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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摘] 閻晶明：魯迅：「故人云散盡，余亦等輕塵」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0-4-19 05:4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網文|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關鍵詞：

魯迅：「故人云散盡，余亦等輕塵」
作者：閻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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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上的兩句詩，摘自魯迅悼念年輕時結識的鄉友范愛農的詩三章。這首詩寫於1912年，其年魯迅不過才31歲。他在北京聽到范愛農窮困潦倒之際溺水身亡，悲傷之情可以想見。但以范愛農與魯迅不算遠但也並不算近的交情，尤其是以魯迅事業剛剛開始和他剛過「而立」的年齡來判斷，產生「故人云散盡」的悲涼，說出「余亦等輕塵」這樣凄冷的話，仍然讓人覺得有點意外。一個沒落者的死亡在魯迅心裡激起如此大的波瀾，這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魯迅敏感的性情和內心深處早已植根的悲涼的底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魯迅唯一稱之為「偉大」的作家，他對陀氏最信服的一點，就是那種冰冷到極點、將一個人的悲哀徹底剖開來的筆法。「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窮人》，就已經吃驚於他那暮年似的孤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31歲的魯迅借悼念亡友而表達出的情緒，又何嘗不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情感上的某種暗接呢。

2
1933年2月7日深夜。整整兩年前的這個暗夜，柔石等五烈士被殺害。魯迅這一天的日記有一些特別，他一反平常只是客觀記載書信收寄、友朋往來、銀錢收支的做法，特別寫道：「柔石於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為記念。」這是一個陰雨灰暗、深不見底的寒冷的夜晚，人們早已進入了夢鄉，自己的妻兒也已安然入睡，魯迅卻被兩年前這個夜晚的一個可怖的意象折磨著，無法平息內心的傷痛。時光的流淌，世事的紛亂，一定讓大多數人已經將兩年前遇害的幾位死者忘卻，而魯迅，卻仍然被這種殘酷的記憶所折磨。他無法忘卻，在陰冷的雨夜，回憶兩年來不能忘卻的痛苦記憶。往事清晰地呈現在眼前，「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里，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裡的地下了；」而「今年的今日」呢，「我才坐在舊寓里，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在這寂靜的時刻，「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那些字」，就是著名的《為了忘卻的記念》。這樣的文字，魯迅寧願不做，這樣的記憶，他也寧願沒有。「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OCTOBER不說的好罷。」
3
聲稱要「忘卻」的魯迅，其實是抹不去心中記憶的人。他總是用「忘卻」這個詞來表達他對死者深切的懷念。紀念或者說記念，為什麼是為了忘卻？他不是要忘卻死者，他是不願想到那死者是熱血的青年，而且是被無辜地殺害。「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藉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同樣提到「忘卻」一詞的，還有《記念劉和珍君》。「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為了忘卻」，其實是因為不能忘卻，這不能忘卻的悲哀，時常會來襲擊一顆本已沉重的心。所以魯迅才用這樣一種極端的、背反的說法來表達自己的感受。沉痛的感情，複雜的思維，體現為一種奇崛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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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死亡，魯迅總是想得更多。父親死的那一年，魯迅才不過是15歲的少年，直到中年以後，他才想到用筆懷念父親。但《父親的病》這篇回憶性的文章，其實另有深意。這深意絕不僅僅是對庸醫的批判，這固然是文章中涉及筆墨最多的話題，而我更讀到了魯迅在其中表達出的生死對話的不可能和沒有意義。「精通禮節」的衍太太，要少年魯迅向彌留之際的父親呼喊，以挽留他的靈魂和氣息。魯迅特別寫到父親最後的回應：「什麼呢？……不要嚷。……不……。」多少年後，魯迅這樣表達他對父親的懺悔：「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這「錯處」是什麼？魯迅雖未明說，但我們可以感知，是那無用的呼喊「父親」的聲音，非但不能夠挽留生命的逝去，反而干擾了死者平靜離開人世時的安寧。那一聲聲呼喊在魯迅筆下其實已不是一種親情的急切表達，而是與庸醫的診法一脈相通的愚昧的威逼、迷信的誘惑。他更希望死亡的靈魂能按自己的方式安然遠去。他寫《阿長與〈山海經〉》，懷念已經死了30年的阿長，死亡的悲哀已經淡去，然而魯迅仍然有一個深切的願望：「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裡永安她的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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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12年到1936年，魯迅寫過十多篇懷念亡人的詩文。如果要我找出其中最明顯的共同特徵，那就是魯迅通常並不在「朋輩成新鬼」之際即刻去寫悼文，他往往會在相隔一段時間之後，甚至是在別人已經將死者淡忘的時候，才發出一種幽遠的迴響。
范愛農，溺水死於1912年，相隔14年之久的1926年11月，魯迅寫下追憶文章《范愛農》。
韋素園，病逝於1932年8月，《憶韋素園君》寫於1934年7月。相隔兩年。
柔石、白莽、馮鏗、胡也頻、李偉森等「左聯五烈士」，遇害於1931年2月7日，《為了忘卻的記念》寫於整整兩年後的1933年2月7日。
劉半農，病逝於1934年7月14日，《憶劉半農君》寫於同年的8月1日。相隔18天。
章太炎，病逝於1936年6月14日，《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寫於同年10月9日，相隔三個多月。
劉和珍、楊德群，遇害於1926年3月18日，《記念劉和珍君》寫於同年4月1日。相隔兩周。
《阿長與〈山海經〉》，那是懷念已經去世30年的阿長媽；他以《父親的病》為題，追憶了30多年前父親臨死時的情景。
要知道魯迅為什麼並不在聽到噩耗的第一時間就提筆悼念亡者，還得先說明，這並不是一種做文章的「修辭」方法。劉和珍、楊德群被害的當天，魯迅本來在寫隨感錄《無花的薔薇之二》，這些短小的篇什里，前四節是他對論敵陳西瀅及現代評論派的諷刺和批判，但到第五節開始，那是魯迅聽到執政府門前發生慘案之後，他已無心再寫論戰文章了，他認為其時「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在文章的末尾，魯迅特別註明：「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這是魯迅文章中極少見的「有意味」的標註。1931年，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傳來，魯迅也並非無動於衷，他很快就為《前哨》雜誌的紀念專號寫了《紀念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文。不過，這些文字都是針對令人悲憤的事件發出的猛烈的批判之聲，真正以懷念死者為話題的文章，卻都在稍後甚至數年後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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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不在第一時間寫悼念文章，源於他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看法，「死者已經被人遺忘，人們只記得誰的輓聯妙，誰的悼文好」。死亡變成了一次應景「作文」的比拼，這是魯迅更深層次的悲哀，他是不願意參與到其中的。所以他寫的悼念文章，更像是一種追思，而且寫作的原因，也時常要說明是被人要求和催逼之後的行為。《記念劉和珍君》里這樣說明自己寫作的原委：「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然而，事實的慘烈早已超出了寫文章的衝動，「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這就是魯迅當時最真切的感受。他寫《憶韋素園君》，文章開頭就說明：「現在有幾個朋友要記念韋素園君，我也須說幾句話。是的，我是有這義務的。我只好連身外的水也攪一下，看看泛起怎樣的東西來。」他寫《憶劉半農君》，開頭第一句就聲明「這是小峰出給我的一個題目」。「這題目並不出得過分。半農去世，我是應該哀悼的，因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不難看出，或被人「正告」，或為盡「義務」，或完成「命題」文章，魯迅寫悼文，並沒有一上來就渲染自己和死者之間的友情，如何悲痛，如何哀傷。淡淡的感情鋪墊後面，其實另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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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總是用「記念」這個詞表達自己用筆懷念死者的心情，而不是人們通常使用的「紀念」，其實是他複雜、隱忍、痛苦、悲憤、哀傷、深重的心境的簡潔表露。「為了忘卻的記念」，「記念劉和珍君」，一字之差，卻大有可以回味的餘地。很多人把《記念劉和珍君》想當然地、慣例式地誤寫成《紀念劉和珍君》，如果真切地體味到魯迅的用心，這樣的區別就不應以「文字」之由簡單忽略。
魯迅害怕悼文成為「應景」之作，他也不相信悼文對死者真有什麼意義，然而記憶總是來折磨他，感情的碎片非但沒有因時光的流逝而消散，反而聚攏為一股強大的潛流，衝擊著自己的心靈。他回憶韋素園，上來就說：「我也還有記憶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覺得我的記憶好像被刀刮過了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體上，有些是掉在水裡了，將水一攪，有幾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著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賞鑒家的眼目。」翻動這些難免悲傷的記憶，是魯迅所不願意的，卻又是他難以排釋的。
記憶的不能抹去，說到底是感情的無法淡漠。
魯迅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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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畢竟是魯迅，他並不因人已死就必得其言盡善。讀魯迅「記念」亡人的文章，我們常能感到他評人論事的客觀，就好像真的還在和那死者對話，坦直地說出自己要說的話。然而你從中感受到的，是一種與死者面對面的坦誠交流，甚至是對死者人格的一種尊重，而不是生者的刻薄，特別是在對方已經無權回應的情形下，這種刻薄是令人生厭的。他懷念柔石，想起同他一起外出行走的情景，「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他對同為進步青年作家、最終一起被殺害的柔石的女友馮鏗的第一印象是，「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於事功」，而且認為「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他並不為死者諱。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的開頭，魯迅講述有人因參加章太炎先生追悼會的人數不足百人而慨嘆，並因此認為青年對本國學者「熱誠」不夠。魯迅卻直言自己並不認同這一看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章太炎先生曾經也是一個革命家，然而「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而且堅持認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他並不為尊者諱。
1933年，魯迅為已經被害七年時間的李大釗寫過《〈守常全集〉題記》，回憶了印象中的李大釗，他這樣形容記憶中的李大釗：「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質樸，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即使是對李大釗的文章著述，他也並不一味說好，認為「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但又堅信，「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未必精當」四字，是魯迅對李大釗為文的突出印象，他必須要說出來。他甚至在文章中承認，對李大釗的死，自己「痛楚是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這是我歷來的偏見：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只有魯迅才會這樣說，既不失真切的感情，又見出獨特的風骨。
對於劉半農去世，魯迅說自己「是應該哀悼的」，並不隱藏淡漠之意，而且對自己和劉半農是「老朋友」這個定義，也坦言「這是十來年前的話了，現在呢，可難說的很」。他回憶了與劉半農的交往過程，敘述了為劉標點的《何典》作「題記」而「很傷了半農的心」，坦白後來在上海與劉相遇，「我們幾乎已經無話可說了」。在文章的結尾，魯迅更直率地說道：「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是一個諍友的直白，因為「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我願以憤火照出他十年前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一種深邃的愛意洋溢在冷峻的、直率的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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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懷念死者，並不只是一種哀傷感情的表達，一種友情的回憶。他常常會突出這些死者身上的「戰士」品格，強化他們為了民族和國家，為了自己熱愛的事業所作出的貢獻和努力。劉和珍、柔石等赴死的青年自不必說，對自己的老師章太炎，他一樣更看重他作為「革命家」的經歷，對劉半農，他願意和期望他始終是一名新文化運動的戰士。
但魯迅並不去刻意拔高死者的價值，並不為他們追認「烈士」之名。他同時十分認可他們身上難得的、質樸的人格品性。他談柔石，特彆強調他性格中那股「台州式的硬氣」，對柔石「迂」到令人可憐的氣質，更是流露出一種欣賞。因為柔石身上有一種難得的品性，「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他回憶殷夫，為他那種心性的單純和天真既憐愛又悲傷。他把劉半農的突出性格濃縮為一個字：淺。但魯迅非但不因此看輕他，反而認為這是劉半農最可寶貴的性格特點。魯迅曾經用一個精闢的比喻來形容劉半農的「淺」：
「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武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這是只有魯迅才會有的評人論事的筆法，透著目光的銳利和心性的坦誠。魯迅最看重韋素園做事的認真勁兒，認為「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所以，雖然韋素園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英雄豪傑，魯迅卻在他身上寄予了最真摯的友情。他對韋素園的評價帶著濃濃的感情，認為他「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是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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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緊緊抓住亡友們身上突出的、足可珍惜的性格的同時，魯迅同樣把這些「戰士」式的亡者視為尋常人，對他們的死給家庭造成的災難和給親人帶來的痛苦給予了特別的關切。他對劉和珍的印象是「微笑」與「和藹」，對楊德群則是「沉勇而友愛」。范愛農死了，魯迅仍然記得，「他死後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並且在14年之後仍然挂念著，「現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兒景況如何？倘在上學，中學已該畢業了罷」。面對病痛中的韋素園，悲哀的緣由就包括「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這是何等的凄涼。他想到柔石等青年在嚴冬里身陷監牢，便惦念「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裡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尤其是想到柔石還有一位深愛他的雙目失明的母親，魯迅更是難掩悲傷之情，「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正是這種心靈上的相知，才使他為了紀念柔石，也為了能撫慰一位一直不知道愛子已經被殺害的雙目失明的母親，選擇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發表在《北斗》創刊號上。這幅木刻名為《犧牲》，內容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了她的兒子」，魯迅說，這是「只有我一個人心裡知道」的一種對亡友的紀念。
這就是魯迅的「記念」，他傳遞著的哀傷、悲憤、友愛和溫暖，他表達出的坦直、率真以及對死者的懷念，對生者的牽掛，怎能是一個「忘卻」可以了得？直到1936年，魯迅為已經就義五年的白莽（殷夫）詩集《孩兒塔》作序，就說「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現，像活著一樣」。更確切地說，感受過魯迅對亡者的那樣一種深重、親切、無私、博大的愛意，那「忘卻」二字，又含著怎樣的複雜、深厚的內涵！一種無奈之後的奢望？一種無力感的表達？可以說，在不同的讀者那裡，都會激起不同的心靈感應，這是用不著我們來刻意註解的。
11
1927年，魯迅在廣州目睹了紀念「黃花崗烈士」的場景，劇場里熱鬧非凡，連椅子都被踩破很多。第一次過「黃花節」的魯迅，並沒有感受到什麼莊重的氣氛，活人的行為其實早與死者無關。想到前一年在劉和珍、楊德群追悼會的會場外獨自徘徊的情景，再看看今天「紀念烈士」的場面，魯迅的內心平添了許多莫名的悲哀，這悲哀里包含著不解、失望，流露出無言的悲憤和急切的期望。
《黃花節的雜感》就記述了魯迅的這種心境。我們彷彿能感受到魯迅那雙銳利而冷峻的目光。他看到「群眾」為了紀念烈士而聚集到一起，一次本應嚴肅的紀念變成了一場沒有主題意義的「節日」。他說：「我在熱鬧場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那實在是無奈中的反話，是含著隱痛的熱諷。魯迅接著說：「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只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卻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於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同是愛，結果卻有這樣地不同，正無怪現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衝突的苦悶。」辛辣的筆鋒中帶著悲哀的情緒。「中國人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如果人們借「忠臣」、「烈士」的名字而麻木了自己的意志，忘記了現實的戰鬥，那是足可悲哀的事情。他已經看夠了這樣一種情景：「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論睜了眼看》）所以魯迅才會猶豫，他不想讓死者的迴響只是變成文人筆下的「談資」。魯迅也因此對悼文一類的寫作並不熱衷。
革命者的血是否白流，這實在是生者應當記取的責任。《記念劉和珍君》的結尾，魯迅在為赴死的青年獻上敬意之後，仍然對這些生命的倒下究竟換來什麼感到困惑。「三一八」慘案的當天，魯迅堅持認為，「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但《記念劉和珍君》卻又對另一種可能表示出莫名的擔憂和悲哀：「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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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究竟應當歌頌革命青年的勇敢赴死，還是強調生命的寶貴，魯迅本人也是矛盾的。這是他遲遲不肯寫悼文的深層原因。柔石等青年被害的消息傳來，魯迅當即就寫下《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並堅信「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但兩年後寫下的「記念」文章中，卻又表達了另外一種悲憤的感情：「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殘酷的現實讓他無法從青年的鮮血和生命代價中樂觀起來。
一方面，魯迅始終認為，一兩篇悼文於死者「毫不相干」，另一方面，他又特別看重那生命的付出究竟能帶來怎樣的「生」的希望。所以才有他總是以接受「正告」、為盡「義務」、完成「命題」的口吻進入對死者的「記念」。因為魯迅既是深邃的思想者，又是肩擔責任的戰士，同時又是感情豐沛的詩人，他對亡人的懷念於是被塗抹上複雜多重的內涵。但無論如何，魯迅是一個清醒的思想者，他絕望，甚至於認為連絕望本身也是一種虛妄，然而他從未放棄過對希望的吶喊，哪怕這種吶喊只是為了別的更加有為的青年能夠因此奮進。這是他「記念」並試圖「忘卻」亡者的真正的思想根源。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
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我之節烈觀》）
面對死亡，魯迅並不急於去追認「烈士」之名，在評價「黃花節」時，魯迅一再強調，「我並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弔先烈的『在天之靈』，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他甚至也不反對人們在「黃花節」時熱鬧一番，但他更希望看到人們在熱鬧之後，能迅速行動起來，去做「自己該做的工作」。
魯迅害怕死者被生者忘記，害怕青年的鮮血白流。他在熱鬧的場景中想到烈士的價值，在別人忘卻的時候為亡友送上追思。但他並不把自己的這種思想道德化，並不把這種獨特的思想和感情作為道德武器去揮舞，他是一個在絕望中懷著希望的人，是一個願意把希望之光播散、弘揚的文學家。就像《葯》的結尾為革命者夏瑜的墳頭安放花環一樣，孤獨的魯迅常常在陰冷的暗夜傳達溫暖的信念。「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是的，這是魯迅的信念，但它更是一種期望，期望人們和他一樣，沒有忘卻青年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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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魯迅，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死亡的思考。他的很多思想，奇特、銳利、深邃、沉重，常讓人聯想到幾位存在主義哲學家的名字：尼采、叔本華、克爾愷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很多關於生命和死亡的觀念，都與這些哲學家的思想具有某種潛在的暗接和呼應。不過，魯迅的獨特在於，他同時更是一位現實的革命者，是一個時時把目光盯在民族存亡和國家命運上面的戰士，這同樣體現和貫穿在他對死亡的思考中。
人有沒有靈魂，世間有沒有鬼魂，魯迅的回答總是一種模糊的質疑，一種詩性的猜測。或者說，為了能夠和死者達成對話，他甚至願意有所謂的「鬼魂」存在，疑惑如祥林嫂、懺悔如涓生，都有類似的表達。「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傷逝》）但魯迅知道，詩性的想象代替不了無可更改的事實。相信鬼魂的存在，是對生者的約束，讓他知道死後還有懺悔、追問，生命即使消亡了卻還有「生」的責任。但如果這樣的疑問變成一種幻想和迷信，則又會引出「瞞」和「騙」的惡劣本性，這是魯迅極不願意看到的情形。
魯迅同樣不相信一篇悼文能為死者招魂，如果悼文所起的是麻木生者心智的作用，那還不如乾脆沒有這樣的文章。於是，我們從《無花的薔薇之二》里讀到這樣的話：「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他相信：「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空談》）活人寫下的悼文，最多是活人自己藉助筆墨發泄一點心中的積鬱。「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為了忘卻的記念》）這是文字的無力處，也是活人的無奈。悼文其實「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記念劉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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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亡友寫下「記念」，彷彿是要移開積壓在心頭的一塊沉重的石頭。讓我們暫時轉移一下視線，看一下魯迅在小說這一虛構世界里對待死亡的態度。
毫無疑問，死亡是魯迅小說突出的主題。《吶喊》的前四篇《狂人日記》、《孔乙己》、《葯》、《明天》都涉及死亡主題；其他如《阿Q正傳》、《白光》里的主人公也都以死亡作為故事的收束。《彷徨》里的《祝福》、《孤獨者》、《傷逝》也同樣是以死亡為結局。《狂人日記》里的「狂人」未死，但他始終處於「吃人」的驚恐之中；《孔乙己》傳達的是一種灰色人物生死無人過問的悲哀；《葯》則提供了兩種不同的死，華小栓用夏瑜的血救自己衰弱的生命是「愚弱的國民」和「革命者」的雙重悲哀，但結尾的「花環」又照出了兩種死亡完全不同的意義和價值。《明天》表達的是生者與死者在深沉的黑夜仍然相依相守的孤寂；阿Q臨死前對「革命」的幻想和「畫圓」的努力，祥林嫂對「鬼魂」和地獄的疑惑與想象，則是魯迅對「庸眾」命運的揭示。《白光》里的陳士成，《孤獨者》中的魏連殳，這些已被時代拋棄的多餘人，凄涼的結局透著徹骨的寒冷。詩意勃發的《傷逝》則閃耀著更多人性的光澤，涓生對子君的懺悔，實際上更多探討的是生存的痛苦和希望。死亡，以它最沉重的一擊，對人在世界上的生存、溫飽、發展作出最後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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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里同樣充斥著死亡意象，充分體現了魯迅對死亡的想象何等獨特與尖銳。僅以《死後》為例，由「我夢見自己死在道路上」開始，魯迅以一個「死者」的口吻狠狠地諷刺、嘲弄了生者的醜態，讓人讀來發笑、發冷、發窘。魯迅從來不迴避死亡這一話題，他的雜文《死所》里對死亡的淡定態度，《女吊》里的復仇主題，《死》里的牽掛與了無牽掛，都是魯迅死亡意識的真實寫照。對於自己死後的結局，魯迅的態度是：「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他不願意給活人帶來影響。這影響要分兩面說，友人的和仇人的，關於自己的死給親人帶來的影響，魯迅的希望是：「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而對「仇敵」呢？則是要自己的死「連仇敵也不使知道，不肯贈給他們一點惠而不費的歡欣」。也因此，他無條件地要求自己死後「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這是魯迅的決絕，即使他意識到死亡不可避免地就要到來的時候，也決不放低姿態，包括對那些怨敵，他的態度仍然保持著固有的韌性的戰鬥精神，那就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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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魯迅，他的生命意志，他的赴死精神，同樣讓人感動。他坦陳內心的孤獨和絕望，對社會和青年則又刻意寫出希望之光。他活著時是詩人、戰士、思想者，死後被認作是現代中國的「民族魂」。他的一生經歷了太多的正常與不正常的死亡。少年時代就經歷了唯一的妹妹端姑的夭折，四弟的早亡，父親的病逝；青年時代赴日留學前又經歷了最愛他的祖父的故亡。而此後的30年，魯迅又被「層層淤積起來」的「青年的血」壓迫得「不能呼吸」，常常要以「年老的」身份去為「年青的」生命「寫記念」。他悲嘆年輕的韋素園「宏才遠志，厄於短年」（《韋素園墓記》）。面對楊荃（杏佛）的突然被害，他發出「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的無奈與哀傷（《悼楊荃》）。看到單純、天真、認真、刻苦的優秀青年柔石被殘暴的力量殺害，他發出「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的憤懣之聲。如果說，1912年寫下的「故人云散盡，余亦等輕塵」，更多的是表達一個詩人的內心敏感，那麼，此後發生的一系列生死離別，則為這個本來依憑不足的詩句，加上了一個個沉重的註釋，成為貫穿魯迅一生的生死觀。
面對死亡就像面對愛，是文學家筆下最常見的「母題」。魯迅一生中寫下的悼念、懷念、回憶亡人的詩文，魯迅小說及《野草》、《朝花夕拾》和雜文當中隨處可見的死亡意象，對我們認識魯迅的心境、生命觀和面對死亡時的悲情、遐思、觀念、意志，具有特殊的價值。坦率地說，這是一扇我本人無力推開的大門，是一道很難進入的幽暗的門檻。但即使從那可以窺見的縫隙中，仍然能感到一種複雜、深沉，熱烈、凝重的氣息的強烈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