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口述 二

激辯工作組

　　我的大字報引起了工作組的重視。也是6月21號， 管我們班的工作組成員曹欣通知我說，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參加你們班的座談會，你們準備一下。王光美同志參加我們的會，豈不是天大的事。後來才知道，當時 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華的甲所。他們本來想創造一個新的「清華經驗」，像指導「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一樣，來指導全 國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王光美在我們心中威望很高，我們對她也很信任。我就趕緊發動同學把屋子打掃乾淨，準備好開水。但是下午會議開始的時候，來了一個女 的。大家並不認識王光美，她也沒介紹，就坐下參加座談會。因為我們班對工作組意見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見。會議結束，她臨走的時候說：我是工作組的，我姓 崔。什麼也沒解釋，然後就走了。當時同學都很氣憤，不是說王光美同志來嗎，工作組其實是想騙我們啊，摸情況、摸材料來了?

　　我就又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葉林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葉林是工作組組長嘛。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轟動了，因為工作組騙人嘛，他就沒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號那天，校革委會就派了幾個同學，到處圍攻我。我說你有什麼事情講，就貼大字報吧。他們不答應，然後好多人圍著我，說一定要辯論，不辯我就走不了。我說，辯就辯，反正我有理。後來就約晚上開大會辯論。

　　6月24號的會在清華文革當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這邊找了兩個同學，孟家駒和鮑長康，那一邊也是三個同學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會議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賀鵬飛。當時辯論還是比較講道理的。我上台講了：工作組通知王光美來、但又沒來;我們對此質疑，去工作組要個說法，但工作組態度非常惡劣地對待我們。因此我們不能接受，於是寫了大字報這麼一個過程……工作組當時很心虛，他根本不想辯論這個事情，反過來就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下面的同學們就莫名其妙啦，怎麼提意見成了奪工作組的權了?同學們就喝倒彩，後來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問的問題，工作組根本答不出來。

　 　那次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當時能聽到我們現場的辯論。因為我一上來念了好多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語錄，她聽到后說：蒯大富太猖狂 了，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所以後來工作組幾個副組長楊天放、周赤萍分別上台，想把我壓住。但他們上來講那個話，特別沒水平。周赤 萍好像是個中將，他講：我們是代表黨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等等。我們就說，你怎麼能代表毛澤東思想呢?

　　他們根本壓不住台，最後葉林親自上台。葉林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我們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同學們哄起來，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說那場辯論會我們是全面勝利了。

　　這時主持大會的賀鵬飛出來和我商量說：蒯大富，快11點了，明天晚上再接著辯論怎麼樣?當時實際上我就應該堅持下去，堅持下去讓他們徹底下不了台。後來我還是相信他了，就同意了。我在台上說：賀鵬飛同志講，今天晚上比較晚了，到此為止，明天晚上繼續辯論。我還天真地認為明天可以再接著來。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廣播了，今天晚上的辯論因故停止。接著清華就傳達了李雪峰的報告，說各大學掀起反工作組的高潮，這是有背景的。這一下子就把我們壓下去了。他的講話，把這個形勢穩住了。本來辯論的主題是王光美來不來的問題，是工作組騙人的工作作風的問題?但 是轉化成工作組說我奪權的問題了。同學們當時不能接受這個，覺得你太霸道了嘛。當時清華的知識分子，也沒人認識蒯大富是誰，就是對工作組這樣的做法不滿。 結果工作組在全校掀起反蒯運動，叫反蒯鬥爭。再後來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見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觀點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給蒯大富鼓掌 的，一共打了800多還是700多個「蒯派」，其實絕大多數根本不認識我。

　　失去人身自由

　　從那次會後，連續好多天，差不多 20天吧，他們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號那天他們宣布不再辯論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搞陰謀了。我其實不是那種很倔的人，脾氣還比較好，思想上也不是很固執。比如一開始對蔣南翔、對校黨委的態度，感覺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樣了，時間不長也就一個星期，很快就轉過來了。反過來，我認為正確的東西就會堅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後到中共中央人民來信來訪接待室，反映問題。人家說，你們學校的情況我們記下來了，會向有關方面彙報。後來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駒 家裡呆著。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組通過孟家駒給我傳話，再三向我保證，說你回來，絕對保證你人身安全，絕對保證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剛進校門，蹭，四個人從 兩邊就強行貼上來，你不管到哪裡他們都跟著，但是還允許我走動。我就天天貼大字報，從6月28號到7月3號，每天貼一張。

　 　這時，工作組開始說我是反革命，喊出：「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的口號。後來他們也沒說這是怎麼決定的，也沒有什麼書面決定或通知，說給 你戴什麼帽子，根本沒有。葉林雖然是工作組組長，他實際上處在一個可憐的狀態。這件事葉林肯定不敢做主，他處處要請示王光美。王光美當時的威信是非常高 的，「四清」中的桃園經驗，全國到處在學習宣傳。現在又在搞什麼清華園經驗，她絕對是太上皇，沒人敢不聽她的。但是最後決定這件事的還是劉少奇。後來在清 華大學讀書的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在揭發劉少奇時說：清華的情況由王光美很詳細向劉少奇彙報了，劉實際上自始至終地了解清華文化革命的情況。劉少奇說：蒯大富 不給我們民主，那我們也不給他民主。他講了這句話后，清華就把我關起來了。

　　7月3號以後,工作組開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讓我出門了。他們開始把我關在宿舍里，新齋862。我本來住在新齋，是清華一個宿舍樓。為抗議關押，我就開始絕食了。同學們知道我住在這，老有人來探訪。於是他們就把我挪到一號樓的四樓上，單獨看押。搞了4個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絕食了兩天。小青年嘛，也是長身體的時候，當時真是餓得不行。後來我感覺工作組根本不怕我餓死，實際餓死你活該。我就想停止絕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 來。這時誰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書記馬力，他專門跑到清華看我。工作組把我押過去，他見到我就說：蒯大富，你絕什麼食啊?你寫的信我們都收到了，你要轉到中央的信我們也都轉了。不吃飯身體垮了，那你還斗什麼?趕快吃飯!我當時以為工作組在封鎖情況，不讓中央知道。聽了這些話也就寬心了許多，就開始吃飯了。他等於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馬力給我個台階下，另外我也認為這個沒太大用。有的材料說我曾經想卧軌什麼的，那是胡說，我是不可能自殺的。不過當時的確很蠢，年輕不懂事。

　 　這件事一開始我沒想到會這麼嚴重，完全沒想到。工作組他們就是不講理，就是神經過敏，或者說心虛，他們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不要說葉林，就是工作組底 下的人向我們解釋一下，說我們工作組工作沒做到家，應該預先向你們說明一下，讓你們誤會了。其實這就完了，但就是他們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點錯誤也沒有， 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這是他們的一貫做法。

　　實在地說，後來我是有點絕望了。我當時想，1957年右派的陰影又回來了，我估計我肯定又是個右派頭子，我無論怎麼樣，他們肯定都要處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這種下場。我當時已經做這個思想準備了。當時我寫信跟我的姑媽和舅舅借錢，我說可能出趟遠門，希望能借點錢。後來我舅舅真給我寄了錢來。

　 　那時候我在班裡是文革小組長，是多數派。被關押后，班裡專門開了一個團支部會議，就是說蒯大富反工作組，反黨什麼的，不符合共青團員的標準，大家舉手同 意開除他。在那種條件下誰敢不舉手啊。不過也沒做什麼書面決定，就是團支部開了個會。當時這對我其實也沒有多大影響，我正在全校輪流批鬥，比這個打擊大多 了，那時候誰還考慮團籍呀，根本不考慮了。

　 　關押期間就是批鬥。批鬥有班裡的、系裡的、還有外系的，全校有兩次，幾乎天天被批鬥。批判的內容完全沒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論斷章取義，胡亂理 解，完了把明顯的錯誤強加到你頭上，然後進行批判。我當時就想，共產黨反右的時候可能就是這樣，還要更厲害，根本不講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批鬥 還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還坐著，批鬥當中不讓發言，讓你說話就是回答他的什麼問題。文革初期，大家還比較收斂，沒有後來批鬥會那麼野蠻，也還沒有形成 後來那股打人的風氣。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風潮，不過那時我已經平反了，躲過去了。後來我掌權了，還打了別人;到文化革命後期我再次挨整的時候，打人風也過去了。我逃過了這一劫，要不肯定會很慘。

　　毛澤東救了我

　　後來是王力告訴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號講了那幾句話：「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毛澤東回來，幾句話就支持了學生運動。毛主席講話后，劉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麼由頭，就開始下令放人。清華7月20號就把我放了，一共關了我十八天。我們班的團支書到我那裡告訴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參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這裡了。我說：那不關我了?他們說：沒人要關你。嘿，馬上就想賴帳。我被放出來以後，當時還懷疑他們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繞清華的圍牆走啊，四面圍牆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圍牆，我看後面確實沒人跟蹤，才放心了。

　　大約21號吧，王力、關鋒到清華看我，當時我已經放出來了。他們倆穿著軍裝，王力自我介紹說，我們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他叫關鋒，我叫王力，請你講講你對工作組有什麼意見?我當時根本沒有聽說過中央文革這個機構，這是第一次聽說。我也不知道關鋒王力是誰，不大信得過他們。我就簡單地講了一下，後來我說：對工作組的意見，我寫一個材料給你們。他們就回去了。

　　7月29號，學校通知我參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也是王力後來告訴我，毛主席7月28號說，明天召開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學也可以參加，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毛主席點了我名，所以我能參加這個大會。當時大會上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講了話，後來毛主席出來接見大家。回來我就寫了大字報，「我見到了毛主席」!你們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見到毛主席了。

　　從7月20號被放出來，還是想繼續反工作組。當時還沒有宣布工作組撤銷，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組不行了。7月27號， 清華的王小平和雷蓉貼出反工作組的大字報，說工作組整群眾是不對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的女兒，雷蓉是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的女兒，她 們應當知道毛主席對派工作組的態度了。因為這個大字報是高幹子弟貼的嘛，清華嘩啦一下子就起來貼大字報批評工作組了。

　　我出來以後沒有找工作組去算賬。葉林在8月3號把我、鮑長康、孟家駒請到工作組去了。他說，我們處理不當。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們不同意就這樣算了。

　　與共和國總理長談

　 　周總理找我談話，我記得是在八一建軍節前一天。這時，中央已經決定撤走工作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個班子，賀鵬飛是第一把手。工作組人還沒走，但權力 實際已經移交了。那天，賀鵬飛通過廣播通知我：請蒯大富同學晚飯後到甲所來。甲所是清華接待外賓的地方。天還亮著的時候我就去了，我問：什麼事?賀鵬飛說：有人找你談話，你在甲所等著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長時間，又問賀鵬飛，找我談話的人在哪呢?他 說，你就等著吧。這個會客室里有一個三人沙發，有兩個單人沙發。開始我還坐著，後來困得堅持不住了，就在沙發上睡著了。已經很晚了，賀鵬飛過來把我搖醒， 說：快點起來，找你談話的人到了。我趕快起來，就聽到外面汽車停下和開車門的聲音，接著走進來一個人。我一看就嚇了一大跳，周恩來!我噌就站起來，說：總理，您怎麼來了?總 理招呼我坐下。我當時根本不敢坐，這反差太大了，我一個農村的孩子，而且還戴著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鬥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還沒平反呢。當時總理坐在單 人沙發上，中間一個茶几，我在三人沙發這邊。總理說：你請坐，請坐。我當時真是有點發抖的樣子，根本不敢坐。後來總理的秘書孫岳過來說，總理讓你坐你就坐 嘛。後來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較緊張，周恩來一開始就和我拉拉家常，問你家在什麼地方?我說，我在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大三讀書，老家是江蘇的，濱海縣，屬於鹽城地區的。父親母親都是農民。周恩來問得很仔細，他說：你們家在江蘇啊，我們是老鄉啊，我家在淮安。其實我十三歲以後才搬到浙江去。他又問，父親母親幹什麼的?我說父親母親都是農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黨員。我父親是1944年入黨的，母親是1945年的黨員。周恩來就說，你們家是革命家庭嘛，鹽城是我們新四軍總部的所在地。

　 　周恩來的親和力你永遠得佩服，他沒有那種擺架子，確確實實很親切，沒有讓你有絲毫的畏懼感，所以我就放鬆下來了。周恩來接著就說：我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 委託，今晚找你談話。請你把六月一號到今天，正好兩個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聽到的，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跟我講來，我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 話。他一開始就這麼講的。我也一開始就保證：我向總理報告，我下面所講的都是自己的真實想法，所看到、聽到的也都是真實的。我坐在總理的對面就開始講了。 周恩來自己掏出來一個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筆，他有時也記一點，但記得不多。主要是孫岳同志在旁邊記做記錄。有時他也問一兩句，或者我沒講清楚的，他想再聽 一遍的時候，他就讓我重複一下。基本過程都是我在講，他聽。

　 　談話中間，賀鵬飛兩次敲門進來。進來后，他不叫總理，他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談話。總理說，不行，我今天來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然後，賀就 出去了。過了二十來分鐘，他又敲門進來了。總理生氣了，說：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你不要再進來了。後來他不敢再敲門了。我猜測嘛，這很可能是王光 美他們知道周恩來找我談話，那意味著我肯定是要告狀了。他們一個是想知道我告什麼狀，另外一個他們在旁邊的話，我就可能有顧忌，講不了什麼了。周恩來當然 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就根本不讓他們進來。

　 　我一直講到天亮，大約到早上五、六點了，因為是夏天，天已經亮了。總理說，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但是我上午還有會，今天下午派車來 接你去，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還有呢，就是你曾經被關起來二十來天，所以對外面的情況也並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兩個或三個沒有被關起來的、或者說你信得過 的同學，讓他們協助你談，你只要提出來，我都接受。

　　為毛澤東提供「彈藥」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個同學。一個是劉才堂，一個是劉泉，還有一個是沈台平。他們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會堂。晚上七點不到吧，我們就坐清華的車到了人民大 會堂，後來知道那是河北廳。我們坐下來有一刻鐘，周恩來就到了，還帶著兩個人。見面后大家握手，周恩來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同 志，這位是你們江蘇的省委書記江渭清同志，我帶他們兩位來聽你講話，你不會反對吧?一個總理，兩個第一書記，我說，哪敢呢，我向首長們彙報。總理說，你們幾位隨時可以補充，因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況，你們在外邊知道的就可以補充嘛。

　 　後來我們四個人，就輪流給總理彙報。我們從七點多講到十點多，又講了三個小時。我講完之後，又向總理保證了我所講的這些話的真實性。周恩來說，謝謝你 啊，我馬上向主席報告。然後他站起來，說，我請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帶你們吃夜宵，吃完你們再回去。後來一個穿白大褂的服務人員，帶我們到旁邊的小屋子，一人 一碗雞絲湯麵，我們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學校了。

　 　這時離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只剩一兩天了。現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毛澤東決定整劉少奇。可能他感覺材料還不夠充分，所以讓周恩 來到清華，來找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材料。當時中央全會的預備會議已經開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到北京了，所以當天晚上江渭清和譚啟龍也來了。周總理帶 兩位第一書記一起來，現在看，也許是讓他們起個旁證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談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組怎麼整我們，怎麼把我們關起來，然後大會斗、小會斗的情 況，等於切切實實地告了一狀。因為都是剛剛發生的事情，我記得特別清楚。第二次談話和第一次在清華談是一樣的，基本上光讓我講，他們只是聽。總理就問了工 作組怎麼對待你們的?就是說把你們的情況詳詳細細地跟我們說。這兩次談話當中，他都沒有任何傾向性的誘導，可以說是很公正地聽我們的陳述。

　　沒幾天，8月5號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來了，毛澤東說：「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這其實就是等於公開號召要打倒劉少奇了。我自己體會啊，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來的彙報，有很直接的關係，其實就是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提供材料。

　　創建清華井岡山

　　8月4號 晚上，在清華大學東大操場召開了萬人大會。這實際是中央全會的一個現場會，當時參加中央全會的那些中央委員，除了幾個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華來了。周恩 來在那個會上，宣布為我平反。他說：對蒯大富同學，還有劉泉同學，還有劉才堂同學，我是主張平反的。「蒯大富」後來怎麼那麼出名呢，就因為是周恩來宣布平 反的，這就出了大名了。

　 　不過，我當時已經讓工作組批得太臭了，雖然周總理給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學校其實並沒起到太大作用。就在周總理宣布平反的會場上，有些人就公開提問 題和喊口號，說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應當平反，會場上就那樣。後來，很多人就退一步說，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麼好東西。當然，學校里也有不少反 工作組的同學，不同意工作組壓制不同意見的做法。可是我平反后，即便這些同學也不太願意跟我來往。包括我後來想成立組織、拉隊伍非常困難，因為沒人敢跟我 干，也沒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學校里可以說沒有什麼影響力。

　　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時間，我和外校的學生來往比較多些。這就要說到「三司」了，其實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麼司令。因為一司、二司都已經成立了，後來地質學院的朱成昭就說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號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幫當時各大學叫「東方紅」的組織，聯合起來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組迫害過的一派，是當時的少數派。三司成立的時候，我們清華井岡山還沒有成立，它也沒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這和它的主體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關。中央文革讓我專門找三司各參加單位的學生，從9月17號到20號吧，在中宣部小禮堂，就是老北大紅樓那兒，接見我們，召開所謂「少數派座談會」，前後在那兒談了四天。[2]中央文革是以張春橋為首，還有王力、關鋒、劉志堅等幾個人。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關係密切的開始。

　　之後，朱成昭、韓愛晶他們就鼓勵我成立一個組織，說你幹革命沒有組織怎麼行? 我說我在清華被整得太臭了，學校里沒人敢跟我跑。他們就說，我們支持你。我聽了他們的鼓動，動員了一些人參加了我的組織。9月23號，我們宣布成立清華「井岡山」。成立大會在清華的禮堂召開，也就幾十個人。不過，地院來了幾百人，北航也拉來幾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來壯聲勢。

　　進入十月以後，形勢變了。《紅旗》雜誌第13期 社論，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三司立刻發起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誓師大會。當時開這個誓師大會，並沒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緊跟形勢，關鍵 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非常對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組壓迫群眾，我們這派都是被工作組壓迫的少數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鳴。大會籌備的時候，給中央領導 人，周恩來、陳伯達、陶鑄、江青、康生等都發出了邀請。[3]以總理為首的中央領導都出席了這個大會，表示對我們的支持。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哪。

　　10月6號的大會我參加了，韓愛晶把我推上去念那個大會誓詞。這次會上呢，張春橋看見我說：蒯大富，過來過來。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邊，介紹給江青，說：江青同志，這就是蒯大富。江青說：你就是蒯大富啊?這是第一次見江青，也沒說什麼話，等於打一個招呼。

　 　從那以後吧，三司在社會上就名聲鵲起，我也成了風頭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組的成員，於是社會上開始稱呼我「蒯司令」。我們清華「井岡山」在學校里 面就逐漸抬起頭了，好多人參加了，井岡山迅速壯大。在校內，賀鵬飛和我們沒形成對立的兩派。他們在我們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幹子弟的背景，而且還是那麼 高的位置，我們也不大接觸他們。他們早期一直掌權，在我們開始成立組織時，還是賀鵬飛在領導清華。10月份陳伯達講話，提出高幹子弟不要當群眾組織的領導，所以他們就自我罷官了。有段時間清華大學就沒人管了，處於無政府狀態。清華大學沒有出現奪權，也沒形成正面衝突，等於他們退出清華運動了。我們在校內則逐漸得勢。

　 　對於原來的校黨委，我們沒有過多關注。蔣南翔當時已經被打倒了，在我們那時的眼裡，就等於「死狗」啊。他也沒什麼活動，感覺上好像他們根本不在話下，不 把他們當回事了。我上台後也沒有直接斗蔣南翔，當然，這和我心裡對他一直比較佩服也有關係，當時我也曾經當著好多人的面說過這個話。三司成立以後，有些人 開始介入了批鬥老幹部。但我當時對這事並不明確，沒怎麼介入。我和其他老幹部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和劉少奇、王光美有關係。

　 　那張著名的「群醜圖」其實不是我們搞的，作者也不是清華的，好像是北京戲曲學校的。但是「群醜圖」是在清華的報紙《新清華》上發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 們那去了，或者是作者在我們學校參加運動。那時期也亂，各校學生混在一起。不過，我當時挺欣賞的，覺得畫得挺生動。當時怎麼界定畫誰不畫誰，這個我沒參 與。大概凡是報紙點過名的、打倒的都畫進去了。

　　11月份，我還到上海去了一次，當時全國不是到處串聯嘛，我在北京太忙，還哪兒都沒去過，就想乘中央沒有下令停止串聯之前出去一趟。後來，我叫了幾個同學坐火車到上海去了一次，大約總共也就十幾天。

　　當時，全國都鬧得很紅火，大家也串來串去的，但是我還沒有想過要成立全國性的組織。因為我知道中央反對成立全國性組織。有個什麼「全紅總」嘛，工會系統的，當時就給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嚴厲批判。這方面，我們沒有什麼想法。（轉自中國選舉與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