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開除黨籍的省委書記 程維高 2

　　本刊記者  陳磊

　　程維高到河北不久，就傳出了有人要3年內把他排擠走的消息。而底氣十足的程維高採取的策略是，在大會上公開回應：有人揚言3年把我趕出河北，我不信這個邪！

　　程維高發現，李真「同有些中央領導的秘書關係較熟」，「感覺這個人聰明，吸收新鮮事物快，有較強的分析能力和處事能力」，而且，吳慶五也大力推薦了李真。

　　「今天回想起來，就是對中紀委的調查具有很強的埋怨情緒。這種態度，說明我當時已完全忘記自己是個共產黨員，是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

　　晚年的程維高，很大的怨氣是中紀委對他定性「違紀」，而在輿論上，他被刻畫為一個腐敗分子——「許多媒體發表了不少文章，數量之多，涉及面之廣，時間之長，遠遠超過對高級幹部中一些經濟犯罪分子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是事實，我也無話可講，但許多媒體的文章中90%是偽造、編造的，憑主觀臆斷炮製出來的……」

　　這種說法，有些武斷。

　　事實是，作為被報道的主角，沒人採訪過程維高。檢索一下當年的報道，包括厚厚的3本書：《地獄門前——與李真刑前對話錄》、《我告程維高》、《李真盛衰記》，無一例外，所有的信息源，都缺程維高這一塊。

　　「其實我們知道，即使一個死囚，他也應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與權利。不過，在這所有都涉及程維高的報道里，他的『聲音』是缺位的，甚至我們都沒覺得這有什麼不妥。這就是現實？」一位資深媒體人這樣發問。

　　幸好，程維高去世后，他親筆撰寫的回憶錄留存了下來。本刊在常州採訪期間，見到了這本帶有自我辯護色彩的回憶錄，也見到了一段程維高與河北的陳年往事。

　　進入河北：與一把手的矛盾

　　程維高是1990年7月，在遼寧、河北、河南三省長「轉圈交流」中，從河南平調到河北的。之前，他對河北「知之甚少」，而這片京畿要地的複雜性在於，它是革命老區，又靠近北京。

　　晚年的程維高，和友人們講過一個故事：西柏坡重建紀念館，河北省向中央要錢，報告打上去，一直沒結果。沒想到，一個農民跑過來，說我可以幫你們要到錢，後來還真給這人辦成了！

　　這個故事，被程維高和他身邊的很多人解讀為，河北人神通廣大，很多幹部都是「房屋頂上架天線」。

　　在這種情況下，57歲的程維高進入河北。多年後，回憶起來，他仍是「想不通，把一個幹部從一個省的領導崗位調到另一個省的領導崗位上，不作詳細介紹，不講調動的原因，不給明確的交待，這是黨的幹部工作慣例嗎？」

　　後來，在河北省「對外開放工作會議」上，一貫雷厲風行的程維高，點名批評了秦皇島。理由是，作為國內第一批沿海開放城市，「搞了七八年、卻成為全國14個開放城市中的倒數第二名。」

　　「我的發言自己覺得很正常、很自然，但參加會議的人卻覺得非常震動。特別是對秦皇島的批評，在一些人看來，似乎我是在有意向原省委書記的秘書、當時的秦皇島市市委書記丁文斌挑戰。」

　　很快，他與當時的河北一把手發生了嫌隙——「我講到河北幹部精神不振奮、精力不集中，下面的幹部反映省委用人不當時，領導的臉色當時就變得不怎麼好看。」

　　河北省政府辦公廳的一位退休官員向本刊回憶，程維高到河北不久，就傳出了有人要3年內把他排擠走的消息。而底氣十足的程維高採取的策略是，在大會上公開回應：有人揚言3年把我趕出河北，我不信這個邪！

　　前述河北省政府辦公廳的退休官員說，他親眼看到，在開省委常委會的時候，由於沒話語權，發過言之後，程維高就走出會議室抽悶煙。

　　「面對這種情況，我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斷地向中央反映河北的情況……要千方百計避開監探和耳目，又要想方設法見到中央領導。要見中央領導，不是說想見就能見到，要通過很多環節……」

　　1991年下半年，程維高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況，「不敢住在河北省駐京辦事處，也不敢通過河北駐京辦事處的人與上邊聯繫，而是住進南京駐京辦事處」，把中組部一位領導請到辦事處，向其彙報。

　　後來，程維高當上河北省委書記后，事情調了個——「程維高當書記那幾年，沒有人敢到我們家裡來，因為來的人都會被登記，而且事後還會有人找他們談話。」 邢崇智的夫人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說，「而且那時候老幹部開會，從來不通知我家老邢。」

　　這種矛盾一直延續到邢崇智去世——2000年3月3日，73歲的他因患淋巴癌去世。人們傳言，兩天前，程維高原秘書李真被抓，住在醫院裡的邢崇智得到消息，連說三聲「好」，后因高興過度溘然長辭。

　　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承認了有關「好」字的說法，但她認為，邢崇智那時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顧不得高興。

　　基於這種情況，邢崇智在1992年底離任之際，沒有推薦程維高，理由是：一、(程維高)懂經濟，但不懂政治，當省長合適，當書記不合適；二、不會搞團結，不能團結班子、團結人；三、工作粗，作風粗。

　　多年後再來看，這大體是一個公允的評價。即便是程維高自己，經過反思，也認為：「事實證明，我不是當省委書記的料。」可在矛盾激化的背景下，他並不認為邢崇智的不推薦有什麼道理。

　　最終，中央出面解決了河北的問題。1993年1月，邢崇智退休，程維高接任河北省委書記——「4位中央領導同志找我和邢崇智談話時，中央對我十 分支持，當著邢崇智的面說，河北的省長、人大主任由誰干，由維高同志提名，中央組織部要尊重維高的意見。而對邢崇智，中央則要求他離開河北到北京安置。」

　　接納李真：秘書之外的價值

　　多年後，回憶起和邢崇智的角力，程維高形容為，「到河北不久，碰到了我一生中最為艱難的境遇。」就在這個時候，跟隨他多年，從江蘇跟至河北的秘書吳慶五，突然提出離職的想法。

　　老友陳源潮認為這符合程維高一貫的風格——工作中，雷厲風行，想象著手下人都應該和他一樣，不計個人得失，有時候，就會忽略手下人的利益訴求。不想，時代已經變了，個人利益的追求，光明正大。

　　那麼，誰來接替吳慶五的角色呢？

　　在程維高的回憶中，最初他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況時，「要通過很多環節，而且要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吳慶五為此做出了很大功夫。」此外，他也帶著河北省政府的另外一個秘書李真去過北京。

　　程維高發現，李真「同有些中央領導的秘書關係較熟」，「感覺這個人聰明，吸收新鮮事物快，有較強的分析能力和處事能力」，而且，吳慶五也大力推 薦了李真。(據《李真盛衰記》記載，剛去河北的吳慶五，不熟悉環境，李真向其介紹很多政壇內幕，二人迅速成為好友。當李真得知吳慶五有下海經商打算，向其 許願：「你在商界為了掙錢，我在官場為了當官，可以相互支持。」)

　　最終，在借調過來使用一段時間后，程維高「考慮到李真的長處，特別是吳慶五即將離開的實際情況，也就同意將他調過來」。沒想到，調動李真時，遇到一點阻力——時任河北省紀委書記的劉善祥表示反對。

　　8年後，隨著李真窩案的爆發，劉的這個行為被解讀為有先見之明。可在當時程維高的眼中，劉善祥是邢崇智提拔起來的人，而且劉善祥「也沒有說出李 真有什麼問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李真的經濟犯罪當時並沒有發生」。「從常州到南京，到河南，我用什麼人當秘書，都是辦公廳安排和我自己挑選的，誰也沒有 管過。」

　　對劉的這種干涉，程維高很是不快。

　　1994年12月，李真以程維高大秘書的身份出任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4個月後，在程維高蹲點的平山縣西柏坡鄉下，二人發生了一次「爭吵」。

　　那一晚，李真告訴程維高：「我不想再留在你身邊了，我想下去鍛煉鍛煉，最好是去保定當個副書記。保定是個大市，工作面廣，對我鍛煉提高有好處，而且保定情況很複雜，可以掌握大量信息供您參考。」

　　程維高回絕了李真的這個要求：「你當副市長還可以，但不能進常委，當副書記，我是不會同意的！」

　　看到程斷然拒絕，素有手腕的李真開始訴苦：「你到省委書記崗位上，我跑前跑后，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你也不能當了書記，就忘了身邊人吶！」

　　感覺到威脅的程維高勃然大怒：「我當書記，你跑前跑后，確實付出了很多辛苦，但你也要明白，我這個省委書記不是靠哪個人就跑得下來的。我同中央領導交談，只反映河北的情況和問題，從來沒有提出個人要求。」

　　「如果一個省委書記靠一個秘書就能跑下來，那這個黨還成什麼樣子？！」程維高後來回憶說，那天晚上，李真跟他一直糾纏，執意要下去當市委副書記，他不同意，「爭論到晚上12點，鬧得很不愉快」。

　　「這也是只能發生在程維高身上。」程維高的朋友陳源潮解釋說，很多人不理解，為何一個省委書記、一個服務他的秘書，兩人會「吵一個晚上」，這必須聯繫程維高個人的性格來理解。

　　程維高說：「在一些問題未作出正式決定之前，我是允許身邊人員給我參謀、同我爭論的。李真這個人聰明，社交能力強，信息來源也多，所以經常跟他就有關問題交換意見。」

　　所以，雖然大鬧一場，程維高對李真「並未十分厭惡」。

　　李真的感覺不一樣，看到程維高的斷然拒絕，在發生爭吵6個月後，他通過北京的關係，從河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平調進河北省國稅局，任副局長。

　　到1998年，程維高退任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程維高的說法是，二人「已經很少往來」了。

　　在常州採訪，很多人提請記者注意一個細節：2000年春節，已經感覺到要出事的李真和吳慶五，一起出現在程維高常州的家裡。李真的目的是，希望 程維高幫他要回一個案子，而天真的程維高竟問李真：「你到底用了人家多少錢？沒有錢的話，我們大家可以幫你湊一湊，借給你先去還賬。」

　　「那個時候，程維高還以為李真只是拿了別人5萬美元的事，說錢不夠，可以幫他找人湊。」當時在現場的陳源潮說，「他真是太單純了，哪裡知道，5萬美元，根本入不了李真的法眼。」

　　郭光允：「從未謀面」的舉報者

　　在中紀委對程維高的處理意見中，有一條是，「利用職權，對如實舉報其問題的郭光允同志進行打擊報復」。後來，這位成名的原石家莊市建委幹部，專門寫了一本書，叫《我告程維高》。

　　在書中，郭光允講述，1987年，他發現石家莊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腐敗行為，開始不斷舉報。後來看到李山林非但沒受到處理，反而被提拔為河北省建委副主任，1994年，他就寫信給程維高，舉報李山林。

　　在信中，郭光允稱，李山林選不上副市長是因為群眾基礎太差，但是這麼差的人又被提升為副廳級，和副市長平級，全市甚至省里意見很大，希望程維高書記認真考慮，免去他省建委副主任的職務，堅決不能提拔。

　　讓郭光允沒想到的是，他的這麼一封信，竟然落到了程維高的秘書李真手裡。而這位氣宇軒昂、膚色白皙的省委書記秘書，不止一次來過建委找李山林。在郭光允眼中，二人關係非同一般。

　　後來，1995年3月18日，郭光允在石家莊街頭遭人毆打。由此，他認定，前台表演的人物李山林背後，「有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李山林之上，還有李真、吳慶五……直至程維高本人和他的家屬。」

　　從醫院出來的郭光允，匿名寫就《程維高、李山林是破壞河北建築市場的禍首》這篇檢舉材料，分別寄給中紀委、河北省有關部門。信中列舉了他認為的程維高老婆、侄子還有南京二建無償給程家裝修房子等問題。

　　「發到省里的這封信，是我自作主張寄出的，沒跟家裡商量。後來證明，就是這封信露了馬腳。」郭光允後來回憶說，很快，由河北省紀委出面，他被叫到省軍區招待所談話，要求交代匿名信的問題。

　　1995年11月21日，郭光允被有關部門收審，關進看守所。1996年春節前，他被有關部門以「投寄匿名信，誹謗省主要領導」的罪名勞教兩年，並被開除黨籍。後來保外就醫后，他開始了漫漫的上訪之路。

　　在程維高的記憶中，事情是另外一個樣子：「1994、1995年，正當我與南京二建關係的謠言在社會上盛傳的時候，有關領導收到一封匿名誹謗信，誣陷我為南京二建拉項目、要工程、徇私舞弊。」

　　「我交給當時的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去處理，並對他講我們省委、省政府有責任維護北京的安全，省政法系統也應該維護省委的權威。政法委書記說，你不管這事了，我來處理，之後我就沒再過問過此事。」

　　「後來，政法委責成省公安廳、石家莊市公安局同時進行調查，經市公安局偵察認證 ，匿名信是石家莊市建委一名叫郭光允的幹部所寫。此人……是有名的上訪專業戶。」

　　「省政法委書記考慮上法庭審判涉及領導幹部層，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決定從輕處理，不打算給刑事處理，給一個行政處理即可。我問『什麼叫行政處理』，這個書記回答說，勞動兩年。我當即表示，可以。」

　　「郭光允從寬處理，他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在勞教一年保外就醫后一直通過各種關係上告我打擊報復、製造冤假錯案。為此，中紀委、公安部曾在1996年複查過這個案件，結果對原先的認定未提出任何異議。」

　　「誰知『三講』中支持郭光允與劉善祥勾結起來翻案。在第一次『三講』老同志座談會上，劉善祥就迫不及待地為郭光允大聲疾呼不平。」

　　那麼，真相是什麼呢？

　　2000年，李真窩案爆發，1990年以後到河北任職的3任南京二建的分公司經理都被抓，審查下來，並沒有發現南京二建和程維高有違法的關係。換言之，當年郭光允匿名信中反映的問題並沒有落到實處。

　　後來，郭光允自己也承認，雖然告了那麼多年的程維高，他並沒有當面見過此人。程維高也反思道：「郭光允一事，直到現在為止，我認為應該處理。而 我在這件事情上的錯誤是：對郭光允的問題在調查清楚、決定進行處理時 ，因郭光允所告的問題涉及我，政法委書記向我請示時，我應該向中央請示報告，或經過 省委常委正式討論，不應擅自表態。這是違反組織原則的。」

　　強硬性格VS倒台

　　1998年10月，程維高從河北省委書記的任上退下，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9個月後，一項遍及全國的「三講」教育活動展開，中央到河北的巡視組組長是原西藏自治區書記陰法唐將軍。

　　最初，程維高並沒有對這次「三講」教育活動有太多的重視，他感覺「自己已經不是主要決策人物」。沒想到，中央巡視組找其談話，明確指出，「三講」是「要剖析1992年以來工作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之前，在「三講」動員大會以及省委召開的老幹部座談會上，劉善祥已經講了程維高的若干問題。兩者結合起來，以陰法唐為首的中央巡視組認定程維高很狂，河北「三講」的主要阻力就在他身上。

　　多年後，程維高反思道：「我在『三講』中所以被動，也有我自身的原因。因個性太直，容易輕信，又不願買誰的賬。雖然中央巡視組負責人是一位老資格的省部級幹部……錯綜複雜的政治原因，再加上我直來直去的性格和一些錯誤做法，把矛盾進一步引到自己身上。」

　　最終，和程維高本不熟悉的陰法唐將軍，通過一次河北的「三講」，成為了媒體眼中扳倒程維高的核心人物。後來，他還為郭光允所著的《我告程維高》寫序，稱讚其為「新時期出現的反腐敗英雄人物」。

　　2000年3月，已經升任河北省國稅局局長的李真被中紀委「雙規」。這條爆炸性新聞，立即在河北官場內部引發軒然大波，作為李真曾經服務的領導，程維高成為人們私下議論的焦點。

　　「在李真雙規后的三四個月的時間裡，我簡直完全成了一個犯罪嫌疑人，因為許多人聽說我的電話被監聽，我的家被監視了，一下子電話大幅減少，家裡也顯得特別冷清。即使有人來電話，也是用探聽的口氣詢問：你們好嗎，身體好嗎……」程維高回憶說。

　　「我心裡清楚，對我的審查完全是同李真雙規同步進行的。他們分三步逐步深入。開始審查我是否同李真共同犯罪……後來專案組又全面審查了我家屬、 子女。不僅對我兒子程慕陽所有的公司、公司的資金來源、來往、公司的經營情況，而且對他個人的動產、不動產及來源都作了審查。我女兒在北京辦一家七八個人 的小廣告公司也作了全面審查。」

　　「在審查我子女的經營活動中，重點是審查了我有沒有插手他們的經營活動，有沒有利用我的權力為他們經商辦企業打過招呼、做過暗示。對傳遍全省說 我拿了幾千萬回扣的南京二建在河北的大地公司，當然也是調查的重點。前後三任總經理以及石家莊原建委主任都因涉案被雙規、逮捕。」

　　「其實在我當省長，當省委書記期間是沒有敢向我送錢的。因為，許多幹部都知道我的脾氣，如果做了犯忌的事情，一不留神很可能我會在公眾場合把事 丟出來，讓他無地自容。到了我卸任省委書記當了人大主任之後，卻有一些幹部為了感恩、謝情，給我送過錢。我都一件一件地退了回去。」

　　但壓力讓直率的程維高難過。在李真案被查了近一年後，他主動找到中紀委的主要領導和負責李真案的領導，「又以寫信的方式」陸續反映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在信中，他大談河北的宗派勢力及幹部矛盾。

　　2002年夏末秋初，中紀委主要領導親自打電話讓其到中南海一談。這位被程維高評價為「待人誠懇、厚道」的領導告訴程維高：你不是沒有錯誤，應該講清有關問題，檢討有關錯誤。當程維高要求這位領導明確告知什麼問題時，這位領導講，不可能，這是違反紀律的。

　　後來，程維高反思道，「這些談話和信件，今天回想起來，就是對中紀委的調查具有很強的埋怨情緒。集中到一點，就是你中紀委對我不應該調查。這種態度，說明我當時已完全忘記自己是個共產黨員，是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

　　「後來，宣布開除我的黨籍，撤銷我正省職級的待遇。當宣布時，我並沒有感到震驚和難以承受，只覺得我為之奮鬥一生的黨已經讓我離開了。我有許多 錯誤，確實也失去了一個共產黨員的資格，為了從嚴治黨，我服從中央把我清除出黨的決定，但對處理決定中的一些提法，我表示了一個原則態度，我說：我有不同 意見。」

　　(本文程維高敘述部分選自其回憶錄《我在河北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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