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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獻華
文章來源：《文化縱橫》2009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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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3年至今，伊拉克戰爭已經延續6年，隨著奧巴馬宣布美國即將從伊拉克全面撤軍，伊拉克即將進入下一個歷史階段，同時伊拉克這個有著悠久歷史、偉大傳統的「新國家」在文化上何以自處，何以構建自己的國家認同，也成為伊拉克人必須面對的一個緊迫問題。對中國而言，雖然中國和伊拉克有著巨大的不同，但伊拉克人在新的歷史環境中所面臨的文化身份重新構造問題，以及他們克服這一歷史難題的可能嘗試，將會給予我們豐富的啟示。因此，本文試圖討論一個並沒有在國內媒體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伊拉克戰爭有什麼樣的文化後果？
雖然伊拉克國土不算廣袤，在當前國際權力格局中的地位更因為戰爭而跌至谷底，但伊拉克作為一個國家，卻有著鮮明的特色和先天的重要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伊拉克正處於「四大文明」中，是兩河流域文明的核心地區。從文明的生髮時間上看，伊拉克地區是人類文明最早濫觴的地方。從蘇美爾人到亞歷山大，當許多地區仍然徘徊在文明的門檻之前，不得其門而入的時候，伊拉克已經經歷了3000年的文明歷程，這樣的悠久歷史，對於伊拉克的文化身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東方主義者試圖將現代伊拉克人和兩河流域文明的創造者：蘇美爾人、阿卡德人、亞摩利人等加以區別，以此剝離現在的伊拉克與古老的兩河流域之間的關聯。而伊拉克學者試圖論證，創造兩河流域文明的人們，從族群血緣上和當今伊拉克人民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我們不討論究竟哪種看法更為正確，但有一點是無疑的：已經發生過的歷史，必然首先保存在它曾經發生的地方。所以，一個地區的人民也就天然地對這個地區的歷史具有繼承權和從中發掘意義的權利，當然還有保護的義務。我們不能低估以族群血緣為主線的歷史記憶的重要性，但歷史的基本從屬單元仍然是地區而不是族群，否則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就是不可能的，儘管令人遺憾的是，以地區為單位的歷史，在明目張膽的血族歷史面前，仍然經常要猶抱琵琶。
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對伊拉克地區的歷史，也就是從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的兩河流域歷史算起的伊拉克歷史，從當下出發開掘其意義，可以看作是薩達姆·海珊所做的正面工作之一。伊拉克學者論證兩河流域文明的創造者正是當今伊拉克人的祖先的嘗試，得到薩達姆的支持，後者甚至明目張膽地試圖將自己打扮成兩河流域偉大君王的繼承人。
比如在1981年，薩達姆親自選定兩河流域時期的古都巴比倫，就是著名的漢默拉比和尼布甲尼撒的首都所在，作為慶祝他和伊朗開戰一周年的地方，當時的副總統馬魯夫在慶典中發表講話，其中有這麼一段：「我們偉大民族的人民，伊拉克凱旋的兒郎，尼布甲尼撒的子孫，……中幼發拉底的孩子們啊，……你們為『薩達姆的卡迪西亞戰爭』而呼喊的口號，『昨天的尼布甲尼撒，今天的薩達姆·海珊（Nebuchadnasar al-ams Saddam Hussein al-yawm）』，把這個國家歷史時期的成就……，和當前的無上偉業關聯起來。勝利的旗幟，在大無畏的薩達姆·海珊的英明領導下飄揚。」
歷史上，卡迪西亞戰爭發生在公元636年，是阿拉伯聯軍與波斯之間的一場決定性戰役，將波斯軍隊趕出伊拉克，並最終使薩珊王朝覆滅。薩達姆把他治下的伊拉克和伊朗之間的戰爭叫做他的卡迪西亞，也是利用阿拉伯時期的伊拉克歷史，來自命伊拉克新英雄的意思。這和薩達姆對尼布甲尼撒的熱愛相輔相成，因為他要做的，正是所有伊拉克這塊地方上的偉大君王和英雄的繼承人，其中不僅包括卡迪西亞戰爭中的薩阿德，也包括新巴比倫王朝的尼布甲尼撒。
我們看到這樣的故事，自然有理由恥笑薩達姆的不自量力、虛妄甚至無能。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無論薩達姆事實上多麼地不齒於人類，無論他的運用手段看起來多麼粗暴而荒唐，對伊拉克悠久歷史的強調，並非僅僅是他一個人的胡思亂想。
和現代伊拉克的先驅者一樣，薩達姆也面臨著一個定義伊拉克文化身份的問題。由於歷史的原因，現代伊拉克大體由什葉派、遜尼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構成。他們之間，尤其是穆斯林和庫爾德人之間，本來是沒有什麼共同的文化身份的。要在這樣一種狀況下建設伊拉克，回歸伊拉克地區的（而非血族的）悠久歷史，無疑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當然，薩達姆一方面從伊拉克地區的歷史中尋找文化資源，一方面也採取武力鎮壓等手段對付內部反抗，來保證在新的伊拉克認同形成之前他統治的穩固。
戰爭改變了伊拉克的政權結構，薩達姆被小布希擊敗了，薩達姆的統治被推翻了，薩達姆的方式被終結了，但薩達姆的伊拉克曾經面臨的文化身份問題並沒有被取消，新的伊拉克仍然要面對，甚至因為伊拉克戰爭而更加尖銳起來。新伊拉克回到薩達姆的老路肯定是不可能的，沒有人仍然能夠在未來的伊拉克充任領袖自比尼布甲尼撒，用傳統的個人崇拜方式組織新伊拉克的歷史記憶。然而另一方面，薩達姆時期的強權和高壓政策，也是在利用政權的力量來構造文化身份，方式的粗暴並不能否認這一點。薩達姆的倒台雖然讓新伊拉克走上了民主道路，卻在文化身份構造上失去了中央強權的主導作用。隨著薩達姆的倒台，伊拉克的文化身份構造更加艱難，曾經被壓制的「諸神」紛紛復活，開始爭奪塑造伊拉克的權力。
伊拉克戰後至今，境內此起彼伏的教派之爭、族群之爭以血淋淋的方式展示著未來伊拉克文化身份構造的艱巨性。如果伊拉克仍然要作為一個具有獨立身份的國家加入國際社會的話，重建伊拉克的艱難不僅僅在制度上，伊拉克的碎片化更深刻地表現在它的文化身份的分裂上。顯然，來自外部的軍事力量以及在其扶持之下的世俗政權很難解決這一難題。許多在海外的伊拉克人，薩達姆時期或之前流亡國外的反對派，對薩達姆的倒台表示慶幸，對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勝利表示認可，但不會接受伊拉克被殖民化的可能。生活在伊拉克這片國土上的族群必須構造出他們新的、或者是復活出舊的、共同的文化身份。這是重建伊拉克的前提。在這樣一個古老的、複雜的文明傳統中，一部憲法、一次大選都會顯得過於單薄。要構造新伊拉克的文化身份，伊拉克地區的悠久歷史仍然是最重要的資源。這一點在海內外的伊拉克知識分子中，有著讓人驚訝的共識。2009年2月23日，英國《衛報》將巴格達博物館的重新開館描繪為「希望的象徵」，雖然語焉不詳，卻表達了伊拉克人的一種曖昧的渴望。新伊拉克必須獲得文化自信，必須繼承自己的歷史，而如何獲得、如何繼承，相信未來的伊拉克人會找到合適的答案。
在這個問題上，關心未來世界中國文化身份的人們，也需要拭目以待。中國的境況當然和伊拉克有著巨大的不同，從文化身份問題的角度來說，中國由於沒有經歷過完全的殖民地時代，傳統形成的文化身份事實上一直若隱若現。從閉關鎖國到中體西用、從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中國的文化自信從根本上並沒有消失過。這一點從人們對全盤西化的不同解讀和與之相始終的爭論上便能夠看出，全盤西化從來就沒有成為一種現實可能，甚至從來就不是主流觀點。20世紀80年代之後，文化身份問題再次成為焦點，但中國並沒有出現制度上的文化混亂，回歸的聲音和外向的聲音雖然一直此起彼伏，社會層面上則依然讀經的讀經、拜佛的拜佛。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對特定的中國語境中的文化身份問題，也有了新的認識。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文化身份並不由抽象的、脫離現實生活的「文化」來標記的認識。學者們開始從文化身份自然形成的角度，從現實的、在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生活中來重新思考中國的文化身份問題。
而現代伊拉克基本上是一個由殖民者生生創造出來的新國家，現代伊拉克的文化身份問題天然地要比中國更加缺少根基。這也就使伊拉克對構造文化身份的可能資源的選擇，不得不更加具有創造性。現代伊拉克從立國到薩達姆時代，正是在現實的內在文化和民族衝突中，在現實的國際文化環境中，一步一步地將文化身份問題和本地區歷史聯結起來的。薩達姆的粗暴和原始，並不能否認這個事實，新伊拉克也不會忽略這一點。這一點對中國的意義在於，如果從文化身份構造的角度來認識，悠久的歷史而不是抽象的主張，才是文化身份的天然資源和平台，因為只有當這塊土地上共享歷史的人民，成功地繼承共同的歷史，不是從血族歷史的角度去做無謂的爭論，而是從地區的角度去發現客觀的共享，並且成功地創造新的共享歷史的時候，未來的文化身份才能作為一種未來的歷史事實出現。
和中國悠久歷史相比，伊拉克地區的歷史發展成分甚至更加複雜。作為舊大陸的文明重心，伊拉克地區真正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幾千年來多少民族多少文化曾經在這裡成長過？從蘇美爾人到阿拉伯人，從波斯人到希臘人再到現代歐洲人，甚至還有來自東方的蒙古人，都在這塊土地的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這是中國與伊拉克不同的第二個方面，也是未來中國需要在文化身份構造問題上特別關注伊拉克的另一個原因。新伊拉克仍需要歷史來構造新的文化身份，將要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同樣來自這歷史的極端豐富性。如果新伊拉克以地區歷史為主線，探討和發展出一種屬於自己的、被世界所認可的、新的伊拉克文化身份，對於中國的啟發意義將是巨大的。中國歷史的連續性，掩藏了從歷史資源出發認識和構造文化身份的不少問題，新伊拉克從地區歷史角度重建文化自信的努力及其成功的可能，將會為未來中國提供極好的學習樣本。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
文章來源：《文化縱橫》2009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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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3年至今，伊拉克戰爭已經延續6年，隨著奧巴馬宣布美國即將從伊拉克全面撤軍，伊拉克即將進入下一個歷史階段，同時伊拉克這個有著悠久歷史、偉大傳統的「新國家」在文化上何以自處，何以構建自己的國家認同，也成為伊拉克人必須面對的一個緊迫問題。對中國而言，雖然中國和伊拉克有著巨大的不同，但伊拉克人在新的歷史環境中所面臨的文化身份重新構造問題，以及他們克服這一歷史難題的可能嘗試，將會給予我們豐富的啟示。因此，本文試圖討論一個並沒有在國內媒體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伊拉克戰爭有什麼樣的文化後果？
雖然伊拉克國土不算廣袤，在當前國際權力格局中的地位更因為戰爭而跌至谷底，但伊拉克作為一個國家，卻有著鮮明的特色和先天的重要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伊拉克正處於「四大文明」中，是兩河流域文明的核心地區。從文明的生髮時間上看，伊拉克地區是人類文明最早濫觴的地方。從蘇美爾人到亞歷山大，當許多地區仍然徘徊在文明的門檻之前，不得其門而入的時候，伊拉克已經經歷了3000年的文明歷程，這樣的悠久歷史，對於伊拉克的文化身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東方主義者試圖將現代伊拉克人和兩河流域文明的創造者：蘇美爾人、阿卡德人、亞摩利人等加以區別，以此剝離現在的伊拉克與古老的兩河流域之間的關聯。而伊拉克學者試圖論證，創造兩河流域文明的人們，從族群血緣上和當今伊拉克人民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我們不討論究竟哪種看法更為正確，但有一點是無疑的：已經發生過的歷史，必然首先保存在它曾經發生的地方。所以，一個地區的人民也就天然地對這個地區的歷史具有繼承權和從中發掘意義的權利，當然還有保護的義務。我們不能低估以族群血緣為主線的歷史記憶的重要性，但歷史的基本從屬單元仍然是地區而不是族群，否則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就是不可能的，儘管令人遺憾的是，以地區為單位的歷史，在明目張膽的血族歷史面前，仍然經常要猶抱琵琶。
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對伊拉克地區的歷史，也就是從公元前3000年甚至更早的兩河流域歷史算起的伊拉克歷史，從當下出發開掘其意義，可以看作是薩達姆·海珊所做的正面工作之一。伊拉克學者論證兩河流域文明的創造者正是當今伊拉克人的祖先的嘗試，得到薩達姆的支持，後者甚至明目張膽地試圖將自己打扮成兩河流域偉大君王的繼承人。
比如在1981年，薩達姆親自選定兩河流域時期的古都巴比倫，就是著名的漢默拉比和尼布甲尼撒的首都所在，作為慶祝他和伊朗開戰一周年的地方，當時的副總統馬魯夫在慶典中發表講話，其中有這麼一段：「我們偉大民族的人民，伊拉克凱旋的兒郎，尼布甲尼撒的子孫，……中幼發拉底的孩子們啊，……你們為『薩達姆的卡迪西亞戰爭』而呼喊的口號，『昨天的尼布甲尼撒，今天的薩達姆·海珊（Nebuchadnasar al-ams Saddam Hussein al-yawm）』，把這個國家歷史時期的成就……，和當前的無上偉業關聯起來。勝利的旗幟，在大無畏的薩達姆·海珊的英明領導下飄揚。」
歷史上，卡迪西亞戰爭發生在公元636年，是阿拉伯聯軍與波斯之間的一場決定性戰役，將波斯軍隊趕出伊拉克，並最終使薩珊王朝覆滅。薩達姆把他治下的伊拉克和伊朗之間的戰爭叫做他的卡迪西亞，也是利用阿拉伯時期的伊拉克歷史，來自命伊拉克新英雄的意思。這和薩達姆對尼布甲尼撒的熱愛相輔相成，因為他要做的，正是所有伊拉克這塊地方上的偉大君王和英雄的繼承人，其中不僅包括卡迪西亞戰爭中的薩阿德，也包括新巴比倫王朝的尼布甲尼撒。
我們看到這樣的故事，自然有理由恥笑薩達姆的不自量力、虛妄甚至無能。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無論薩達姆事實上多麼地不齒於人類，無論他的運用手段看起來多麼粗暴而荒唐，對伊拉克悠久歷史的強調，並非僅僅是他一個人的胡思亂想。
和現代伊拉克的先驅者一樣，薩達姆也面臨著一個定義伊拉克文化身份的問題。由於歷史的原因，現代伊拉克大體由什葉派、遜尼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構成。他們之間，尤其是穆斯林和庫爾德人之間，本來是沒有什麼共同的文化身份的。要在這樣一種狀況下建設伊拉克，回歸伊拉克地區的（而非血族的）悠久歷史，無疑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當然，薩達姆一方面從伊拉克地區的歷史中尋找文化資源，一方面也採取武力鎮壓等手段對付內部反抗，來保證在新的伊拉克認同形成之前他統治的穩固。
戰爭改變了伊拉克的政權結構，薩達姆被小布希擊敗了，薩達姆的統治被推翻了，薩達姆的方式被終結了，但薩達姆的伊拉克曾經面臨的文化身份問題並沒有被取消，新的伊拉克仍然要面對，甚至因為伊拉克戰爭而更加尖銳起來。新伊拉克回到薩達姆的老路肯定是不可能的，沒有人仍然能夠在未來的伊拉克充任領袖自比尼布甲尼撒，用傳統的個人崇拜方式組織新伊拉克的歷史記憶。然而另一方面，薩達姆時期的強權和高壓政策，也是在利用政權的力量來構造文化身份，方式的粗暴並不能否認這一點。薩達姆的倒台雖然讓新伊拉克走上了民主道路，卻在文化身份構造上失去了中央強權的主導作用。隨著薩達姆的倒台，伊拉克的文化身份構造更加艱難，曾經被壓制的「諸神」紛紛復活，開始爭奪塑造伊拉克的權力。
伊拉克戰後至今，境內此起彼伏的教派之爭、族群之爭以血淋淋的方式展示著未來伊拉克文化身份構造的艱巨性。如果伊拉克仍然要作為一個具有獨立身份的國家加入國際社會的話，重建伊拉克的艱難不僅僅在制度上，伊拉克的碎片化更深刻地表現在它的文化身份的分裂上。顯然，來自外部的軍事力量以及在其扶持之下的世俗政權很難解決這一難題。許多在海外的伊拉克人，薩達姆時期或之前流亡國外的反對派，對薩達姆的倒台表示慶幸，對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勝利表示認可，但不會接受伊拉克被殖民化的可能。生活在伊拉克這片國土上的族群必須構造出他們新的、或者是復活出舊的、共同的文化身份。這是重建伊拉克的前提。在這樣一個古老的、複雜的文明傳統中，一部憲法、一次大選都會顯得過於單薄。要構造新伊拉克的文化身份，伊拉克地區的悠久歷史仍然是最重要的資源。這一點在海內外的伊拉克知識分子中，有著讓人驚訝的共識。2009年2月23日，英國《衛報》將巴格達博物館的重新開館描繪為「希望的象徵」，雖然語焉不詳，卻表達了伊拉克人的一種曖昧的渴望。新伊拉克必須獲得文化自信，必須繼承自己的歷史，而如何獲得、如何繼承，相信未來的伊拉克人會找到合適的答案。
在這個問題上，關心未來世界中國文化身份的人們，也需要拭目以待。中國的境況當然和伊拉克有著巨大的不同，從文化身份問題的角度來說，中國由於沒有經歷過完全的殖民地時代，傳統形成的文化身份事實上一直若隱若現。從閉關鎖國到中體西用、從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中國的文化自信從根本上並沒有消失過。這一點從人們對全盤西化的不同解讀和與之相始終的爭論上便能夠看出，全盤西化從來就沒有成為一種現實可能，甚至從來就不是主流觀點。20世紀80年代之後，文化身份問題再次成為焦點，但中國並沒有出現制度上的文化混亂，回歸的聲音和外向的聲音雖然一直此起彼伏，社會層面上則依然讀經的讀經、拜佛的拜佛。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對特定的中國語境中的文化身份問題，也有了新的認識。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文化身份並不由抽象的、脫離現實生活的「文化」來標記的認識。學者們開始從文化身份自然形成的角度，從現實的、在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生活中來重新思考中國的文化身份問題。
而現代伊拉克基本上是一個由殖民者生生創造出來的新國家，現代伊拉克的文化身份問題天然地要比中國更加缺少根基。這也就使伊拉克對構造文化身份的可能資源的選擇，不得不更加具有創造性。現代伊拉克從立國到薩達姆時代，正是在現實的內在文化和民族衝突中，在現實的國際文化環境中，一步一步地將文化身份問題和本地區歷史聯結起來的。薩達姆的粗暴和原始，並不能否認這個事實，新伊拉克也不會忽略這一點。這一點對中國的意義在於，如果從文化身份構造的角度來認識，悠久的歷史而不是抽象的主張，才是文化身份的天然資源和平台，因為只有當這塊土地上共享歷史的人民，成功地繼承共同的歷史，不是從血族歷史的角度去做無謂的爭論，而是從地區的角度去發現客觀的共享，並且成功地創造新的共享歷史的時候，未來的文化身份才能作為一種未來的歷史事實出現。
和中國悠久歷史相比，伊拉克地區的歷史發展成分甚至更加複雜。作為舊大陸的文明重心，伊拉克地區真正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幾千年來多少民族多少文化曾經在這裡成長過？從蘇美爾人到阿拉伯人，從波斯人到希臘人再到現代歐洲人，甚至還有來自東方的蒙古人，都在這塊土地的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這是中國與伊拉克不同的第二個方面，也是未來中國需要在文化身份構造問題上特別關注伊拉克的另一個原因。新伊拉克仍需要歷史來構造新的文化身份，將要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同樣來自這歷史的極端豐富性。如果新伊拉克以地區歷史為主線，探討和發展出一種屬於自己的、被世界所認可的、新的伊拉克文化身份，對於中國的啟發意義將是巨大的。中國歷史的連續性，掩藏了從歷史資源出發認識和構造文化身份的不少問題，新伊拉克從地區歷史角度重建文化自信的努力及其成功的可能，將會為未來中國提供極好的學習樣本。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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