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開除黨籍的省委書記 程維高1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能回憶起這位當年的京畿大吏，在他的任上，究竟做過哪些具體事情。唯一能讓民眾留下印象的，是中紀委對他退休后的處分：開除黨籍，撤銷正省職級待遇。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三個被開除黨籍的省委書記，儘管被定性為「個人主義惡性膨脹，自恃位高權重，目無黨紀，獨斷專行」，可是，程維高並沒有因此鋃鐺入獄，中央還為其保留了副省級幹部的待遇。

　　程維高故后，不少人撰文紀念，言辭真切，懷念之情溢於言表。在其政治生涯起步的常州，人們更是對其「頗具感情」。可是，作為一個有爭議的政治人物，在一時一地得到公眾肯定，是不夠的。

　　11年前，有著「河北第一秘」之稱的李真案發，及至程維高被處分，3年多的時間裡，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卻獨獨缺失了程維高的聲音。

　　即使一個死囚，他也應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與權利。不過，在中央對其定性「違紀」這一大背景下，在其兩任秘書貪腐、子女涉案的情況下，他的「聲音」無端消失了。

　　於是，在公眾的眼中，他幾乎被塑造成大肆貪腐而又未受到懲罰的高官代表。一個令人慨嘆的細節是，其死後，網際網路上充斥著對他的指責與謾罵，言語之尖刻、咒罵之骯髒，令人側目。

　　事實是，晚年的程維高，在不斷地反思，反思自己的為官曆程，反思自己當年的言行，當然，還包括反思中國的政治制度。

　　他曾說，「我是很霸道。但是，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體制上來觀察。這個體制讓我有權力霸道，但是，現在我卻沒有任何機會去申訴、去說明自己的冤屈啊。」

　　他周圍的朋友說，晚年的程維高想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無人傾聽。無奈中，他只能在自己的名片上註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程維高」，在送親友的賀卡上寫道：「一生大起大落，我無愧於人民……中紀委主要負責人託人給我講，處理我是從嚴治黨的需要。」

　　在其親筆撰寫的近20萬字的回憶錄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了這位爭議高官對往事的回顧，也看到了省級政治生態的複雜與多變。有人說，「對這一層級的政治，我們仍沒有認知能力，在由人際網路構成的『陰謀論』的敘事結構里，什麼樣的材料，你都會發現並不可靠。」

　　事實上，通過程維高這個未被媒體披露的窗口，我們有更多角度來打量這個人，窺見一場由官場矛盾引發的故事，足矣。

　　程維高的最後7年

　　程維高的不平之氣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並直接誘發了他對過往幾十年宦海生涯的反思

　　本刊記者  陳磊  發自江蘇常州

　　提起程維高，76歲的張佩斐眼中淚花閃動——2010年12月28日，她相濡以沫多年的老伴、充滿爭議的京畿大吏——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在常州中醫院，走完了78年的人生歷程。

　　「走得很突然，沒有留下什麼遺言。」張說，從9月起，程維高就因肺部腫瘤惡化，住進醫院，在病榻上輾轉3個月之後，終因化療加上白血病、糖尿病等多病因導致臟器衰竭，撒手人寰。

　　追悼會上，程被河北官方(據稱經過中組部審定)蓋棺定論：「在河北工作期間，他不斷解放思想，以改革開放的強烈意識，積極進取，雷厲風行地狠抓各項工作的落實，為河北省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

　　「到人大工作后，程維高同志認真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堅持完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認真依法履行職責、提高立法質量、強化監督工作實效、加強機關隊伍建設、推進全省的民主法治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很多人為程送去了花圈，包括一位原國務院副總理。而程的一位在常州的老領導，特地給他寫了一封信，當場焚燒——風風雨雨幾十年，有什麼想不明白的地方，安心地去請教馬克思吧！

　　常州，作為程維高起步之地，終成他的長眠之鄉。

　　回鄉之路

　　由於程突然離開石家莊，河北主事者十分驚慌，他們認為程有潛逃國外的可能，於是立即派人追至常州

　　程維高是2003年1月從石家莊回常州的。彼時，一場由「河北第一秘」李真引發的輿論風暴正值高潮。

　　在很多媒體的敘述中，程「連夜離開石家莊」，幾乎是落荒而逃。「事實上，我們當天早上出發，走了9個小時才到常州。」張佩斐說。

　　歸途並不輕鬆。

　　程維高生前回憶，2002年春節以後，他開始為省人大主任即將卸任后的生活做安排。在河北當省長、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是「受苦受難的13年」——「前9年工作還算過得去，但也是極度艱辛，歡樂少、煩惱多，后四年一直都在被審查的環境下生活。」

　　「整整四年多，我被許多人看成是黨內腐敗分子、經濟犯罪的嫌疑人，決心在卸任以後，不再在河北多呆一天，立即離開河北——2003年1月10日，省十屆人代會一開幕，我既不是代表又不是主席團成員，我就回到了常州。」

　　甚少有人知道，早在2002年11月，紀委部門即找到程，宣布「對其核對問題，不要離開石家莊」。

　　現在，他「擅自離開石家莊」，於是，在其回鄉十多天後，紀委便趕到常州，勸其「仍回石家莊、進一步核對問題」。

　　程維高拒絕了這一要求。他的理由是，「常州不僅生態環境好，更重要的是政治環境好，常州的朋友是琢磨事，不琢磨人。」

　　後來，紀委相關部門不得不認可了他這一既成事實的行為，但同時又告誡：「希望你不要離開常州。」

　　河北省政府辦公廳一位退休廳級幹部向本刊記者描述，由於程突然離開石家莊，河北主事者十分驚慌，在他們的觀念中，程的兒子程慕陽滯留加拿大，那麼，程也有潛逃國外的可能，於是立即派人追至常州。

　　在常州的家中，相關部門「前後三次」、「組織了隊伍」，對程維高「進行面對面的調查與核對」，重點問題是：李真是怎麼調動、提升的？吳慶伍怎麼下海到香港定居的？程慕陽經商一事；郭光允勞教一事……

　　2003年8月8日，一切塵埃落定——「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程維高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審查，決定給予其開除黨籍處分，撤銷其正省級職級待遇。」

　　最終，儘管心中「有不同意見」，但面對中央的決定書，程維高還是簽下了「服從中央決定，感謝中央對我的關心」這15個字。

　　漸歸平淡

　　隨著時間的流逝，程維高「慢慢也想開了，人生不就是這個樣子嗎，還有什麼好爭的呢」？漸漸地，他的興趣轉入歷史和裝修家園之中

　　程維高的不平之氣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並直接誘發了他對過往幾十年宦海生涯的反思。他的多年老友陳源潮回憶，剛回常州的那段日子，程維高大部分時間閉門不出，很少和外界接觸。

　　一次，他女兒給其房間買了個漂亮的吊燈，沒打招呼，就裝了上去。結果，他大發雷霆，「像鬼火一樣暗，你讓我怎麼看書？！」「火發得莫名其妙，其實燈真的很漂亮。他內心有糾結，無法釋懷。」他的一位朋友說。

　　當老朋友找上門，那種逆境中的感動，他溢於言表——「有一天，下雨，我去找他，沒想到，他已撐著傘，在路口等我了！」陳源潮說，雨中等待的程維高，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常州日報》的記者沈向陽和程維高是忘年交。有一次，沈向陽在老鬼著的那本《母親楊沫》中，發現了這樣的情節：楊沫為給抗戰時期的堡壘戶王漢秋平反，四處奔波，最後找到程維高那裡，程批示予以複查。

　　書中，程維高的批示清晰可見，而當沈向陽向程維高說起此事時，程維高已記不大清楚了。但看見老鬼能在正式出版物上秉筆直書，他甚感安慰——「老人眼含淚花，囁囁連聲：『你請他來常州玩，麻煩你，一定要代表我邀請他』！」

　　陳源潮回憶，在回常州初期，程維高無法平復自己心頭的不平之氣。尤其是中紀委的處分公開后，媒體大加報道，周圍的朋友多給予他同情、勸慰之言，更加重了他這種感覺。

　　一次，陳源潮、程維高和幾個朋友一起，到皖南遊玩。席間，談起被處分之事，程又流露出不滿之意。陳沒有像慣常那樣勸慰，而是斥責：「處理你是應該的，中央將河北交給你，結果你兵敗。不該嗎？！」

　　程維高表示出驚詫。

　　陳源潮接著分析：「你作為一個小知識分子，參加工作多年，一帆風順，身上帶有毛時代的痕迹，又有改革開放初期敢想敢幹的強人風格，是一個過渡型幹部，進入河北，還按照過去的思路開展工作，不失敗才怪！」

　　聽了朋友的痛批，程維高半晌無言，後來才回應：「你讓我回屋想想。」第二天，他告訴陳：「你講的還是有道理的。」

　　「雖然他認為我講的有一定道理，但依照他的脾氣，他認定了的事情，是不會輕易服輸的。」陳源潮說。

　　隨著時間的流逝，尤其是2006年中紀委又宣告「沒有發現程維高該負刑事責任」后，程維高「慢慢也想開了，人生不就是這個樣子嗎，還有什麼好爭的呢」？漸漸地，他的興趣轉入歷史和裝修家園之中。

　　一年春節，他心血來潮，讓朋友給他講清宮十三朝的歷史，當有朋友講到左宗棠帶著棺材打新疆，他「一動不動地聽著，眼珠子瞪得多大」。那時候，他才知道，《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李伯元，是他的常州老鄉。這讓他感慨：歷史了解得太少，讀書讀得太少！

　　幫助其寫回憶錄的清華大學畢業的「老王」說，程維高常沖人發火，脾氣耿直。可是，從他2005年與其接觸后，五六年時間，程維高從未向他發過火。相反，當程的司機因為看人們都喊「老王」也跟著喊時，被程大加訓斥。

　　基於這個語境，談起共事多年的高官們，程維高說他佩服的一位是原河南省委書記楊析綜。究其原因，是楊搬家離開河南的時候，程維高發現他車上裝的全是書——他認定楊是一個讀書人。

　　布衣生活

　　回到常州后，程維高一度找其商量房子的命名，最後定為「愚園」，自嘲愚笨的意思

　　程維高的生活慢慢融入常州老人的行列。張佩斐介紹，從政多年，沒有了相關部門彙報情況，程維高依然保留了關注國家大事的習慣——每天早飯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網瀏覽新聞。

　　作為從政五十多年的官員，程維高常說的一句話是：「我16歲參加革命，我們黨、我們黨……」和他相熟的沈向陽調侃他：「不是你們黨了，是我們黨！」程略一臉尷尬，隨即大笑：「對，是你們黨！」

　　「他和幾個外孫一起做遊戲，兩個小孩在那裡打鬧，他就像個裁判員。那一刻，他特別的悠閑、放鬆。」沈向陽說，在他的印象中，從未學過高等數學的程，常掛在嘴邊的兩句話是：「在人際關係上，我做模糊數學，幹事上，我喜歡微積分」，意味深長。

　　離開河北后，至死，程維高只去過河北一次。那一次，讓他心中甚感不快——住在賓館的兩天，有部分朋友來拜訪，更多的是避而不見。一位晨練的老人，認出他是程維高后，和他熱情擁抱。這讓他嘮叨好久。

　　14年的河北為官，他無法忘記這個地方——朋友一起喝酒，他只讓喝河北的板城燒；逢年過節，他會拿河北的大紅棗送人。

　　他下午常去大眾化的浴室泡澡，一泡一個下午，幾元錢一張門票的那種浴室，和退休下來的老頭們聊天、侃大山，自得其樂。

　　晚年他的另一個愛好，則是延續了當年常州建委主任時期的毛病，折騰房子——「這裡放一個石頭，那裡挖一個魚池，甚至連房屋外牆，他都去參考很多園林的建築樣式，費了不少腦筋，親自畫圖紙。」

　　他的鄰居吳先生說，從其搬進小區，幾乎每年都能看到程維高在對房子進行改造。起初，房子風格是河北的，中間，改為白色的南方樣式，最後，程維高將其徹底修成了江南的園林。

　　老友陳源潮回憶，回到常州后，程維高一度找其商量房子的命名，最後定為「愚園」，自嘲愚笨的意思。

　　「其實，從一個角度來說，修園他也是在修心。」陳源潮說。

　　2008年春節前後，在北京301醫院，程被查出患有肺癌，心情十分沮喪。聞訊前往的陳源潮勸其不必畏懼，保守治療看看，「將肺癌當寵物養」。聽到此言，程又發怒了：「胡說！腫瘤就是敵人，怎麼可以當寵物養？！」

　　在北京、上海幾番檢查后，醫生們的建議是：不開刀，保守治療。這也促成程維高進一步反思當年的做法，「哪裡有非此即彼的敵人，當年自己工作狂的風格，是否忽略了下屬們的利益呢？」

　　至死未改

　　去世16天之前，電話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聲音很大：「沒有司法獨立，社會哪裡會得到公正？！」

　　退休后，在很多常州朋友眼中，程維高依然性情耿直、直率敢言。沈向陽說，他曾問程維高一個問題：「你告訴我，在現有體制下，一個省委書記權力大到什麼程度？副廳以上的領導幹部，你個人能不能說了算？」

　　程維高的回答是：「絕對沒有問題！我要看中了誰，一般操作是這樣的，把組織部長叫過來，說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見到那誰，感覺他思路不錯。其他都不要說，這個話朝這個地方一落，馬上組織部會按照幹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然後會拿到常委會上來討論。」

　　2001年，李真案發，媒體大幅報道，程維高曾親自寫出3萬字的材料，上呈中央領導，指出某周刊報道中「有15處地方失實」。被反駁后，通過中 間人，他又與該周刊主創人員在石家莊協調。再往前一些，1999年，中央「三講」巡視組到達河北。有人向巡視組反映他的問題，他選擇的不是座談與協商，而 是上書中央、直陳不快，直接激化了和「三講」巡視組的矛盾。

　　在事後的回憶文章中，程維高被其定性：「(程維高)歪曲河北三講教育的情況，拒絕領導和群眾的幫助，堅持錯誤，以惡人先告狀的卑劣手段，形式上對抗巡視組及廣大對他提意見的幹部、群眾……」

　　多年後，程維高自己也在痛苦地反思，認為自己「不夠圓滑」，如果違背性情說一些套話，可能什麼事情都沒有了。但更讓他痛苦的是，他無法拿捏，究竟「是要做人的圓滑，還是要做人的忠誠」？

　　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做人比做官要緊。他說，我寧可這樣了。

　　於是，曾和他在石家莊見面的某周刊記者，2005年趕到常州與他對談。他先是介紹自家別墅的由來，再直接跳到民主問題，讓該記者「頗覺意外」，因為，這與他對程維高的想象「相差太大」。

　　記者的問題也直截了當：「我在河北採訪，多數人都認為你比較霸道，並不民主啊！」程並未表現出惱怒，回答得也頗坦誠，他說：「是！我是很霸道。但是，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體制上來觀察。這個體制讓我有權力霸道，但是，現在我卻沒有任何機會去申訴、去說明自己的冤屈。」

　　那段時間，程維高自製了一張名片，上面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程維高。熟悉他的沈向陽感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心裡的壓 抑，且在有限的範圍內，真的很可憐。再後來，江蘇有媒體對他進行報道，他認為報道不實，起初要打官司，后在朋友勸說下，再次給中央領導寫信，以求公道—— 「作為一個公民，我還有自己的人格尊嚴吧。」他這樣說。

　　當然，石沉大海。

　　2007年春節前後，心血來潮的程維高，自製了一張賀卡，散發親友，上面寫道：「一生大起大落，我無愧於人民……2003年中紀委認定我違紀，主要錯誤是『獨斷專行，對於李真犯罪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紀委主要負責人託人給我講，處理我是從嚴治黨的需要。」

　　2008年春節后，由於肺癌的緣故，程維高開始經常和醫院打交道。較真的性格依然處處體現。一次，醫生開的藥方中，有一味中藥說有毒性，他就拿去化驗，看毒性究竟有多大。結果，消息傳到醫生那裡，很多醫生不敢再給他看病。

　　2010年12月12日，他去世16天之前，在上海瑞金醫院病床上的他，給常州的一位朋友打去電話。電話中，似乎受到一些刺激的他，聲音很大：「沒有司法獨立，社會哪裡會得到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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