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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摘 ]尊重 • 溫情 • 敬意:對歷史的態度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0-3-7 18:48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網文|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3評論

――讀《話說中國》和《國史大綱》 
作者:慕容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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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翻閱百科全書式的《話說中國》的同時,也翻閱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兩者對書寫歷史的筆法和對待歷史的態度,啟人深思:我們如何對待歷史?如何評價歷史?如何傳承歷史?想起近年來充斥銀屏的歷史劇的戲說手法及其對歷史的態度,不得不予以批判,否則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一、尊重
       記得《走向共和》播放期間,據說很多家長給央視去電話,詢問這部正劇是否完全符合史實?如果符合史實,則計劃購買一套作為孩子的歷史教材。媒體在人們心目中的傳遞文化和歷史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相較之下,那些戲說的歷史劇也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對迷戀電視的人們產生很大的引導作用,很多孩子甚至大人都以為那裡的故事是真實的歷史故事,在談論歷史時,經常以其為援引「經典」來闡述自己對歷史的看法,想來頗為可笑。
      風靡一時的《鐵齒銅牙紀曉嵐》連續劇,將紀昀說成是一個風流倜儻、插科打諢的官員,並竭力地將關於紀昀的各種傳說都編到劇本中,來彰顯這位能把和珅玩弄於口齒和手掌之間的風流幽默的能臣之形象,從而貶低和珅這個千古難得一見的大貪官。其實,據《話說中國》的講述:「紀曉嵐是一位終生與書本打交道的學者型官員。為了完成乾隆帝交待的編撰《四庫全書》的任務,他從殘存的9000多卷《永樂大典》中搜輯散逸,讀盡各省府縣所呈進的圖書典籍,並綜其提要,整理加工,足足作了十年的冷板凳,這是在翰林院任職最久、貢獻最大的文官。為此被擢升為禮部尚書」。此外,根據一些史料記載,紀曉嵐與和珅的關係也並非傳說中的那樣,把傳說充當歷史,說好聽的是傳奇,難聽一點的就是胡說。如果和珅真的與紀昀爭鬥的話,紀昀恐怕遠不是和珅的對手。因為能夠獲得聰慧過人的乾隆帝的長期賞識並官運亨通,並非易事,足見和珅在官場上的本事和能力。即便是對和珅頗有看法的嘉慶帝登基后,不也是不敢輕易動和珅嗎?而只能在太上皇乾隆殯天後,才決定整治和珅。之所以整治和珅,其實也並非完全因為和珅違法亂紀,而主要是由於乾隆帝六下江南,勞民傷財,國庫空虛,而和珅家產富可敵國,搬倒和珅,查沒的家產即可以充盈國庫。所以「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也不僅僅是一句民間傳言了。
      誠然,戲說劇具有娛樂性,投觀眾之所好,影視作為一門文學藝術表現形式,在合理的情節上也是允許虛構的;特別是那些因年代久遠暫時無法考證的歷史故事,適當地「戲說」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對於那些完全有史料記載的部分,絕不能有太多「戲說」的成分。而當前歷史劇的現狀是:劇作家不拿歷史當歷史,歷史迷不拿電視劇當電視劇,而更多的觀眾是在拿電視劇當歷史。一些編劇缺乏基本的歷史常識,或者缺少嚴肅的歷史態度,漠視自身所承擔的道義和責任,在歷史劇中參雜著太多的編排、太多的演繹、太多的為了好看或者編劇的需要而篡改或偽造歷史。
      我想,無論是戲說抑或是正說,任何一個編劇和媒體都應當尊重歷史,承擔起一份歷史的責任,重視歷史的社會功能。以對歷史負責、對讀者和觀眾負責的精神,嚴謹、謹慎地、有考據地闡述歷史故事,尤其是歷史框架、對事件的評價、人物的基調都要尊重史實,而不能根據自己的喜好而任意編排,任意篡改歷史。不能為了故事而故事,為了歷史而歷史,避免出現史實錯誤以及不該有的歷史常識敗筆。如果「虛構歷史」,那麼其實質就是篡改歷史,編造歷史,喪失了一個媒體、一個文化傳播人最基本的歷史良心和責任。在尊重歷史和歷史責任感方面,姚雪垠老先生堪稱表率。姚老先生當年為了完成歷史小說《李自成》,曾先後三次沿著當年李自成起義軍的行軍路線進行調查、考證,而後才完成了鴻篇《李自成》,這種治學嚴謹的精神,無疑是歷史故事和劇本的作者和編者亟須學習的。
二、溫情
       講述和傳遞歷史,恐怕不僅僅是歷史學家的使命,也不僅僅是某些歷史劇編劇們的使命,而應該是每個讀書人或者喜歡歷史的人的份內之事,讀書人對歷史的傳承不一定是要撰寫鴻篇巨製。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通過對歷史故事或者歷史人物的理解和感悟,並將這種感悟闡發出來,也應當屬於對歷史的人文傳承。這就面臨著一個如何研讀歷史,如何評價歷史的問題。
       如何研讀歷史,如何評價歷史?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提出了一條基本的研讀歷史的信念,那就是對本國歷史保持一種「溫情的敬意」的態度,而非「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說得多麼好!現代人的確應當戒除自己身上那種歷史上的自狂和自大嗎?當然,錢穆先生同時指出,這種「溫情與敬意」的態度,並不是一種復古主義者的感情用事,而是「會通與此制度相關的一切事實來研究」。
       對中國歷史應當客觀溫情地研讀和考察的典型的例子,當屬中國傳統政治格局中的君權與相權的分立和制衡制度。從漢唐以來的君權與相權的分設、政府對皇家的制衡的制度設置來看,可以說明傳統政治體制並非通常所謂的絕對的黑暗專制,而是蘊含著權力制衡的機理。唐宋時期的丞相擁有很大的權力,諫官是向丞相負責的,而不是向皇帝負責。諫官的任務就是指出皇帝的執政弊處,君權與相權之間存在一個權力制衡的機制。著名的諫官(諫議大夫)魏徵向唐太宗所諫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納諫佳話,魏徵亦因其忠誠耿直而被擢升為秘書監、尋晉檢校侍中、直至被封為鄭國公。
      降至明代,這種君相制衡制度框架已經穩定下來,萬曆年間,萬曆皇帝二十五年不上朝,國家機器運轉也算正常,頗有當前西方發達國家文官政府機制那種「總統不在,政府也正常」的特色,可見權力制度已經相當穩定。然而,明中後期,宦官當權,廠衛制度致使明代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權力分配嚴重傾斜,君權開始膨脹;及至清代,清朝政權為了自己部族統治而極度擴張皇權,導致相權極度萎縮,雍正朝開始已經沒有丞相,轉設軍機處,完全取代了原來兩殿兩閣的大學士而成為真正的內閣。所謂的大學士,成了虛名的丞相。雖然「位極人臣」,卻是個虛銜。諫官也就是御史已經開始為皇帝負責,從監督皇帝轉向監督朝廷官員,政治權力格局完全變化。此外,清代從雍正帝開始布設類似於廠衛的密探,直接向皇帝彙報情況。這在《雍正王朝》電視劇中已經體現出來,例如,年羹饒西北平叛時,雍正帝派出十名大內侍衛軍前效力,監督年羹饒,並將年的言行以秘折加急傳送京師。
      這種派送大內密探的做法算什麼?這完全是權術而非制度。制度是什麼?制度是: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負責,上級官員向丞相負責,丞相向皇帝負責,彼此不能譖越。而一個密探可以超越所有官員而直接向皇帝彙報,這已經不是制度了,而是權術!因此,雖然不可否認,從皇帝的平均素質而言,清朝的皇帝素質是最高的,除了順治帝出家(另一說是天花而亡)之外,其他皇帝都非常刻苦敬業,為了滿清部族政治,為了滿清部落的祖宗江山而竭盡全力,施展各種方式來維護統治,並出現了康乾盛世等可喜的局面。但即便如此,清朝仍然是對漢唐以來蘊含權力制衡機制的制度破壞得最為嚴重的朝代,也是君主權術施展得最為暢快淋漓的朝代,千古一帝康熙熟讀漢學和史書,對帝王之術極其精通;上書房教育出來的皇子個個都是熟悉中國歷史和帝王權術的高手,也正因為如此,清朝的統治時期相當長。因此,通過對漢唐以來政治權力分配機制來看,我們不能因為清朝部族政治的專制黑暗而認為漢唐以來的傳統政治格局是專制黑暗的,不能因為清代之專制,便誤以為傳統的政治制度便是如此。
      再說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可謂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堪稱中國發明的最科學最民主的一項政治制度。科舉制度,讓任何一介草民能夠通過讀書而步入權力階層,並通過權力的平推而防止權力族群的產生,分解了官場權力的集中和貴族階層的形成。應當說,世界上沒有絕對公平的遴選機制,不能因為有「范進中舉」的現象,就全面否定這種資源分配相當公平的制度。因此,可以說,科舉制度,君權和相權的制衡制度等,足以說明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並非通常所說的那樣漆黑一團,我們不能從個人所屬的時代出發,不能憑藉自己的判斷來替代或吞沒歷史的判斷。
三、敬意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的前言中,明確區分了「歷史意見」和「時代意見」兩個概念。什麼是「歷史意見」和「時代意見」呢?錢先生將歷史意見界定為:一項制度實施之時代的人們由切身感受所發出的意見。將「時代意見」解釋為:後人單憑其所處的環境和需要來批評歷史上已往的各項制度。錢先生認為,「我們在研究歷史上任何一項制度時,都應該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後當時人的觀念與理論,沒有一項制度能夠憑空而產生出來的」。這種制度背後當時人的觀念與理論,在我們今天看來,或已成為一種「歷史意見」,但對當時人來說,無疑是代表著他們時代精神的「時代意見」。唯有代表著當時的「時代意見」,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變,才能真正成為一種「歷史意見」。如果說一個人在評價歷史而又不知這種「歷史意見」,那是他的無知;若其明知「歷史意見」為何而又以自己的「時代意見」來肆意吞沒「歷史意見」,那就是狂妄,是數典忘祖。
      錢先生關於「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這對範疇的區分,對我們今人研讀歷史,無疑具有棒喝的意義。這對範疇的區分和界定,在告訴我們,對待歷史,不僅應當發懷古之幽情,更要有冷靜和理智。如果不能通過研讀歷史來釐清傳統政治和文化的大趨勢及其內在的根本意向,則可能導致我們以「時代意見」吞沒「歷史意見」,從而對傳統政治和文化持一種完全排斥和不滿的態度,由此引發對全部歷史傳統文化的不滿。試想,如果全部中國傳統政治和文化被顛覆和否定的話,國民對中國傳統的那種共尊共信之心也就喪失殆盡了。
      這讓我想起文革破「四舊」和日本「脫亞」。雖然我在文革時期尚不記事,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讀書亦豐,對文革情形也多有了解。那個時期的破除「四舊」,清除封建殘餘,實質是對文化傳統攔腰斬斷和全面否定,國人對文化傳統或棄之如敝履,或躲之唯不及,客觀上造成傳統文化的斷層,其影響至今未止。某縣教育局副局長演講:「……我簡直是如復(履)薄冰……」;教育學院中文系年輕教授給學生講授詩歌,把陸遊與唐琬的贈答詩《釵頭鳳》歸類為「悼亡詩」;某辭書社負責人在介紹其新出版的辭書時說他們「經過了7次校(xiao)對,然後付梓(xin)」;某人文「專家」在電視台做節目時將「榮登三甲」的「三甲」說成「狀元、探花、榜眼」(註:在古代科舉殿試中,錄取分為三甲: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的稱號,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的稱號;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的稱號。二、三甲第一名皆稱傳臚,一、二、三甲統稱進士)……為什麼這些擔負著「教愚化賢」責任的人都在人文知識上出錯,並且到了貽笑大方的地步呢?無疑是忽視傳統文化教育的結果。同樣,日本「脫亞」也是如此。一位德國歷史學家說,日本之所以自殺率極高,除了社會高速運轉導致生活壓力增大之外,文化無根可謂主要原因。從福澤喻吉提出「脫亞論」之後,日本即擺脫亞洲這個「劣等」族圈,開始拚命擠向歐美族圈,但到頭來,雖然科技發達了,但亞洲文化根源卻被斬斷了,也未能在歐美文化中立足,最終處於文化無根的狀態,這對國民的文化心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文革的否定傳統的教訓和日本文化斷根現象,再一次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政治的穩定,各種制度的成立,的確要依賴全體國民對傳統文化這一社會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來維護的。如果沒有了歷史,哪裡有民族呢?正如錢先生所言:「我們實無此能力來把自己腰斬了還能生存」。因此,對歷史的「敬意」,並不是盲目地崇信,其實是一種理性抉擇的結果。傳統文化是不能被打倒的,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根本所在,根本不立,則無從創新。「皮之不存,毛將附焉?」當然,立本並非守舊,而是為了創新奠定基礎。
      在新的時代,與時攜行、順勢而動,是發展的不二法門。但如何以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為根基,參照西方發達國家文化新潮,發展出現代中國政治和文化的新路,已經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這種新路,無疑是中國特色的道路,但無論是怎樣的特色,尊重歷史,對歷史懷有一種理性的溫情和敬意,對古人少一些苛求,對歷史多一點微笑,恐怕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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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3 個評論)

回復 roaming 2010-3-7 22:02
回復 十里荷 2010-3-8 05:18
這種嚴肅的東西要慢慢看。
回復 Blue Ivy 2010-3-8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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