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後無中國?

來源： 王琦琦的日誌

崖山之後無中國?

    1276年初，蒙古鐵騎一路南下，臨安淪陷，南宋朝廷土崩瓦解。年幼的益王趙昰和廣王趙昺，在母親楊太后的帶領下，逃出都城，到達溫州。大 臣陸秀夫派人招來了躲藏於此的陳宜中，大將張世傑也率兵從定海前來會合。五月一日，趙昰在福州即位，是為端宗，改元景炎。陳宜中被任命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簽書樞密院事。　南宋雖然投降蒙元，但福建、兩廣大片地區仍處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也在淮東、淮西地區進行著頑強抵 抗。但淮東、淮西等地相繼失陷，李庭芝戰死。景炎元年 （1276）十一月，元軍逼近福州，此時福州有正規軍17萬，民兵30萬，淮兵萬人，足可一戰，但 由於主持朝政的陳宜中膽小怕事，因此小朝廷立足未穩，就又開始了逃亡。離開福州之後，朝廷只能四處流亡，輾轉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 春，來到雷州附近。逃亡途中，宰相陳宜中借口聯絡占城，一去不返。端宗在逃亡途中患病，四月十五日病死，年僅11歲。端宗死後，群龍無首，眼看朝廷就要分 崩離析，陸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氣： 「諸君為何散去？度宗一子還在，他怎麼辦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復興的，何況如今還有上萬將士，只要老天不絕趙氏，難道不能靠此再造一個國家么？」眾臣便又 擁立年方7歲的趙昺為帝，改元祥興。

    元軍步步為營，不久雷州失守，形勢危急。張世傑數次率軍反攻雷州，但都沒有成功，於是將流亡政權遷至崖山。歷史似乎註定了要選在這裡翻開空前悲壯的一頁。

    宋軍到達崖山時，尚有正規軍和民兵20萬人，而進攻的元軍只有數萬，僅就兵力而言，雙方相差懸殊，且元軍不善水戰，宋軍無疑佔有優勢。但張 世傑此時指揮出現了嚴重失誤，他判斷蒙古人的優勢是騎兵，不擅水戰，必須依靠水軍與之作戰，因此放棄了對崖門入海口的控制，把千餘艘戰船背山面海，用大索 連接，四面圍起樓柵，結成水寨方陣，把木製戰船兩側用襯墊覆蓋，以防禦元軍的火箭和炮弩，趙昺的御船居於方陣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張世傑此舉失誤在於，一 是放棄了對入海口的控制權，等於把戰爭的主動權拱手交給了對方；二是把千餘戰船貫以大索，結成水寨，雖然集中了力量，卻喪失了機動性。此後張弘范率大批元 軍趕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從北面和南面兩個側翼切斷了宋軍的所有退路。宋軍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此後10多天的中，宋軍只能以乾糧充饑，飲海水 解渴，飲過海水的士兵嘔吐不止，戰鬥力嚴重削弱。

    當時，張世傑有個外甥在元軍中，張弘范一連三次派其至宋營對張世傑勸降，張世傑說：「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張弘范又叫囚禁中 的文天祥寫信招降張世傑，文天祥說：「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呼？」於是他寫出了那首千古傳誦的《過零丁洋》。張弘范看了一笑置之。張弘范沒法， 再派人向崖山的士民說：「你陳（宜中）丞相已去（占城），文（天祥）丞相已執，你們還想怎樣呢？」士民亦無叛者。　二月初六早晨，元軍發起總攻。元將李恆 指揮水軍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時機，渡過平時戰艦難以渡過的淺水，從北面對宋軍發動了一場突襲，到中午，北面的宋軍已被元軍擊潰。南面的元軍又在張弘 范的指揮下，利用中午漲潮、海水北流的時機，向宋軍發動了另一次進攻。宋軍南北受敵，士兵又身心疲憊，無力戰鬥，全線潰敗。戰鬥從黎明進行到黃昏，宋軍陣 腳大亂，張世傑下令砍斷繩索，率10餘戰艦護衛楊太后突圍。張世傑率帥船殺到外圍，見趙昺的御船過於龐大，無法突圍，便派小舟前去接應。當時天色已晚，海 面上風雨大作，對面不辨人影，陸秀夫惟恐小船為元軍假冒，斷然拒絕來人將趙昺接走。張世傑無奈，只得率戰艦護衛著楊太后殺出崖門。

    宋軍敗局已定，陸秀夫知道已沒有逃脫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兒子趕下大海，然後對趙昺說：「事已至此，陛下當為國捐軀。德佑皇帝受辱已甚， 陛下不可再辱！」趙昺身穿龍袍，胸掛玉璽，隨陸秀夫跳海自盡。數天之後，陸秀夫屍體浮出海面，被當地鄉人冒死收葬。元軍在清理戰場的時候，發現一具身穿黃 衣的幼童屍體，身上帶有金璽，上書「詔書之寶」四字，送交張弘范，經確認是趙昺所帶玉璽。張弘范再派人尋找趙昺屍體時，已下落不明。

    張世傑保護楊太后衝出重圍，聽到帝昺的死訊后，楊太後手掩胸口大哭：「我不顧生死，萬里跋涉來到這裡，為的是存血脈，現在已經無望了！」於 是跳海身亡。元軍繼續派重兵追擊張世傑，處於弱勢的宋軍且戰且走。張世傑計劃到占城后整頓軍馬，再圖恢復，五月初四，船到南恩州平章港（今陽江海陵島）遭 遇颱風。部下勸他登岸，他說不用了，焚香仰天拜道：「我為趙氏亦已盡心儘力，一君亡，又立一君，現又已亡，我不死，是想為趙氏存宗祀。天若不讓我光復趙 氏，大風吹翻吾船！」此時，風浪更大，舟覆人亡，倖存士卒為張世傑焚屍殮葬，墓今仍在海陵島上。南宋這支殘存的抵抗力量至此完全覆沒。

    崖山之戰是滅亡南宋的最後一戰，從戰術層面看來，張世傑、陸秀夫等人的部署失當，對戰役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他們在絕境中所表現出來 的民族氣節和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不能不讓人嘆服。今日位於崖山南面的崖山祠，是一座古老的建築。在這裡供奉有陸秀夫和張世傑的塑像，以紀念他們 的忠烈。這兩個人，一文一武，正是在流浪小朝廷中起了關鍵作用的中流砥柱。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也被後世並稱為「宋末三傑」。

崖山海戰，是空前慘烈的一場戰役，說其慘烈，更多的是體現在戰役勝負已定之後。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為了不使戰艦落入敵手，宋軍將數百艘戰艦自行鑿 沉，然後，超過十萬眾的南宋軍民，包括官員、士兵、婦女、百姓，不願被殘暴的蒙古政權所奴役，紛紛韜海自盡……蒙元所編的宋史客觀的記載了這段史實：七日 之後，海上浮屍以十萬計……10萬人自殺，在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只留下了一行字，但它背後的震撼意義，令後人嘆息不已。在國家命運的轉折關頭，從 皇帝到大臣、士兵甚至普通百姓，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行為表態。在崖山附近一個叫延安村的小村莊旁邊，有一座沒有碑文的墳墓，與眾不同的是，墓的四周，全部 是用蚝殼圍砌起來的。傳說這就是當年的楊太后之墓。楊太后殉國后，匆忙之間，張世傑將她葬在了這裡。迫於蒙元的壓迫，百姓不敢為她樹碑立傳，只得用蚝殼為 楊太后修建了一座特殊的墳墓。為了懷念這位堅貞不屈的太后，每逢四月初二楊太后誕辰日，四鄉八里的百姓都會來這裡祭拜，久而久之，已經成為了一種風俗。此 外，還有一些忠義之士，冒著天大的危險，將僥倖逃脫的趙氏皇族後代嚴密保護起來，隱姓埋名，直到蒙元滅亡，他們才恢複本來姓氏，在崖門附近建立了趙氏的皇 族村，並將宋代十八位皇帝的靈位永久供奉在村裡的祠堂里。

南宋雖然覆沒，但輸得是這樣的悲壯，這樣有節烈之氣，勇士們面對外族入侵和壓迫，拚死抵抗，為爭取民族生存、自尊、自衛而英勇獻身，義無反顧，閃耀著愛國主義的「崖山精神」，即中華民族精神。崖山精神，春秋大義，鼓舞後人。

「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以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忠」為代表的忠臣義士受到歷代肯定，任憑滄海桑田，時代更疊，他們永被歷史和人民銘記， 千古流芳。正如蔡東藩《宋史通俗演義》最後結句詩：「一代滄桑洗不盡，倖存三烈尚流芳。」正因為有了他們的精神存在，崖山不僅僅是南宋王朝最後滅亡的遺恨 之地，也從來就是人們抒發愛國情懷之地，歷代政要、名人墨客、平民百姓臨崖憑弔、嘆息、興感、追懷，如今又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回到本文的題目：崖山之後，再無中國，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命題。兩宋300餘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軍事上屢受外敵之辱，常被稱為「弱宋」。但全 面的看待，宋朝在經濟、文化、科技、農業、工商業、手工業等諸多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其成就超過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後的明清，他是中國歷史上唯 一一個沒有抑制工商業的朝代，並且極力發展對外貿易。雖然不斷的納貢稱臣，但國庫歲收依然充裕，終宋一世，只爆發過幾次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應該是有其原 因的。漢文明在宋朝時候，領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發達，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橫掃歐亞大陸后，獨立支撐數十年。蒙古軍隊佔領中國北方時，其種族滅 絕手段極為惡劣。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屠城記錄。蒙古屠殺造成了中國北方人口大量減少，其程度令人觸目驚心。在北方有4500萬以上登記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 后，還不到700萬，而且這個數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幾百萬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於瘟疫，飢餓的人口，那麼也至少屠殺了80%以上，據記 載，宋人到中原后發現，中原地區千里無人煙，白骨遍地，井裡塞滿了死屍而水不可飲。蒙古軍隊攻佔長沙嶽麓書院時，數百名書生赤手空拳抗擊蒙元鐵騎，最後全 部壯烈戰死，3百多年後，崇禎皇帝為保持氣節弔死煤山（天子守國門），無數漢族精英反抗滿清的鐵騎而英勇就義，但也出現了吳三桂等民族敗類，所以可以說中 國的精英大部分盡喪蒙元之手。此後漢文明沒有超過以前的發展，市民社會的發育，新型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創新都被受到極大打擊，中國喪失了最好 的發展機會。雖然百年後漢人復國成功，但繼起的明王朝還是受到蠻族很大影響，漢人在遭遇北方騎馬民族的重創后，開始變得保守，此後的數百年，面對外侮，大 多數的漢人精神麻木苟且。

中國文明垂世而獨立，可以說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創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擊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戰後，整體性亡於蒙元，我們文明的發展的積累被破壞，可以說，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我時常想，古中華遺風，究竟會有何等的團結與彪悍，連相對柔弱的南宋，都有十萬軍民自發跳海殉國，這樣的氣節，何時能再次擁有？中華文明的復興，需要今人的努力。崖山之役，應寫入教科書，告知後人，華夏當有那樣的氣節。

我詢問過我身邊的很多人，他們的文化程度都在大專以上，有個還是碩士，但他們中十有八九不知道崖山之役，至於閻應元抗清他們根本就沒聽過。悲哀啊！中華民族的悲哀啊！如果那些在崖山之役中為民族事業犧牲和殉難的先祖地下有知，不知會怎麼看待我們這些後世的子孫！

每每想起古華夏文明數千年的輝煌，再看看近世紀漢民族的麻木不仁，就感慨萬千，暗自流淚，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復興中華啊！雖然不贊成全民穿漢服，但 漢服是我們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部分，是我們的民族服裝，當你看到別的民族穿他們自己的民族服裝的時候，你是否想到自己也有美麗的民族服裝呢？而且漢服是被 當時的滿清強權用屠刀強制消滅的，不是因為她不美麗而被我們拋棄的，可以說漢服每一個細節都能體現我們民族文化的內涵，是我們華夏民族文化傳承！

還是得繼續，如果我們華夏民族文化沉淪了，那我認為離亡國也不遠了。大家對此有何看法，共同探討下

明朝以後無中華？

日本、韓國（朝鮮）、在歷史上深受華夏文化的影響，甚至把中國說成是他們的文化母國；朝鮮、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國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國「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唐宋時期自不必說，下面以明代陽明心學為例。

王學對近代日本產生巨大影響，高瀨武次郎在《日本之陽明學》中說：「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家，藤樹之孝，蕃山之經論，執離之熏化，中 喬之獻身事業，乃至維新諸豪傑之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一不由王學所賜予。」韓國嶺南大學教授崔在穆說「起源於中國的王陽明思想，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產生 了一新概念——『陽明學』。」而「一生伏首拜陽明」這一著名詩句即為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的人生信條。

即使在明代，因豐臣秀吉野心膨脹而發動侵朝戰爭和明軍作戰時，日本對中華文明仍充滿敬意。在西方傳教士利馬竇與金尼閣著的《利馬竇中國札記》第一章 中說：當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間進行工作時，他注意到每當日本人進行激烈辯論時，他們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這很符合如下的事實，即在涉及宗教崇 拜的問題以及關係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因而情況是，他們通常總是聲稱，如果基督教確實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會知 道它並且接受它。

[1]而了滿清統治中國以後，日本人對滿清中國才開始真正鄙夷不屑起來，將其當成蠻夷來看待，即便在滿清武力最 鼎盛的時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認為這時候日本才有資格作為中華文明的繼承者，才可以稱得上真正的中國。「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 1672年林鵝峯的《華夷變態》都已經開始強調，應當把『本朝』當作『中國』，這是『天地自然之勢，神神相生，聖皇連綿』」，「使日本形成……真正中華文 化對蠻夷清國的觀念。」「著名的近松門左衛門所編，1715年演出的《國姓爺合戰》，則以鄭成功為基礎想象一個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驅除韃靼恢復國家 的故事，更顯示了日本對清國的敵意。」

[2]「……而《華夷變態》一書的書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們對中國看法的轉變，那是在延寶二年 （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羅山之子林恕為《華夷變態》作序文時說，『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這 時的日本，就已經開始把中國視為韃虜。……但是事實上，在17世紀以後的日本，情況卻有很大的變化，他們提出，什麼是『中華』或『中國』？他們認為禮俗最 文明、秩序最安定、歷史最綿延、風土最秀麗、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國』或『中華』，這『中國』或『中華』並不是地理名詞，卻彷彿是一個文化象徵，它 不一定就是那個大清帝國。賀茂真淵（1697～1769）在《國意考》中就說，『他邦（中國）雖有博識之士，觀其作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於世者， 幾近於無……蓋彼邦之學，因其始於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國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寬闊，為其不可道破，後人亦難知之矣。吾邦古道，雖言 絕跡，室則與天地共存，永無止境也』。因此，當他們越來越不認同清帝國的文化時，他們就不再把現實的『大清帝國』看成是『中華』，而把自己說成是『中國』 了，現在的研究者已經多次指出，江戶時代的日本儒學者，常常有這樣的議論。」

[3]在日本人看來，中華文化其實已經和滿清統治之現實中國是兩碼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來華 這旅被Joshua A Fogel稱為最後一個「儒家朝聖之旅」，他長年浸淫中華文化，心儀文化中國，他在《中國文明記》中告訴故鄉親人，初謁曲阜聖廟感動：「今夕是何年，得以 拜謁聖廟，徘徊聖林，三生之幸也，歡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聖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間，雖眠於雜草之下，然其靈魂遍滿宇宙，與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 人心』。」宇野哲人分別於1906年和1912年來華。但他看見在滿清統治下和統治后的現實中國，卻使他的中華夢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現實中國的殘 破，從他在塘沽踏上中國土地時，已經一覽無遺，他這樣形容對中國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陸，最初之所見，非常遺憾，絕非愉快之事。夾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極矮 陋之泥屋，牆壁自不待說，連屋頂野是泥土所塗。時值冬枯時節，原野一望無際，滿目荒涼，難怪先時將塘沽之民屋誤為豬圈』。

[4]疑問漸漸地形成了這樣的後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學者心目中，原本的一個中國變成了兩個，一個是存在於他們記 憶和想象中的、以漢唐中華為基礎的「歷史和文化的中國」，一個是在他們面前客觀存在、大清帝國所呈現的「現實和政治的中國」。在那個時代，他們雖然還對 「歷史和文化的中國」懷有敬意，然而卻已經開始蔑視這個「現實和政治的中國」。

[5]晚清時日本發動中日戰爭，佔領台灣，後進行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沉重災難。二戰後又一直不承認其 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踐踏中國人的民族感情。魯迅等人在日本的經歷說明日本部分民眾骨子裡對中國人充滿深刻的蔑視，並使「支那」一詞變成對中國人 的賤稱……朝鮮類似，朝鮮接受明朝冊封，萬曆年間中國出兵援朝抗倭，更使朝鮮人刻骨銘心，感激不已。直至明亡260多年、再次被日本佔領，朝鮮一直在使用 明崇禎年號。葛兆光說：在朝鮮李朝的歷史記載中，萬曆皇帝卻享有極崇高的聲譽。在從萬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戰爭中，他派出的軍隊 使朝鮮免於被日本豐臣秀吉所佔領，他的舉措挽救了朝鮮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鮮被迫尊奉清朝之後，朝鮮的朝臣還是自稱「神 宗皇帝再造之國」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並且堅持明朝的紀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後，萬曆皇帝在朝鮮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 即朝鮮肅宗三十年三月，那時，清廷統一中國已經六十年，在朝鮮卻仍然記得「甲申之歲，回於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淪陷之日也」。所 以，在這個改朝換代一甲子的時候，朝鮮官方依然要舉行祭祀，祭祀逝去的舊王朝，而且國王還特意說，明神宗即萬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禮」，表示「空望 故國，朝宗無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聖服事之至誠，只自嗚咽，流涕無從也。昔我仁祖大王當天翻地覆之日，不廢焚香望闋之禮，則經今丁皇朝淪陷之日，豈 可遣官設祭而已耶」。於是，他三月親自去祭崇禎，九月特地築壇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盡古代諸侯祭天子之儀。很長時間裡面，他們仍然堅持用崇禎年號。像雍正 四年（1726），那個並沒有親身經歷過明清嬗變的申澤（1662～1729）仍然署的是「崇禎紀元後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給他寫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禎 紀元，說他「生於崇禎紀元後再壬寅，卒於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間，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訴探問東國歷史的嚴誠和潘庭筠說，「我國於前明實有再造之恩，兄輩曾知之否？」當不明歷史的兩人 再問時，他動情地說：「萬曆年間倭賊大入東國，八道糜爛，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費天下之財，七年然後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樂利皆神皇之賜也。且末年流賊 之變，未必不由此，故我國以為由我而亡，沒世哀慕至於今不已。」這種在清帝國治下的人看來是狂悖的括，在朝鮮使者嘴中說出，讓兩個清朝文人都無言以對。

[6]可以說朝鮮對明朝中國的尊崇仰慕，是出於內心，發於至誠，不會因為明朝中國實力的消長有所變化，甚至在明朝中國已經滅亡以後，這種由衷的感情，依然經久不息。

[7]然而在滿清統治中國后，朝鮮對滿清帝國的鄙夷態度則非常鮮明，在所謂「康乾盛世」時已格外強烈。有明一 代，朝鮮人始終稱中華為「天朝」。可清朝定都北京之後，朝鮮君臣在國內卻以「清國」、「北國」稱之，有時甚至用「胡皇」、「清虜」稱呼清朝君臣，不少朝鮮 官員以與清朝使節交往為恥

[8]儘管如此，朝鮮人並不把清帝國當作「中華」的正統，仍然對明帝國很依戀，對朝覲胡人皇帝充滿了怨氣，私下 里，他們把清帝國叫做「夷虜」，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鮮人對於自己仍然堅持書寫明朝的年號，穿著明朝衣冠，特別感到自豪，也對清帝國的漢族人改易服色，順從了蠻夷衣冠相當蔑視。

[9]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鮮肅宗元年（1675），朝鮮有一個叫金壽弘的人，寫了《辯長》、《論庶》二書敬獻給國 王，本來想討好，卻激起一片噓聲。原因很簡單，因為「其貽宋時烈論禮書頭書以康熙十四年。……又於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書康熙（年號），一門驚駭，謂 之家賊。尚容殉節於江都，而壽弘獨奉清國正朔，至書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為什麼說他是「乖戾反常」，因為當時朝鮮「凡官文書外，雖下賤，無書清國年號 者，（金）壽弘獨書之」。……因此，在清帝國時期，朝鮮人從心底里覺得，他們到中國來，就不是來朝覲天子，而只是到燕都來出差，使者們的旅行記名稱，也大 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們雖然也恭恭敬敬地來朝賀，但是，心裏面卻滿是怨憤。一個姓韓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說，自己本來不願意到清 國去受辱，但是為了國王之事，實在是不得已，「周旋異域，日見醜類，凌逼飽盡，無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賜，固已不勝，其大赧矣」，他覺得，這 就是因為「中華文物淪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還是追憶明朝。一直到乾隆、嘉慶年間，雖然離開大明的覆亡已經百餘年，但朝鮮關於「大明」的歷史記憶卻 依然如此清晰。……在看透了清帝國的這些民風民俗之後，從一開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鮮使者，就更存了輕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長輔就得出一個結 論：「清人立國之規，大抵導風俗以禽獸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

[10]再看當時朝鮮人的「明朝之後無中國」之感：明清易代之後，朝鮮人普遍存在著懷念明朝、排斥清朝的「遺民」情懷；這種「遺民」情懷帶來的是對現實「中國」(即清王朝)的不認同，對中朝關係的發展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1]一個叫做金鐘厚的人，給曾經出使清帝國的洪大容寫信，說「所思者在乎明朝後無中國耳，仆非責彼（指中國 人）之不思明朝，而責其不思中國耳」。並且相當激烈地銳，朝鮮對於中國，「所貴乎中華者，為其居耶？為其世耶？以居則虜隆亦然矣，以世則吳楚蠻戎鮮有非聖 賢之後者矣」，在他們心目中，中國就應當是中華，中華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華文明並不在清國，那麼，我「寧甘為東夷之賤，而不願為彼之貴也」。……這 個時候的朝鮮人，早已不把清帝國作為「中國」，更不把清帝國看作中華

[12]一個叫韓元震（1682～1751）的朝鮮人，就始終對清人十分鄙夷，他對清儒只推崇呂留良，雖然很客 氣地推測說，「天方以中國棄這夷狄，宜其儒者之不出也，抑或深山之中有不剃頭儒者，得其正宗，著書以俟河清，而世莫得以傳之耶」，但是，他顯然已經不把中 國當作學術的正宗所在了。他說「雖以夷狄之人，而能棄夷狄之行，慕中國之道，服中國之服，言中國之言，行中國之行，則是亦中國而已，人亦將以中國待之，豈 可復問其初為夷狄也」，因此，從學術的正宗來看，他覺得，完全可以把朝鮮看成是「中華」，而把清帝國視為「蠻夷」。

[13]依照朝鮮士人的觀點，除非「得十萬之眾，長驅入關，掃清函夏，然後壯觀可論」。

[14]他（朝鮮士人閔鼎重）甚至覺得，為了拯救中華文明，朝鮮應當乘清人內亂，遼東空虛，以萬兵直搗黃龍，這樣便可以逆轉天下。閔鼎重的這種想法，在當時很多朝鮮士大夫心目中都有，他們都相信，清國的文化已經壞到無可救藥，所以「今天下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

[15]正因為在朝鮮人，乃至日本人看來，「明朝後無中國」，所以在滿清統治及以後，朝鮮，日本與中國感情也日 漸疏離，甚至對中國鄙視厭棄，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在他們看來，中國或許土地還存在，名稱還存在，但中國的文化實質和文明核心已經從其土地上消失了，或 者說即便中國文化還存在，那他們自己也比這塊土地上的人更有資格作繼承人。

[16]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鮮肅宗十二年，朝鮮國王為平息不滿滿清政權的官員的情緒，說：「自古 匈奴之入處中華者一，皆不能久長。而今此清虜據中國已過五十年，天理實難推知也。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且神宗皇帝於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而 構於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於今，痛恨可勝言哉！」

[17]表明了朝鮮對恢復中華的期待。但滿清覆滅后，他們發現滿清在中國依然是歌功頌德的對象，當年朝鮮連書寫 其年號都覺得是羞辱，「雖下賤」也不為之的康熙，在中國居然被膜拜成了聖主明君，而且還是滿清屠刀淫威消失之後；而他們曾經在幾百年的時間裡，包含感情隆 重祭祀的萬曆皇帝，崇禎皇帝，在中國卻被描繪成了病態人渣，曾經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國，被中國人自己描繪成一片黑暗。在這樣的情況下，恐怕連韓國（朝鮮）人 自己都要覺得羞愧了，原來他們曾如此尊敬的人，在中國人已經擺脫民族壓迫后，還是被醜化的體無完膚。面對中國人這種對待自己歷史的極端病態自虐的醜陋，徹 底擺脫與中國歷史上的干係，似乎對韓國（朝鮮）人來說，也就成了相當合理的選擇。發展傳承了數千年並使中國領先於世界的中國傳統文化，則被中國人打成封建 糟粕，和中國落後和挨打的重要原因，一切都是西方的好，到處都存在著極端的西化。凡是西方沒有的，中國不可能有。這種缺乏自信的對待自己文化的態度，也使 重視傳統文化的日韓兩國產生鄙夷。於是，韓國成功地將「端午祭」申請為歷史文化遺產，將中醫並改名為韓醫，說孔子是韓國人，把某些中國傳統文化精粹據為己 有……等等，都不在話下了。

現今反韓似乎是很流行的風潮，網路上對韓國人的憎惡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勢不兩立的地步，刻薄、惡毒、尖酸的挖苦和嘲笑似乎已經成了談論韓國的帖子必 不可少的佐料。實際上，這種反韓風潮是極其淺薄的，只能顯示出那些自以為中國人的無知和無恥。我們忽視了，今天的韓國女大學生仍在指責我們——「中國人在 背叛偉大的先輩」。這是不必多說的。他們也不知道，「禮失求諸野」，日韓對保護部分華夏文明成果，是有一定功勞的。

我們需要明白，中國如不能更好地正視歷史，不能徹底批判蒙元、滿清政權，不中止對屠夫、劊子手的歌功頌德和對民族英雄地位的弱化，不珍視、保護和發 揚自己的傳統文化，就不能恢復真正而完全的華夏文明繼承者身份，不能使周邊國家和民族心悅誠服，不能制止日本、韓國對中國的蔑視和對華夏文明的篡奪。以犧 牲文明、忍受恥辱、喪失尊嚴換取領土，苟活重於道義，怪不得日本人不屑於承認侵略，是骨子裡瞧不起現代中國人的愚昧，就如同人類不承認殺豬吃肉是罪惡一般，因為豬是昏弱的物種。中國既然可以認賊作父把蒙元和滿清視為正統，又為什麼偏偏追究「南京大屠殺」要日本承認對華侵略呢？在這個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 我們自己尚且糊塗，又怎能令日本侵略者伏首認罪。

[18]韓國與日本為什麼會從歷史上對中國尊崇敬慕，轉變為近現代的疏離和蔑視甚至侵犯，上面論述可能不完全或不太準確，但這個問題是值得所有中國人深思的

參考文獻

[1][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 利瑪竇中國札記.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89頁。轉自：杜車別. 嚴厲批判滿清統治的必要性及民族理論問題綜合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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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寧博爾. 明清易代后朝鮮人「遺民」情懷探究———以《熱河日記》為中心.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9月第5期

[9]馬靖妮. 《熱河日記》中的中國形象研究. 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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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寧博爾. 明清易代后朝鮮人「遺民」情懷探究———以《熱河日記》為中心.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9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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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朴趾源. 熱河日記. 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第60頁。轉自：寧博爾. 明清易代后朝鮮人「遺民」情懷探究———以《熱河日記》為中心.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9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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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杜車別. 嚴厲批判滿清統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論問題之綜合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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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康德衡. 獅醒東方——論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的復興．第十九章[1][意]利瑪竇，[比]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 利瑪竇中國札記.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89頁。轉自：杜車別. 嚴厲批判滿清統治的必要性及民族理論問題綜合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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