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史書大國·大歷史】 - 陳郢客

作者：陳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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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文章是做過的，覆載萬物者（上） （下），是否誠懇，發自內心，看官們自有眼睛。80后亦有不少回應的，這些聲音真誠不真誠，大家亦可以用眼睛求證。

事實上，科大胡不歸在祭祀，《一切犧牲都是不朽的》；即使說話徹狠的四處晃蕩兄，聰明銳利的刺客999兄，在《回復里》就上代人亦多有體貼。我之所以跟了四處晃蕩兄的帖子，亦是因為他的話即使是「一句話標註歷史」，而不是客觀敘述過程的章法，但卻是值人深思的反思，亦是指向未來的反思。說實話，每個百姓若以他甚至不乏陰謀論的看法思考政治，那麼，那時中國，其「民主」，大可令人放心，被別人言語忽悠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當然，即使有心想忽悠別人，可惜市場也很小了。我國歷史雖久，有一大切要卻被腐儒們講偏岔了：道德侵佔了太多公共「政治」空間。打倒政敵，從道德上搞臭更是尋常的障眼法，其實「政治」即「公事」、「眾事」，從道德上考衡便失之不明。單就8×8來說，我不以為「趙君」是一個陰謀家，過程中人的想法是在變化的，趙君初始就想「摘果子」，肯定不近事實。到了後期，學生一派力量不知妥協，泡在天安門，同時棄絕各種力量團結，只跟著美國的風向標走，實際上「政治作為」已經走死了，但凡有些經驗有些眼光的必然曉得，這些人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那麼只能被他人用為棋子來收攤。趙君是候選人之一，想法亦是自然的，這亦是政治中正常之事，唐德剛說得好，政治人物的「自私心」何嘗不是「責任感」，兩者往往混雜一體（關於「候選人」關節可見）；當然政治亦多暗合奧卡姆剃刀原理（政治與奧卡姆剃刀原理），趙君收攤，會利用「學生」，亦合美國利益；鄧公收攤，學運領袖最好的結局就是平安赴美。趙君和鄧公的收攤自然有所不同，況趙君勢力亦弱，一需趙君能幹過鄧公，二來會較鄧公綏靖外國，歷史到底沒有選擇他，亦是歷史自然，人民的必然選擇。在這點上，我們不妨承認史書「勢利」和人民「勢利」的一面，中國史自然是站在中國的角度說話的，中國人民自然也是站在自己角度、後代角度說話的。再說鄧公，鄧公是實用主義的領袖，「激進派」「保守派」之間自然會保持相應距離（歷史上但凡不傻的皇帝都是這麼乾的），到底是「鄧公」收攤，而不是保守派如「李鵬」出來收攤。李鵬的穩健亦可見此處，趙君，不免令人一嘆。早期，鄧公只要趙君擺平此事即可，可是一批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不知妥協，趙君的對策搞不定，黨內自然另條路子佔了上風。

是的。歷史向來不會第二次渡河，歷史往往只給一次機會。試圖改革的力量抓不住機會，事實上便會造成特權集團的狂肆熾烈。這樣的事又不單單是8×8一出；歷史上的王安石改革，性格老成的金庸先生《天龍八部》里亦專程以半章節記刻他的誤國，幾千年來，王安石改革是與非，還不是眾說紛紜。其實若引入「政治學」的眼光，此等公案說複雜亦複雜，說簡單亦簡單。到王朝中期，多半會有一個「中興」還是就此「沉淪」的歷史契機，改革之難亦在於斷腕之難；在此關頭，「下刀」 還是「不下刀」是有一個選擇的。不開刀，王朝壽命相當有限；開刀開得好，會相應延長不少年，可是開刀開壞了，亦要短壽，甚至是「遽壞」。

若要成功，那絕不是一個人的事兒，得一批人不計自家得失，又能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王安石的手下「呂惠卿」等小人頗失眾望，改革力量內部不乏出位者或撈錢者，韓琦、司馬光這等愛國重臣站在他的對面，亦可見安石性格之缺陷。坐在這個位置上，一旦不成功，後面「矯枉過正」，往往就再也不會有下一次這麼好的機會了，歷 史的確如是殘酷。比照張居正的相應成功，雖家族受累，張居正深切人情世故，卻為做事不惜代價，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這等犧牲和胸懷，堪共國史而永光。8×8試圖躍上歷史舞台的「學運領袖」們和「思想精英」們亦不過證明了自己沒有完成歷史給予的可能性，當然，客觀說來，一代人思想力量有限，把握不住機會亦是客觀必然。此缺陷亦是歷史客觀情狀，（1，2，3略有所述）。等下代人周折一圈，為綏靖付出高昂代價，折過頭來再做努力，此時特權集團或已勢大不掉，或「網路時代」大有制衡周轉的餘地，這次的機會並不如上次近乎垂手可得，確是上天厚待我族，而且新一代人必須竭盡全力，再容不得任何倦怠或遲疑了。大家關於歷史自然會有種種說法，個人均有取捨裁剪，但是否指向未來，後代子孫們亦會選擇的。是的。史書本來讀者便是未來者，子孫們；歷史「不仁」亦在於此，於前人的分寸「體貼」即可，於後世的謀划計較確需傾囊傾心！前輩們哪處機會沒把握住，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不好，這都是要摸著胸口說真話的！否則，孩兒他爸媽犯的錯將來孩兒繼續重演，悲劇反覆，逃不出生天，這等喪氣場面有誰想看見的？！為了自己面子，非得「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好了，我要死了，可以告訴你真話了。——翻翻史書，這樣的浪費和耽誤，還少嗎？！

的確，我和胡不歸兄多少有些不同，祭祀是祭祀，反思是反思，祭祀得也反思得，我並不願以祭祀代以反思。每人均肩負著當下，對前人要客觀體貼，對後代子孫亦要負責，於是尺度上亦要平衡得當。我不覺得親歷者可以私據「犧牲者」死，我們每個人都記得那沉甸甸的「血」，就像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揣著汶川亡靈，有些時候說話做事，記得便會承擔得多些。

有人想拿6.4 比5.4，那不妨一比。當時學生們自認為是又一個五四，當時民眾不少人也視之為五四一代人的，但是比一比才會嚇一跳，到底不是的。

5.4 精英們的傳統力量、西方思想，6.4 一代均是比不上的。5.4 精英們對學潮大有擔待，即使是學生領袖們的謀略素養，也是比不上的。（可見林達：殺君馬者道旁兒）

五四起於混亂、激進，火燒曹（汝霖）的宅、重傷章宗祥，且看學潮領袖羅家倫如何聯絡校長學界人士共進退：這一次，五.四齣了大事，有多名學生在曹府現場被捉，蔡元培根本不提辭職，而是主動聯繫所有大學校長，商討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

如何顧全參與學生利益而懂得適機妥協：唯一例外地贊同這個妥協的是羅家倫：「我說：『現在如果盡讓同學們關在裡面，也不成事，況且我們這一次有放火及毆傷等重大情節，（當時章宗祥還沒脫離危險境界，有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了。）適巧政府又捉去我們幾個人，用這幾個人去抵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羅家倫向校長們確認妥協交易的可靠性，校長們說，「我們可以以生命人格為擔保，」還告訴學生代表，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也曾發誓過『如果複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於是，羅家倫說，「我以為既然如此，我們就複課好了。」其餘學生領袖一致反對，可是既然羅家倫說出來了，他們居然也都勉強照辦，可見22 歲的羅家倫在學生中也確是最有威望的領袖。

又如何借「郭欽光」來應對法理追究的：此時「章宗祥還沒有脫離危險，「時時有死耗之傳聞」，學生們顯然還在擔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問罪，「剛巧北大有一位同學叫郭欽光，在這個時候死了，他本來死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約因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訂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惟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在上海還有一位女士，當眾痛哭郭烈士。」

又如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對賣國條約的：羅家倫如地下工作一般，偷偷發出學生被捕的電文，成為各大城市新的聳動新聞。南下點火的北大學生，遂發動勸說上海商家罷市，「甚至於要求不遂，向商店老闆跪下去。到了六月四日，全上海罷市了，別的地方跟著罷市的也有好幾處，而天津方面，因為一個南開學生馬駿在商會代表的前面，用一隻碗向自己腦殼一打，表示他要求的決絕，商會方面的人大為感動，也罷市了。」

「感動」，這個詞實是大「關節」。新的精英想登上歷史舞台有所改良，「取信於民」是大關節。我在前面寫過，黃花崗72烈士之死絕不是「不值」，實有大分量便在於此。精英的血是寫給人民的「情願書」和「投名狀」，你身先士卒，肩挑重擔，甚至不怕犧牲，家世好地位高術業有專攻的「現代精英」們都在所不惜，普通百姓豁出去，亦是自然而不是難為之舉。今天汶川地震，陳游標一人作為，不知能感召多少人死活再擠出一點力氣。這便是你我，一樣的普通人們。99大使館遊行，我到底沒去，無他，一見組織的是學生會幹部，道不同不相為謀，便沒有去；可是北宸mm愛台灣愛中華，人家傾心話膽，人非草木，有所感動，自然亦傾心話膽。「人民是可以感動的！」正是在這點上，五四學生到底是五四學生，土共，尤其是早期土共，真正是幾千年來未見的現代力量。「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子弟兵今日抗震救災自家忍餓先讓群眾亦可見「風骨」猶存，重活兒累活兒「共產黨員先上」，人家的江山其實是「感動」來的。有些前輩頗高興民眾當日送飯或免費表示支持，今日亦津津樂道於此，可曾捫心自問，有沒有想過自己是否對得起這碗飯？這碗飯是幾代學生（不乏土共先賢們）作為換來的，6.4這一用，可還給後來愛國學生留下一碗飯的信用？！當然，後輩必須自己努力，躺在前人功名上混飯是沒出息的；可是，做事時亦需有給後人留餘地留遺產之心，也是真的。

不少前輩自述，高自聯算得了什麼，個人均是獨立的，那麼對於柴、吾當時看不順眼可有制衡或抗議？那時你不說話，站在廣場上，只是一個站樁而已；學運領袖們無需民主，通報實情，徑直決定以他人之血換自家前途，後生們看得憤怒暗燒，憤懣不已，但歷史就此定格！

是的。我身為後輩，這些話也許過重；還望諸位前輩念在我一番用心，原宥一二。我還曾在網上見有人痛罵工人下崗「活該」，誰叫你們89 不支持學生呢？當日驚駭，自不必言。今日討論中，亦有人認為農民尚不開化，便參與不夠。土共當年是怎麼做的？人民不明白，我們做起來，我們耐心給人民講道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想取江山者，想改良社會者，這便是土共的成功秘訣；你必須做的比他們還好！若他們丟了傳統，你做到了，「人民是可以被感動的」，能有作為成全的野心便是雄心壯志，人民自然樂見其成，誰也不會反對的；若野心遠大於能力，偏不自知，只能誤己誤人，更誤國家、後代。

文革后一代精英精神缺失，撐不起6.4，亦撐不起今日中國。不信，可拿台灣林毅夫、香港郎咸平（生於台灣）做一比較。歷史很殘酷，史書上的美譽功名，實在不是好拿的。林毅夫1979 年從金門游回大陸，80年代精英們忙著和中國劃清界限，小乘平安；林毅夫對大陸的認識卻是：「雖然總的來說，大陸在經濟建設方面還相當落後，人民的生活水準也還很低，但基本上每個人是可以吃得飽、穿得暖的，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不能不說是一項突出的成就。在社會主義建設上，中國應該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使整個中國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現在中國從上到下正在實事求是地檢討建國三十年來的經驗，從中吸取教訓，以便為現代化的中國之建設而努力。自從四人幫倒台以後，整個大陸正在以一個飛躍的速度向前進步，人民充滿朝氣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華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做為一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是可以抬頭挺胸昂立於世界之上的。

基於對歷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迹，但是長城的雄壯，故宮的華麗，並沒有在我心裡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戰國時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築的都江堰。由於都江堰，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還在惠及眾生。當我站在江邊，聽那滔滔的水聲，真讓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為後世子孫千萬年之幸福，貢獻一己之力量，實有愧此生之嘆！」（林毅夫：寫給表兄李建興的信（1980年））

是的。台灣宜蘭人林毅夫，因為洞察大陸乃是中華中堅，遂致力於大陸；郎咸平亦致力於大陸未來，較真於特權盛宴狂歡。比一比，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分量了。陳游標會入民族心史，王石卻到底不過是個商人，就這麼簡單。這不是道德主義，政治大處的取捨，是道路的取捨，方向的選擇，各人得其所哉，哪裡是道德能涵蓋的呢？！

不是我苛刻精英，而是「史書」對精英們自有要求的。中國確實有自己獨到的傳統，史書之重，便在於真話之重，功名之重，「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英們才可以拿到相應功名的。春秋戰國時期很多史官為講真話掉腦袋，便在於此；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倒也不是玩笑話。古代限制官僚特權有「言官」，不過御史言官亦是官僚一部分，「打打小蒼蠅沉默大老虎」，這樣的作派多了；何況，「言官」們有時不懂專業亦難免亂髮議論，哪怕在外鏖戰的武將們、忙著治水的技術人員們氣得要死亦無濟於事。（今日堰塞湖，民科說法不還海了去了呢。無非是民眾驚懼情緒之表達，專家們用事實慢慢說服民眾就是，開啟科普，自然民眾亦是可以改良觀念的。）不過古代制約官僚特權，亦能引發「理想」士人與「重利」官員之相搏，「史書」之重，才是關鍵。想有所作為，想留名青史，好，「史書」是屬於未來者的，於是一些精英為之拋頭顱灑熱血，代代相繼，永遠有這樣的人，我們才終於擁有了幾千年的文明。就這點來說，胡溫用心，頗合傳統；激勵他們的，未來「史書」，實亦有些分量。

是的。我們紀念八九年的「血」，我們也反思「血」的教訓，但僅靠這點「血」是無法得史書之大功名的，也是痛切真話。「五四」是現代中國的開端，各種力量均有所表現，其動員力量深廣，6.4 是難比的。精英們的承擔，更見高下。「五四」是你把「學潮」的「血」暫時忽略不計，還可以自足的華彩篇章；而6.4，卻亦只有普通學生的犧牲、熱血，令人嗟嘆了！

緣何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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