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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口述（三）

作者：chico 於 2011-8-13 00:1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世海撈針|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1967年1月，清華大學井岡山發生了騙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為我們要求王光美回清華做檢查，周恩來批評了我。他說，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面對面做檢查，要背靠背的寫檢查。我們也不敢再提出這個問題，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騙斗王光美具體的策劃過程，我並不知道。我們學校電機系二年級為主的幾十個同學，成立了一個「捉鬼隊」，為首的叫李振言。他們策劃了一個很詳細的計劃，開始沒跟我講。那次是1月6號行動的，李振言是在6號白天才告訴我，說我們想把王光美從中南海揪出來。我當時真認為是一群孩子胡鬧，根本不相信他們能幹成。他們說：老蒯，你給我們幾輛車，我們就能把王光美騙出來。我說你做夢呢，劉少奇搞白區工作的，那麼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你想騙就騙了?他們就說，你給我車吧。我說給車沒問題，因為清華當時在我們手下有幾十輛車。他要一個吉普，要一個卡車，要一個小車，我都給他了。他說要試試。我說，那你試吧，我也不指望你試成。結果捉鬼隊騙王光美，沒想到真騙出來了。

　　他們搞這個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會上當的。他們先找師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兒劉平平控制下來，不讓她回到中南海，還扣留了在師大女附中的二女兒劉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兒子劉源。然後他們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單那個交通中隊，給王光美打電話，說你女兒劉平平出車禍受傷了，送到北大醫院了。接著又冒充北大醫院醫生給王光美打電話。在假冒醫生和王光美通話的時候，還讓劉婷婷出來說了一句話：「媽媽，姐姐受傷了」。這就沒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機關，又是醫院，還有自己女兒打電話。所以那個簡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這樣子，他們冒充交警、冒充醫院打的電話，全是冒充的。但因為劉婷婷被說服了，站在我們這邊了，跟我們一起騙她媽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後來劉婷婷在《魯豫有約》的節目中談這個事，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當時劉少奇也去了醫院，我們的人都看到了，他們沒敢抓。雖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字報很多，而劉少奇真到跟前的時候你也不敢抓。誰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澤東假如不同意，那我們不是吃不了兜著走嘛。但是，他們還是把王光美帶回來了。他們回來后，在化學館給我打電話說：老蒯，王光美被我們抓回來了。我開始還不相信呢。他們說真的，在化學館呢。我一聽就說，好，告訴廣播台，馬上通知批鬥嘛。

　　當時很匆忙，也沒什麼準備。在清華西大操場，體育館那兒有個檯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個檯子上去了。當時外地來清華串聯的學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場站得滿滿的。 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麼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說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門的時候也沒穿好衣服，就給她找了一件軍大衣。她說腳也冷，有一個女同學就把棉鞋脫給她穿上了。

　　批鬥會還沒開始呢，孫岳秘書就來了，他就是周恩來找我談話時做記錄的那個秘書，我認識他。周恩來把自己的車也派來了。孫秘書說：總理聽說這件事後，立刻就派我來找你。我就問他：總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說：同意，但是總理要我告訴你，有幾條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後立刻讓我帶走。我說那行，可以。當時我就在會場用大喇叭宣布，說總理同意我們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問王光美：打沒打?王光美說沒打，我說侮辱你沒有?她說沒有。但是第三條斗完帶走我沒有宣布。

　　1月6號斗王光美那次，因為沒準備嗎，有些同學問什麼問題，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問題或者說回答也就是反駁，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後來就不鬥了。會後就把王光美帶到我們的辦公室，逼著王光美寫四條保證。第一條內容是承認清華師生揪斗她是革命運動，第二條是保證以後每個星期送一份檢查過來，第三條是什麼記不清了，還有一條就是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生活上揭發劉少奇，要王光美這樣寫。王光美前幾條都接受了，最後一條當中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揭發劉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從生活上揭發劉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裡了。這時候孫岳秘書就在旁邊催我，說趕快讓我們把人帶走。

　　這過程中，還發生兩個插曲。先是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來。周恩來電話中字斟句酌地說，你們斗完了沒有?我說斗完了。他說：斗完了就讓孫岳同志帶回來。我說馬上就讓孫岳同志帶回去。周總理的電話放下時間不長，江青也親自打電話來了，要找我。江青說：蒯大富啊，聽說王光美給你們揪回去了?我說：是啊，她欠我們清華的賬，我們叫她還。江青在電話里嘎嘎直笑，一直在樂。她說：蒯大富，你不準打啊，不準侮辱啊，還有總理不放心，叫我給你打個電話，讓你趕快把王光美放回來。我說：我一定執行。我和江青就通過這一次電話。

　　我覺得，總理是怕他打電話，我不聽。他就讓江青再給我打電話。我們的人逼王光美的時候，我沒有露面。接完這兩個電話，我就進去了。大家發現我進來，就讓開一條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鬥成那樣其實還根本不認識我。我說，王光美你認識我嗎?她說不認識。我說，好啊，你差點沒把我斗死，你還不認識我?她說，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來要和我握手。我沒握，說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說群眾批鬥你、讓你寫保證，你為什麼不寫!你趕快寫，寫完回家。讓我唬了一下，當時「生活上」三個字也沒有劃掉，後來她就簽字了。我立刻就讓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總理那個車，是輛蘇聯產的吉斯牌老式防彈汽車，和孫岳秘書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華前後也就押了幾個小時。

　　第二天晚上，周恩來接見七機部「九一六」的時候，就批評我。他說，清華的同志把王光美騙去鬥了一下……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光明磊落嘛，我們不搞彭羅陸楊的手法。這就是指我們把王光美騙出來的方法，是彭羅陸楊的手法。當時有些小報說我講過一句話：「為革命造謠是光榮的」，那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時我連「懷疑一切」這種話都沒說過。什麼「懷疑一切萬歲」的大字報，是我一個同學寫的，我從來不同意這個，這在理論上很難站住腳嘛。那時也傳說是我的話。

　　中央文革的馬前卒

　　總體來講，中央文革這些人的講話我們特別愛聽。他們的講話煽動性比較強，比較直白，不像總理講話政策性比較強。在這之前，9月26號的時候，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見我們三司頭頭講話的時候說，清華和一些學校，好多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還是國家主席嘛，我這個總理還是他任命的嘛。那我們就很清楚意識到，就是不要把矛頭指向劉少奇。我筆記本上有很詳細的記錄，後來都被法院收走了。

　　總理對批劉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態度，他不主張批劉，至少在開始的時候他一點也不主張批劉。我當時是這樣理解的：總理不主張批劉，是因為中央不到時機，還不能公開。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肯定是遲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報刊也開始暗示，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老是這麼個提法。實際大家都清楚是指誰了。清華井岡山批劉少奇，在全市刷大標語，公開點劉的名，是12月份開始的。這主要是受到張春橋的影響，張春橋和我談話以後呢，我認為時機到了。

　　張春橋對我一直還是不錯的，對我特別關心。1966年的9月份，張春橋等在中宣部小禮堂接見了我們四次。接見完以後，他給我們打氣，說：現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流毒還很深，還有不少學校的同志仍然受壓制……表示對我們特別同情。後來也是他帶我去見的江青。

　　12月18號，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門。他在西門的傳達室單獨接見我一個人，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他跟我講了一些傾向性很強的話。他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他雖然沒有說出「劉少奇」三個字，但是所謂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肯定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他說，他們能不能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發揚魯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們的反動路線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廢。我當時很激動嘛，我說，首長對我這麼信任，話說得這麼明白了，我一定要給中央文革爭氣。

　　後來在審判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時候，不是讓我上去揭發張春橋嗎?我揭發的這件事確確實實是真事。張春橋找我談，實際上要我把劉少奇的名字公開到社會上去。張春橋對此是很明確的。當年我不能確定，但現在可以確定，是毛澤東授意讓張春橋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後，親口告訴我，張春橋找我談話是毛澤東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

　　當時為什麼張春橋只找我談這件事，我以前還沒細想過。當時就是覺得他對我特別信任，另外一個就是我畢竟是受到劉少奇直接迫害的嘛。從我個人講，所謂「國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劉少奇我是最堅決的。在對劉少奇的事情上，我們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清華井岡山總部開會的時候，我們總部的二把手唐偉就提出來，說中央沒同意公開呢，你這樣上街合適不合適啊?他還是基於總理講話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報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華批鬥。因為沒有形成統一意見，行動推遲了幾天。我當時很堅決，認為打倒劉少奇這肯定不會錯的，何況還有張春橋的鼓動。所以到了12月25號，不管有沒有不同意見，我一個人就獨斷專行，拍板決定上街。我們就大張旗鼓地幹起來了。當時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對我意見比較大，比如唐偉就辭職不幹了。

　　清華當時組織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們開了動員大會。我說，劉少奇現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颳起了所謂的「12月黑風」，「聯動」，也就是高幹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點名打倒劉少奇。當時動員的口號就是：反擊12月黑風復辟!劉少奇不投降，就讓他滅亡!12月25號那天，我們在天安門集合，然後就分五路，到天安門、王府井、大柵欄、西單這些地方遊行宣傳。那天風很大，天氣很冷。我們準備了很多大字報，很多傳單，到處散發，到處刷大標語。這次行動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戰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開，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來。而從群眾組織的角度提出來，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大標語就鋪天蓋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興，我們才剛剛見過面沒幾天，12月30號她又親自到清華來，表揚我們說：你們幹得對，幹得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江青說的「毛主席向你們問好」，我不能斷定就是毛主席這次確實讓她帶的話。反正她經常這樣說：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她走了以後，我就說：我們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窩裡去了。這是他們最想乾的事，我們幹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華接見我們。12月30號，當時清華井岡山的報紙有篇文章，題目叫「清華園春來早」，專門記載江青接見我們的經過。

　　江青那次來，還要見劉濤和賀鵬飛，我就廣播通知劉濤和賀鵬飛到清華靜齋。靜齋是留學生樓，他們一會兒就來了。他們見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們開始談話的時候，江青讓我出來了。她跟劉濤他們講了什麼，我不太清楚。不過過後她對我說了一句話：「老子是老子，兒子是兒子，老子不革命，兒子還會革命的，不要為難他們」。江青囑咐關照的這句話，留給我特別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個掌權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整過他們，沒整過賀鵬飛，也沒整過劉濤，而且對他們還比較關照。

　　在我們點劉少奇名以後，劉濤在全校做了次檢查。在此以前我們也沒敢那麼做，點了名以後，覺得黨中央、毛主席這個態度已經很明確了。我們就找劉濤談話，在那種情況下做工作，我們處在一種居高臨下的狀態，實際就是訛著劉濤，你必須要揭發劉少奇。當時劉濤到我宿舍來，就老哭。她說：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說：這個你說不管用啊，中央兩報一刊的文章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中央那一兩個最大的走資派。毛主席、黨中央都說得這麼清楚了，你說這個能是假的嗎?按照「十六條」的解釋，走資派是敵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產黨員，你說你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你爸爸走?她說：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說：那給你個機會，就是要你表個態，在全校大會發個言。後來劉濤就答應了。我就對外宣布，劉濤同志要做檢查。

　　後來劉濤在大會上發言表態，還很長。會後，我就把她的發言整成稿子，登在報紙上。最有煽動性的還是劉濤的錄音，就是把劉濤的錄音複製好多盤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當時，聽錄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兒親自揭發內情，這個對劉少奇傷害非常大，殺傷力很大。所以，後來舉行劉少奇的追悼會，王光美堅持不讓劉濤參加，以後很長時間都沒有寬恕她。不過事實上，劉濤當時也是無奈啊。我們給她做工作，提到這樣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還是站在毛主席這邊? 在那種路線鬥爭高於階級鬥爭、階級感情高於家庭親情的政治壓力下，劉濤就像被夾在磨盤裡，在兩扇磨盤的壓迫下，除了投降沒有辦法。賀鵬飛也一樣啊，劉濤做了檢查，賀鵬飛也做了檢查。他們檢查后，我上去發言，我說劉濤表現是相當好的，我們歡迎劉濤與劉少奇劃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這邊來。

　　1967年在中南海門口搞的「揪劉火線」，其實和我們沒什麼關係。那次是建工學院兩個女將，因為劉少奇也到他們學校去了看大字報，所以，他們就搞了一個「揪劉火線」，要求批鬥劉少奇。他們自己內部還不太一致，互相比誰的調子更高。這事其實不是我做的，我們很晚才去。我當時覺得他們是想搶功，要說打倒劉少奇，肯定清華是「第一功」嘛，所以對他們這個不感興趣。

　　天派地派及其它

　　「天派」、「地派」形成很晚了，當時就根本沒有自覺地要形成什麼派。一直到1967年9月份，一個是中央文革在9月15日接見了一批人，在9月16日接見了另一批人。於是，頭一天被接見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見的叫地派。我們當了那麼長時間的「天派」，我們還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見完了我們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為其中為首的是北航和清華，航空嘛為天;地派以地質學院和北師大為首，地質嘛為地。關於研究這期間天派、地派的文章啊還沒看到，還都說不清楚。在這兩次接見以後，其實天派和地派關係也都很好，也沒有大分歧。後來，我和韓愛晶曾經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聯合起來，但是沒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包括各個大學的「東方紅」的，以地院王大賓為首，譚厚蘭也算地派。聶元梓肯定是天派，不過聶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寫了一個大字報，後來工作組入校整我們的時候，她根本沒發言啊，也沒保護我們，也沒發表反對工作組的意見，這跟我們的經歷是很不一樣的。而且她那個造反還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後來當了大學紅代會核心組的組長。那時覺得，我們是自己干出來的，根本瞧不上聶元梓，我們對她根本不以為然。

　　我們跟譚厚蘭關係也不算好，我們和她在政治觀點上並沒什麼對立的，但是有些討厭她，覺得她個人為人也有些霸道。1967年9月7號，我和韓愛晶策劃搞了一個「九七事件」。譚厚蘭他們學校有一個北師大革命造反公社，頭頭也是個女的，姓王，是譚厚蘭的對立面。現在我都記不清楚他們兩邊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見解或者反對誰、保誰。那天，我們就拉來好多人支持北師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處都造反，然後就是把譚厚蘭的革委會給衝垮了。結果，當天江青、陳伯達就接見我們，把我和韓愛晶臭罵一頓，說我們倆不聽話，胡搞，罵得非常厲害。我們嚇壞了，從北師大撤出來了。結果，譚厚蘭的權威又恢復起來了。

　　我在三司主持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就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那時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學中專部，誰只要同意我們的觀點就可以參加，是很鬆散的、也就是無政府狀態的。當時中學生影響不是很大，而大學影響是全國性的。我們和清華附中的紅衛兵，也叫「老兵」，卜大華、駱小海他們也有過衝突。主要是我們成立井岡山後，附中的劉剛他們也成立了個井岡山。清華附中井岡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幹部子弟，幹部子弟和這個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們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慣劉剛他們，劉剛他們也看不慣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們當然是支持附中井岡山的了。他們也跟著大學的起鬨，後來在中學裡頭屬於四三派。

　　談到四三派，就會聯想起遇羅克。他寫的《出身論》我看過，但我當時也沒有太多感覺，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說的有道理，總體覺得講得對。但是他影響不大，不佔主流地位，《出身論》目的是給出身不好的張目嘛，不過我也沒想到遇羅克最後被槍斃了。這個就太過分了。他那麼寫，跟譚力夫的講話正好相對了。《譚力夫講話》我也看了，覺得這個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說家，但是他的觀點我當時就不同意。照他那樣子搞，革命隊伍純之又純，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覺得這個路線會推走很多人，那最後就成孤家寡人路線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紅五類嘛，但是我在清華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副對聯的觀點。反過來說，對聯代表的那個思潮對我們也有影響，像我們總部的主要領導人，出身都是很純潔的，不敢讓出身不好的同學做負責人什麼的。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曾經在清華也貼出來了。賀鵬飛他們也在

　　清華開了大會，宣傳這個東西。但是他們在清華不可能成氣候，因為清華出身不好的太多了。當時清華1萬1千多學生，學生成份里工農子弟佔少數，處級以上幹部家庭出身的學生大約1000多人，幹部子弟差不多能佔百分之十。知識分子子弟佔大多數，還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勞動家庭的子弟。幹部子弟在清華學生中比例不大，推行血統論沒有太大市場，但是他們的影響很大。清華大學的文革運動，幾次關鍵時刻都是由他們來決定方向。他們的大字報一出來，所有同學都當回事，大家就以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說開始反蔣南翔，是劉濤、賀鵬飛他們，至少有七八個吧，給蔣南翔貼了大字報。那大字報一貼，大家就以為是中央的意思。後來就是反工作組的時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報，起到了分水嶺的作用。影響最大就這兩次，這就等於決定了清華運動的方向了。所以，他們一出來表態，清華就很當回事。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華去過。王洪文第一次見中央領導人還是我帶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風暴」以後，他到北京找中央彙報情況，住在清華，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張春橋、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領導都沒見過，他也沒辦法聯絡。我當時在北京比他名氣大，後來我就說，王洪文同志，我經常有機會見總理和中央文革，我帶你去吧。當時北京工人體育場要召開個什麼大會，我就讓王洪文坐我的車一起去了。我的車可以開到主席台後頭，到了體育場的休息室，過了一會兒總理、江青都來了。我就上去介紹說：總理，這是上海工人造反組織的負責人王洪文同志。總理當時特別的熱情，因為當時剛好是一月風暴以後，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況。江青在後面，我再給江青介紹。王洪文趕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團的袖章給總理和江青帶上。後來總理把王洪文叫過去談話。我對這個人也談不出什麼好壞，從個人能力看，講話很有水平，寫文章、組織能力都好，但是與他後來的中央副主席的職務還是不相稱，太快了太高了。

　　二次批鬥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時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已經發表了，正式點了劉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文革接見我們。會上我寫了個條子遞給總理：「總理，清華大學同學強烈要求批鬥王光美。」總理把我的條子拿給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對我點頭說：行，你們訂個計劃，我同意你們批鬥。這樣，我們就定在4月10號再次批鬥王光美。

　　社會上傳言那次給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項鏈是江青的授意，這不準確。要是說那次跟江青有什麼關係呢，江青確實說過一句：王光美當時去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丟盡了中國人民的臉。這是江青在接見我們后的閑扯時候說的，項鏈的事她沒說。戚本禹當時在場。我當時就覺得應當讓王光美穿旗袍。戴項鏈是「捉鬼隊」的主意。當時由「捉鬼隊」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來的。他們開一個大轎車去，到中南海領人。到了劉少奇家，他們就問：你上印度尼西亞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說我也不知道哪裡去了，就把一把鑰匙扔過來了。她家的衣箱特別多，那些同學也挺聰明，很快就找到那個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來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裡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難，但是也勉強穿上了。那項鏈就是普通的項鏈，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見。也不知道誰靈機一動想起來，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長串，所以就搞了兩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隊」的同學的惡作劇，確實帶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1967年4月10日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劉平平和劉婷婷都去了。因為她們兩個我認識，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號時也喊得響著呢。這些，其實我們都需要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看待的。

　　因為這些事情，王光美對我非常反感。我刑滿后，有一年調到北京工作，當時全家都已經來北京了。據說王光美知道后，給陳希同打電話，說我對老同志有刺激。陳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驅逐出北京。

　　對於和劉少奇、王光美的關係，一個從好的方面來說，我和劉少奇、王光美的矛盾是一種雙方的誤會。但是，他們代表了一種共產黨基本的思維定式，就是1957年反右的思維定式。他們認為，派工作組是共產黨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這也是中央工作班子集體決定的。一般情況都是這樣的嘛，土改時這樣做，1957年也這麼乾的嘛，四清就不用說了。我估計劉少奇當時的想法啊，他認為事先還向毛澤東彙報過，毛肯定會支持他，至少不應當反對。那麼，工作組是北京新市委派的，是黨派的工作組，你能說反對就反對?挑戰黨的領導，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嘛!你肯定是目的不純，反黨反社會主義。所以不管當時跳出來的是誰，是蒯大富跳出來，還是任何其他人跳出來，那樣的條件下肯定要打你反革命的，而且也不會管你死活。

　　反過來講呢，我這麼理解，我們當時充其量也就是給你工作組提提意見，而且我們也都有中央指示和毛澤東講話為依據，怎麼就把我們打成反革命了?從這點上講也覺得不可理解。你到清華來不分青紅皂白，就給我扣上反革命帽子?那毛主席講，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邊，你們平白無故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那你肯定是壞人啊，你可能就是毛主席說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所以雙方鬥爭就是根本沒有交流的，互相也沒有可理解的地方。但導火索實質上就是由於當時工作組工作作風問題，做工作不細緻造成的這種誤會。

　　文化革命又是一場新的鬥爭啊，所以他們這麼做呢，也不奇怪。據說劉少奇被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批鬥的時候，他拿出《憲法》來保護自己，說我是國家主席，有什麼什麼公民權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時候，你怎麼不把憲法拿出來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這麼回事。說起來，毛澤東霸道，劉少奇、鄧小平同樣霸道，共產黨這個體制就是個霸道體制，你沒辦法說。所以當時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備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當時毛澤東晚點回來，結果就會是這樣的。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作為平等的身份，那麼我們都彼此傷害過。文革初期，他們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沒有道理的，如果沒有後來毛澤東給我平反，我的下場可能會更慘。他們從未對此表示過任何歉意。所以我也沒必要給他們道歉。

　　有人問過我：你是從農村來的，父親又是基層幹部，你對毛澤東搞的人民公社、大鍋飯等造成的後果應該有體會啊，三年困難時期你也應該記事了，當時如果沒有劉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農村當時很難度過難關啊。你對那種情況應當非常了解，所以從道理上講，樸素的感情首先應當是贊同劉少奇的，怎麼你反而反對劉少奇，支持毛澤東這個路線?

　　我當時這樣認識，這個問題很難說當時劉少奇反對了毛澤東那一套錯誤做法，實際上他們很多做法都是一致的。可以這麼說，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差不多劉、鄧等很多人都有份。就說這個「三自一包」啊，其實在分地的時候我還幫助丈量呢。它的效果也確實特別好。但是到後來這件事就完全政治化了，認為雖然它可能解決一時的問題，但肯定會造成貧富分化，就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了。當時把社會主義理解得很狹隘，宣傳的就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才是社會主義。劉少奇怎麼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涉及理論的問題當時就是一股腦兒聽毛澤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套。誰反這個我們就跟誰干，崇拜毛澤東，毛澤東說打倒誰我們就打倒誰。當然，我個人文革初期的遭遇也使我有感情上的因素，在反對劉少奇是更堅定、更積極而已。但當年的思想狀態，即使沒有這段經歷，也肯定是要起來打倒劉少奇的。

　　團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後來，我們清華的學生就分成了團派和四一四。我認為，這有淺層的原因，也有深層的原因。淺層的原因就是對幹部的態度不一樣，我們團派對幹部的態度是比較左的，主張批倒、批臭，再看幹部們亮相怎麼樣。四一四主張就是批鬥和教育結合，大面積解放幹部。開始就為這事情有分歧。深層次的矛盾呢，就是對文化革命的基本態度。在1968年的時候，我和他們之間私下議論過。四一四的基本立場，是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態度，就是說幹部沒有那麼多壞人，打擊一大片是不是錯了?四一四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他們後面的一些幹部，私下議論的時候就更公開地對文化革命不滿了，對毛澤東啊，尤其對江青、對林彪表示不滿，當時這都是掉腦袋的事啊。

　　那時中央公布一個《公安六條》作為文革的執法依據，規定不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不準攻擊毛主席、林彪等。當時我們就抓住這條，從四一四少數幾個人展開，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這是我給定的，你反蒯大富無所謂，你後來再搞的就是反對文革了。周泉纓當時寫了一個《4.14思潮必勝》的大字報，跟著他又寫了「炮打陳伯達」，然後再寫「二次炮打陳伯達」。我就認為，你們的目的就不一樣了，就是對著毛澤東來了。這個深層原因，就是說他們反毛澤東，反文化大革命。不過，他們當時肯定也不認賬，不承認。反過來，四一四抓住我們的幹部政策，說你們太左了，打倒一大片幹部。他們也確確實實保護了清華校內的幹部。

　　這是一個理論分歧。我們專門組織一個寫作班子，對四一四思潮進行大規模批判，陸續發表「一批四一四思潮必勝」，二批……三批……什麼的。毛主席當時這些小報都看的，對我們批判四一四的文章也很欣賞。他也同意我們的意見，對四一四也有過好多批評意見。所以，當時陳伯達、江青、謝富治、戚本禹，都說過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話。中央文革都是公開幫我忙的，因為他們了解主席的態度，主席傾向於井岡山團派嘛。但四一四他們根本不在乎，當耳旁風。最後，在1968年召見我們那一次的會上，毛澤東自己也直接講了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話。那次批評得相當厲害了，但後來這部分沒傳達。

　　所謂兩派鬥爭呢，當時就是要引導對手犯錯誤。一般講，掌權的一方是不希望自己單位亂，我們畢竟是掌權的嘛，打起武鬥來肯定要負責的。所以，起初我總的方向是反對武鬥的，開始有武鬥苗頭我就制止了。那時北京，像北大、北師大武鬥已經打得很厲害了。謝富治還表揚我們說：好多學校都在武鬥，清華不武鬥，這就很好。但是後來，我還是沒有經得住誘惑。

　　文革那時候，怎麼說呢，我就是太年輕，而且一切都太順利了。我們1966年9月成立了清華井岡山，11月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以後迅速發展，從幾百人一下就到了幾千人。接著，周恩來讓唐偉他們和我聯合，賀鵬飛他們知道后自我罷官而去，清華就成為我們一派的天下了，幾乎全校大多數同學都參加了井岡山。那時，整個清華就在我手下了。從我個人能力、資歷來講，或者說與當時同齡人比較，可能比一般同學稍微強一點，但和我處的地位來講太不相稱了。一下子在這麼大的清華大學掌權后，我就有點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澤東後來批評我的「全身浮腫，頭腦膨脹」。

　　那種自我膨脹，那個時期都難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門上，楊成武把許世友帶過來，介紹給我和韓愛晶，他說這是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許世友，黑黑的，有一個金牙，個子矮矮的。而許世友見到我們，一個立正，給我們敬禮啊!我們都感到很震驚啊!我說，許世友司令員，我們知道您。那時作為身經百戰、忠於毛主席的老將軍，他在我們心目里威望還是很高的。許世友說什麼呢?他說：「蒯司令，我是你們的士兵啊……」。連鄧大姐[1]見到我也說：我是你們的市民……諸如此類的事很多，我也就有點飄飄然，以為自己不得了了。當時我們所謂五大學生領袖都是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常委一共22個吧。北京市革委會經常開常委會，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這個會上決定的。我們這些常委權利也太大了，但實際上這和我們當時所能掌握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對稱，應當說沒有參與決策的資格，但實際上卻參與了。

　　那膨脹的速度簡直快得不得了，就導致得意忘形。1967年5月清華大學籌備成立革命委員會。5月29號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謝富治已經批准，而且已經宣布明天要開成立大會慶祝了。他說：你今天晚上就決定，若清華明天成立革委會，我明天就出席你們的會議。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見，我們去說服他。他就一夜沒睡覺，跟我們在一起，等著我做決定。我也一夜沒睡覺，當時我真是矛盾死了。後來就想，說不定緩一下更好一點。謝富治說，如果你這樣子考慮的話，說明條件還不太成熟，我們要進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這一下子宣布推遲以後，就完全不可收拾了，兩派越鬧越僵。當然這當中還有其它因素，如四一四的態度，以及總理當時不能出席這個大會等，對我也有影響，但無論如何，我非常懊悔，這個決定最終是我做的嘛。

[1] 即鄧穎超。

　　[1] 文革中七機部的一派群眾組織。

　　[2] 見前注。

　　[3] 據《王力反思錄》的記載，與此有很大出入。編者於2010年12月29日再次求證於蒯大富。蒯大富答覆：「1991年夏，我在北京薊門橋王力家。王力對我說，66年底張春橋見你，讓你反劉少奇實際是主席的意思，我們文革小組都知道。他夫人在家，我記得很清楚。可能王力記混了。」對此，留待史家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