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武斌)
「文革」前參加工作的人,大多具有那個時代的特徵,如堅決服從分配,干一行愛一行、干一行專一行,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又紅又專等等。這是那個時代年輕人的情操。
1964年~1965年,為了適應當時外貿形勢發展的需要,外貿部除從外貿學院、外語學院等院校招收畢業生外,還從其他院校和部隊吸收了一批干
部。我就是1964年從浙江農業大學園藝系畢業後分配到中糧總公司的。記得那兩年分配到公司的,從農業院校來的有浙江農業大學的陸穗峰和我,南京農學院的
秦炳元、沙鶴翔,河北農業大學的肖普月(后改名安繼濤)、楊乃茹,安徽農學院的洪俊祥,江西農學院的黃節生(后改名黃海)。從山東海洋學院來的有葛顯文滋、於福臻、李榮恩、陳長懷以及孫顯奎、張階平、孫進玉、冷湘堂、楊茂嶺、任天良。從上海水產學院來的有吳啟芸、孟新福(后改名孟軍)以及易鈴聲、曾有
元、饒慶福、盧孝忠。從華南工學院來的有李發良、阮文英以及鄧炳元。另外,從部隊海校轉業來公司的有姜錦良、王維元、王維光、閆希英、范卓光、鄭子讓等。
我們這批人大多是農村出身,樸實無華,現在看來近乎土得掉渣兒。我與陸穗峰是1964年9月1日到外貿部人事局報到的,因為有些學生還沒到京,
我們倆就在是被安排在前馬場(鼓樓西面)外貿幹校宿舍,等候具體分配。等得著急,就經常到部里去打聽消息。大概過了一個星期,一天我們在外貿部門口碰到了兩個年輕人,手裡拿著竹扁擔,放在地上的行李中還有草席之類的東西,一看便知是從江浙一帶來的。於是我們就攀談起來,得知他倆是剛剛來報到的南京農學院的畢業生秦炳元、沙鶴翔,我們四個人就成了認識最早的同事。那天,他們倆挑著行李,我們一行四人風塵僕僕地來到東華門大街48號的出口大樓,踏進了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的大門,從此開始了在出口大樓的學習、生活和工作。
當時這批年輕人,絕大部分都住在出口大樓后樓宿舍或出口大樓六樓會議大廳改建的宿舍里。65屆的學生到公司后先安排去東郊勞動鍛煉,而我們64
屆的學生都已分配到公司各處(室)工作了。64屆畢業的肖普月是年輕的黨員,負責團支部工作。他是活躍分子,喜歡評劇,常常哼幾句「劉巧兒」什麼的,也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在他的鼓動和組織下,我們這批年輕人的業餘生活安排得十分豐富多彩。在當時的條件下,單身職工都把公司(辦公司)當成自己的家,根本談不上遲到早退的問題。早上六、七點鐘起床,大部分同志到出口大樓院內鍛煉身體。有做操的,有舉杠鈴的,有玩雙杠的,有打羽毛球的。也有的從東華門沿護城河漫步跑到故宮午門,晨練后又從原路或出天安門經南河沿再慢跑回來的。吃過早餐后一般都在辦公室學習外語或業務書籍,一直到上班。有不少人還參加了由出口大樓教務處統一組織的外語學習班學習外語,每天早上7:30~8:30上課。晚上,大部分同志也是繼續留在辦公室里學習,或在會議室里打乒乓球。每周還抽一到
兩個晚上,在一起學習《毛澤東選集》(「毛選」),談心得,談體會,交流思想。當時公司的單身職工中有兩個「『毛選』學習小組」,其中一個「毛選」學習小
組曾被部里評為「學『毛選』先進集體」,沙鶴翔同志還代表小組在部里舉行的一個大會上介紹過經驗。
當時的文藝活動開展得也很好。大約是1965年,外貿部組織直屬單位文藝匯演。我們公司選送的節目是「詩歌聯唱」。詩稿是由我執筆的,配樂(放
音樂錄音帶)的是杜衍增,參加演出的大都是剛到公司不久的年輕人。當時公司還有一隻小樂隊,由許建國負責,經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排練,每逢過年過節還演出
一些小節目。
那時,夏天中午有不少同志到什剎海去游泳,每逢星期天也常組織一些有益的活動。如夏天去頤和園或十三陵水庫游泳,楊威經理曾親自帶隊,很活躍。
當時,政治氣氛很濃,例如1964年10月16日我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發布消息時已經深夜了,為把這一特大喜訊及時告訴公司的同志們,我們一群年輕人就拿著《人民日報》出版的「號外」,步行到龍潭湖職工宿舍,大聲嚷嚷,進行報喜。職工們都給吵醒了,可大家都挺興奮,因為中國有了自己的原子彈,腰板硬了。第二天一上班,黨支部書記於柏生還表揚了我們這批團員,說我們宣傳得好,宣傳得及時。在那火紅的年代,這樣的政治熱情、這樣的舉動,應該說是正常的、完全發自內心的。
從工作上看,我們都非「科班」出身,雖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但外貿業務知識缺乏,樣樣都得從頭學起。初到公司,我被分到基地包裝處搞基地工作,到公司不久就跟著基地包裝處長和其他業務處的業務員以及輕工部的同志到柑橘產區出差,調查了解柑橘的生產、加工、出口情況。回來后,在業務處、計劃處等同志的幫助下,我整理編寫了一本有關國際市場柑橘產銷及我國柑橘生產、包裝、出口情況的資料,記得有二三十頁。基地包裝處的領導對此很重視,並報經楊威、李瑞徵等公司領導同意,將該資料印發總公司有關處(室)及有關地方分公司。參加工作不久,即看到了自己的成果,心裡是美滋滋的。不久,我又從處里的基地攤調到包裝攤,在陳寶惜、杜衍增等同志的帶領下,很快熟悉了業務。當時的包裝工作除了辦理包裝物料的計劃、申請、下撥、調度和包裝裝潢的改進外,在杜衍增的建議下,還不定期出版了一份《包裝裝潢》雜誌,主要印發各分公司及有關工廠參考。我也積極參與了該雜誌的編撰工作。應該說該雜誌對公司出口商品包裝裝潢的改進
起過一定的推動作用,因為雜誌登載的內容都是介紹當時比較先進的技術或材料,如聚乙烯、聚丙烯、塑料薄膜、塑料桶、皇冠蓋、印鐵、易拉罐、輕型薄壁玻璃瓶
等等。改革開放后我國的食品包裝裝潢日新月異,可在當時我們的雜誌所介紹的都是比較領先潮流的。
1974年在大邱(邱風梧)等同志的推薦下,當時的於柏生副經理認為我能寫點東西,筆頭也快,所以決定調我到辦公室工作。說實在的,當時我還十分留戀包裝工作。為了服從組織分配,我依依不捨離開了包裝攤來到了辦公室,這一干又是十幾年(註:作者1988年調離辦公室,外派澳門南光集團工作,1998年底調回中糧總公司,任發展研究室主任)。當時李錫俊同志在辦公室,在他的帶領和幫助下,我很快進入了角色。此後,公司的不少文件都是經我手起草的,在辦公室全體同志的密切配合下,業務的協調、外事活動的安排、會議的布置等等,一切都井井有條,得到了公司領導的好評。
三十多年過去了,每當回首往事,過去的那段生活、同事間的友誼和真情還歷歷在目。現在1964年~1965年進公司的這批年輕人,有的已經退
休,有的已經故去,他們大都兢兢業業,在中糧總公司工作幾十年,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中糧事業。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年輕的朋友們,要珍惜青春年華,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1961年至1990年辦公地址:北京市東安門大街82號(出口大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