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輝：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秦亡兩千二百十五年祭

文 孫皓輝

公元前207年秦亡，至今歲，兩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歲月，滄桑變幻，人類文明在甘苦共嘗中拓展延伸，已經由我們在《大秦帝國》中走過的鐵器農耕文明，進境為工業文明與科學文明之交會時代了。然則，文明的進境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性，沒有改變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沒有改變人類面對的種種基本難題。人還是人，人類還是人類，國家還是國家，民族還是民族；貧困與飢餓依然隨處可見，戰爭與衝突依然不斷重演；先民曾經反覆論爭的人性善惡、法治人治、變革守成、貧富差異等等基本問題，並沒有因為工業與科學的出現而消弭。甚或相反，交通的便捷與信息的密集，使種種衝突更為劇烈，更為殘酷，更為多元，更為全面。我們在高端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依然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

我們的腳步，依然是歷史的延續。

回首歷史而探究文明生髮演變之軌跡，對於我們這個五千年綿延相續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著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遠意涵。對於在各種文明的差異與衝突中不斷探索未來之路的整個人類，有著建設性的啟迪。深入探究足跡漫長而曲折的中國文明史，其根基點，無疑在於重新開掘中國原生文明的豐厚內涵。

深刻認知我們這個民族在文明正源時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狀態及其無與倫比的創造力，並從高端文明時代應有的歷史高度，給予正確客觀的解析，方能如實甄別我們面臨的精神遺產，恰如其分地選擇我們的傳統文明立足點，避免將古老糟粕當做稀世珍寶的難堪與尷尬。唯其如此，走完大秦帝國的歷史之路，再解析帝國滅亡的歷史奧秘，清點帝國時代的文明遺產，並回顧我們的歷史意識對原生文明時代的認知演變，便成為重新開掘的必要一步。

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歷史意識已經長久地墮入了一種誤區：對繁雜細節的考據，淹沒了宏闊的文明視野；對具體事件的記敘，取代了高遠的剖析與甄別。年深日久，幾乎形成了一種怪圈：樁樁小事說得清，件件大事不明白。就事件的發端、經過、結局等具體要素而言，幾乎每一日每一事的脈絡都是清楚的，不存在諸多民族常有的那種動輒消失幾百年的大段黑洞。然則，對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時代、國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坐標意義的歷史核心元素的研究評判，卻始終不著邊際，沒有形成一種以國民意識體現出來的普遍認知。至少，在我們已經跨入高端文明的門檻之後，我們的浩瀚典籍中還沒有一部立足於文明史高度，對中國的傳統文明作出整體解析與評判的著作。作為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軸心，秦帝國所遭遇的歷史口碑，是這種褊狹的歷史意識浸漬而成的最大的荒誕劇。

我們每每驚嘆於地下發掘的宏闊奇迹。

我們常常麻木於文明開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國的歷史興亡腳步，我經常不自覺地陷入一種難以言說的迷茫。埋首檢索那些汗牛充棟的典籍史料，我每每驚愕於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對於如此一個只要稍具歷史目光與客觀頭腦，便能評判其不朽文明價值的帝國時代，何以那麼多的歷史家學問家以及種種騷人墨客乃至市井演義，都充滿了怨毒的心緒，不惜以種種咒罵橫加其身？隋唐之後更是不分析，不論證，不甄別，凡涉春秋戰國秦之評判，大體皆統統罵倒。及至當代目下，仍有諸多學人秉承此風，屢屢說得口滑，言辭之輕慢戲侮幾近江湖套路，讀之既咋舌不已，又頗覺滑稽。

問題究竟出在了什麼地方？

何等歷史煙霧，使秦文明兩千餘年不為國人意識所認同？

這既是《大秦帝國》開篇序言提出的基本問題，也是這部作品在最後該當有所回應的基本問題。我力圖做到的，是以所能見到的種種史料為依據，解析國民歷史意識對秦帝國非議曲解的演變軌跡，並探究秦帝國滅亡的基本原因，發掘中國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對我所追慕的偉大的原生文明，對我所追慕的偉大的秦帝國，有一個誠實的說法。

是文為祭，以告慰開創華夏原生文明的偉大先賢們。

一、暴秦說 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

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既一舉跨越了以奴隸生產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鬆散的邦聯文明，又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五百餘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這一巨大的命運落差，給攻訐與謊言提供了歷史空間。

歷史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固有的內在邏輯：權力主體的滅亡，並不等同於其所創建的文明體系的滅亡；權力主體在某個階段的突然沉淪，並不必然植根於其所創造的文明體系。歷史的事實是：作為文明建築師的秦帝國驟然滅亡了，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卻為後世繼承了；秦帝國政權因突發政變而突然崩潰了，其結局也並未改變秦帝國所創造的文明體系的歷史本質。

歷史的邏輯，已經包含了解析歷史真相的路徑。然則，我們對秦帝國滅亡之謎的歷史探究，兩千餘年卻一直存在著一個誤區：將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與秦帝國權力主體等同而一，論秦亡必以秦政為因，論秦政必以秦亡為果，以秦亡之速推論秦政之惡，以秦政之惡推論秦亡之速，互為因果，越糾纏越亂。由於這個誤區的存在，對秦亡原因之探究，長期陷入一種陳陳相因的主流定論：秦政暴虐，暴政亡秦。當然，這個誤區只是方法論意義上的誤區，是「暴秦」說的學理成因之一。兩千餘年來我們的歷史學家始終集中於孜孜尋求「暴政」依據，並無數次地重複這則古老的論斷，直至當代依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中自然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暴秦」說其來有自，我們的梳理得從源頭開始。

對以秦政秦製為軸心的秦文明的評判爭議，其實自秦孝公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崛起時期便開始了。就總體而言，戰國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是兩大主流：一則，是從制度的意義上，高度肯定秦國變法及其所創造的新型法治文明，并力圖效法泰國，由此形成了以趙國燕國變法為代表的第三波變法浪潮；一則，是從施政的意義上，對秦國法治作出了嚴厲指控，其代表性言論是「苛法」說與「虎狼」說。在戰國時代，尚未見到明確的「暴政」說法。就根基而言，這兩種說法的根基點是不同的。「苛法」之說，是具有「王道」價值觀的守舊學派的一種政治評判。儘管這一評判具有守舊學派反對一切變法的特質，並不具有認真探究的客觀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種法治與政論的爭鳴，不具有總體否定的意圖。「虎狼」之說，則是山東六國基於族群歧視意識，在抗爭屢屢失敗之後，以仇恨心態發出的政治詛咒，實屬攻訐性的非正當評判，自不當作為歷史依據。

從基本面說，戰國後期的秦滅六國之前，天下言論對秦政的評判是積極認定的。最基本的依據，有兩方面。一方面，戰國末期兼具儒法兩學，且學術立場素來公正的荀子大師，對秦制秦政秦風素有高度評價。在《強國》篇中，荀子依親自入秦的所見所聞，對秦風秦政作出了最高評價：「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在《正論》篇中，荀子則對「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論證，實際是對「苛政」說的回應。荀子之說，沒有任何人提出反駁。另一方面，戰國末期「天下向一」的歷史趨勢日漸形成，「天下一統」的可操作戰略也由李斯適時提出。這種人心趨勢，意味著天下寄厚望於秦政，寄厚望於秦國「一」天下。如此兩個基本面充分說明：戰國之世對秦政的總體評判雖有爭議，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當然，這種肯定的後面，有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原則在起作用：戰國變法只有秦國最成功，成功本身是「應時而變」的結果，是順應潮流的結果。在「求變圖存」與「大爭事功」成為時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個社會對一個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是沒有指責理由的。

秦帝國一統天下后，輿論情形發生了變化。

變化的軸心，是關於恢復諸侯制還是建立郡縣制的大爭論。由這一大爭論生髮開去，牽涉出對夏商周三代文明與秦帝國所建文明的總體對比，以及與之相關的總體評判。然則，這場大爭論及其餘波，仍然被爭論各方自覺限定在戰國精神所能容納的爭鳴之內：反對方並未涉及對秦政的總體指控，創新方也並未以對方對傳統諸侯制的讚美而橫加指責，更談不上問罪了。歷史聲音的突然變調，開始於「焚書坑儒」案之後。自儒生博士們紛紛從秦帝國廟堂「亡」去（不經正式辭職而私自離職），評判秦文明的言論中便出現了一種此前從未有過的聲音：秦政毀滅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孫孔鮒，以及諸多在秦帝國職任博士的名儒，都在離開中央朝廷后與藏匿山海的六國貴族們秘密聯結起來了。這種以「非秦之政」為共同點的秘密聯結，使原本並不具有真實政治根基而僅僅是廟堂論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評判，不期滋生為六國貴族復辟的政治旗幟。

「暴秦」說，遂以極大的聲勢，在秦末之亂中陡然生成了。

自陳勝吳廣舉事反秦，對秦政的認知評判，便成為當時反秦勢力必須回答的緊迫問題。而最先反秦的陳勝吳廣農民集團，當時對秦政並無總體性仇恨。「閭左徭役」們直接仇恨的對象，首先是秦二世的過度徵發，尚不涉及對秦政如何評判。陳勝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嘆，所言實際內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徑。基於農民集團的直感特質，陳勝吳廣的發端路徑很簡單：先以為扶蘇、項燕鳴冤為事由，后又以「張楚」（張大楚國）為舉事旗號，最終達成以武力抗爭謀求最好的社會出路。演變的轉折點，出現於陳勝舉事後誰也預料不到的天下轟然而起的陡然大亂之局。陳勝農民軍迅速佔據了陳郡，六國貴族與當地豪強紛紛聚來，圖謀借用陳勝力量復辟，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說。原發經過是：陳郡「三老豪強」們勸說陳勝稱王，並大肆稱頌其反秦舉事是「伐無道，誅暴秦」的大業。這是貴族階層第一次對秦帝國總體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暴秦」說。

就其實質而言，這是一個顯然的政治權謀：志在復辟的貴族勢力，利用農民集團政治意識的幼稚，以稱頌與勸進的方式，將自己的政治目標巧妙設定成農民集團的政治目標，從而形成天下共討「暴秦」的聲勢。其實際圖謀，則是使農民反秦勢力成為貴族復辟的強大借用力量。其後的歷史事實，正是如此演進的：除了劉邦、項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勢力，是借陳勝發端聲威而沒有直接借用陳勝兵力舉事外，其餘所有六國貴族都投奔了陳勝吳廣集團，直接以陳勝劃撥的軍馬為根基，以陳王部將的名義出兵，而後又迅速背叛陳勝，紛紛復辟了六國旗號。陳勝政權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滲透其中的貴族復辟勢力從內部瓦解了。

復辟勢力遍地蜂起，對秦政秦制的總體攻訐，立即以最激烈的復仇方式爆發出來。六國復辟者們紛紛杜撰煽惑說辭，憤憤然將秦政一概罵倒。期間，諸多攻訐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辭，只有三則言論最成系統，因而具代表性。這三則言論，都是由張耳、陳余為軸心的「河北」趙燕集團所生髮，既是當時最具煽惑力的言論，又是被後世「暴秦」論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們將這三則言論全文引錄如下：

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稱王）……陳涉問此兩人（張耳陳余），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嗔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后，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日：「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斗，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吊。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又做了范陽令的使者，這裡又有了一大篇為范陽令辯護的說辭）……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趙地聞之，不戰以下城者三十餘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