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五十年代我國的罐頭生產和出口

　解放前，我國的罐頭工業很薄弱，只有松江（哈爾濱）、旅大（大連）、天津、梅林、泰康、如生（上海）、廈門、汕頭等罐頭廠。上海、天津、廣州有少 量出口。全國解放后，朝鮮戰爭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需要生產軍需罐頭供應前線，各地又新建了一些罐頭廠。1953年，朝鮮停戰,志願軍陸續回 國，軍需罐頭生產銳減。由於人民收入不高，罐頭內銷市場有限，罐頭廠處境困難，迫切要求擴大出口。這時，全國能夠生產出口罐頭的罐頭廠有松江、大賚、旅 大、營口、錦州、煙台、天津、南京、梅林、益民一廠、二廠、泰康、如生（后遷南寧）、廈門、汕頭、海口、北京等廠。1958年前後，又陸續新建了肇源、集 寧、青島、連雲港，淮陰、鹽城、如皋、南通、揚州、鎮江、蘇州、太倉、杭州、黃岩、奉化、寧波、金華、福州、漳州、廣州、湛江、萬縣、重慶、成都、南充、 達縣、南昌、承德、蚌埠等罐頭廠，全國罐頭廠的生產能力及技術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為擴大出口創造了條件。

　　1953年，蘇聯首次從我國進口水果罐頭。當時，總公司尚無主管罐頭業務的機構，而由主管水果業務的吳成章同志承辦。1954年，我國對蘇出口 罐頭數量大增，有豬、牛、羊、家禽、水果、蔬菜等十多個品種。於是，我和唐子文、陳常陽調到業務三處貨源組，主管出口罐頭的貨源供應。對蘇出口由出口處的 李乃文同志負責，對新（東歐）出口由肖朝慶同志負責。不久總公司的業務處按商品劃分成立了罐頭雜品處，下設罐頭組，肖朝慶同志任組長。十多年來先後在罐頭 組工作過的同志有肖朝慶、曹早、陳常陽、唐子文、林嫦、馬迪先、趙紫芳、尹之華、劉碧、黃群、 畢兆年、藍希、隋革、馬景贊、李令嫻、張慶祥、張其淵、徐松山等。

　　罐頭在總公司並不是大商品，但產地分散，品種繁多，對蘇出口肉禽類有清蒸豬肉、清蒸牛肉、清蒸羊肉、去骨雞。水果類有蘋果、梨、桃、杏、海棠、 山楂、菠蘿、桔子等，又分糖水、果醬、糖醬三種。蔬菜類有酸黃瓜、青刀豆、茄子醬、填餡辣椒、青豆等。對捷克出口原汁豬肉、午餐肉；對民主德國出口原汁豬 肉、濃汁豬肉；對羅馬尼亞出口茄汁鯉魚、茄汁鰻魚、茄汁鰱魚；對波蘭出口濃縮果汁。1958年，古巴革命勝利，為了支持古巴人民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封鎖禁 運,我們對古巴出口原汁豬肉。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各級領導十分重視，從未發生過質量問題，受到古巴消費者的好評。

　　1954年，我國首次對蘇出口豬肉罐頭,是按我國傳統口味生產的紅燒豬肉，年底，李瑞徵副經理去蘇談判，蘇方提出紅燒肉不適合蘇聯人民的口味， 不久蘇方派罐頭專家來試製清蒸豬肉；捷克派罐頭專家試製原汁豬肉、午餐肉；民主德國派罐頭專家試製濃汁豬肉（又稱古拉許），這些品種基本上都是生豬肉裝 罐，不加醬油、白糖等調味品，原汁原味。當時，生產對蘇出口的罐頭廠，都有蘇方罐頭專家駐廠或巡迴檢查驗收才能發貨。

　　1954年4月，外貿部傅生麟副部長出差去四川，省委說四川豬多成災，寶成鐵路尚未通車，生豬和豬肉都無法外運，要求外貿部在四川生產出口罐 頭。於是，總公司派張漢秋和我前往四川萬縣罐頭廠（公私合營的一商業資本家投資新建）試製對捷出口原汁豬肉，水運到上海口岸出口。1956年成都罐頭廠建 成。我和輕工部食品局羅文藝同志、上海分公司周鑒平同志陪同蘇聯罐頭專家去成都、萬縣試製清蒸豬肉，蘇聯專家乘飛機去成都。我們三人乘火車經寶雞轉車，火 車到達廣元車站，突遭洪水，鐵路被水沖斷，洪水漫至鐵路上，旅客被困在車廂內三天三夜，幸虧周鑒平同志機靈，他在洪水尚未淹沒車站附近的商店時，跑去買了 一筐松花蛋，成了我們三天的主食。第四天四川省輕工廳派來一輛小汽車將我們接到成都與蘇聯專家會合。省輕工廳也派了幾位同志一同到萬縣試製清蒸豬肉。蘇聯 專家對生產的豬肉要求很嚴。凡到一地先看屠宰廠，如果屠宰廠不合要求，罐頭廠條件再好也不同意安排生產。當時，萬縣是小作坊式的土法殺豬，根本不符合蘇聯 專家的要求，於是，市委下令突擊改建屠宰廠，勉強達到蘇聯專家的要求。我在萬縣半個多月，對「豬多成災」深有體會，萬縣沒有冷庫，罐頭投產後每天殺豬 500頭，這500頭豬的頭、腳爪、下水的處理，除了每天有幾班客輪買去一點，其餘全部在市場零售。萬縣氣候炎熱，一天賣不掉就變質了。當時，萬縣是一付 豬內臟售價0.10元，吃一碗豬肝面8分錢，而碗內的豬肝比麵條還多。漫步萬縣街頭，到處都是賣豬副食品的攤點。

　　對蘇新出口罐頭，統一使用長城牌商標，由總公司統一對外簽訂供貨合同下達各地執行。對資出口罐頭由上海、天津、廣州、汕頭、南寧、福州、廈門、 青島、大連等口岸公司對外經營。每個口岸都有一個或兩個專用商標。上海梅林牌、綠葉牌，天津長城牌，廣州、汕頭天壇牌、珠江牌，南寧象山牌，福州、廈門水 仙花牌，青島飛輪牌、牡丹牌，大連紅梅牌。有些品種如紅燒豬肉、紅燒扣肉、紅燒牛肉、紅燒雞、紅燒鴨、菠蘿、桔子等，幾個口岸交叉經營。為了統一對外，避 免自相競銷，所以由總公司制訂各個品種的限價。對主營口岸及配合口岸，總公司每年都要召開對資出口罐頭會議，制訂經營方案以協調各口岸公司之間的關係以便 統一對外，有序出口。

　　五十年代，我國是計劃經濟，而罐頭以出口為主，更是集中管理。從原料供應、生產、銷售都由總公司與輕工部食品局協商安排。不僅要安排生產還要安 排豬、牛、羊、水產、水果等原料的調撥計劃，甚至連調味品月桂葉、胡椒等也要總公司安排進口。由於各部門的角度不同，下達聯合通知需要反覆協商才能取得一 致。我在罐頭組十多年，一直負責與輕工部食品局銜接計劃。從季度初就開始銜接下個季度計劃，有時到季度最後幾天各部門的意見尚未統一，真是跑斷了腿，磨破 了嘴。記得1963年生產計劃安排到各個罐頭廠，由輕工、外貿、商業、水產四個部門下聯合通知，發送幾百個單位。輕工部食品局史其祿同志用一根棍子挑著兩 大捆聯合通知到各個部門蓋章。

　　自1953年開始對蘇新出口罐頭以後，品種和數量逐年增長，產品質量也有了提高，受到中央各級領導的重視。輕工、外貿兩部每年都要聯合召開全國 罐頭會議，討論和解決生產和出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有一年在北京開全國罐頭會議，朱德委員長親自到會行講話，到會代表受到極大鼓舞。國務院李先念副總理親 自抓出口罐頭，多次要總公司書面彙報情況，並及時給予指示。

　　由於出口罐頭成績顯著，1958年我們被評為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青年集體，唐子文同志代表罐頭組出席了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接受大會頒發的錦旗。

　　回憶往事，對五十年代的社會風氣甚為懷念。當時生產出口罐頭的工廠，從南到北有五十多個。由於內銷有限，這些廠主要靠生產出口罐頭來維持生產。 為了爭取生產任務，這些廠的廠長經常到總公司來，我也常出差到這些廠去，大家都十分熟悉。但我到各廠去時沒有一個廠請我到飯店去吃過飯，沒有一個廠送給我 一聽罐頭。北京食品廠生產出口濃縮果汁，用糖量較大，北京市無法解決，供銷科夏科長常到總公司來要糖，我們每年給他幾千噸。在三年自然災害時總公司很多同 志因營養不良而浮腫，北京食品廠生產清蒸豬肉、牛肉罐頭，每天有大量的下腳料，可是總公司沒有一個人提出到廠里去搞點下腳料改善生活，誰也沒有想到利用職 權謀取私利。多麼美好的年代啊！

　　我於1964年12月離開總公司，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當年一起工作過的同志，如今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們這一代將逐漸消失，但我們為之奮鬥過的光榮集體－－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必將在二十一世紀創造出更加輝煌的成績。

（作者曹早，於1964年調離公司，現住江蘇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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