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振振：說宋代筆記

《文史知識》2010年第6期

    筆記．作為一種文體，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隨筆」。人們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信筆記錄下來，便是「隨筆」(當然，內容不止這些。比如。讀書有心得，寫下來，也叫「筆記」)。這種文體，是散文；大多篇幅短小．或幾十字，或幾百字，也有短到僅十幾字，或長到千字以上的，但比較少見；內容則五花八門，隨心所欲，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並沒有嚴格的限制。一位作者，將自己所寫的許多篇這樣的隨筆編輯在一起。就成為一本書。在更多的情況下，中國古代的作者，往往按照這類書的習慣做法，集中一段時間，將自己若干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感，一則一則地寫出來，成為一本書(當然，偶或也有集體著述或編纂的)。這類書籍．也統稱「筆記」，那就不是指文體，而是指中國古代典籍中的一個特殊品種了。筆記類的書籍，至遲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有了，但作者的人數不太多，書籍的數量也不太多；內容則多是些神神怪怪的事。即便寫到真實的人和事，也多限於貴族、上流社會，很少涉及平民百姓。到了唐代．作者多了一些，書籍的數量也多了一些，內容也擴大了不少．但總的寫作狀況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觀。而到了宋代，情況則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可以說是突破性的進展。這表現在：

    1．作者人數大大增加。許多名人都加入到了筆記寫作的隊伍里來。例如著名的政治家、歷史學家司馬光，就撰有《涑水紀聞》。南宋周必大《二老堂雜誌》卷4引陸遊說：

    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就令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於    冊．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這條記載說，司馬光每聽到新聞，就要記錄下來，寫在專門的小本子上，並且還要記錄是聽誰誰誰說的。因此，當時就有這樣的諺語：「有新聞別告訴司馬光。」(讓他記錄下來，誰知道會惹上什麼麻煩?)此外，著名的文學家歐陽修撰有《歸田錄》，蘇軾撰有《仇池筆記》，陸遊撰有《老學庵筆記》，這些都是顯著的例證。

    2．書的數量也大大增加。據不完全統計，大體完整地保存到現在，或有部分內容保存到現在的這類書籍，約有四百至五百種之多。如果加上已經失傳了的，還不知道有多少。宋代筆記作者和書籍的數量，已經大大超過了魏晉南北朝隋唐等朝代的總和。也就是說，宋代三百多年間產生的筆記作者和書籍，比此前七百多年間產生的筆記作者和書籍。數量要多很多。

    3．它們的內容則幾乎涉及宋代社會的方方面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哲學、科學技術、家庭生活、天文地理，雞毛蒜皮，無所不包．無奇不有。這些都是原生態的宋代社會歷史，儘管只是一些碎片，但如果將它們整合起來，還是大有可觀的。

    為什麼是這樣?原因當然很多，但我以為最重要的一條，是因為宋代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來有了很大的提高。

    唐以前，文學被貴族壟斷著，整個中國社會，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較低。隋唐時期，開始採用國家考試的方法來選拔人才(主要是進士科的考試)．促使中國社會文化普及的程度有所提高。隋代的歷史太短，很多事情僅僅開了個頭。因此談到科舉考試，我們往往從唐代說起。不過。唐代一般每年錄取的進士至多幾十人；而且，唐代的讀書人考中了進士，雖然很榮耀，但僅僅是出名而已，並不能直接做官；要做官，還得經過吏部的選拔。更何況，唐代的進士考試，並不只看、甚至並不怎麼看重考試的成績，還要看考生乎時的文學創作成績，以及考生的社會知名度。顯然，出身寒微的讀書人和世家大族子弟之間的競爭，機會不可能均等。

    而宋代的進士科舉考試，則有了重大的改進。經過一段時期的摸索。終於固定為三年一考，每科錄取數百人，且一中進士便授予宮職。考卷不但糊名(隱去考生的個人信息)，而且謄錄(由官方派人將考卷謄抄后，再讓考官去評閱)，因此，考官無法知道哪張試卷出自哪位考生的手筆。評閱時便能夠相對地做到客觀、公正。而考生能不能被錄取．完全由卷面成績來決定。這樣，有宋一代，就有比較多的普普通通的讀書人。靠著自己的努力，考中進士，進入官場，甚且做到大官，乃至於最大的官，比如宰相(主管政事的最高長官)、樞密使(主管軍事的最高長官．宋代的最高軍事長官一般也由文人來擔任)。高尚的人，可以藉此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治國平天下；低俗的人，可以藉此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享受榮華富貴；不那麼高尚、也不那麼低俗的人(這類人是大多數)。則一方面想為國家做點事，一方面也想為個人和家族謀利益。兩樣都不放棄。

    讀書能做官．甚至能做大官，做到最大的官，這個現實的誘惑和刺激是很強烈的，它在一定的社會範圍內，促使讀書作文蔚然成風，促使宋代社會文化普及的程度比起前代來有了很大的提高。讀書人大大增加了．寫書的人自然也就一天天多起來。要求每位作者都成為思想家、學問家、文學家，是不現實的；但寫點隨筆，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還不算什麼困難事(只要看現今有無數人在網上開通自己的「博客」。不時貼上自己寫的隨筆，與廣大網路讀者分享自己的見聞與情感．就可以想象得到，古人也不會缺乏這樣的寫作衝動)。加上雕版印刷技術提高。宋代的出版業、圖書銷售業也逐漸發達起來，筆記類書籍的出版和傳播都不成問題。當時沒有報紙之類的大眾傳媒，而筆記類書籍相對來說又頗輕鬆可讀，比較適合人們茶餘飯後消遣的需求．因此也不用擔心沒有讀者市場。作者、書籍、讀者，三個要素互為因果。良性循環，筆記作者、筆記類書籍在宋代的大量增加，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至於宋代筆記的內容為什麼比起前代來會有很大範圍的擴展，我們也可以在宋代文化人社會出身的廣泛性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釋。宋代多數讀書人、著書人，包括許多考取了進士、做過官、甚至做過大官飩人。或出身於平民，或至少出身於與平民接觸較多的中小地主階層；出身於貴族大地主階層的，畢竟佔少數。因此，宋代的文化比起前代來，平民的色彩要更多一些。

    總而言之．宋代的筆記是一個很大的寶庫。可惜，由於它的龐雜、零亂和瑣碎。也由於學術界的傳統觀念不大重視這類著述，歷代的學者往往只在那裡邊尋找有用的材料去做別的學問，比如，研究社會，研究歷史，研究文學．等等：很少有人將它本身作為一個課題來研究。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我個人的專業研究方向是中國古典詩詞，但在長期研究中國古典詩詞的過程中。閱讀了大量的筆記類書籍，特別是宋代的筆記。那裡邊許許多多啟人遐思、發人深省、令人開懷一笑、使人皺眉嘆息的故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對宋代的筆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曾經想把宋代筆記中那些對於現代讀者仍然有教育意義和認識價值的故事精選出來，匯成一編，加以註釋、評論，但只開了一個頭．就因為工作太忙而放下了。現在我重新閱讀、整理了自己多年前所抄錄下來的一些宋代筆記數據，準備向諸位介紹一下宋代筆記中我覺得有意思的部分內容．也談一談個人的一些粗淺的感想。

第一個方面。我讀宋代的筆記，印象很深刻的是，宋代的皇帝，從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開始，就立下了一個好的規矩，即相對來說比較尊重讀書人．比較信用讀書人，比較能夠聽取他們的批評意見，哪怕是言辭很激烈的批評意見，比較能夠做到「言者無罪」。這已經有一點現代民主的味道了。我想，如果不是蒙古人的軍事入侵打斷了宋朝的文明統治，也許中國會像英國那樣，卻比英國更早一些實現君主立憲．當然，對歷史進行假設，沒有什麼意義。因為無論如何，歷史都不可能重新來過。所以，我們還是回到正題上來。大家都知道，中國有句俗語：「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宋太祖是軍人出身，靠軍事政變上台做了皇帝。自身的文化水平並不太高。但他卻不像他那個時代(五代十國時期)的許多軍閥那樣野蠻。一味崇尚武力，而是嚮往文治，希望建立一個理想的、政治上開明、文明的國家，讓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因此，他能夠重視並比較尊重那些有文化、講道理的「秀才」，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據陸遊《避暑漫抄》記載：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后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敕。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ee。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金人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說郭》卷39上。又見《秘史》，宋無名氏撰；《古今說海》卷125，明陸楫編．文字稍有出入)

宋太祖趙匡胤在開國的第三年，秘密地刻了一塊碑．立在太廟的一間屋子裡，叫做「誓碑」，用帷幔遮蔽著，房門還上了鎖，封閉得嚴嚴實實。太祖敕令有關部門的官員，從今以後，凡皇帝到太廟祭祀，以及新皇帝登基後到太廟禱告，都要提醒他們，恭恭敬敬地讀一讀這塊碑。讀碑時，只許皇帝一個人進屋，開門、點燭、燒香的工作，由一個不識字的小太監擔任，其他人都遠遠地站在院子里。皇帝到了碑前。先磕兩個頭．然後跪著看碑文，默誦完畢，再磕兩個頭，而後出來。群臣和日常伺候在皇帝身邊的太監們都不知道「誓碑」的內容，即便是歷朝皇帝最信任、最倚重的心腹大臣，也不知道。直到金人人侵，汴京淪陷，太廟裡的禮器都被金人掠奪一空，里裡外外，門戶洞開，人們這才看到這塊碑。碑高七八尺，寬四尺多，誓詞共三行，其中一行說：不許殺害士大夫及上書批評朝政的人。最後一行說：子孫後代如果有違背這誓言的，必將遭到上天的誅殺。縱觀整個宋代，太祖立下的這個規矩，基本上是被後來的皇帝們恪守了的。這在中國歷史上，算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了。拿幾個持續時間比較長的大一統的王朝來作對比，漢代、唐代都有誅殺文臣的暴行，漢代的晁錯被斬，唐代的李邕被杖殺，便是著名的例證。明代最不像話，動不動就在宮廷里把大臣拖下去用棍棒打，不知打死了多少忠良!清代還有個惡劣的做法，有時懲罰官員，竟然肆意侮辱。讓太監去罵他們。如果你捨得「放血」，拿大把銀子去「孝敬」那些「公公」們。他們也就「例行公事」，不痛不癢、象徵性地罵幾句便交差了；否則，定要用最難聽的髒話來罵，甚至罵你祖宗十八代，非罵得你當場休克不可!相對來說，讀書人在宋代的境遇要好得多。至少，他們的生命和人格尊嚴，是有基本保障的。奇怪的是，宋代的皇帝對讀書人那麼仁厚，宋亡於元(蒙古人)時，抗擊元人、以身殉國的讀書人卻不算太多：明代的皇帝對讀書人那麼殘暴，明亡於清(滿人)時，抗擊清人、以身殉國的讀書人卻非常多。這個反常的現象怎麼解釋?我說過一句笑話：這就叫「棍棒底下出孝子」!這是一個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課題。扯遠了，還是回到正題上來。

宋代的第三位皇帝真宗趙恆，也有件事值得一提。吳曾《能改齋漫錄》卷12記載：

洪玉父云：祖宗時，非特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真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瀕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縣科民開淘。時中官多任喜怒，非理棰撻役民。黃憤然毆之。中官即舍役，赴闕自訴。帝問曰：「黃震緣何毆汝?」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亂打』。」帝嘉其言，即敕中官赴黃門，杖二十。

當時亳州永城縣(今天的河南省永城市)的縣長名叫黃震。永城縣在汴河邊上。每年到了冬天河道枯水的時候，朝廷都要派太監來督促沿河的州、縣調集民工疏浚河道。那些太監往往憑著自己一時的喜怒，蠻不講理地責打民工。黃震因此而發怒，揍了一個太監。您想，那太監可是皇上身邊的人。一個個的縣官也敢揍太監，吃了豹子膽啦?那太監越想越窩火．便丟下差使，一溜煙跑回宮裡去向真宗告狀。真宗問道：「黃震為什麼揍你?」太監稟告道：「他說：『這是我的百姓，你怎麼可以亂

打?」，真宗聽了，不但不庇護太監，反而對黃震大為讚賞。當即令這個太監到黃震那裡去接受處罰：打二十大板。對此，宋人洪炎有個評論：「士大夫們之所以能夠堅持正義，樹立氣節，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努力，也是皇上的支持和鼓勵所促成造就的。」

宋代的第四位皇帝仁宗趙禎，這方面的故事特別多。王鞏《聞見近錄》記載：

先公為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為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擋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去，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東門。上復動容而起。

王鞏的父親王素作諫官時。有一位大將名叫王德用的，給仁宗獻上了幾位美女。這在封建時代。實在不能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兒，可王素知道了，卻提出了批評。仁宗問他：「這是宮中的事情，愛卿怎麼知道的?」王素說：「為臣是諫官，只要聽到風聲，用不著核實，就有權批評。如真有這麼回事，陛下就應當改正；如果沒有，不過是傳聞失實，也就罷了。陛下何至於盤問為臣從何得知這事呢?」仁宗笑著說：「實有此事。這幾位美女現在朕的身邊，朕很喜歡她們，且留下來，如何?」王素說：「如果陛下不喜歡、疏遠她們，留下來倒也無妨；為臣怕的就是陛下喜歡、親近她們啊!」於是仁宗立刻吩咐身邊的太監：「給她們每人三百吊銅錢，令她們馬上離開皇宮。事情辦妥了，趕快回來報告。」說著說著。眼淚便流下來了。王素說：「陛下既然認為為臣批評得對，也不必這麼急著辦，回宮以後，慢慢打發她們走，也就是了。」仁宗說：「朕雖然是皇帝．可是感情和普通人也沒有什麼兩樣。如果看到她們哭哭啼啼不肯走，朕恐怕也不忍心讓她們走了。愛卿暫且留在這裡，等候派去的人回來報告。」過了一段時間，太監回來報告，說那幾位美女已出了宮門，仁宗臉上露出難過的神色，這才起身回宮。

朱弁撰《曲洧舊聞》卷1也記載：

范諷知開封府日，有富民自陳：「為子娶婦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揮令入。見今半月無消息。」諷曰：「汝不妄乎?如實有茲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諷即乞對，具以民言聞奏，且曰：「陛下不邇聲色，中外共知，豈宜有此?況民婦既成禮而強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進一女，姿色頗得，朕猶未見也。」諷曰：「果如此。願即付臣．無為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歸府面授訴者。不然，陛下之謗，難戶曉也。且臣適已許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與諷。諷遂下殿。或言，諷在當時初不直直聲聞．而能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為難也。

范諷做開封府知府(也就是首都的市長，北宋的京城即今河南省開封市)時．有百姓上訪。說給兒子娶媳婦，已經過門三天了，突然被召到皇宮裡去．至今已半個月沒有消息。范諷說：「真有這事?你在這兒等著，我到宮裡去走一趟。」於是立刻請求仁宗召見。見了面，范諷把那百姓說的事情報告給仁宗，並說道：「陛下不近女色，這是宮裡宮外都知道的。怎麼能出這樣的事?再說了，老百姓家的媳婦已經過了門，硬弄進宮裡來．怎麼向天下人交代?」仁宗說：「皇后倒是說過，新近有人進獻了一位女子，模樣挺漂亮。朕還沒見到呢。」范諷說：「果真如此，請將這個女子交給為臣。陛下不要被身邊的小人蒙蔽了，不明不白地遭受百姓們的怨恨和指責。為臣請求就在皇上的龍座前交割這個女子，好讓為臣帶回府里去，當面交還給上訪人。不然，百姓對皇上的指責，是沒法挨家挨戶去解釋清楚的。況且，為臣剛才已經答應了上訪人：立刻幫他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仁宗便下令，將這個女子交給范諷帶回開封府。在記述了這個故事之後，筆記作者朱弁感慨地說：范諷在當時，並不以剛直聞名於世．但卻能這樣做，這是因為碰上了好時候，當時人人

爭著做好事，而且知道做好事並不那麼困難啊。

同書卷1還記載：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仁宗時，想讓張皇后的伯父張堯佐升任宣徽使(一個高級職位)，可是由於朝廷輿論不一致，遂擱淺了。過了一段時間，仁宗因為張皇后的緣故，想再次提出這一任命。一天上朝時，皇后將仁宗送到大殿門VI。拍著仁宗的背說：「皇上，今天不要忘了宣徽使的事!」仁宗連聲說：「知道，知道。」可是仁宗在朝廷上剛一降旨，監察部門的長官包拯便提出反對意見，滔滔不絕，嗓門大，態度憤激，唾沫星子都濺到仁宗的臉上來了。仁宗最終還是收回了成命。在朝廷議論這事時，皇後派小太監不停地打探，得知包拯犯顏直諫，態度激烈，於是當仁宗退朝時．便迎上去認錯。仁宗一邊抬起袖子擦臉，一邊說：「包拯貼到朕的面前來說話，唾沫直濺到朕的臉上。你只管要甚麼宣徽使、宣徽使．難道不知道是他包拯在做監察部門的長官嗎!」

同書卷1又記載：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襆頭曰：「頭癢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台諫章疏也。」問：「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台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為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宮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閽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卧房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后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嬖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 宮家不汝容也!」

仁宗接受批評、建議，是真心誠意的，自古以來的帝王，沒人能和他相比。有一天，上完朝回到後宮，仁宗感到頭痒痒，便叫平素寵愛的一位專給他梳頭的嬪妃來給他理髮。理髮時，那女子看到仁宗的懷裡揣著文書，便問：「皇上，那是什麼文書啊?」仁宗說：「是諫官們上的奏章。」那女子又問：「奏章上都說了些什麼?」仁宗道：「奏章上說，下了好多天的雨了．可能是陰氣太重，老天爺降下了懲戒。皇宮裡的嬪妃、宮女太多．應當稍加裁減。」那女子不以為然地說：「朝中的大官們，哪個家裡不養歌兒舞女啊?一旦陞官，歌兒舞女的數目還不停地增加呢。皇上跟前只有那麼幾個人，他們還要說什麼『陰氣太盛』，必須裁減。難道只許他們快活不成!」仁宗聽了，沒有答腔。過了半晌，那女子又問：「諫官們提的建議．非得實行嗎?」仁宗說：「諫官們的建議，哪敢不實行?」那女子便說：「如果真的實行，就請皇上首先把奴家給裁了吧。」她自以為是仁宗寵愛的人．再怎麼裁也裁不到她頭上，所以故意這麼說。仁宗聽了。便起身下令，讓掌管宮中花名冊的人帶著花名冊到後花園來，並吩咐看門人．就是皇后也不許放進後花園。過了許久，傳下聖旨：自某人以下共三十人，放出宮去。私人物品，各自隨身帶著，不許故意落下。完事之後，立刻回奏。當時已經是接近吃飯的時候了，皇后怕耽擱了仁宗進餐，接到聖旨，一刻也不敢怠慢，趕緊打發那些女子出宮。仁宗一直等到這件事辦完了，才去用餐。吃飯的時候，皇后始終不敢發問。飯後用茶時，皇后才說：「那位管梳頭的嬪妃，是皇上平時所寵愛、親近的人．怎麼第一個就把她給裁了?」仁宗說：「這人勸朕拒絕接受批評意見。怎麼能容許她待在身邊?」從此，皇后常私下裡告誡那些嬪妃、宮女：「不要亂說話。不要摻和宮廷以外的事!你們都看到管皇上梳頭那一位的下場了吧?要是亂說亂管事，皇上是容不得你們的!」  

 周輝撰《清波別志》卷3也有記載：

至和、嘉祐間，嬪御久不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聖人出口為敕，批出誰敢違?」上笑曰：「汝不信．試為汝降旨。」政府果執奏無法，命遂寢。后又有請降御筆進宮者．上於是取彩箋戲書某官某氏特轉某官，眾喜謝而退。至於給俸曰．各出御筆乞增祿，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諸嬪群訴。且對上毀所得御筆，曰：「元來使不得。」上但笑遣之。當太平全盛時，雖內寵進遷，未嘗略私以恩愛，惜名器如此，廷臣敢萌僥倖意?

嬪妃們很久沒有升遷了，經常向仁宗提出請求。仁宗回答說沒有先例。朝廷中的大臣們不會同意。有嬪妃說：「皇上出口便是聖旨，您要是批准了，讓大臣們辦理，誰還敢違抗?」仁宗笑著說：「你不信．朕就試試看，為你下一道聖旨。」果然，大臣們回答說沒有法令根據，於是聖旨也就作罷了。後來，又有些嬪妃請求仁宗下聖旨讓她們陞官(宮中女官)，仁宗知道辦不成，便煞有介事地拿紙來寫道：某甲某官，特升某官．某乙某官，特升某官。嬪妃們得到仁宗的親筆聖旨，一個個歡天喜地，謝恩退去。可是到了發薪水的日子，當她們拿著仁宗的親筆聖旨請求加薪時，有關部門卻不肯照辦，統統退回。嬪妃們氣壞了，集體到仁宗面前去投訴，甚至有人當著仁宗的面把聖旨撕了，說：「原來這不管用!」仁宗只是笑笑，把她們都打發走。筆記作者在記述完這些事後，感嘆道：「那時天下太平，正是皇朝的全盛時期，可是就連皇上寵愛的嬪妃，也不曾因得寵而升遷，朝廷中的臣子，哪個還敢有非分之想呢?」

蔡絛撰《鐵圍山叢談》卷1也記載：

秘書省之西切鄰大慶殿，故於殿廊辟角門子以相通。……以是諸學士多得由角門子至大慶殿納涼於殿東偏。世傳仁祖一日行從大慶殿，望見有醉人卧於殿陛間者，左右亟將呵譴，詢之，曰「石學士也」，乃石曼卿。仁廟遽止之，避從旁過。

國家圖書館的西面靠近皇宮的大慶殿，於是在大慶殿的走廊開了個邊門。與圖書館相通。在圖書館辦公的學士們，便能夠從這個門進入皇宮，在大慶殿的東邊乘涼。有一天，仁宗經過大慶殿，望見有人喝醉了酒．躺在大慶殿的台階邊。宮殿旁竟然有醉鬼躺著，成何體統?況且，又擋了皇上的路，那還了得?仁宗左右的隨從便要上前去將那醉鬼叫醒來攆出去，一問，才知道是石曼卿石學士。仁宗急忙阻止左右，避開石學士．從旁邊繞了過去。宋代皇帝對文入學者的尊重和寬容，於此可見一斑。

    宋代的第六位皇帝神宗趙頊在位時，也有件發人深省的事情，高文虎《蓼花洲閑錄》記載：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叫陝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說郛》卷41下)

宋軍在陝西與西夏人作戰失利，神宗下令處死一名管糧草運輸的官員．但宰相們並沒有遵旨執行。第二天，宰相蔡確有事稟報，神宗問他：「昨天朕下令處死某人，執行了嗎?」蔡確說：「還沒有，我正要報告這件事。」神宗說：「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蔡確說：「開國以來，沒有殺過文人．臣等不希望陛下開這個先例。」神宗考慮了半天，說：「那麼就在他臉上刺字，發配到偏僻、遙遠、貧窮的地方去。」另一位宰相章惇說：「這樣的話．還不如殺了他呢。」神宗問：「為什麼?」章惇說：「士可殺而不可辱。」宋神宗發脾氣了，聲色俱厲地說：「朕就連一件痛快事也做不成!」章惇卻回嘴說：「像這樣的痛快事，做不成也好。」這位運糧官該不該處分．該怎樣處分．是另外一回事，我們這裡不討論。重要的是，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宋代的官員比較敢於在皇帝面前發表不同意見，凡他們認為不妥當的聖旨，也有不執行的權力。而這種情況的存在，是因為皇帝比較能夠尊重大臣們的意見，即便心裡很不痛快，也往往不那麼固執己見。

    南宋的第一個皇帝高宗趙構，就是任用秦檜、殺害岳飛的那一位．在歷史上的名聲不大好，但他在位時，也有件事可以一提。陸遊《老學庵筆記》卷1記載：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好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高宗在為父親徽宗服喪期間，坐的是沒有刷油漆的白木椅子．有人誤以為是檀香木做的，一位姓張的妃子捂著嘴笑道：「宮裡胭脂口紅啦．洗衣服用的皂莢啦什麼的用多了，宰相們都已經提意見丫，還敢用檀香木做椅子?」當時的宰相是趙鼎、張浚。試想，胭脂、皂莢能值幾個錢?連這個宰相們都要管，而且皇帝還聽他們管，這恐怕也是封建時代的歷史上很難得的了。

當然，宋代也不是任何皇帝、任何時期都能做到像上面所舉的例子那樣。不過，那些也並不都是非常偶然的特例。平心而論．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裡，宋代應該算是比較開明、比較文明的朝代。這一點．前面的漢朝、唐朝，後面的明朝、清朝，都比不上它。

第三個方面，我讀宋代的筆記，印象很深刻的還有．其中記錄了一些名不見經傳、甚至連名字也沒有留下來的小人物的事迹。這些人，論智慧，論才幹，都是很傑出的人才。如果歷史能夠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讓他們得以充分地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他們本來是能夠為國家和民族做出更大的貢獻的。

羅大經撰《鶴林玉露》丙編卷2記載：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游后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葯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饋以綾錦奇玩，為具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珠犀香葯易綾錦等物，饋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渥，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幻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頹然甘寢苔階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乃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

南宋初年，大將張俊的哥哥張保埋怨張俊不幫他的忙，不弄個大點的官給他做做。張俊說：「兄弟現在交十萬貫銅錢、五千名士兵給哥哥您，要讓這錢和人不停地滾動，越滾越多，哥哥您能辦得到嗎?」張保沉默了老半天，說：「不能。」張俊說：「所以兄弟我不敢隨隨便便地保舉哥哥您哪。」春季，有一天張俊到自家的後花園里去散心，看見一個老兵躺在太陽底下睡懶覺，就上去踢了他一腳，罵道：「懶骨頭。哪有像你這樣吃飽了飯不幹活，白天睡大覺的!」老兵趕緊爬起來給將軍行禮答話：「實在沒事情可干，只好睡懶覺啦。」張俊問他：「你會做什麼事?」老兵回答：「什麼事都略知一二。比如做生意，也會一點。」張俊說：「你會做生意?我交一萬貫錢給你做生意，怎樣?」老兵回答說：「才一萬貫?不值得做!」張俊又說：「給你五萬貫!」老兵回答說：「也不值得做。」張俊問：「你想要多少錢?」老兵回答說：「不說一百萬吧．至少也得五十萬才值得做。」張俊很讚賞他這股豪氣，真就交給他五十萬貫錢，一切由他作主，愛咋辦咋辦。於是，那個老兵就用這錢造了若干艘大船，極其華麗；又買了一百多個會唱歌、跳舞、演奏樂器的美女；並大量採購綾羅、錦繡等類高級絲織品，珍奇精妙的高級工藝品，名貴的食品、水果，以及金銀器皿：還招募了一百來名士兵，十幾位長得英俊高大、氣度不凡、舉止文雅的帥哥，扮作秘書、警衛官之類。大傢伙兒在一起喝酒樂呵了一個多月，忽然有一天便開船出海去了。過了一年，老兵回來了，除了帶回大量珍珠、犀牛角、香料、藥材之外，還有許多駿馬。計算下來．盈利差不多有十倍。也就是說，五十萬貫錢變成了五百多萬貫錢。更重要的是，當時駿馬是緊缺的戰略物資。南宋軍隊和金人相比，金人的優勢就在於騎兵，當時沒有坦克，騎兵就算是速度最快、攻擊力最強的「機械化」部隊了。當時南宋的幾支主力軍，如岳飛統帥的岳家軍啦，韓世忠統帥的韓家軍啦，都缺戰馬；張俊的部隊得到了這些駿馬，軍容頓時就不一樣了。張俊大喜過望，問那位老兵是怎麼搗鼓的。老兵說，他到海外各國去轉了一圈，冒稱大宋國派出的國家級貿易使團。首先拜見當地的國王，饋贈高級絲織品和高級工藝品。然後又把大臣們召集來，擺出各種中國的美味佳肴，讓那些美女唱歌跳舞，演奏音樂。國王和大臣們大飽口福，大飽眼福，當然既開胃又開心。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接下去便開始做生意了，拿美女換駿馬。國王、大臣們還為他們造船載馬．又用珍珠、犀牛角、香料、藥材等特產換取綾羅、錦繡等高級絲織品．並回贈了許多其他貴重的禮物。原來，高額利潤是這樣獲得的!張俊聽了，感嘆讚賞，大大給了老兵一筆賞賜，又問他：「能不能再走一趟?」老兵答道：「這是場把戲，已經結束。再去，事情就敗露了。我還是當我的退休老兵，回將軍您的後花園曬太陽、睡懶覺去吧。」

筆記作者羅大經在記述了這個故事之後，感慨道：張將軍的哥哥和那位老兵相比，一個愚蠢，一個聰明，相差真是太大了!那位老兵，不顯山不露水地甘願躺在長著青苔的台階邊、花影下，想不到胸中竟有這樣奇妙靈活的智謀!由此推論，當代哪兒是沒有像古代伊尹、呂尚、管仲、諸葛亮那樣的人才啊，只不過是沒有人發現他們，沒有機會讓他們展示才能罷了!羅大經這話，真是說到點子上了!哪個時代缺乏人才?缺乏的只是發現人才、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的機制啊!

又，沈括撰《補筆談》卷下記載：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御雍為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可，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誰暇殺我耶?聊欲安眾心耳。」

仁宗時期，西夏人的軍隊包圍了延安城(在今天的陝西省)，歷時七天，好幾次差一點就攻進城來。當時的地方長官范雍很是擔憂。有個年紀大的低級軍官站出來說：「我就是在邊境上長大的，像這樣被圍困的情況已經歷過好幾次了，有的就和這次一樣危急。敵軍並不擅長攻城，最終還是沒能把城攻下來。這次也一定攻不下來，沒什麼可擔心的。我敢拿人頭擔保。如果敵軍攻進城來，砍我的頭好了!」范雍很讚賞他的豪邁，城中的軍心、民心也因此而稍稍穩定下來。事情過去以後．這位軍官得到了大大的獎賞和提拔，人們一談起懂軍事、了解敵情的軍人，第一個就要數到他。也有人對他說：「你也忒敢放肆胡說了，萬一敵兵真攻進城來。你難道不怕軍法從事么?」這位軍官笑道：「你們也不想想，如果城真的被敵兵攻破了，誰還有工夫來砍我的頭?(還不趕緊各自逃命啊?)我這樣說，不過是為了安定人心罷了。」這位不知名的軍官，真是聰明極了。他很懂得心理學。他知道，要想守住城池，非得上上下下都有信心，都有必勝的信念。他是當地人，戰爭經驗又豐富，說兩句壯壯膽子的話自然大家都樂意聽。即便是自欺欺人吧，橫豎有百利而無一害，放心大膽地說就是了。

又，魏泰撰《東軒筆錄》卷4記載：

御史有閽吏，隸台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梃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梃．中丞不賢則直其梃。此語喧於縉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閽吏每聲諾，必橫其梃。一日范視事次。閽吏報事，范視之，其梃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梃忽直，豈睹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視之，梃復橫矣。

北宋時，國家監察機關有個門衛，在機關里當了四十多年差，先後伺候過二十多位長官。他尤其善於鑒別這些個長官是否稱職，而且他的表現很特別。當他向長官行禮打招呼或回長宮話的時候，如果長官稱職，他手中的棍棒(警衛的武器)便橫著拿；如果長官不稱職，他手中的棍棒便豎著拿。這事在官場上已經傳開了，因此凡是到監察機關來做長官的。就怕他手中的棍棒豎起來。范諷做監察機關長官的時候，聲望很高，門衛每次行禮、回話，棍棒總是橫著的。可是有一天范諷處理公務時，門衛來報告事情，范諷突然發現他手中的棍棒豎起來了。范諷大吃一驚。立馬問他：「你是不是看到我有什麼失誤了呢?」門衛起先不肯說，經再三追問，才答道：「昨天見大人招待客人，親自指示廚師做菜，一二三四，說了又說。廚師已經下廚房去了，大人又把他叫了來，反覆叮囑告誡。小人以為，指揮下人做事，只要講個總的要求，然後坐觀其成就是了。如果他做事不符合要求，就按規矩追究責任，處罰他。何必噦噦嗦嗦說那麼半天呢?如果讓大人做宰相(監察機關的長官再往上升，就有可能做宰相)。每天要處理的公務多著呢，都要這樣喋喋不休。那還了得?自己累死不說，別人聽了也嫌煩得慌不是?小人心裡對大人這樣的做法不大看得起，不知道怎的，棍棒就豎起來了。」范諷聽了，原來是這麼一檔子事。於是大笑，很慚愧地向那門衛表示感謝。第二天再看他，棍棒又恢復為橫著拿了。

這個門衛，真有水平!他是真懂得為官之道，也就是今天所謂「管理學」的。真正有效的管理，應該是「目標管理」而不是「過程管理」。古今中外的官員，特別是那些大官，忙忙碌碌而不得要領。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的事務主義者，難道還少么?諸葛亮連軍中責罰人、打二十軍棍的小事也要親自處理，就是這樣一個反面的典型。法國前總統蓬皮杜在給戴高樂當總理的時候，辦公桌上沒有什麼文件，辦公室里也不大聽得到電話鈴聲。因為所有重要的事情，他都交給相關的專家們，讓他們去討論，拿出幾種方案來。而他只須從中選擇認為最佳的方案．用一兩個詞批准就是了，事情往往辦得很好。而他的前任呢，辦公桌上文件總是堆積如山，辦公室里電話鈴聲成天響個不停，事情也未必辦得好。可見，中國宋代那位門衛說的話，直到今天也還沒有過時。而且拿到西方去，也是適用的。

又，陳世崇撰《隨隱漫錄》卷5記載：

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囑守黥犬主，幕官擬云：「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

南宋晚期，理宗時候的宰相鄭清之，家在青田(今浙江省青田縣)。鄭家養了一些鹿，都掛著有「鄭府」字樣的標記牌。有一回，鄭府的鹿跑到百姓家的田裡去吃了人家的稻子，被百姓家養的狗咬死了。鄭家仗勢欺人，竟要當地的長官判狗的主人「黥刑」，也就是在臉上刺字。這顯然是很霸道、蠻不講理的要求。然而鄭家有權有勢，小小的地方官哪惹得起?於是就和手下的幕僚，也就是秘書、助理之類的小吏商量。那助理說，就這麼判：「鹿雖然掛著牌子，但狗並不識字(也就是說，狗並不知道這是你鄭家的鹿；再說了，狗也不知道你鄭家的主人是當朝的宰相老爺。因此，它可不是蓄意要冒犯你們鄭家)。處死某家的狗，償鄭家鹿的命，也就夠了。」總共就二十個漢字，把這案子斷得不卑不亢，合情合理，明明白白。當地長宮採納了他的意見，就這麼判決了。

按照我們今天民主社會的法律，當然連狗也用不著處死。因為狗是動物，不能要求它遵守人的法律。何況，是鄭家的鹿闖人民田，吃稻在先!但那是在七百多年前的南宋啊!地方官和他的助理能夠頂住宰相家的壓力，公平判案．維護普通百姓的權益，已經是很有勇氣和良知的了!何況。那判決書的措辭又那樣得體，還不失幽默，且話裡有話，想必那鄭相公家的人看了要氣得吐血，卻又沒法發作!

又，岳珂撰《桯史》卷2記載：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南宋時的宰相葉衡罷官以後，回到金華(今浙江省金華市)老家，不再過問時事，天天召集老朋友喝酒聊天。有一天，他突然心情不好了．問客人們說：「我快死了。恨的是不知道死後好不好。」有位文化人坐在下座，站起來回答說：「好得很!」葉相公吃驚地望著他。問：「你怎麼知道?」那人答道：「如果死了不好的話，死人還不紛紛逃回來?一死就不回來，所以知道死了好。」聽了他的話，滿座的人都捧腹大笑。那人姓金，是個很幽默的人。他的本意，是想逗主人開懷一笑，拋開那些莫名其妙的煩惱。在笑過之後，我們應該體味到，他的幽默里其實包含著一個嚴肅的人生哲理．一種樂觀的生活態度：人都是要死的，怕也沒有用。要緊的是活好每一天，快快樂樂的。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到卻很難。試看今天，是否每個人都能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呢?

以上所舉，還只是一些較小的智能。宋代的民間，有沒有大智慧呢?當然有的。趙與告撰《賓退錄》卷1記載：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依。

費袞撰《梁溪漫志》卷9也記載：

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為農。……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

濱州安定(今山東省濱州市)人劉卞功，是個普普通通、世代務農的鄉下人，三十多年不怎麼說話，也不出門；有時候吃飯，有時候不吃飯。徽宗皇帝聽說了他的大名，幾次派人去聘請他人朝，他都稱病，不接受聖旨。並說自己發過誓，絕不出門。徽宗知道沒法子改變他的意志，只好作罷。並賜了他一個「高尚先生」的榮譽稱號。他說過一段驚世駭俗的話：「這個世界上的人，用嗜好和慾望殺自己．用財產殺子孫，用政務殺老百姓，用思想、學術殺普天下以及後世的人!」話說得雖然偏激了點，細想想卻也包含著深刻的哲理。有嗜好和慾望，如果不能節制，貪得無厭，難免要因此而丟性命。人們總想多置點財產留給子孫。可是財產多了，反而會導致子孫們坐享其成，不願辛苦奮鬥，這不是害他們嗎?至於封建時代的政治。從本質上說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是他們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工具。魯迅先生在他那部著名的小說《狂人日記》里，就借一個瘋子的口說過，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書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兩個字——「吃人」。說到封建時代的思想和學術，再偉大、再善良的思想和學術，比如孔孟之道，儒家的學說．到後世也都被統治者拿來為我所用，維護他們的統治，以便他們名正言順地「吃人」。可以說，劉高尚的這段言論。確有些思想啟蒙的味道!直到今天。還值得我們玩味、深思。我們當然不主張人人都禁錮自己的嗜好和慾望。不主張立馬廢除私有財產和遺產繼承權，不主張禁止人們的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當然也不主張無政府主義。但是，對於這些，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要有理智的約束，道德的約束，制度的約束，法律的約束，以及思想、學術的分析和批判。否則。它們確實有可能會成為禍害我們自身、禍害他人、禍害千秋萬代的洪水猛獸!

宋代的筆記里，還記錄了一些能工巧匠的事迹。歐陽修撰《歸田錄》卷上記載：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

北宋時期，預浩主持建造了京城開封最高的一座寶塔——開寶寺塔。塔建成后，看上去是歪的，朝著西北方傾斜。有點像義大利著名的比薩斜塔。人們都感到奇怪，問他為什麼把塔建成這個樣子。預浩回答說：「京城地勢平坦．沒有山，而多刮西北風。不要一百年，風就會把塔給吹直的。」他考慮問題，就是這樣精密周全!一位古代的建築師．能夠在設計建築時把風向等氣候因素考慮在內，的確高明。我們當代的建築師們，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這樣深思熟慮呢?未必吧。否則，每年也不會有那麼多的建築物或公共設施因大風、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而倒塌；甚至還沒有遇到什麼災害，純粹因為設計的不合理，就莫名其妙地倒塌了。

又，沈括撰《補筆談》卷下記載：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游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樑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樑上。即車盡澳中水，船乃笐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樑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北宋初年，浙江進獻了一條龍船，有二十多丈長，船上建有高樓、宮殿，設有寶座，專供皇帝乘坐遊玩。年代久了，船底朽壞，需要修理。但船在水中，怎麼施工?這麼大的一條船，用什麼辦法把它架到半空中、好讓工匠在船的下方來修補它?神宗時期，有個叫黃懷信的太監獻上一條妙計，在泊船的金明池(當時皇家園林里的一個大湖)北面開挖一個可以容納龍船的船塢。船塢下面樹立許多根木頭柱子，柱子上面則裝上橫樑。然後決堤放水，讓龍船進入船塢，固定在木樑的上方。接下來再重新築好堤壩，把船塢里的水車干，讓龍船懸空落到橫樑上，這樣工匠們便好在底下施工了。工程結束后，再次決堤放水，進入船塢，讓龍船浮起來。然後拆去梁、柱，再建造一座大屋子，覆蓋住船塢。從此，龍船不再像過去那樣停泊在露天任由日晒雨淋，也就不容易朽爛了。由此可見，中華民族雖然基本上是一個以農耕為主的民族，可是在宋代，造船和修船的技術就已經很發達了。到了明代，中國已經造出當時世界上最大也最先進的航海船隻，那就是鄭和七下西洋時所駕駛的寶船。鄭和當年建造寶船的工場。就在我的家鄉和長期工作的地方——江蘇省南京市。現在，那造船場的遺址已經開闢成一個公園，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到南京來參觀。

宋代的筆記中，有意思的故事實在太多太多。由於時間關係。我這裡只能掛一漏萬地作個簡略的介紹。至於宋代筆記在寫作藝術方面的成就，那又是一個專門的研究課題，這裡就不講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