展下來，唐宋以後的論調：「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一個人真能愛父母、愛家庭、愛社會，也一定是忠臣。因為忠臣是一種情愛的發揮。假使沒有基本的愛心，你說他還會對國家民族盡忠嗎？這大有問題。關於忠字有一點，是古人講的：「慷慨捐身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是比較容易的，等於西門町太保打架，打起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氣來了，真是勇敢，視死如歸；假如給他五分鐘時間去想想看該不該死，這就要考慮了，「從容」——慢慢的來，看他願不願意死，這就很難說了。所以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要有真感情，真認識的人，才能夠盡忠。

因此，孔子答覆孟懿子的話不同，孟懿子是從政的人，孔子相當尊敬他，答話就比較含蓄，只說：「不要違背」，不要違背什麼呢？不違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須大孝於天下，就是這個道理。他知道這樣的答覆孟懿子也不一定懂，這種說法，土話名之為「歇後語」、「隱語」，像「外甥打燈籠——照舊（舅）」，「瞎子吃湯糰——肚裡有數。」都是「歇後語」。講了半天，後面的意思要人猜的。他為什麼這樣答覆？意思是說，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從政的人，對天下人要負公道的責任，視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這是大臣的風度。所以「無違」，就是不可違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與樊遲的一段師生對白是「打丫頭罵小姐」的用意，知道樊遲也一定不懂，不懂讓他不懂，慢慢去傳話，作間接的教育，所以等學生駕車時有這段對白。這種間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個人的孝道，能做到對樊遲所講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對國家大事，能夠做到「無違」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對孟武伯這位世家公子的問孝，答覆就大不同了，他說孝道很簡單，你只要想到當你病的時候，你的父母那種著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個人而言——所謂孝是對父母愛心的回報，你只要記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麼著急，而以同樣的心情對父母，就是孝；換句話說，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將來一定會當政的。我們讀歷史曉得一句話，就是最怕世家公子當政「不知民間之疾苦」。所以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間疾苦，曉得中、下層社會老百姓的苦痛在那裡。所以愛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樣，你將來從政，必須記住這個道理。這兩段穿插在《為政》篇中，用得很妙。

當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間之疾苦，往往是失敗的，我們看到晉惠帝當天下大荒年的時候，太監對他講大家沒有飯吃，他說：「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連飯都吃不上，哪裡吃得到比飯更不容易的肉糜。這就是不知道民間之疾苦。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得到一個結論，凡是創業的帝王，都了不起，兩三代以後的皇帝「長於深宮寺人女子之手」，連米從哪棵「樹」上長出來都不知道的這一類皇帝，我代他創造了一個名稱，叫他們為「職業皇帝」，他天生的一定當皇帝。這些「職業皇帝」往往犯一個心理毛病——自卑感，他們非常自卑。所以歷史上「職業皇帝」非常糟糕，對於文臣，反感他學問比自己好，對於武將，他也要反感，覺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職業皇帝」往往是做出殺戮重臣、罷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註定了他的失敗。

同樣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們做任何一個主管，對於大小事情都應該知道，尤其對於下層的事務，更是不能馬虎。

然後，我們要討論到一個孝道的大問題。中國文化，對於家庭教育來講，素來就有以「忠孝傳家」相標榜的，可見中國文化把孝道看得嚴重，這個我們就要先懂得中國整個的歷史文化了。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與歐美各國都不同。所以這幾天，幾個在外國留學返國的學生來看我，大談歐美情形，一位在德國念了博士以後，現在又學精神分析的學生說，在外國看了這麼多年，結果證明我幾年前告訴他們的話沒有錯。我告訴他們，研究西方文化，不要只以美國為對象，美國立國還不到兩百年，談不上什麼，要從整個歐洲去看；而研究歐洲文化，必須研究希臘文化，從雅典、斯巴達兩千多年以前開始。同時要知道西方文化與我們有基本的不同，中國這個國家，因為地理環境影響，能夠「以農立國」，歐洲做不到，尤其希臘做不到，他們要生存，必須發展商業。過去歐洲的歷史，在海上的所謂商業，看得見就是做生意，看不見時就做海盜，所以十六世紀以前，西方缺乏財富，窮得一塌糊塗。十六世紀以後，搶印度、騙中國，黃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謂西方文化、經濟發展等等，原先都是這樣來的。

我們了解西方文化以後，再回頭來看中國，中國以農立國，有一個文化精神與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國的宗法社會。三代以後，由宗法社會，才產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講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國的封建，把中國封建的形態，與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隸制度擺在一起，對比一下，就看出來完全是兩回事，完全搞錯了。中國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為宗法的社會，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漢以後，又由宗法的社會變成家族的社會，也是宗法社會的一個形態，那麼家族的孝道，把範圍縮小了，但精神是一貫的。這個孝字，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擴充，把中國這個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實行而蔚為風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是在西漢以後，魏晉時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們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晉朝的大臣。晉朝以後，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來，都是「以孝治天下」。我們看歷朝大臣，凡是為國家大問題，或是為愛護老百姓的問題，所提供的奏議，很多都有「聖朝以孝治天下」的話，先拿這個大帽子給皇帝頭上一戴，然後該「如何如何」提出建議，這是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提倡孝的好處、優點。

但是天下事談到政治就可怕了，我們關起門來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為統治的手段。誰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我們看歷史，經常可以看到有個因果律，如清朝，孤兒寡婦率領三百萬人，入了中原，統治了四萬萬人，最後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兒寡婦，夾了一個皮包，回到關外去了。一部歷史，怎麼樣開始，就是怎麼樣結束，好像呆板的。古今中外的歷史，也幾乎完全是跟著循環往複的因果律在演變。清朝孤兒寡婦入關以後，順治很年輕就死掉了，不過這是清朝一個大疑案，有一說順治沒有死，出家去了，這是清人歷史上不能解決的幾大疑案之一。接著康熙以八歲的小孩當皇帝。到十四歲，正式親政。老實講，那時候如果是平庸之輩，要統治這樣龐大的四萬萬人的中國，是沒有辦法的，但這個十四歲的小孩很厲害，康麻子——康熙臉上有幾顆麻子的——十四歲開始統治了中國幾十年，（康熙八歲當皇帝，十四歲親政，六十九歲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裡安定下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反清復明的人太多了，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學說上所作反清復明的工作，實在太可怕了。結果呢？康麻子利用中國的「孝」字，虛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種子一直過了兩百年才發芽。清兵入關，有三部必讀的書籍，哪三部書呢？滿人的兵法權謀，學的是《三國演義》，還不是《三國志》，在當時幾乎王公大臣都讀《三國演義》。第二部不是公開讀的，是在背地裡讀的——是《老子》，當時康熙有一本特別版本的《老子》，現在已經問世，註解上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但當時每一個清朝官員，都要熟讀《老子》，揣摩政治哲學。另一部書是《孝經》。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說到這裡，諸位讀歷史，可以和漢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較，「文景之治」的政治藍本，歷史上只用八個字說明——「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這麼一來，康熙就提倡孝道，編了一本語錄——《聖諭》，後來叫《聖諭寶訓》或《聖諭廣訓》，拿到地方政治基層組織中去宣傳。以前地方政治有什麼組織呢？就是宗法社會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長、鄉長，都是年高德劭，學問好，在地方上有聲望的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講聖諭，聖諭中所講都是一條條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進了，尤其提倡孝道。進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這個精神而加以反面的運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個青年訓練得都聽父母的話，那麼又有哪一個老頭子、老太太肯要兒子去做殺頭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當時在陝西的李二曲，和顧亭林一樣，是不投降的知識分子，他講學於關中，所以後來顧亭林這班人，經常往陝西跑，組織反清復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徵召李二曲作官，當然李二曲是不會去作的。後來康熙到五台山並巡察陝西的時候，又特別命令陝西的督撫，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為當代大儒，是當代聖人，一定要親自去拜訪李二曲。當然，李二曲也知道這是康熙下的最後一著棋，所以李二曲稱病，表示無法接駕。哪裡知道康熙說沒有關係，還是到了李二曲講學的那個鄰境，甚至說要到李家去探病。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來，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個頭，就算投降了，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民族氣節問題；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於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來。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陝西督撫以下的一大堆官員，都跟在皇帝的後面，準備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聽一下，說李二曲實在有病，同時，李二曲也只好打發自己的兒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強去李家了。否則，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罵他一頓的話，則非殺李二曲不可。殺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殺，又有失皇帝的尊嚴，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兒子一番，要他善為轉達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為照顧李二曲。還對他們說，自己因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處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學習，實在很有福氣。康熙的這一番運用，就是把中國文化好的一面，用到他的權術上去了。可是實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後世的人，不把這些罪過歸到他的權術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罵，都太冤枉了。

實在講，孝道的精神絕對是對的，要說它對的理由，很多很多，現在是講《論語》，不在本題外說得太多，只在這裡提一下，就可以了解「孝」可以治天下。由各人的孝父母，擴而充之愛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這個精神的更深處，我們再看一下《孝經》，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