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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天雷：古今評高拱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0-5-23 14:2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學而|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關鍵詞：

古今評高拱
作者：岳天雷
（河南工程學院認為社會科學系）
摘自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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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拱（1513-1578）是明中後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哲學思想家。他於隆慶後期職掌內閣首輔併兼任吏部事期間，針對嘉靖、隆慶時期內外交困、危機四伏的局勢，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洗刷頹風、振興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吏治、邊政、法治、賦稅、漕運等方面都卓有建樹，由此開創了隆萬大改革的先河。在學術上，他針對宋明理學空疏誤國的流弊展開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統地闡發了他的實學思想和哲學思想，為推動明代學術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深感遺憾的是，史學界有學者把高拱與徐階、張居正對立起來，判定徐、張是著名的改革家，而「高拱沒有膽識和度量擺脫一己的私仇」，「直接影響到改革的順利進行」（《張居正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3頁），由此形成「抬徐壓高」、「褒張貶高」的歷史偏見；哲學界有專家在其相關著作中也不為高拱立傳，致使其學術思想隱而弗彰，鮮為世人所知。鑒於此，本文試圖通過梳理明清至近現代的政治家、史學家和哲學家對高拱的評價，以彰顯其改革功績和學術成就，從而對高拱有一個正確認識和準確定位。

一、「經綸偉業」的「社稷名臣」

　　明穆宗、明神宗及內閣重臣張居正對高拱的改革功績和經世才能都給予了肯定性評價，均認為高拱是有明一代「經綸偉業」的「社稷名臣」。

　　隆慶六年（1572）正月，明穆宗在加勛高拱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的《誥命》中，對高拱的經世才能和改革事功作了高度論評：

　　且值國家多事之時，先為社稷萬年之計。乃通海運，乃飭邊防，乃定滇南，乃平嶺表。制降西虜，坐令稽顙以稱藩；威撻東夷，屢致投戈而授首。蓋有不世之略，乃可建不世之勛；然必非常之人，斯可濟非常之事。[1]（p.1321）

　　同年五月，穆宗駕崩。六月，皇太子朱翊鈞登極，是為神宗，改元萬曆。因高拱與張居正權位相逼，張與宦官馮保相勾結，於六月十六日宣詔驅逐高拱，釀造高拱冤案。但高拱病逝一年後即萬曆七年（1579），當時官方對高拱在西北促成俺答封貢互市、在東北取得遼左大捷的靖邊功績作了肯定性評價：

　　俺答孫降於塞，拱靖歸之，遂入貢，因求互市，朝議紛紛。拱奮身主其事，與居正區畫當而貢事成，三邊寧戢。又廣寇鴟張，遼東數與虜角一時，督撫剿除，拱主持力為多。[2]

　　萬曆三十年（1602）初，高拱夫人張氏和嗣子務觀兩次上疏乞賜蔭謚。三月，禮部在批文中對高拱和平解決貴州安氏內亂、促成俺答封貢的靖邊功績作了高度論評：

　　如處安國亨之罪，不煩兵革而夷方自服，國體常尊，所省兵餉何止數十萬？又如授那吉之降，薄示羈縻而大虜稱臣，邊氓安枕，所全生靈何止數百萬？此皆力為區畫，卓有主持。……功不可泯，特允所請。[3]

　　四月，神宗根據禮部之議，詔令為高拱平反昭雪，贈太師，謚文襄。在這道《誥命》中，神宗詔曰：

　　（高拱）銳志匡時，宏才贊理。當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撓。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謀身近拙，實深許國之忠；遺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畫得羌胡之要領，箸籌洞邊塞之機宜。化椎結為冠裳，柔犬羊於帖服。利同魏絳杜猾夏之深憂，策比仲淹握御戎之勝算。在昔允資定力，於今尚想膚功。[4]（p.1352）

　　不久，神宗又頒布一道追贈高拱為特進光祿大夫的誥命。這道《誥命》對他的豐功偉績再次作了評價：

　　高拱博大精詳，淵宏邃密，經綸偉業，社稷名臣。……慷慨有為,公忠任事。迨殫內寧之略,益宏外御之勛。嶺表滇南,氛凈長蛇封豕;東夷西虜,煙消堠鷺庭烏。洵稱緯武經文,不愧帝臣王佐。[5]（p.1353）

　　這一評價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其中特別稱讚高拱在軍事方面的卓著功績，把他同魏絳、范仲淹相提並論。魏絳是春秋晉國大夫，悼公時山戎無終子請和，魏因言和戎五利，晉候乃使絳與諸戎為盟。於是晉無戎患，國勢日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霸業復興。范仲淹在宋仁宗時，與韓琦率兵同拒西夏，鎮守延安，邊境得相安無事。神宗認為，高拱為國謀利可與魏絳相提並論，決策制勝可與范仲淹並駕齊驅。隆慶時期，明朝面臨著南倭北虜、東蠻西夷的入侵之勢，邊疆岌岌可危。由於高拱決策正確，用人得當，遂使「西虜稽顙稱臣，東番投戈授首，貴彝詟服，嶺寇抵寧」[6]（p.551），邊境安寧達三十年之久。高拱真不愧為「經綸偉業」的「社稷名臣」。

　　隆慶末年，由於高拱與張居正權力之爭，導致高拱罷官回籍，但在罷官之前，兩人曾有過一段密切合作時期。此一時期，他們力行挽刷頹風的改革，揭開了隆萬大改革的序幕。正因為如此，張居正對高拱的志向和事功最為熟悉和了解。隆慶五年（1571）十二月十三日，是高拱六十歲壽辰。張居正為此撰有兩篇壽序，其中對高拱的軍事改革、疏通漕河、恢復海運等方面的功績作了高度評價，言：

　　今少師中玄高公，相肅皇帝（嘉靖帝）及今天子（隆慶帝）有年矣。……虜從庚子以來，歲為邊患，一旦震懼於天子之威靈，執我叛人，款關求貢。中外相顧駭愕，莫敢發。公獨決策，納其貢獻，許為外臣，虜遂感悅，益遠徙，不敢盜邊。所省大司農芻粟以鉅萬計。曹、沛、徐、淮間，數苦河決。公建請遣使者按視膠萊河渠，修復海運故道，又更置督漕諸吏，申飭法令。會河亦安流，舳艫銜尾而至，國儲用足。是時方內乂安，四夷向風，天下歙然稱治平矣。[7]（p.432）

　　在另一篇壽序中，張居正除了對高拱的經世功績作了高度評價外，還對其禮賢納士、惟才是用的道德品格加以稱讚，言：

　　公虛懷夷氣，開誠布公。有所舉措，不我賢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準於理；有所彰癉，不我愛憎，一裁於法；有所罷行，不我張弛，一因於時。……身為相國，兼總銓務，二年於茲。其所察舉汰黜，不啻數百千人矣。然皆詢之師言，協於公議。即賢耶，雖仇必舉，亦不以其嘗有德於己焉，而嫌於酬之也；即不肖耶，雖親必斥，亦不以其嘗有惡於己，而嫌於惡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當心，應若響答。蓋公向之所言無一不售者，公信可謂平格之臣已！[8]（p.428）

　　可見，張居正對高拱的經世才能、實政功績、道德品格等方面都作了高度評價。如說，高拱「發謀揆策」，穆宗「受如流水」。事實的確如此。從《掌銓題稿》250疏來看，高拱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議及措施，都得到了穆宗的大力支持，並在全國貫徹執行，沒有一項被否定，真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用」。其在閣部、在吏部，的確是「虛懷夷氣，開誠布公」。用人行政，一裁於公。甄別吏治，講究實政。少有失誤，「改不旋踵」。張居正的所有評價均有指證，句句都是建立在事實根據之上的，把高拱稱為「平格之臣」也恰如其分。

二「事業光顯」的「救時良相」

　　高拱的改革功績不僅得到了明代官方的高度評價，而且也得到了明清時期許多政治家和史學家的一致肯定，都認為他與張居正一樣，是一位「事業光顯」的「救時良相」。

　　萬曆三十年（1602），禮部侍郎郭正域認為，高拱與張居正並駕齊驅的改革家，張居正的改革事業是對高拱的繼承和發展，指出：

　　嘉隆之際，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為雲間（徐階），後為江陵（張居正）。雲間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為之羽翼，故唯唯於履尾之時，而揚揚於攀髯之際，善因時耳。彼方墨墨，此則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略用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9]（p.1394）

　　他認為，高、徐在改革或是保守的政治綱領，在崇尚實學或是心學的學術思想方面都是根本對立的，「宜不合也」。而高、張矛盾則不同。他們在治國方略上力主興利除弊的改革，在思想上共倡經世致用的實學，二者有其先後師承關係。他們的矛盾只是權力之爭的矛盾。在郭正域看來，高拱雖然志大才高，但城府不及居正，最後落個「志不盡舒，才不盡酬」的悲劇下場。這一認識是符合史實的。

　　萬曆四十年（1612），原內閣大學士沈鯉指出，高拱和張居正都是才氣過人、功勛卓著的「社稷重臣」。那種把高、張對立起來，或褒一貶一，或一概「輕訾」罵倒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他說：

　　余往守翰林，公與新鄭，時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傑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其實兩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輕訾也。近新鄭公論大明，業已蒙恩追恤。而海內亦漸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見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10] （pp.500-501）

　　萬曆四十二年（1614），戶部主事馬之駿指出：

　　隆、萬間所稱最名相二：曰高新鄭公文襄，張江陵公文忠。兩公鍾異姿，膺殊寵，履鼎貴之位，豎震世之勛，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傾之材，處相軋之勢。以故袒文襄，則絀文忠；袒文忠，則絀文襄。然有識者恆致嘆兩賢之厄，何渠不渙枘鑿，而塤篪之要，皆豪傑之致也。[11] （p.1702）

　　他認為，高、張都是當時最著稱的名相，其卓著功勛「皆大略相埒」，皆為「豪傑之致」。那種把高、張對立起來，或袒高絀張，或袒張絀高，都是片面的。另外，馬之駿還特別稱譽高拱的軍事才能和靖邊功績。隆慶四年（1570）秋，「撫戎議起，廷論沸羹。不啻會昌之議澤潞，景德之議澶淵。而公慷慨擔荷，亦實不下李（李德裕）、寇（寇準），……又非李、寇之所敢望也」[11]（pp.1702-1703）。在馬之駿看來，高拱的靖邊功勛不僅不在唐朝李德裕、宋朝寇準之下，而且也是他們望塵莫及的。

　　李騰芳認為，高拱與張居正一樣也是功績卓著的政治家。他指出：「新鄭、江陵兩公皆負不世出之才，絕人之識。本以忠誠不二之心，遭時遇主，欲盡破世人悠悠之習，而措天下於至治。其所就雖皆不克終，然其所設施，亦已不可泯矣。」[12]他高度讚揚高、張的才識，認為二公的改革功績都是不可磨滅的。

　　明末清初，史學家對高拱也持肯定態度。支大綸言：「高拱當鼎革之日，居保濟之任，開誠布公，周防曲慮，不阿私黨，即古社稷之臣，何以加焉。」 [12]陳治紀說：「且夫新鄭公之德，允為治安良相。」[13]（p.509）談遷說：「新鄭始志，不失為社稷臣。」[14]傅維麟說：「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綜核名實為己任。其所條奏，銓政邊才，鑿鑿可施之當今。練達曉暢，救時賢相也。」[15]（p.1456）孫奇逢指出：「公於諸邊情形，無不熟諳而洞悉之，故邊人有事來請，公輒為指示方略。政府不諳邊務，而邊人能立功於外者難矣。」[16]（p.1466）孫氏認為，高拱不僅功績卓著，而且也是廉潔自律的清官：高拱「秉心易直，確有執守，夙夜惟以國事為念。自輔儲至參鈞軸，歷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中州家范之嚴，咸稱高氏。」 [17]（p.1735）王鴻緒也說：「自是三十餘年，邊陲晏然，拱之力為多。」[18]（p.1463）由上可見，當時許多史學家都認為高拱是「社稷之臣」、「治安良相」或「救時賢相」。

　　高張對立、絀高袒張的觀點，至清代還有所反映。順治四年（1647），有人認為張居正身後之禍是「高新鄭構之也」。對此，翰林宋學洙駁斥道：

　　嘗考新鄭罷相，固在江陵壬申（1572）柄政之初，而新鄭捐館，實在江陵戊寅（1578）葬親之歲。江陵壬午（1582）薨時，新鄭亡已五年矣，安得謂甲申（1584）之難，發於新鄭耶？[19]（p.491）

　　不僅如此，宋學洙還分析了隆慶末年高、張友情分離的原因，言：「其構新鄭也，救徐文貞也。文貞為江陵館師，又拜相之薦師也。考江陵拜相謝文貞時，文貞面囑之曰：『家國之事，一以奉託。』則安知非慮新鄭之構己，而託其相庇乎？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逐，擬破其家。文忠用智用愚，陰持四載。徐公之獄未即成，而穆宗晏駕。故江陵機罷高公相，而予徐公以安，所謂國士之報也。江陵豈不愛新鄭者，權其師友之重輕，遂不能置身於兩厚。」[19] （p.491）宋學洙以張居正《答上師相徐存齋》有關7封書信、《答高中玄相公》有關10封書信為論據，說明張居正重師輕友、不能兩厚的處世態度正是導致高、張關係破裂的重要原因。這一見解是合乎情理的。

　　康熙七年（1668），新鄭知縣湖北江陵人李永庚與張居正是「世戚親舊」，但卻沒有褒張貶高的偏見，對高拱有著正確的認識。他指出：

　　公（高拱）與予鄉太岳張公，同以名相，顯重當時。其揆輔表見，勒在史冊，皆所稱賢豪大人也。仰典型者，莫不知曰江陵、新鄭雲。但江陵威重，新鄭篤實，其心同正，……而進江陵者退新鄭，進新鄭者退江陵，均之不知江陵、新鄭者也。[20]（pp.1698-1699）

　　李永庚認為，高、張雖各有短長，然「其心同正」，都可稱為名相賢豪。如果將其對立起來，就不能真正理解二人。正如他說：「予生於江陵，且與相國（居正）世戚親舊，嘗悲其事；而誦前史，識往哲，又未嘗不雅重新鄭，願為之執鞭也。」[20]（p.1699）

　　魏源也指出，高拱等人促成俺答封貢互市的實現，不僅結束了明朝與蒙古各部兵戈相加的戰爭局面，而且也開創了清朝和平安定的局面。他說：

　　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馳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賜。[21]

　　張廷玉等人撰修的《明史·高拱傳》，一方面稱讚「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22]（p.5640）。並對高拱在清整吏治、選儲人才、安邊強兵等方面的顯著政績給予了基本肯定。但另一方面又指出高拱持才自傲及其性格缺點：「才略自許，負氣凌人」[22]（p.5653），「性自而傲」[22]（p.5641）。這一評價，顯然是受到了傳統的「褒張貶高」的影響所致。

三、「尚通」、「尚實」的著名思想家

　　如果說明清時期對高拱的評價，重點在於肯定他的改革功績和經世才能，是與張居正並駕齊驅的「救時賢相」，那麼近現代學者在肯定他的改革政績的同時，又重點評述了他的「尚通」、「尚實」的氣學哲學和實學思想，認為他是明代著名哲學家王廷相氣學思想的繼承者，是批判宋明理學的「博學精慮的思想家」。

　　著名史學家鄧之誠先生認為，俺答事件的圓滿解決是高拱靖邊實踐的巨大功績，指出：

　　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為最成功，雖成於王崇古，而主持者則拱也。隆、萬以後，韃靼擾邊之患遂減。[23]

　　當然，作為次輔的張居正也有輔佐之功，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首輔高拱。正如高拱所說：「是舉也，非鑒川（王崇古）弘才赤膽，孰能為？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24]（p.599）當前，有些學者在論及促成俺答封貢的功績時，將其功勞完全歸於張居正，而對高拱不置一辭，甚至有意抹煞高拱的功勞，這種看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明清史專家孟森指出：「高拱亦政事才，不失為救時良相。」「隆、萬間軍事頗振作，高拱、張居正皆善馭將。」[25]（p.236）的確，高、張二人不但是傑出的政治改革家，而且都是為相兼帥的著名軍事家。他還指出：「高拱扼徐階，居正傾高拱，三人皆良相，而恩怨權勢之間相軋如此。」[25] （p.236）在此，他把三人的矛盾完全歸結為恩怨權勢的矛盾，雖有不當之處，但把高拱稱為「救時良相」、「馭將之才」則是確當的。

　　著名思想史專家嵇文甫先生在解放前後對高拱作了深入研究，並發表了三篇具有開創性的論文。這些論文從實政功績、學術思想及高、張關係等方面，對高拱作了全面論述。1943年，嵇先生在其所著《晚明思想史論》中，首先提出了張居正的學術淵源於高拱的著名論斷。他指出：

　　誰都知道新鄭是江陵的政敵。然而在他們還沒有成為政敵以前，他們還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們同服務於太學，而互以相業相期許。……江陵有這樣一位學侶，互相切磋了好幾年，當然不能不受很大影響。這是論江陵學術淵源和進學歷程者所不可不注意的。[27] （pp.192-193）

　　1946年，嵇先生在《張居正的學侶與政敵——高拱的學術》一文中，提出「高拱是明代良相之一。他和張居正始而同在翰林，同在太學，又同入內閣，做宰相，以學問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許，左提右攜，若一體而不可分。後來權位相逼，竟至離貳，拱被逐而居正獨握政權，以成萬曆初年之治。於是乎江陵成為中國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鄭就漸漸被人遺忘了。其實，新鄭於江陵還是先進，江陵的學術和事功有許多地方實在可說是淵源於新鄭。」 [28]（p.420）又說：

　　新鄭學術，尚通、尚實，有許多地方開清儒之先。拿他和江陵比較起來，……有許多事情江陵似乎還是繼承他抄襲他的。他是一個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有特別表現的人物，是一個站在時代前面開風氣的人物。[28]（p.434）

　　1962年，嵇先生在《論高拱的學術思想》一文中，再次肯定「拱有幹濟才，勇於任事。既為首輔，更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其籌邊、課吏、用人、行政，不數年間，成效卓然。」「高拱是一位很有幹略的宰相，在許多方面開張居正之先。」「我認為高拱是滿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義思想家。在他的著述裡面，有很多精彩地方，值得繼續發揚。」[29]（p.450、451、461）1963年，嵇先生再次發表了《再論高拱的學術思想》一文，又申述了以上觀點：「應該知道，在他們成為政敵以前，他們原是多年志同道合的好友，無論在政治上，學術上，他們都有密切的聯繫。」「我總認為他是一位不下於王廷相而更超過黃綰的思想家。」[30]（p.480、491）在嵇先生看來，在政治上，高拱開創的改革事業被張居正所繼承，二者有著先後傳承的關係；在學術上，高拱建構的以「尚通」、「尚實」為根本特徵的學術思想體系，完全可以同其前著名思想家王廷相相媲美。這些論斷在高拱研究中不僅具有開創性，而且從今天看來也是真知灼見。

　　20世紀80年代以後，諸多學者基本認同嵇先生的觀點，將高拱定位為著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葛榮晉教授說：

　　在政治上，出現了以高拱、張居正為代表的社會改革家。他們針對當時的社會弊病，從「富國強兵」出發，提出了拯救社會危機的一系列方案。高拱大膽提拔潘季馴、王崇古、戚繼光等人，推行「南剿北撫」政策，世稱「救時宰相」。[31]（p.147）

　　在學術思想上，葛教授提出高拱是王廷相氣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揚者的著名觀點。他說：「高拱不但在王廷相逝世后曾作《浚川王公行狀》，稱讚他『立言垂訓、根極理要，多發前聖所未發』，而且在自己的《問辨錄》、《本語》等哲學著作中亦多次引證王廷相的話，作為自己氣本論思想的根據。在思想上，他深受王廷相的影響，把他看成是王廷相氣學思想的繼承者和發揚者，是符合歷史實際的。」[32]（p.46）

　　牟鍾鑒教授也指出：

　　隆慶三年到六年，在穆宗充分信任與重託下，高拱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洗刷頹風、振興朝政的一系列改革，在清整吏治、選儲人才、安邊強兵等方面都頗有建樹，使明朝多年因襲虛浮、積弊叢生的內政外交，有所改觀，生出一股清明剛健的新風。[33]

　　在他看來，「高拱不僅是一位能幹的有謀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學精慮的思想家。這是徐階和張居正都不及的」；「高拱與王廷相都是第一流的哲學家，在理論上呼應契合，戰鬥精神很強」；「做學問求是，做事情求實，做人求誠，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然而，「其學問鮮為世人所知，其事功又為史家所略筆，有關研究文字寥寥可數。此種寂寞狀態，令人為之惋嘆」[33]。的確，高拱研究的寂寞狀態，現在該是改變的時候了。

　　明清史專家韋慶遠教授認為，高拱開創了「隆萬大改革」的先河，創造出永垂不朽的豐功偉績：

　　高拱內恃皇帝的殊眷，外用本身的識見和魄力，叱吒風雲於隆慶中期以後的政壇，進行了重要的整頓和改革，為其後的萬曆朝十年大改革奠下基礎。[34]（p.204）

　　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識見、最敢於改革舊制，而又能妥慎制定符合實際需要新規制的吏部尚書。他任職的兩年半中，所謀划和推行的新法，實為明代人事制度掀開新的一頁。[35]（p.352）

　　韋先生還提出，高拱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顯赫成果，在於有其深厚的學術根基，即高拱擷取了儒、法兩大學派的精粹，構築起比較系統的變革理論。這一變革理論有兩個特點：一是尚變。「作為隆萬大改革前一階段的主要領導人，高拱的主導思想是，承認變動，主張變制，堅持通過變革以求治。」二是務實。「高氏以實學思想抨擊理學末流，用以為隆慶階段改革樹立指南，開闊視野，規範工作。」「高拱鑽研學術是為達到經世的目的，主張『法以時遷』，『更法以趨時』，體現著一個務實型政治家的追求和理念。」[35]（p.291、288、11）顯然，這是新時期對嵇文甫先生提出的「尚通」、「尚實」觀點的繼承和發展。

　　總之，從明清至近現代的政治家、史學家和哲學家的評價中可以看出，高拱在明代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在政治上，他針對嘉靖中期以後的諸多弊政，大力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改革，開創了「隆（慶）萬（歷）大改革」的先河，成為「經綸偉業」的「社稷名臣」、「事業光顯」的「救時良相」；在學術上，他又針對宋明理學家「空寂寡實之學」的流弊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統地闡發了他的以經邦濟世為核心的實學思想和以氣學為根本特質的哲學思想，建構起較為周延的學術思想體系，從而成為明代著名的「博學精慮的思想家」。顯然，那種「抬徐壓高」、「褒張貶高」，否認高拱是政治改革家的觀點，是一種歷史偏見；那種無視高拱的思想建樹，否認他是思想家的觀點，也是不正確的。

參考文獻：

[1]高務觀：《東里高氏家傳世恩錄》卷2《誥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加勛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兼掌吏部事高拱並妻》，載岳金西、岳天雷編校：《高拱全集》，下冊，附錄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2]《明神宗實錄》卷84，萬曆七年二月乙巳。影印江蘇國學圖書館傳抄本。
[3]《明神宗實錄》卷370，萬曆三十年三月丁卯。
[4]高務觀：《東里高氏家傳世恩錄》卷5《誥命·原任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高拱贈太師謚文襄》，載《高拱全集》，下冊，附錄一。
[5]高務觀：《東里高氏家傳世恩錄》卷5《誥命·原任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高拱贈太師謚文襄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載《高拱全集》，下冊，附錄一。
[6]高拱：《邊略·序》，載《高拱全集》，上冊。
[7]張居正：《門生為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載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第三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8]張居正：《翰林為師相高公六十壽序》，載《張居正集》，第三冊。
[9]郭正域：《太師高文襄公拱墓誌銘》，載《高拱全集》，下冊，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
[10]沈鯉：《張太岳集序》，載《張居正集》，第四冊，附錄一。
[11]馬之駿：《高文襄公集序》，載《高拱全集》，下冊，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
[12]談遷：《國榷》卷68，穆宗隆慶六年庚午。中華書局1958年。
[13]陳治紀：《書張文忠公文集后》，載《張居正集》，第四冊，附錄一。
[14]談遷：《國榷》卷68，穆宗隆慶六年庚午。
[15]傅維麟：《明書》卷135《名臣傳·高拱傳》，載《高拱全集》，下冊，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
[16]孫奇逢：《中州人物考》卷2《高文襄拱》，載《高拱全集》，下冊，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
[17]孫奇逢：《中州人物考》卷5《高郎中魁》，載《高拱全集》，下冊，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
[18]王鴻緒：《明史稿》列傳第92《高拱傳》，載《高拱全集》，下冊，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
[19]宋學洙：《張文忠公遺事》，載《張居正集》，第四冊，附錄一。
[20]李永庚：《重修文襄高公祠堂記》，載《高拱全集》，下冊，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
[21]魏源：《聖武記》卷12《武事余記》，中華書局1984年。
[22]張廷玉等：《明史》卷213《高拱傳》，中華書局1974年。
[23]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第5卷（上）《明代之政治·高拱》，中華書局1983年。
[24]高拱：《邊略》卷4《款敵紀事》，載《高拱全集》，上冊。
[25]孟森：《明清史講義》，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
[27]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第四章《張居正的學術》，載《嵇文甫文集》，中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8]嵇文甫：《張居正的學侶與政敵——高拱的學術》，載《嵇文甫文集》，中冊。
[29]嵇文甫：《論高拱的學術思想》，載《嵇文甫文集》，下冊。
[30]嵇文甫：《再論高拱的學術思想》，載《嵇文甫文集》，下冊。
[31]葛榮晉：《中國實學文化導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
[32]葛榮晉主編：《中國實學思想史》（中），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33]牟鍾鑒：《論高拱》，《中州學刊》1988年第5期。
[34]韋慶遠：《隆慶皇帝大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35]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