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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異端的權利》引言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0-4-21 14:10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學而|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3評論

關鍵詞:

作者: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年)
譯者: 張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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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雖身處危急存亡,但英勇頑強;他,雖命懸千鈞一髮,但忠於信念,毫不氣餒。在從容就義時,以輕蔑和懍然的目光注視著敵人——他被擊敗了,但不是被什麼人而是被命運;他被殺害了,但沒有被征服。最勇敢者往往是最不幸者。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羨慕。

    ——蒙田:《關於人吃人》

    「蒼蠅撼大象。」這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在瑞士巴塞爾城駁斥加爾文原稿抄本上親筆加添的字句。在剛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們不免有些反感,傾向於把它當作過甚其詞,那是人道主義者易犯的一種毛病。然而卡斯特利奧的話既非誇張,也非諷刺。這位勇猛的戰士只不過想把他自己深切而不幸的信念明確地傳達給他的朋友阿默貝奇,他堅信自己是在向一個龐然大物挑戰,他公開指控加爾文在基督教改革運動中受狂熱的教義所煽動,殺害了一個人,從而屠殺了良知的自由。

    卡斯特利奧在這場危險的角逐中向加爾文提出挑戰。他象武士那樣以筆為戈。他意識到,對一個用物質的甲胄防護著的獨裁者作純精神的攻擊,是徒勞無功的,所以他是為一個失敗的事業在戰鬥。一個人,既手無寸鐵又單槍匹馬,怎麼能指望戰勝有成千上萬的支持,又有全部國家力量裝備著的加爾文呢?加爾文是一位組織藝術的大師,能夠使全城全國(它的眾多的市民迄今為止仍是自由人)轉化為嚴格順從的機器;能夠撲滅獨立思想,下令禁止思想自由而有利於他的全部教條。國家權力在他的至高無上的控制之下,各種權力機關——市行政會議和宗教法庭,大學和法院,金融和道德,教士和學校,巡捕和監獄,文字和言論,甚至最秘密的切切私語,都聽任他擺布。他的教條已成為法律,任何人膽敢懷疑就要立刻受到教訓——用壓制討論的辯論,用徹頭徹尾精神暴虐的辯論,用監禁、流放或者火刑,這教訓就是在日內瓦只有一條真理是完全正確的:加爾文即先知。

    但是那邪惡的狂妄者的邪惡權力遠遠越過了日內瓦的城牆。瑞士聯邦各城市把他當作它們政治上的主要夥伴:整個西方世界的新教徒委派這一「激烈的基督教徒」為他們的總司令;國王們和親王們爭相博取這一好鬥的基督教教士的歡心。他已經在歐洲建立了一個教會組織,在權力上僅次於(如果是次於的話)羅馬教皇所管轄的範圍。在政治圈子裡,如不讓他知道,就什麼也不可能發生,違抗他的意志的事情更是絕無僅有。冒犯這聖皮埃爾的傳教士就跟冒犯皇帝和教皇同樣地危險。

    他的對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那孤芳自賞的理想家,怎麼會以思想自由的名義,象對待其他的精神暴虐一樣,拒絕效忠於加爾文呢!衡量這兩個人可得到的物質力量,把其中一人比作一隻蒼蠅而另一人比作大象,並非誇張。卡斯特利奧是一個可有可無、微不足道、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在公眾中毫無影響。再者,他是一個窮學者,靠譯書和擔任家庭教師所入,不足以養活妻子兒女;他,一個在異國的難民,沒有公民身分,甚至沒有居住權;一個逃亡過兩次以上的流亡者。在世界因盲信而瘋狂的時代,人道主義者往往因沒有力量而為爭來斗去的狂熱者所孤立。

    多年來,這位偉大、謙遜而高尚的學者,生活在迫害和貧困的雙重陰影之下,經常處在可憐的窘迫狀態之中。但他在精神上是自由的,這是因為,他既不受宗教的束縛,也不受制於任何流行的狂熱形式。直到加爾文殺害了塞維特斯,使他的良心受到了傷害,他才丟下了寧靜的工作,代表受到污辱的人權,對獨裁者進行攻擊。他煢煢孑立,但這才證明他不愧是一個英雄。他的富有經驗的敵手有一長列忠實的追隨者(或者,即使不忠實卻受到嚴厲的戒律的約束),而卡斯特利奧卻不可能指望任何宗派的支持,不論是新教的還是天主教的。沒有一個大人物,沒有一個皇帝和國王庇護他,就象他們曾經庇護過路德和伊拉茲馬斯那樣。即使有幾個朋友和知己,雖欽佩他的英勇,也只敢在私底下說幾旬寬慰他的話而已。

    當狂熱的信徒追獵異教徒並對持不同政見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時,公開保衛一個膽敢信奉受迫害的事業的思想家,的確是有生命和身體危險的。卡斯特利奧所信奉的也絕非個別的情況。他否認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那些僅僅因為私人意見不同就有資格傷害任何人的人。在那些集體搞瘋狂的時期(這一瘋狂不時地折磨著世界),居然有這樣一個人,膽敢使他的思想不受那種時髦的幻覺的影響;膽敢把謀害(這種謀害常假借為上帝的更大光榮的名義)按其真正的含義稱之為屠殺。人道主義的情感迫使他高聲疾呼,他說:「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就人對待人的殘酷行為,發出絕望的呼籲,聲震天穹。人類的懦怯膽小是如此的積重難返,以致於卡斯特利奧和象他那樣公然反抗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一樣,也需要尋找幾個(如果有的話)擁護者。在關鍵時刻,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卻發現找不到支持他的人。他的全部所有,是那些作戰好手都具有的那種特性,即在一個不知畏懼的靈魂里,有一顆堅強不屈的良心。

    正是為了這個原因,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從一開始就知道他的戰鬥將是徒勞無功的,他知道這一點而恰恰因為這一點,他才毫不猶豫地追隨了良心的召喚。他那聖潔的頑強精神使他這個「無名小卒」在人類解放的偉大戰爭中永遠銘刻下英名。他有勇氣堅決反對一個世界範圍的恐怖統治,他對加爾文的長期鬥爭將永垂史冊。此外,就問題的根本來說,這歷史性的鬥爭超越了它所發生的那個時代時空的限制。那不是一些狹隘的、可下定義的神學觀點上的爭執,也不是有關塞維特斯其人的爭論,甚至不是裁決自由派和正統派新教教義之間的爭端。在這場戰爭中,存在著一個範圍大得多並且是永恆的生死攸關的問題。這是我們的職責所驅使的。一場戰爭已經打響。它用這樣或那樣的名義、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反覆不斷地持續著。神學僅僅是一個附屬的假面具罷了。其所以要戴上它是因為神學是十六世紀日內瓦(以及別處)的風尚。卡斯特利奧和加爾文兩人進行的是一場雖看不見卻是不可調和的戰鬥。我們可以把這場持久的鬥爭無論叫什麼兩極都可以:宗教寬容對不寬容,自主對監護,人道對盲信,個性對機械一致,良心對暴力。歸根結底,上述名詞對我們來說,表示一種必須由個人作出的發自內心的決定,即什麼對我們更為重要:是人類還是政治;是精神氣質還是理性概念;是個人還是社會。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確定自由和權力間的界標。因為,如果缺乏權力,自由就會退化為放縱,混亂隨之發生;另一方面,除非濟以自由,權力就會成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埋著一種渴望被社會吸收的神秘感情,根深蒂固也深藏著這樣的信念:一定有可能發現某一種特定的宗教、國家或社會制度,它將明確地賜與人類以和平和秩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其《宗教法庭庭長》一文中,根據無情的邏輯,證明人多半是害怕天賦自由權的。事實上,大多數人在面對亟待解決的難題和生活所強加的責任時,出於惰性,渴望有一個明確而又普遍有效的、有秩序的世界性機構,省得他們去費心思索。 這種渴望有一個救世主,以求一勞永逸地解決行為之謎的心情,就成了清除先知們道路障礙的刺激因素。當一代人的理想失去激情之後,先知們的興趣、他們鮮明的色彩就足以使某一個用強有力的理論配備起來的男子(或女子)絕對肯定地宣布:他,而且只有他,已經發現了新的和真正的準則,而極大多數人將有信心接受這第若干世的救世主。一種新的思想意識往往創造一種新型的理想主義,而這毫無疑義是形而上學意義的理想主義。無論誰,如能給予人們一種新的協調和純潔的幻想,就立即能夠激發人類最神聖的活力:自我犧牲和宗教狂熱,成百萬人象是中了邪一樣準備投降,他們允許被蹂躪,甚至甘受強暴。這樣的啟示者或先知要求他們越多,他們越願意奉獻。自由,在昨天對他們好象還是最大的好事和快樂,而現在他們卻願意為了先知之故而將之拋棄掉。他們願意毫不抗拒地追隨這位領袖,實現默示的靈感 「甘於奴役」。就這樣,在整個歷史進程中,人民只是為了希望保持團結一致,心甘情願地讓人在他們脖子上套上軛,並且還要親吻那把枷鎖強加於他們的手呢。

    在我們這個古老、幼稚和機械的世界歷史中,究竟是什麼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如此啟示性的奇迹,成為一種思想的力量——一種最無形的力量呢?有頭腦的人只要認識及此就一定有所提高。我們傾向於對誘惑屈從而讚美這些世界範圍里的騙子手們,他們成功地藉助精神之力操縱著愚不可及的事務。那些理想主義者和空想家們一旦取得了勝利,幾乎無一例外地立即被證明是惡劣的騙子手。權力促使他們攫取全世界的權力;勝利導致濫用勝利。這些征服者們,非但不慶幸自己已經勸服那麼多的人接受他們特別討厭的幻想;慶幸自己已經獲得甘於為事業而生為事業而死的信徒,還利欲熏心地企圖擴大權力。他們渴望把他們的教條強加於那些非自己宗派的人士。光是那些獻媚者、僕從、靈魂奴隸、任何大運動的依附者,並不能使獨裁者滿足。除非那些自由人、絕無僅有的宗教獨立派,也變成他的奉承者和奴僕。為了使他的教條世界化,他讓政府勒石銘記:不墨守舊規即為犯罪。災禍在於不斷地加強宗教理論體系,伴之以政治理論體系。一旦建立了獨裁政權,就使他們墮落蛻化為暴虐政治。但是,當一個教士或先知不再相信他所信仰的或講授的內在力量,而去乞靈於用武力進行擴張,他就在向自由宣戰了。不論支配思想是什麼,一旦藉助於恐怖統治作為工具,對不同的信仰強求一律,他所實行的就不復是理想主義而是野蠻行為了。即使是最純潔的真理,當強加於持不同意見者時,就構成對聖靈的犯罪了。

    這幽靈,這神靈,是一個神秘的要素。象空氣一樣,它摸不到看不到,但看來已所向無敵地進入了所有的觀念和準則。它將性格暴虐的人誤引入幻想,使他們以為能隨心所欲地使這一幽靈順從地處在瓶子里。但是每一壓縮作用都因為相應的反壓力而產生動態的反作用,當加以非常大的壓力作用時,常會引起爆炸。因此,壓制性措施往往導致反抗。聊可告慰的是,人類道德上的獨立性,最終依然是破壞不了的。獨裁統治現在不可能、將來也永遠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種宗教或一種哲學。因為這一幽靈常會從奴隸狀態中逸出,拒絕按照事先規定的方式思想;拒絕在命令下成為膚淺和苟安;拒絕所強加的一致存在下來。試圖把神聖的多樣化的生存狀態退化到一個共同的標準上,把人類專橫地分為黑的和白的,好的和壞的,綿羊(指馴服者)和山羊(指胡鬧者),真實信徒和異端,忠誠者和背叛者,這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枉費心機——這一切所根據的是一個「原則」,並以使用強硬手段為唯一的後盾。隨時隨地都會冒出獨立自主的人,他們剛毅不屈地抵抗任何這種對人類自由的限制,成為所謂這樣那樣的予拒絕服役者」(為宗教原因)。任何時代都沒有這樣野蠻:任何暴政部沒有這樣系統化。但人民決心並有能力規避使大多數人屈服的高壓統治,保衛他們確立個人信仰和真理的權利,反對權力狂者所宣稱的「獨一無二的真理」。

    在十六世紀,雖然當時和現在一樣,思想意識領域裡的狂熱行為十分猖獗,但仍有自由的和不受腐蝕的時代精神。從在那些日子裡人道主義者留下來的著作看來,可以為黷武者的騷擾造成的極度痛苦提供證明。我們深為他們對「教條販子」的憎惡所感動。那些販子們在市場上叫賣:「我們教導的都是真的;我們不教導的都是假的。」作為開明的世界主義者,人道主義者被「改革者」的不人道嚇壞了。在西方世界,自由思想的馳騁曾培養了對美好事物的信念。而現在,薩馮納羅拉、加爾文和約翰·諾克斯之流,卻想消滅美好的事物,並把全球轉變為道德的神學院。他們口沫橫濺地宣揚自己極端的正教經典。人道主義者以預言性的穎悟,早就遠見到如此固執、如此自鳴得意的人會給歐洲帶來災難。在叫囂中,武器的碰擊聲已鏗鏘可聞,已可大膽地預言:災難性的戰爭正悄然來臨。但是,人道主義者雖然知道真理,卻不敢為真理鬥爭。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全才,因此,一個有眼光的人不一定是一個實幹的人;而一個實幹的人不一定是一個有眼光的人。這些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互通使人感傷的和令人欽佩的信件,還關起書齋的門訴苦。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公開去對抗基督教的敵人。伊拉茲馬斯不時冒險射出幾支冷箭;拉伯雷戴上小丑的帽子,穿上五顏六色的斑衣,用狂熱的嘲笑作鞭答,蒙田,一個傑出的、聰明的哲學家,在他的隨筆里,以雄辯的文筆議論時事。但他們中沒有人企圖以狠狠的一擊,去制止不名譽的迫害和處決。他們由於老於世故而小心翼翼,他們說,聖人可以找到比馴瘋狗更好的消遣。他們說,明哲之士的本分是閉戶不出,否則他自己就會成為一個受害者。

    然而,卡斯特利奧獲得了不朽的人道主義者的名譽,因為他毫無畏懼地迎接他面臨的災難;他英勇地支持受迫害的同伴們的事業,而獻出了他的生命。他雖然時刻受到盲信者的威脅,仍然冷靜地、不帶偏見地以托爾斯泰式的沉著,把信念象旗幟般升起。他堅信沒有人應屈從於武力,只因為他們對宇宙的性質持有這樣或那樣的觀點。他宣稱,沒有塵世的力量有資格對一個人的良心施加權威。因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義發表這些議論,而是一種發自對人類不朽精神的表現。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許多言詞一樣,能夠永不磨滅。人類普遍的和永恆的思想,一旦被一個藝術家塑造后,就能永遠保持新發於硎的敏銳。一篇有助於促進世界統一的聲明,將比分裂的、侵略的和教條主義的言論,流傳得更為久遠。這位被遺忘的傑出人物非凡的勇氣,將成為後世的楷模,特別是在道德圈子裡。卡斯特利奧蔑視神學家,把加爾文的受害者塞維特斯命名為「一個被謀殺的無辜者」,當駁斥加爾文的詭辯時,卡斯特利奧發出雷鳴般的聲音:「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教條而只是殺死一個人」。在他的《為宗教寬容宣言》里(遠在洛克、休姆、服爾泰之前,並比他們更為燦爛奪目),他一勞永逸地宣告了思想自由的權利——他知道自己是為了信念而冒生命危險的,讀者切勿認為卡斯特利奧抗議審判謀殺米圭爾·塞維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服爾泰抗議瓊·卡拉斯案、左拉抗議特賴弗斯事件相提並論。這樣的比較當然一點也不貶低卡斯特利奧行為上和道德上的崇高。但服爾泰為卡拉斯辯護的時代比較講人道。而且,作為一個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國王們和親王們的保護。同樣,左拉有一支看不見的軍隊——全歐洲和全世界的欽佩做靠山。服爾泰和左拉無疑地是拿他們的名譽和安逸冒風險,但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冒生命危險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奧敢做的。他知道在他為人道的鬥爭中,他不幸的頭腦要全神貫注於他生活著的、殘酷的世紀所有的不人道。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得為他的英雄主義付出十足的代價,罄其精力的代價。這位非暴力的辯護士希望只使用精神武器,卻被野蠻的武力扼殺了。在這裡,我們多次看到這樣的一個人:他除道德上的正直以外,什麼權力也沒有,卻同一個嚴密的組織孤軍作戰:那是幾乎沒有成功希望的。一種教條一旦控制了國家機關,國家就會成為鎮壓的工具,並迅即建立恐怖統治。任何言論,只要是向無限權力挑戰的,都必須予以鎮壓,還要扼住那持異儀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加爾文從來不想嚴肅地回答卡斯特利奧的挑戰,他壓制後者對他的批評。卡斯特利奧的著作被審查刪改,被禁止出版,而且一被發現就加以銷毀。由於施加了政治影響,瑞士鄰近的國家,在其境內禁止卡斯特利奧發表言論的自由。這樣,一旦卡斯特利奧抗議和批評的力量遭到破壞,他就甚至不能報道對他採取的措施。加爾文的僕從誣衊他,攻擊他。這不是一場敵對雙方勢均力敵的鬥爭,而是一個被解除武裝的人受到一群流氓殘酷的迫害。加爾文控制了印刷、出版、佈道講台、教授講座和宗教會議。卡斯特利奧受到追蹤;竊聽者偷聽他的每一句話;他的書信受到攔截。這樣一個百手巨人般的組織,能夠輕而易舉地打敗那孤獨的人道主義者。不是別的,只是由於卡斯特利奧過早的死亡,才使他免於流放或火刑。對於這些我們還會奇怪嗎?凱旋而歸的教條主義者和他的繼任者,還肆無忌憚地對敵手的屍體泄憤報復。猜忌和卑鄙的毒罵在死後傳播,象用生石灰銷毀屍體一樣,在他的名字上揚灰。這位孤獨的人,不僅反抗加爾文的獨裁,而且對精神事務進行獨裁的基本準則也進行了抨擊,卻同狂熱者所希望的那樣,在人們的記憶里永遠消失了。

    這強有力激烈措施的最後一招,幾乎獲得了成功。卡斯特里奧不僅被解除武裝、被抑制、在他有生之年被監禁,而且那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被有計劃地迫害,使他在死後許多年之後幾乎湮沒無聞。時至今日,一個學者如果從來沒聽說過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之名,也不必汗顏。對他著作的審查制度,持續了幾十年和幾百年,學者們怎麼會知道他呢?在加爾文勢力範圍所及,營業的印刷商沒有人膽敢出版卡斯特利奧的書。當那些書終於出現時,要依靠它們來確立他作為先驅的聲譽已經為時太遲了。當其時,已有人採納了他的思想。他所發動的並為之傾跌的戰役,已由尾隨而來的其它旗手們繼續進行。很多人,諸如鄉巴佬漢普頓們和默默無聞的啞叭密爾頓們是註定在陰暗中生活、在黑暗中死去的。那些跟著卡斯特利奧腳步走的人們,收穫和開闢他的聲譽。在教科書里,我們依然會讀到那些錯誤,說洛克和休姆是宗教寬容的倡導人。這一錯誤再三出現,不被人注意,就好象卡斯特利奧從來沒有寫過和出版過《論異端》一樣。作者道德上的英勇被忘卻了;他為塞維特斯的戰鬥被忘卻了;他反對加爾文的戰爭(「蒼蠅撼大象」)被忘卻了;他的著作被忘卻了——它們只零零星星地散在荷蘭譯本的選集中。我們在瑞士和荷蘭的一些圖書館里找到了少量的原稿,了解到一些懷感激之心的學生們對卡斯特利奧的看法——這些就是這樣一個人的全部「遺物」了。其人在當代幾乎被一致公認為那個世紀最有學問的人,同時也是最高尚的人。對這被忘卻了的戰役,人們至今懷著極大的感激之情,並要求把不公正糾正過來。

    歷史沒有時間作出公證。作為無私的編年史,它的任務是記載成功的人,但很少鑒定他們的道德價值。歷史的目光只盯著勝利者而置被征服者於不顧。這些 「無名小卒」被傾人遺忘的汪洋大海中,既無十字架又無花環記錄他們徒勞的犧牲。但事實上,心地純潔的人們所作的努力,不會被認為是無效或無結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費,也不會在巨大的空間消失而不留下影響。那些生不逢辰的人們,雖然被擊敗了,但在實現一個永恆的理想上,已經預見了它的重要意義。因為,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理想而向著充滿塵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進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從精神上來作分析,「勝利」和「失敗」這兩個詞都獲得了新的意義。從此以後,我們一定要永遠不停止去提醒整個世界:它眼裡只有戰勝者的豐碑,而我們人類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才達到曇花一現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沒有抵抗力量、被優勝者暴力壓倒的人們——正如卡斯特利奧在他為精神上的自由、為最後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義王國的鬥爭中,被加爾文所壓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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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3 個評論)

回復 6月 2010-4-21 14:12
沙發哈``
回復 hu18 2010-4-21 22:53
「你們讚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我是一個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卻命令我用嚴肅的筆調。我是一個豪放不羈的人,可是法律卻指定我用謙遜的風格。一片灰色就是這種自由所許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現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什麼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卻要使陰暗成為精神的唯一合適的表現;精神只准穿著黑色的衣服,可是花叢中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馬克思《評普魯士最近書報檢查令》

思想是自由的,思想家也是自由的。
思想成了主義,成了執政者的武器。
思想是自由的,管理則是暴力。
所以思想家一旦成了政治者,正如教授當了校長。
"CHANGE"由口號成了實際。
一般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提倡自由的思想,成了限制其他思想。
基督教、孔教、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的名單會很長
回復 sujie_alex 2010-4-22 03:51
hu18: 「你們讚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
說得好!
歷史上對思想的禁錮多數會被打破,不論這禁錮是以何種形式,禁得了一時,禁不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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