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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口述一

作者：chico 於 2011-8-12 23:5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世海撈針|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蒯大富，江蘇濱海人，1945年9月13日生。曾為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大三學生。文革初期，因率先發表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被打成反革命，並被在校關押。在毛澤東批評了派工作組的做法后被釋放，周恩來曾代表毛澤東親自找蒯大富了解情況，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供相關材料，隨後親自到清華為其平反。此後，蒯大富創建清華井岡山兵團，成為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三司)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也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標誌性人物，為「五大學生領袖」之一，後任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他在文革中率先將「打倒劉少奇」的口號公之於眾，隨後又挑起了清華大學的大規模武鬥，並與工人宣傳隊發生激烈衝突，造成多人死亡的惡劣後果。1970年清查「五一六」時，蒯大富開始接受隔離審查和監督勞動，文革后，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獲釋后，他先後在寧夏、山東工作，九十年代到深圳,任一家電器公司總經理。現已退休。

本文由蒯大富口述，米鶴都采寫整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獨家刊發，原文標題《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文中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珍貴資料。

我的家庭、老師和清華夢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輩屬於比較殷實富有的，曾祖在海船上當老大，掙了一大筆錢，後來就回家鄉買了幾十畝地。江蘇那地方，幾十畝地就很多了，也算比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媽小時候都讀過書，那時能把孩子送去讀書，還是有點家底的。不過,到我祖父一輩就不行了，他有個毛病，好賭博，而且逢賭必輸，很快就把家產全輸光了。沒地也沒錢了，他就開始販鹽。鹽城出的那個鹽，不是海鹽，是硝鹽，含氯化鎂，比較苦。那時販鹽呢，一斤賺一分錢，那幾噸鹽也能賺百十塊，利潤也很大。那已經是抗日戰爭時期了，我祖父從鹽城販鹽到上海那邊，在路上連人帶船被國民黨的部隊抓了兵。剛當兵就跟新四軍打仗，結果第一仗我祖父就當了俘虜，從此參加了新四軍。

　　到解放的時候，我們家的地因為早被爺爺輸光了，所以成份划的是貧農。我爺爺1950年複員的，算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他那個複員證上還是陳毅的簽字，有陳毅的大印。我父親也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他1944年加入共產黨，我母親1945年入黨。當年鹽城是新四軍總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據地。我父親沒有到部隊當兵，因為識字，就在村裡當錢糧員，管錢糧啊，先是給新四軍、后是給解放軍做事。但是他一輩子沒有當過掙工資的幹部，他其實有很多機會可以到城裡去，就是因為我家裡孩子比較多，他走不開。所以一直呆在鄉下，當過大隊長、大隊會計什麼的，后來老了就不幹了。正經說起來我父親資格也比較老，他去年去世的時候86歲，黨齡60多年了，全縣也沒幾個這麼高黨齡的。

　　那樣一種家庭對我個人的成長的影響，就是從小培養了熱愛新社會，熱愛共產黨的那麼一種情感。當然我們家沒有什麼資產，生活完全靠勞動，我父親也是一個勞動能手，什麼農活都能幹。我從小也干農活，後來進入人民公社了，我們家人口比較多，掙工分少，我每次放假回來，都是整個夏天放一頭牛，掙好幾分。水牛幹活的時候就割草喂它，牛是比較乖的，讓它把頭低下來，然後就可以蹬在牛角騎上去了，很愜意。

　　我上中學不是在縣城，是幾個鎮聯合辦的中學，其中一個鎮叫八灘鎮，所以叫八灘中學。這個中學1952年成立，在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傾之後，就把一批「犯了錯誤」的老師下放到我們學校來了。我得到他們的教益太多了，當時教我的6個老師中，4個老師是「犯了錯誤」下來的，是右派或者右傾錯誤之類的。這些老師的水平真不一般，可以說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們的化學老師，原來是南京的，不知道怎麼就把他下放到我們這個窮地方來了，跟他學習很輕鬆。我高考那年，他給我們準備了很多高考複習題，實際高考的試題可以說幾乎一題不落都複習到了，我等於在考前全部做過一遍。這種優秀的老師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華工程化學系，化學考了一百分。從1963年開始，我是第一個。接著連續三年，我們那個中學有4個學生考上清華了，特別是工程化學系，一年考上一個，都是這個老師培養出來的。

　　等我學了化工專業以後，依然覺得這個老師的水平絕對是很高的，在全國的中學化學老師里那也是往前排的。一個人中學遇到這麼厲害的老師，那真是一大幸事。農村的孩子並不笨，有好老師帶就容易成功。當時我們的語文老師，外語老師也非常非常厲害。不然，像我們那個偏僻農村的中學，怎麼可能沾清華的邊啊，想都不敢想。後來這些老師退休了，好老師人家也不去我們那個地方了。以後啊，真就沒有人考上清華了。

　　當時中學的數理化啊，我考試基本每次都是滿分啊。偶爾一次不是滿分，會懊惱半天。我在老師的鼓勵下，報考清華大學的時候很有信心，而且我當時很狂，第一志願清華，第二志願南大，這兩個志願考不上就不想去了。考清華還有比較湊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我和一個同學因為一個物理現象,和老師爭執起來。其實問題很簡單，就是兩個人抬筐，這個動作是不是槓桿原理?我們認為是，老師說不是，我們堅信自己是對的，老師錯了。爭執不下，我們就給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寫信，請他們評判。物理系就把信交給一個大學同學，這個同學真給回信了，解釋得非常詳細。看來還是我們對了。從這以後我們就相互認識了，這個同學是南京的，姓蘇，後來他就對我特別感興趣。從初二到高三，我們一直通信，他就鼓勵我考清華，還把清華的情況詳細介紹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勵下考了清華。其實我考得並不高，那年清華錄取線是450分，6門課平均75分，我考了482分還是多少，就稍微過一點。我們班還有考540分的，很厲害的。

　　我從來是班裡最小的，沒怎麼打過架，也打不過人家，但是我學習特別好，群眾威信應該說相當好了。因為成績好、學習好，老師寵著，就不讓別人欺侮你。考試你考不過，那力氣再大那也沒用。我從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面發展，數理化很棒，文科也很棒，到現在我們中學的作文範文里，還有我的作文。

　　我們兄弟幾個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個弟弟，分別叫大「富、貴、榮、華、萬、年」。幾個弟弟在班上也都是最優秀的，因為我上大學，家裡負擔不起了，兩個大弟弟就沒能繼續讀書，干農活了。再小的弟弟連高中都沒趕上。不過，幾個弟弟下棋都很厲害，有個弟弟在我們那個縣下棋是前幾名，我們那一片沒人下得過他，他下盲棋都下不過他。因為我，幾個弟弟後來沒怎麼好好念書，也是我欠的賬啊。後來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們撫養。我出來后也一直想法彌補。

　　在中學時，我有點被神話了，一提蒯大富就什麼天才，怎麼怎麼著……其實我天資嘛，可能比別人好一點點，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級的時候，一心想考上大學啊，當時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別了。當時我經常都是半夜2點多就起來，點個煤油燈看書，複習化學啊、數學啊，把所有的題整個做一遍。考上清華以後，我回到中學去和同學座談。當時的教導主任就說：有人說蒯大富是什麼天才，不看書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書非常努力，夜裡經常開夜車，我就曾經逮過他多少次。我當時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學嘛，所以很刻苦。一個是條件比較好，另一個肯努力的話，那肯定成績很好了。

　　不過高考完了，我就覺得肯定能考上。放假休息期間，我就跑到親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剛從親戚家回來，我三舅住在郵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個通知書。他一路跑過來，說：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華了!當時大家都很高興的。去北京的時候，正趕上華北那年發大水，德州那邊全淹了。我坐火車走到濟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後轉到煙台坐船走渤海過來，走了9天才到北京。上大學之前，我沒坐過火車，甚至沒見過電燈。那個年代還很落後，這次出門一切都很新鮮。

　　熱衷於社會政治

　　我小時候有點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說話，而且很討厭說假話的人。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對政治上的事情挺感興趣。1958年我大約十二、三歲，當時宣傳什麼高產多少多少斤，畝產十幾萬斤!后來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結果是：這樣的話，一畝地就是光麥粒子堆起來都要堆快一尺高，才能畝產十幾萬斤。我就認為這不可能，當時就給老師提出來。當時這事情鬧得挺大，讓人感覺我在反對三面紅旗，或者說攻擊大躍進。對辦公共食堂啊，我也提過意見。我自己也去打過飯，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飯給打散了，把盆也摔壞了。我說集中起來吃，家家去食堂打飯，我說還不如分開各家自己做呢。於是，我就提了意見。因為這些事，學校要找我算賬。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別喜歡我，就護著我。最後折衷一下，給我的操行上寫了一個評語，說我：「有時問題考慮不全面，亂髮言」。

　　中學時代對將來幹什麼沒怎麼想過，不像別人從小立志做科學家、醫生、將軍什麼的，沒想過要具體幹什麼。但是對自己的實力還是比較有信心的，想做出一番事業。高中畢業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團。入團就是要求進步的政治表現，那個時候的思想教育是誰靠組織最近、誰靠黨團最近，誰就是先進分子。

　　我進清華后是在工程化學系。那時工化系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邊，一個專業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煉鈾235，把鈾提純;一個是高分子;還有一個同位素。這幾個專業都算尖端化工。我的專業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彈、原子能、核潛艇、原子反應堆這些，算是絕密專業。當時絕密專業對家庭出身、社會關係調查得非常嚴，政治上要求也嚴，32個同學，到文革前有五、六個黨員，其餘都是團員，是個團員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為搞核工業，可能會影響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學以後，我還是對社會上的事情很熱衷。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就給中央寫過一封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情況。那個信現在有位學者那兒還保存有，他就特別佩服我，說你當時那麼小就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反映問題，很堅決也很深刻。那時，我看見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觀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總想發表意見。

　　文革前我參加的社會活動也比較多。我當過學校的基幹民兵連連長，參加軍訓，基幹民兵還經常可以打槍。另外，我特別喜歡寫文章投稿，當時投稿主要是給清華的校廣播台，後來就被他們看中了，把我調到校廣播台工作，還當了編輯組組長。全校所有交來的稿子都要經過我審，我審完以後拿給一個團委副書記簽字，才能廣播。程序是這樣的，權力還不小。我在學校里的各種事情中都喜歡出頭露面，感覺是能量發揮不完。

　　我那時的思想意識確實比較激進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過程中，經常發表些左的言論。比如清華學生吃飯的飯廳啊，吃完飯後桌子上就落了很多剩飯。浪費太大了，半個饅頭就扔了，米飯剩一口「咣嘰」就倒桌上了。我這從農村來的孩子確實看不慣，後來每次吃完飯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飯啊!我就把這些剩飯放到食堂門口，貼張大字報，說這種浪費多不應該，多少農民辛辛苦苦種的糧食我們就給扔了，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當時學校和黨支部全部支持我，說我做得對。後來也有人貼了大字報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費的現象杜絕了。

　　這件事本身不一定是左了，但再進一步就左了。什麼事呢，就是吃紅薯的時候，我的同學都要剝皮，剝得乾乾淨淨的才吃。我就看不慣，因為我祖父從小教育我，吃紅薯不但不能剝皮，就是皮上坑坑窪窪的地方沒洗乾淨帶點泥，也不能扒皮，要連皮吃下去。結果，我也要求人家這麼帶皮吃，因此就跟班裡的同學吵架，後來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多。我會經常批判同學的「資產階級」思想，顯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樣子。

　　中共中央評蘇共公開信發表以後，我寫了「出身好也要自覺改造」的文章，在《新清華》頭版登了一版半。《新清華》是清華大學校黨委辦的周刊，在校內影響很大。文章就是說階級鬥爭怎麼尖銳，不小心的話就會被階級敵人腐蝕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東西，現在看很可笑。但那時就是那麼一種思想基礎，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過我總體還是願意與人為善的，跟同學的關係處得很好。我們班後來等於就一派，包括反對我的。文革中畢業的時候，好多班因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處一室。而我們班畢業還照了個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關係還是不錯的。

　　文革前，清華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較緊，有那麼一種革命氣氛。我比較佩服校長蔣南翔，他在清華一直貫徹培養所謂業務、政治雙肩挑的幹部，一進學校就給你灌輸這些。

　　積極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對清華黨委和蔣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號，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去了，旗幟很鮮明，是保蔣南翔的，題目叫「捍衛清華黨委，就是捍衛黨的領導;捍衛清華方向，就是捍衛社會主義」，那旗幟多鮮明啊。不過我很快就感覺自己不對頭了。當時研究《解放軍報》社論，《人民日報》社論啊，左一篇右一篇連篇累牘，說資產階級統治教育領域……修正主義分子就在我們身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後來，我們班的同學孟家駒和我商量，說我們這種態度對不對啊?萬一校黨委真有問題怎麼辦?應該抱著對革命負責任的態度，考驗考驗清華黨委吧。

　　我們的立場很快就轉變了，寫了「也向校長質疑」的大字報，提了幾個問題，肯定是質疑的態度了。當時我在清華廣播台工作嘛，在給校黨委貼了大字報以後，廣播台的台長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參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趕出廣播台了。

　　很快，工作組就來了，他們一入校就表明反對校黨委。校黨委「靠邊站了」。不過蔣南翔對給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認賬，毛主席不是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說，文化革命前清華大學也是毛澤東思想佔主導，怎麼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蔣南翔在清華搞得特別好。比如北大吧，起來反黨委的、貼反陸平大字報的聶元梓，就是校黨委委員、系黨總支書記，這在清華絕對不可能。工作組進校之前，清華沒有一個黨支部書記、更不要說總支書記起來造反了。蔣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氣的發動機」，那真正是做到了一點氣不漏。清華絕對是鐵板一塊，內部沒有反的。後來，工作組進校，大家抵擋不住才垮的。

　　工作組開始對我還是挺好的。工作組來了我特得意，就殺回廣播台去了。到廣播台我臨時寫了一個稿子，歡迎黨派工作組來清華大學。後來，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來」那首歌，非常歡欣鼓舞，非常擁護工作組。

　　6月13號左右，北京新市委來人到清華，宣布由工作組代替清華黨委行使職權。但是工作組他們的做法，和我們理解的毛主席放手發動群眾的做法差得比較遠。他們強調領導，強調秩序。工作組的個別幹部還發表了一些言論，說「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像一群羊一樣」，說群眾運動不能這樣搞、不能那樣搞。我感覺不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當時是我們班的文革小組組長，我就認為工作組對群眾運動的理解和態度不對。6月16日，我和孟家駒就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往哪裡去?」。很多同學都在那兒看。大約是6曰19日，薄一波到清華來看我那張大字報。當時誰也不認識薄一波，只是看他像個當官的。他問，這張大字報誰寫的?正好我就在旁邊。有同學多事，就說：蒯大富寫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我叫蒯大富。他說：大富?這個名字不好。我說：這個名字有什麼不好啊?他說：大富?你想發家致富啊?我說：不對，大富是國家發家致富，是國家富強的意思，資本主義是小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不告訴我。我說，這就不平等了，我告訴你了，你怎麼不告訴我啊?他說我走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他說能問問你是什麼派嗎?我說，自己怎麼能給自己劃定?他說，別謙虛嘛，你認為你是哪一派嘛?我說，那我認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劃著說：這個左派啊，左的太過火了，就跑到這(右)邊了。我們都笑了。

　　大約6月21號，我又在其他同學的大字報上寫了這麼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斗，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話，後來工作組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說蒯大富想奪權。我覺得，那時我對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論吃得比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權嘛。政權問題是首要問題，學校里是資產階級專政，中央有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就這兩個思路。這個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思路。（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