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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大富口述四

作者：chico 於 2011-8-12 23:3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世海撈針|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武鬥初起

　　清華的武鬥也是當時太年輕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動，一激一怒就起來了，而一旦決定就不可收拾，想回頭都回不來了。最早的武鬥是我們的責任，一個呢，我們團派當時的力量比四一四強得多;另外一個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爭取中央的明確支持。清華武鬥之前，北大3月29號也打了一場武鬥。這武鬥實際上就等於是聶元梓挑起來的，武鬥當時，中央就明確表態支持了聶元梓，那一派就垮了。[1]我們也想學這樣做。這之前，雖然毛主席沒有公開講，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啊，都講了很多話批評四一四。當時我有這麼個心態，認為清華打起來對我更有利，中央領導會發表嚴厲的講話，就是讓四一四垮台，結束兩派紛爭的局面。

　　清華武鬥比較晚了，1968年4月23號開始的。武鬥的導火索是四一四那邊抓了我們團派保護的一個幹部陶X，我們把這個看的很重，認為你太過了。於是我們就去攻數力系的舊電機館，把四一四的人都趕出來了，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說了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繼續之後，我們就更極端了，把四一四說成是代表國民黨的。武鬥的意義似乎也就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繼續。這樣，大家武鬥的時候特別勇敢，當時喊沖的時候，同學們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沖啊。當時我們攻東區浴室，是二層的一個小樓，地面距樓頂有8、9米高。我們用雲梯強攻，兩個梯子接起來有十幾米長，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貼著那個樓頂的邊上焊起來鐵欄桿，你梯子搭上，只能一個人往上沖，人家三四個人，你還沒爬上去呢就被挑下來了。就這樣連續硬被挑下了十幾個人，有一個人當場死了，一個摔成截癱，可後面的還繼續往上沖!戰爭期間黃繼光堵槍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這些英雄行為我就特別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種心態，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們同時也為自己的「高尚行為」而自我激勵，感覺在為崇高的事業奮鬥。我特別不能接受把文革武鬥中這些被打死的孩子，說成像瘋子一樣死得活該。當時留在校內的同學大概一千人吧，沒有任何補助，都是自己掏錢吃飯。也沒有命令說必須參加，純粹是自願的。這些人的絕大多數當時確實是抱著崇高的目的，在共產黨的領袖號召下，為那種「理想主義」而戰鬥。

　　武鬥死人以後，我很快就後悔了。我本來是一種投機心理，利用武鬥獲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結果中央根本不表態，我們失算了。所以說實在的，當時我是巴不得停止武鬥。這時候，北京市革委會做我的工作停止武鬥，也讓四一四停止武鬥。韓愛晶他們也找四一四談了，但是四一四的頭頭兒堅決不同意。當時四一四說，堅決不能停止武鬥，要把蒯大富拖死。他們當時就是這麼說的。我真是騎虎難下，感到非常大的壓力，不僅有社會壓力，有同學壓力，自己也體會到，清華武鬥的責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這兒。我當時很清楚，武鬥會死人啊，清華哪怕死一個人，賬都會記到我頭上的。1968年5月份，我曾提出讓解放軍把兩邊隔開，但也沒能實施。

　　四一四最後的主要據點是科學館，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們佔領，他們想從樓角處挖地道通往外邊，運吃的東西什麼的。後來就像電影「地道戰」里演的一樣，我們在周邊埋上大缸，就知道他們在挖地道。發現后就弄來炸藥，一炸就把它封死了。當時我們把科學館斷電了，但沒斷水。因為那裡面還有我們的人質啊，幾個很重要的人。當時不攻也有這個顧慮。而且那個樓非常結實，你要攻打的話除非你死很多人，我們下不了這決心。

　　這場武鬥持續了很長時間，一直到「七·二七事件」才停止。我從不同意武鬥到同意武鬥，後來這幾十年都懊悔不已!清華團派當中主張武鬥堅決的，就是總部任傳仲等少數幾個人，二把手也不主張武鬥。但我沒能抵制住誘惑，懊悔得很。對清華的武鬥我肯定要付很大責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來了。

　　「7·27」事件

　　7月27日那天早上，沒有任何與往日不同的徵兆。我們總部的一個委員陳繼芳回瀋陽探親，說那天要回來。我和同學開了個吉普車到北京站接她，但是沒接到，就回來了。回到清華大學快十一點了，就看見學校周圍那麼多人，車子也開不動了，我們就下車徒步走進清華。開始，清華井岡山廣播台的廣播還是熱烈歡迎首都工人階級來清華制止武鬥，後來就不一樣了。工人宣傳隊進入清華后，很快就把各樓分割包圍了。那時我們團派和四一四的武鬥已經持續了好長時間了，我們在科學館把四一四包圍得像鐵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後就把科學館的包圍圈打開了，把裡面不到一百人都放出來了。好多同學都著急了，腦子就跟我想法一樣，怎麼回事啊?

　　後來呢，我就跑到總部那個樓裡頭去看。路上，我看到來清華的工人組織基本都是天派的，他們還打著造反組織的旗子，和我們是一派的。這些「天派」的組織，我以前跟他們打過交道，當時跟他們一起組織籌建北京市革委會的。當時有第二機床廠的魯文閣，他也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常委，他是帶隊的。我看到他，認為不會有什麼事，根本沒想到可能會和工人打起來。但是，當時工人來那麼多啊，我當時估計有十萬人呢，後來毛澤東告訴我有三萬多。參加的有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等工廠，主要是工人。還有就是中央警衛團的八三四一部隊，是負責組織和指揮的。當時八三四一部隊的負責人是楊德中、張耀祠，在現場指揮的是張榮溫、遲群、謝靜宜。

　　結果發現，工人逐漸把我們包圍起來了，非常有組織有計劃地分割包圍，這很恐怖啊。後來我們有同學就出去理論，一個同學對工人講：你們工人不在工廠抓革命促生產，跑到我們學校幹嗎?還把我們包圍起來。工人和你有什麼可講的，不由分說，把他一架往卡車上一扔，就嗚的開走了。出去一個逮一個，出去一個逮一個，當時我們看了感覺非常恐怖。當時抓了至少有十幾個吧，我看見把我們團派的二把手鮑長康抓走了，還看見我們另一個總部委員高季宏也被抓走了。他們都是出去講理時給抓的。後來聽說，工人們執行的命令是這樣的，進校把所有的學生包圍起來，如果有學生和他們辯論，就幾個人一架往車上一扔，拉到平谷縣辦學習班去了。當時感到不可理解，你這麼包圍幹嗎嘛?

　　我們當時就打電話問市革委會，工宣隊來清華大學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面都不給正面回答，就說，你反映的情況我們知道了。下次再報告時，又說這兩天休息開會幹嘛的，反正不答覆你吧。我們也有中央文革辦公室的電話，他們的答覆就說我們已經知道你們的情況，首長正在工作，正在開會，我們會把情況向他們彙報。江青等領導人的電話我們沒有。其它這些電話我們都打過，但是沒有得到任何答覆。

　　我們被包圍后，看到抓人、打人就很害怕。我當時真是感覺這是滅頂之災啊!以為北京市的工人宣傳隊會像王洪文在上海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那樣做，當時活活炸死二十來個人呢。那麼，結局就是，「上柴聯司」[2]的下場就是我們的下場了。但這時我們手裡還有武器，怎麼能讓人家輕鬆消滅掉呢，那不可能嘛。

　　我們商量了一下，後來一致意見就是守住樓，如果工人攻樓的話我們就抵抗反擊。後來，下午三點的時候吧，我們有個常委，武鬥的副總指揮。他就帶人衝出去，反過來把工人包圍起來，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樓里拖。反過來我們也抓了好多工人和解放軍。那些工人看你這麼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當時正門出不去了，是從西南門翻牆出去的。當時我們學校的小車都在北京體院，我就跑到體院要了一輛車，就直奔市革委會去了。我到了市革委會，強烈要求見謝富治、吳德。過了一個小時左右，吳德來了，見面就說，你們學校打死人了。我離開的時候，兩邊還基本上沒開打呢，但是走了以後這段時間說打死人了。我一聽打死人了就發毛了。我沖著吳德喊：是誰派的工人?為什麼要把我們學校包圍起來，就這樣抓人?他說工人宣傳制止武鬥有什麼錯?我說，你們真要把我們當「上柴聯司」抓的話，我們肯定就寧死一拼。吳德說，你這樣就把北京幾百萬工人階級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沒有立足之地!

　　後來他把我帶進辦公室，他打電話找那個工宣隊的指揮。那時開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隊，叫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以解放軍為核心。他後來就把八三四一部隊的遲群、謝靜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會，在會議室開始談判。他們說制止武鬥，撤出工事，什麼什麼的，我全接受了。後來遲群提出來交出殺人兇手，我說什麼殺人兇手?他說你們打死我們人了。我說怎麼打死的，誰打死的，還不知道怎麼回事。這條我接受不了。

　　這樣，我們就一起回清華了。遲群又生枝節，說工人怎麼氣炸了，非要交出殺人兇手。回到清華后，他又要談判。清華園門口有個中學，叫清華園中學。當時就找個教室，談判就在那兒舉行。談判就為了交不交兇手的問題。我說，兇手肯定沒法交，我說今天制止武鬥、交出武器、撤出工事，這肯定沒有問題，我說我到現場就肯定能解決。後來遲群不堅持了，我們就達成協議。工人宣傳隊還有幾個地方沒有攻進去，如清華廣播台、化學館等地方，我就到我們還佔據的地方去做工作。

　　當時的武鬥現場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面把我們的人抓了，我們把他們的人抓進裡頭，然後工人衝進樓里救他們的人。工人來清華的時候，我看見他們就帶幾把鎬、鍬什麼的，準備拆工事來的，還有女的穿裙子呢，不像是為了打仗來的。但是後來看氣氛不對，好多同學被抓了之後，大家就毛了，當時決定的策略就是誰進來就打誰，進樓我們就堅決抵抗。因為工人是進攻，而且大多空手來的，所以他們肯定吃虧，傷亡多。

　　後來我到廣播台去，好多頭頭都在那。我召集會議說，我們闖了天大的禍，工人已經被我們打死了，十萬工人已經把我們清華圍得像鐵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們可能就是滅頂之災，會有更多的工人把清華包圍起來。我說我們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來，或者扔了，然後人呢，全部撤空。清華我們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當時吵得一鍋粥，有的不同意，說拼了，一拼到底。後來我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全打死了，你占樓還有什麼用?我說趕快跑，跑出去以後，這麼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們這些人都活著，中央知道了就肯定會救我們的。

　　後來大家就聽從了我的意見。這時候工人在正門、南門、西門都有包圍，就北邊沒有人把守。我們半夜像逃難一樣，夜裡一、兩點都從北邊、體院那邊撤光了。當時清華參加武鬥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遙派，總共一兩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見了毛澤東格外親

　　我從清華再次跑出來，還是先到體院。到體院我要了一輛車，直奔六部口的電報大樓。和我在一起的有陳育延，是個高幹子弟，也是我們總部委員;還有一個是段永基，當時是我秘書。我們到了電報大樓，給中央發了一份加急電報，內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楊余傅』黑手派了十萬工人包圍洗劫清華園!清華井岡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黨中央呼救!」電報就這樣發出去了。我們花了五十塊錢，當時給不同的人，發了好多份。發完電報就四、五點了，轉了一圈，也沒地方去。我說還是去北航吧。剛到北航，他們的保衛組長告訴我：老蒯，你怎麼還不去啊?我說，什麼?他說，韓愛晶早去了，中央找你們呢，走人大會堂西門。噢，我到處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聽說在人大會堂西門，我當時還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會堂接見從來不走西門，一般接見我們都是進東門、南門，北門是宴會廳的地方，西門沒有走過。聽說在人民大會堂西門，感覺有點特殊，但也不及細想。我就趕快請司機開車，到人民大會堂天已經快亮了。我跑出來時，還要了一把手槍帶在身上。這時我把手槍拿出來，放在汽車座的底下。後來我就走上台階，有兩個衛兵已經出來，問，你是誰?我說，我是蒯大富。他們問，幹什麼?我說，中央首長找接見。他說，你等會兒，我進去通報一下。他就問我帶武器沒有?我說沒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褲腳都捲起來，光著腳丫子，穿個塑料鞋，非常狼狽。一會兒，謝富治出來了。我看見謝富治就哭了，當時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後，看見父親那麼一種心情。謝富治說，別哭別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給我把褲腳放下來。後來我就跟著走，一邊走一邊抽泣，直流眼淚。

　　我們走到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廳，後來知道這是湖南廳，門很寬。進門我一看，一屋子人，幾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襯衫，白花花的一片。進門后，韓愛晶就在右手邊，他說：老蒯，主席在呢!我這時就看見主席了，平常接見老遠打個招呼，再就是見面握握手，沒有其它的。這一次是空前絕後。毛澤東看見我就站起來了，我一頭撲到毛澤東懷裡，嚎啕大哭，就是那種男人發自肺腑的哭聲!毛澤東也哭了，嘩嘩直流眼淚啊，江青也哭了，在場的好多人都被這種氣氛感染了。我說了一句：主席救我!就說不出話來了。江青就說：蒯大富，安靜點，安靜點，別激動。服務員拿來一個痰盂，一把鉛筆，還有什麼筆記本，還有一沓紙。江青說，你說說怎麼回事?

　　然後，我就開始彙報情況了，那真正是告御狀了。我說：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楊余傅」黑手乾的，派了十萬工人把我們清華完全包圍起來了，進了各樓分割包圍，把我們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雙手平伸出來，上下翻了一下，說：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當時我見毛澤東就好像孫子見爺爺似的，有那麼種感覺，所以我根本不發怵。我說：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時制止武鬥的時候就是把雙方隔開，是不帶槍、不開槍、不打人、不罵人、不動氣，「五不」嘛，這我都記得。可他們進學校就分割包圍，一包圍就抓人，就打人。當時，主席沖著謝富治、溫玉成就喊：唉，誰叫你們抓人啦?誰叫你們打人啊? 誰被抓走了?我說鮑長康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說，統統放了，一個都不能留，把鮑長康直接放到人民大會堂門口來，讓蒯大富看見。謝富治趕快站起來到旁邊去打電話。當會議結束后，鮑長康就在門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時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沒怎麼受傷。

　　那個會從凌晨三點開始的，我去的時候很晚了，大概七點差不多。會一直開到八點半結束，共五個半小時，你想談了多少話啊。後來，他們已經是在聊天了。我聽謝富治講，毛澤東開始發了很大的火。但他只說主席今天發了大火呀，不過這火是會議開始時對中央領導講話時發的，沖誰發的我不知道。聶元梓、韓愛晶他們到的時候，主席已經不發火了。當時中央領導人除了張春橋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姚文元，汪東興，中央的全體領導人都在。前頭已經談了四個小時，沒散會，實際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主席並且兩次發問，蒯大富為何還沒來?

　　我來以後呢，這個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批評我，主席說你們是頭腦膨脹，全身浮腫，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鬥。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興，農民不高興，居民不高興，說武鬥不能再搞了。主席完了又說，打工人無論如何是臭了，你回去要挨門逐戶向工人階級賠禮道歉。工人氣很大，你們要給工人消氣。不過他也說道：「我把你們找來是護著你們的」。看來，毛澤東當時心情也很矛盾，他本來只想把我們從舞台中央趕到旁邊去，但是沒想到以這麼慘烈的方式實現。因為當時我們是跟著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澤東離開會場之後，很快又返回來了，他對在座的中央領導說：「我不放心，你們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沒有毛澤東死保啊，我當時可能就完了。

　　沒想明白的疑惑

　　後來我們所謂五大學生領袖共同整理了一個傳達要點，根據謝富治要求把一些稱讚我們的話刪掉，包括批評四一四的話，然後五個人簽字作為文件傳達全國。韓愛晶後來整理出一個文件，比較全面真實。

　　我當時還沒想通呢，怎麼我們就都錯了?你們外面來了那麼多人，也不通知一聲就把我們打個落花流水，為什麼?我後來覺得，毛澤東是想在1968年夏天結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讓學生退出歷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們不自覺，還想賴在舞台中央，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毛澤東也沒有想到會這樣把我們趕下台，派工人宣傳隊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沒想到這麼激化，犧牲這麼大。我後來幾次批評當時的組織者，你們為什麼不和我們打招呼啊?那次行動是八三四一部隊指揮的，但工宣隊是北京市派的，吳德、謝富治他們都應該知道啊，但是他們為什麼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終沒弄清楚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現在分析當時他們為什麼封鎖消息、沒有說出工宣隊是毛主席派來的?當時不要說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們打起來了。其實不用說那麼多，那怕透露幾個字，我也不會抵抗的。這樣做的目的和實際結果，可能是讓我犯個更大的錯誤，最後消滅掉造反派。這應該不是毛澤東的想法，毛澤東自己當時還問呢，怎麼不打招呼啊?還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個從毛澤東當時的表現，我看不出毛澤東有這個陰謀。

　　在我沒到會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問了幾次，蒯大富為什麼不來啊?韓愛晶的會議記錄里記載，謝富治兩次回答說，蒯大富他不敢來，或者說他不肯來。毛澤東又問，蒯大富為什麼不肯來啊?韓愛晶回答：蒯大富不會不肯來的，他要知道一定會來見主席。謝富治在那個會上還說：昨天我約蒯大富談了一次，他不聽我的。這根本就不是事實。我也弄不明白，從對我的一貫態度來講，謝富治應該說對我很好，而這些話又明顯對我很不利，很難解釋。我沒有什麼證據證明什麼，我就感覺他們對我們那麼狠，等於逼著我們跟工人武鬥。一打以後，我們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會基礎。我感覺是有人搞鬼，包括遲群他們和吳德他們。

　　7·28會後，我就到各個工廠挨門逐戶地去賠禮道歉，還包括善後處理。事後統計，工人死了5個，有槍打死的，有手榴彈炸死的，有長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個，傷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為烈士處理，善後還包括各個工廠被打傷的、住院的工人。後面的事情我沒有參加。學生死了2個，傷了一百多。所有打死工人的學生全都找到並抓起來了，沒有判死刑，大都判了十五年。

　　後來在判我罪的時候，一個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一個是誣陷罪，還有一個殺人罪。但是當時要是主要以武鬥判我罪的話，我還比較服氣。因為事實確實如此，我對這場武鬥負有主要責任，我非常後悔，這也是無可奈何，在劫難逃。

　　毛澤東那次講話以後，一周之內，形勢就有很大的變化。這個講話基本宣告了學生運動、紅衛兵運動完全結束了。學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學校，辦了一段時間學習班，1968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寧夏。

　　查無實據整肅「五一六」

　　1970年，準備開四屆人大的時候，我是當選為北京市選區的人大代表。1970年10月底，上面通知我參加北京市的人大會議。北京提名我當四屆人大代表時，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對，後來毛主席發話，謝富治做工作才通過。王力告訴我，說中央給我保留了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位子。當時我去北京的時候，我們廠都以為我去開四屆人大的。寧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飛機去的，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到機場后，北京市革委會派車接我，並在市革委會吃的晚飯。飯後，清華就來人了，說找我有點事，把我接到清華去了。我到了清華大學工字廳，在黨委辦公室旁邊的一個房間，遲群、謝靜宜、劉冰等，大概五六個常委都在等著我。

　　遲群開門見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遺留問題沒有交代，清華黨委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說，組織上對我審查，我完全服從，我保證積極配合，但是我嚴正聲明，我沒有隱瞞任何重大的遺留問題沒有交代，所有問題我都已經在辦學習班的時候全部交代清楚了。

　　後來我才知道，抓我是因為所謂的「五一六」問題。其實，真正有組織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他們搞了個小組織，取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是根據中央關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約有幾十個人。他們在1967年5月開始攻擊周恩來。同年9月，毛澤東批示：「五一六是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這個真正的「五一六」隨即就垮台了。此後，1970年初，全國又一次大規模地清查「五一六」，這時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發了我。

　　文革時，各大專院校紅衛兵都在揪這個揪那個，有搞康生的、搞陳伯達的、搞總理的，搞……的各種專案組。那時，我確實反過康生。毛澤東把我們從盒子里放出來造反，他是要把我們放在他能控制的範圍內，或者說他讓你反誰，你反就可以。而我們一造反，卻就沒止境了。我們當時懷疑的範圍非常大，只要我懷疑你反毛澤東，我們就敢反你。大約是1967年1月的時候，我們反康生是非常公開的，是以清華井岡山總部名義起草了一個公告，叫做「調查康生同志問題聯絡委員會公報」，由中央高級黨校，還有體院、礦院，我們四家聯合發表的調查康生問題的報告。後來，陳伯達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把我們臭罵了一通，說你們跟我們不打招呼，這麼胡搞，你們會把自己搞垮台的。我們嚇得夠嗆，檢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過最後對我們沒再追究。

　　1967 年9月，有人反陳伯達的時候，我們當時也準備參與。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訓，然後我們就請示江青。我給江青秘書打電話說，我們有極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志彙報。江青知道我們要反陳伯達后一頓臭罵，說我們胡思亂想。後來我們就沒有跳出來，如果當時反了，可能會搞得很厲害，因為我們搜集了好多陳伯達的材料。當時，鑒於這些事，我下了一條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這幾個人，對誰都不能搞材料。誰要違反紀律搞材料被揪出來，我第一個站上台把你們抓起來。當時主要是害怕出問題，後來清華就真沒人敢搞。所以我們和」五一六」根本不沾邊。

　　清查「五一六」那段時間，一直把我關在清華工字廳第一個院子靠北邊的房子，現在大概是校辦的房子。他們沒有打人，只是不斷施加精神壓力。揭發我的都是我們井岡山總部的幾個委員，揭發的內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給他們發了表，發展他們參加了「五一六」;還有就是說我們乾的所有壞事都是我指揮的。當時，遲群到我這兒來核對，說揭發我的這些人都是我發展成「五一六」的。我說：你肯定搞錯了。別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沒發展過「五一六」。而且據我所知，清華也沒有「五一六」。他們也沒搞對質，那幾個揭發我是「五一六」的人，實際沒人敢跟我對質，因為確實沒有的事。怎麼對質?

　　我當時心裡有那麼一種倚仗。我對遲群說：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劉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時候，我是清華一個普通學生，申訴無門。當時誰也不知道我，他們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沒有辦法。現在，你遲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沒有確鑿的證據，你不敢往上報。我不是那個時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證據來讓毛主席、周總理相信，行嗎?但你拿不出來!

　　後來，遲群他們下了很大決心，施加了多大壓力，我最後也沒有違心承認，也沒有亂說去揭發別人。遲群氣得說：「難道那麼些人做夢都做到一起去了?」他意思是說，揭發我的這些人交代的口徑都一致。當時遲群對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勁對他拍桌子。我說，你還拍什麼桌子，你們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說八道。

　　從那時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沒有任何聯繫，甚至都沒過帶過話。包括遲群，謝靜宜都沒有說過什麼。但是你說這事江青能不知道嗎，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嗎?當時我呼救啊，寫信啊，寫了很多信，沒有反應，遲群他們還是為所欲為。

　　遲群當時很想在清華搞出一個很大的「五一六」集團來表功，也算報「7·27」的一箭之仇，但最後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後，遲群跟我說：有些事他不能說，實際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過幾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沒放，一直拖到1973年才讓我去東方紅煉油廠勞動改造。

　　當時，抓「五一六」搞得那麼大聲勢，涉及到全國幾乎所有的造反派，應該涉及有上千萬人。清華也抓了好幾百呢，事後證明完全是假的，清華一個「五一六」也沒有，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整「五一六」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麼背景，也沒看到太多證據，但是我自己感覺上應該是周恩來，因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來嘛。那會兒他就是要打掉一撥人，搞了那麼大的運動，把造反派就整個打下去了。[3]

　　全國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蘇，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給掃蕩了。據說逼死搞死了一萬多人，反響太大。江蘇後來有個寡婦上告團，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來告。江蘇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後中央有專門一個文件給江蘇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國其他地方都沒有像江蘇那樣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也沒給個什麼說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國所有的造反派頭頭，包括天派、地派在內一股腦兒，都在「五一六」這個名義下審查挨整，最後就這麼不了了之了。

　　後來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實際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為例，我分配後去了青銅峽，1970年就把我當五一六抓回來了，然後從 1970年審查直到1978年。在清華三年，在東煉五年，這八年期間，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負責審查我們的人都走了，我這五一六問題案子還沒完。鄧小平上台以後，說文化大革命這筆賬還要算，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邊去了。這就不是單位審查了，而把我抓到監獄去了。

　　[1] 據聶元梓回憶：蒯大富在清華搞「百日大武鬥」時，我怕他誤以為是我在北大大搞武鬥而影響他，因此，我和紅代會的陳良把蒯大富找到北大來，就在北大的一院二樓。我說，北大的武鬥不是我搞起來的，也勸他不要搞武鬥。結果沒起什麼作用，蒯大富說：「現在是騎在老虎背上下不來了，非打不可。」《聶元梓回憶錄》，第 281頁。另據編者對聶元梓的訪談錄音記錄。

　　[2] 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揮上海工總司的十萬工人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武鬥歷時一天，死亡18人，983人受傷，之後「上柴聯司」663人被關押。

　　[3]根據編者的了解，對蒯大富的這一說法存疑，並為此諮詢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組的有關專家。他們表示，根據他們目前看到的檔案資料，不支持蒯大富的這一認識。對此另請參閱中共黨史第二卷的相關內容。編者徵詢蒯大富的意見是否刪除，他仍保留他的這一認識。對此，留待史家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