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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民族一定要有主心骨

作者：chico 於 2012-7-14 04:5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書刊摘錄|通用分類:流水日記|已有3評論

關鍵詞：主心骨, 民族

一個民族一定要有主心骨

(2012-07-04 13:01:38)

【作者簡介】王樹增，現供職於武警部隊政治部創作室，大校軍銜。國家一級作家，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全軍藝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1972年開始發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代表作有《紅魚》、《黑峽》、《鴿哨》、《朝鮮戰爭》、《長征》、《解放戰爭》等。

我寫《朝鮮戰爭》、《長征》、《解放戰爭》這套書的動因其實很簡單。我寫的最早的一部書是《朝鮮戰爭》。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廣州工作，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廣州，我身邊有許多人都在倒騰東西。誰迅速地積累財富，誰就是社會英雄，人們很浮躁。我在廣州的宿舍面對著一條繁華的街道，一到晚上我都要拉上窗帘，否則，外面的霓虹燈會把屋裡照得通亮。我自己在這種情境之下心裡並不踏實，我覺得找不到北了。我不認為這樣的社會是健康社會，我也不認為這樣的社會潮流和風氣能夠支撐一個民族興旺發達。我總覺得，支撐一個民族和一個人能夠健康有力地發展下去，第一位的永遠不是物質。「富」和「強」是兩個概念，富而不強的例子比比皆是。真正的強大是精神的強大。美國的強大更重要的是其主流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在全球猛烈的擴張力和影響力。世界上人均GDP比美國高的國家是存在的，比如我去過的一些中東國家，但是，在全世界你能說它最強大嗎?

我總在想：怎麼了?我們到底得到和失去了什麼?當時正好有一家出版社要出一套戰爭系列叢書，我答應寫朝鮮戰爭。於是我就開始接觸相關的史料。這一接觸，就無法從中拔出來了。我從開始採訪並閱讀、梳理史料，5年都沒有動筆，光筆記就做了200多萬字。從那時開始我就停不下來了，加上後來的《長征》和《解放戰爭》，這3部書耗費了我整整16年。

我想，我是在做一些符合作家身份的事情。沒有文學，人照樣可以活著，有時候可能讀的書越多，越會陷入痛苦的思索中。但是，人類還是一代一代在主動尋找經典，以滋養自己的精神。所以，才有了我們這個世界主流的精神狀態，比如信奉正義，利他主義，責任和使命感，集體意識等。

我在《朝鮮戰爭》中寫到了大量青年，他們的作戰異常艱苦，但他們為保護自己的家園而戰鬥，實際上是在尋找快樂。現在的年輕人常說兩句話。第一句是「我什麼都不信」，其實，是掩蓋了他內心的什麼都沒有。還有一句是「我鬱悶」。而人是否快樂和財富的多寡並不成正比。真正因為貧困潦倒而跳樓的有幾個?快樂，是精神上的一種體驗狀態，有時候和一個人的實際境況是剝離的。當我聽到有媒體報道一個女孩說出「我寧可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意坐在自行車後面笑」，我覺得說這句話的女孩以後可能會有她哭的時候。等她真正面對生活的時候，她就會知道，寶馬不見得就能讓她笑，而自行車也不一定就會讓她哭。你哭或者笑，和你坐寶馬還是自行車是沒有太大關係的。

我們並不是甘於清貧。但是如果把物質和幸福畫等號，把物質當成幸福的全部，那就偏頗了。到頭來，只有一個結局，就是失望。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我永遠推崇給我們留下了《清貧》的方誌敏。讀一讀方誌敏的散文，那裡面有濃烈的感情，闡述了什麼是真正的窮和富，什麼是快樂，什麼是信仰，人活著到底怎樣才有價值。我前不久去汶川災區，碰到了一些非常可愛的大學生。他們從地震發生后就開始輪流到災區去做志願者，給災區的學生上課。他們和我說，王老師，我今天給孩子們上了一天課，晚上睡得別提多麼香了，我覺得心裡那個愉快啊!我覺得這些年輕人在我心目中就是英雄。我希望，我們的民族有一代一代這樣的年輕人，成為社會中真正的精英。

我曾在重走長征路時碰到過很多青年，大多是外國人。我印象最深的是4個瑞典年輕人，兩男兩女，走得非常認真。他們從中央紅軍出發的於都河邊，一直走到甘南，整整用了兩年多時間。我在貴州碰到他們時，4個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還穿著草鞋。我反覆讓翻譯勸他們，不能穿草鞋，走不了幾里路腳就要磨出泡來的。可他們卻堅持要穿，還告訴我們，當年紅軍長征時穿的就是草鞋。尤其是四渡赤水，他們不肯走捷徑，就像苦行僧。瑞典是真正的高福利國家，生活非常安逸，這4個瑞典年輕人為什麼會這樣做?他們對中共黨史感興趣?對紅軍史感興趣?事實上，他們對「紅軍」是什麼都不是很清楚。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他們在完成一種精神上的朝拜，尋找一種讓生活更堅強、更快樂的理由。

除了這4個年輕人，還有一件事對我觸動很大。2000年，美國的《時代》周刊在全球範圍內組織了各個學科領域的多名頂級專家，評選人類歷史上1000年來發生的100件大事，並出了一本書。它的評選標準是，每一件事都必須影響人類進程。中國有3件事入選：第一，北宋時期第一次把火藥作為武器運用到軍事行為之中，開創了人類的熱兵器時代。第二，成吉思汗的騎兵打通了東西方的文化通路，讓東西方文化有了交融的可能性。第三，就是長征。為什麼長征榜上有名?從軍事和政治意義上，都很難解釋。只有一個理由，曾經有幾萬人跋山涉水，死裡求生，身陷絕境而最後絕地重生，永不言敗，永不放棄。這些，是人類文明進步所必需的最寶貴的精神力量。

長征的隊伍是由兩個奇特的人群組成的：一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文化政治精英，另一部分就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目不識丁的赤貧階層。我覺得這種兩極的「焊接」非常奇特，「焊接劑」很多，主要和信仰有關。我們的政治精英學貫中西，但他們對身邊的戰士很少會講到大鬍子的馬克思和小鬍子的列寧。他們深深知道，中國這塊國土上最能打動人心的不是那些高深的理論，而是兩個字——平等。一個貧苦的孩子，生下來可能不當作人看。但是，只要跟上紅軍這支隊伍，他突然覺得自己是人了。他看慣了貪官污吏、劣紳惡霸，而在這支隊伍中，所有的大官、大首長，和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一樣、吃的菜根一樣，甚至死的時候的姿態都是一樣的。正如我們的傳統文化把理想社會稱為大同世界。還有一點，在革命戰爭時期，從領袖到高級將領幾乎都沒有個人財產的概念。

但是他們的對手——國民黨的將領，都是有金條的，很多人打仗是為了個人利益。相比之下，整理我軍幹部遺物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除了一身軍裝、一個筆記本，幾乎沒有其他東西。在這種情境下，作為一個普通的士兵，幹部都是成片地犧牲，你為什麼惜命呢?在參軍的時候你爹就和你說了：共產黨給咱們分地了，你就在部隊好好乾，別惜命，別丟人!人類大同思想、平等理念和科學的革命理論指導，這三者結合在一起，力量是驚人的。我想把這種精神提純出來，在我的書中儘可能地挖掘出來。這也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奪取政權的理由。解放戰爭不是用軍事公式可以計算出來的勝利，它是人們群眾的選擇。

作為一個作家，我的職責就是要挖掘和展開那些活生生的人，哪怕是一個普通戰士，讓歷史變得生動起來。

在寫《解放戰爭》時我一直想理清，為什麼裝備精良的國民黨倒台了?為什麼看似並不強大的一股力量最後能奪取政權?當年國民黨作為一個執政黨，其腐敗已經不可遏制。其實，斂財只是腐敗的一小部分，它還包括：信仰的缺失，運作規則的扭曲，價值觀念的崩潰，等等。國民黨在建黨的時候，也是由精英組成的，很多國民黨高級將領也曾經是熱血青年。而據我統計，在解放戰爭中，國民黨被俘虜的高級將領有200多人，其中很多是抗日名將，怎麼瞬間被我們的普通戰士按在地上了呢?你站在了背離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站在了國民黨專制政權的營壘里，你的悲劇是註定的。

而共產黨人，他們和他們率領的軍隊在這場戰爭中確實在為一種信仰而前赴後繼。為什麼夏明翰在臨死前能說出「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說出這句話容易，但是做到這一點是多麼艱難!比如，給你一張紙，簽上你的名字，你就能活下來，甚至高官厚祿。你如果不簽，就槍斃你。在這個瞬間，你會怎麼選擇?還有陳毅，他當時在南方打游擊能活下來絕對是奇迹。我非常喜歡他一首詩里的最後一句：「取義成仁尋常事，人間種遍自由花。」難道這句話感動不了我們?這不是最神聖的利他主義嗎?!

其實，為人民服務不只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講，100多年前孫中山就提出了「人民公僕」的概念。孫中山曾經說過，我這個總統是人民的公僕。這句話在當時絕對是振聾發聵的。因為之前中國的世世代代，老百姓都是賤民，是草根。

我的書里總是瀰漫著濃烈的英雄主義氛圍。比如朝鮮戰場上數次出現的腿被炸斷了還死死抱住敵人不放的普通戰士，比如穿著單薄的棉衣趟過冰河被凍成冰柱的士兵。應該說，我是著意寫的。其實，對於這一點我非常擔憂，我們的社會現在嚴重缺失英雄主義。我在大學講課的時候講過一個例子，一個日本記者到北京某所大學去採訪，他突然問在場的大學生一個問題：你們知道邱少雲嗎?一個大學生站起來說，我們都知道那個傻冒兒。這個記者回去就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支那人的墮落》。這在日本人心中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日本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年輕人，生活態度千差萬別，比我們要多元得多。但是，鮮見這些國家的青年背棄自己的民族精神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你能感受到它拚命地抓住本民族歷史上的一切閃光點，把它放大、高高地樹立起來，使其成為全社會的偶像，以求子孫萬代珍藏於心。它有一種明顯的功利性。我們這個民族要發展、要強大，就要靠弘揚我們自己偉大的民族精神。

拿本民族歷史上的英雄去調侃，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不能容許的。而我們現在社會上一些人動不動就要質疑黃繼光、董存瑞，我覺得不可思議，我不知道這些人出於什麼心理。數典忘祖是怎麼一回事呢?你不要黃繼光、董存瑞沒關係，那麼，你要什麼呢?有人說，我什麼都不要。如果是這樣，活著的意義是什麼?這個民族怎麼發展呢?人總是要相信一點什麼的，心裡總是要有所依的。

一個人，一個民族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一定要有主心骨。主心骨從哪來?最重要的是從本民族的歷史上來，以支撐自己能夠堅強、樂觀、永不言敗地生活下去，也支撐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凡是我到過的國家，紀念碑、戰爭紀念館、無名烈士墓，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我覺得那裡有一個民族的根。莫斯科的年輕人結婚都要去紅場的無名烈士墓獻上一束鮮花，沒有誰規定要這樣做，但是，沒有這個步驟好像婚禮就是不完整的。現在年輕人結婚，不坐凱迪拉克，別人會笑話你。如果你說我要去紀念碑獻一束鮮花，人家甚至會覺得你不太正常。我印象特別深的還有俄羅斯的一座紀念館——涅瓦河戰爭紀念館。紀念館很小，就坐落在涅瓦河邊。紀念館中，從講解員、布展員到管理員，全部由旁邊一所學校的中學生擔任，這個傳統在這所學校傳承了幾十年，成為孩子們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非常嚴肅的事。

我在寫《解放戰爭》的時候，到各地去採訪，很多烈士陵園都是大門緊鎖，我根本進不去。好不容易找到管事的鄉長，他拿一個大斧頭過來，說，鎖頭已經生鏽了，根本打不開，你非要進去的話，我就要把鎖頭砸開。

當然，我也不希望我們的老百姓整天惦記這些逝去的人。但是，我剛剛所講的這些，是很多國家的普通人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他們可以崇拜麥當娜，崇拜披頭士，但是都不影響他們崇拜自己的民族英雄。

我還要說一點，我崇尚英雄，特別崇尚老百姓當中的英雄。不僅僅是堵槍眼才叫英雄，那就太狹隘了。從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老百姓承擔的是大道義，共產黨不能忘了他們。

前不久，有一個年輕讀者和我說，王老師，看你的書，我有一種體會，什麼都不容易啊!我覺得他讀出了點意思。比如，解放戰爭第一階段的時候，共產黨方面就相當艱苦。一些讀者和我說，王老師，我沒想到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那麼艱苦!我說，你以為解放戰爭就只是百萬雄師過大江啊!那時已經快勝利了。百萬雄師過大江我只用了兩萬字。真正讓我們品味的是在絕境中永不灰心，咬緊牙關闖過去的人生狀態。所以，讀《長征》的意義是什麼，是讓你明白，只有經歷過那樣的曲折和生死考驗，你才有成功的可能性。所以，不要輕言放棄。

作為作家，我們去寫歷史絕不是去考據歷史。有一句話叫「以史為鑒」，歷史就是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