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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摘] 李建軍：如何評價當代文學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0-2-2 14:3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學而|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2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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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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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生活前行的腳步多麼沉重和艱難，歲月的流逝卻總是無情而迅疾的。屈指算來，中國當代文學已經走過了六十多個春秋，「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何況已年逾耳順。對一個漸入老境的人來講，最為緊要的，恐怕不是別的，而是後世的尊敬和歷史的認可，所以，如何評價老之將至的當代文學，如何對它進行歷史定位，就成了一個讓許多中國學者特別「焦慮」的問題。

　　也許是出於對「花甲之年」的敬意，也許是出於對「黃金時代」的嚮往，有些學者在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常常表現出過度的慷慨和樂觀——在他們看來，「當代文學」的成就已經超越了「現代文學」，只是由於「文人相輕」和「貴遠賤近」的積習作祟，人們才顯得「吝嗇」而「苛刻」，未能積極地認識和評價自己時代的文學。而西方「漢學家」對當代文學毫不客氣的否定，則激怒了另外一些學者，激起了他們義和團式的逆反心理，——他們不僅要「扶清滅洋」地反抗「西方」的話語壓迫，而且要堅定地站在「中國的立場」，自己評價自己的文學，自己肯定自己的「價值」。

　　其實，在評價當代文學的時候，我們既不要過分「慷慨」，也無須過度「憤慨」。我們需要的，不是盲目樂觀的「千禧年主義」，不是狹隘的「文化門羅主義」，而是更為積極的姿態：一種冷靜而開放的對話精神，一種清醒而嚴格的自省意識。因為，光有「善意」無濟於事，僅憑堅定的「中國立場」也不能解決問題，不僅如此，喪失原則的「善意」還有可能養成「沒有用的爛忠厚」，而過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則有可能導致嚴重的文化自閉症。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和接受這樣一些事實：首先，由於整個文化環境的不健全，由於當代作家的文化素質和文學修養的相對低下，我們時代的文學還處於很不成熟的狀況，還沒有達到理想的境界；其次，我們不可能在沒有「世界性」的參照語境的情況下，自言自語地進行自我闡釋和自我評價，因為，歌德和馬克思曾經預言和期待的「世界文學」的時代，早已不可抗拒地來臨了，也就是說，世界各國的文學，已經進入了一個相互影響的新階段，任何人都不能無視甚至拒絕「他者」的影響，更不能退回到狹隘的民族主義或自大的國家主義立場。

　　所以，在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克服沾沾自喜的自詡和自大，另一方面，要具有放眼世界、虛心向善的態度，具體地說，就是不要妄想確立一套「特殊」的「價值準則」，因為，任何時候，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都需要一些「普遍」的「價值準則」，都需要依據世界性的經典尺度和人類性的理想標準。儘管「反本質主義」的時髦理論鼓勵人們懷疑並拒絕這樣的標準和尺度，但是，這些「價值準則」不僅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是須臾不可少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具有普適性的標準和尺度，我們就不可能對任何作品的價值進行比較和評價。當然，這些「價值準則」——博蘭尼稱之為「上層知識」——不是憑空設定的，而是由偉大人物和偉大作品所提供的經驗構成的。

　　毋庸諱言，用較高的「價值準則」來衡量，「當代文學」雖然也有成績，的確出現了一些有才華的作家和值得欣賞的作品，但是，趣味格調和倫理精神上存在問題的作家和作品，也很是不少。然而，對當代文學的缺憾與問題，我們的研究遠遠不夠深入。某些學者與批評家甚至放棄了分析的態度和質疑的精神，失去了發現問題的熱情與揭示殘缺的勇氣。在批評家與作家之間，也很少見到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和交流。對那些「成功作家」的作品，我們常常給予過高的評價和過多的獎賞。某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儘管實在難以咀嚼和下咽，我們的批評家仍然會不吝讚詞，好話說它一籮筐。有的學者甚至對情形複雜的「90年代以來的文學」，也只是一味地讚美，不僅認為它是「一個世紀以來文學最好的時期，一個豐收的時期，一個藝術水準最高的時期，一個誕生了經典的文學作品的時期」，而且還高自標樹地說，如此輝煌的「文學時代」，「並不是每個時代的人們都會遇到的」。總之，面對應該冷靜質疑和嚴格批評的作家和作品，我們的學者和批評家卻成了慷慨豁如的表揚家和榮譽徽章的頒發者。在這些蒼黃反覆、二三其德的批評家身上，勃蘭兌斯的坦率而尖銳的批評精神，就更是難得一覿。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勃蘭兌斯毫不諱掩地批評繆塞，認為他的《一個世紀兒的懺悔》充滿「玩世不恭」：「這種裝腔作勢的玩世不恭，和其他裝腔作勢同樣令人產生不快的印象」，不僅如此，「繆塞一開始就有一種裝模作樣的優越感，在宗教方面表現出極端懷疑，在政治方面表現出極端冷漠。然而在這種懷疑和冷漠下面，我們不久就瞥見了一種不是男子漢氣概的軟弱，久而久之，這種軟弱就昭昭在人耳目了。」在我們這裡，儘管有的作家身上存在著比繆塞更為嚴重的問題，但是，有幾個人敢於像勃蘭兌斯那樣不留情面地質疑？敢於像他那樣毫不寬假地批評？

　　在當代文學的分析和評價上，還存在一種「分離主義」的傾向，那就是只談文本，不及其餘。事實上，研究文學應該具有「人文互證」的眼光和「知人論世」的視野，也就是說，在闡釋文本的時候有必要涉及作者的人文素質和人格狀況，涉及作者與現實的關係，涉及他對讀者的態度。如此說來，較為完整的「價值準則」體系，應該將這樣幾個方面的尺度包含在內：超越性，即作者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充分的教養，是否能擺脫權力和金錢等異化力量對自己的消極影響，擺脫「市儈主義」對自己心靈的敗壞，用具有升華力量的方式來展開敘述和描寫；批判性，即能否捍衛內心的自由與尊嚴，無所畏懼地向權力和人們說真話，而不是用虛假和娛樂化的方式來迴避歷史和粉飾現實；啟蒙性，即作者是否具有成熟的文化自覺，是否具有站在「平均數」之上發現病相和殘缺的能力，是否能夠給人們提供照亮前行路途的光明；給予性，即能否擺脫自我中心傾向，以充滿人道情懷的態度關注並敘述具有社會性和人類性的經驗內容，從而使自己的作品成為澤被讀者的精神財富；審美性，即是否有雅正、健康的趣味，能否發現並創造出一個真而美的世界，能否使人們體驗到可以味之無極的美感內容與挹之不盡的詩性意味。

　　用這樣的尺度和標準來衡量，我們恐怕首先需要研究的，不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而是它的缺陷和「無價值」；首先要關心的是有沒有「勇氣」說真話，而不是選擇以什麼「身份」或站在哪個「立場」來說話。事實上，我們從來就不缺乏「積極地」認識當代文學「價值」的熱情，——迄今為止的絕大部分關於當代文學的著作，都是「肯定性」甚至「讚揚性」的；我們迫切需要的，恰是敢於直面問題的勇氣和質疑性的聲音。我們需要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那樣的批郤導窾、直中肯綮的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他批評美國二十世紀60年代的文學「流於淫穢」、「欣賞荒誕、顛倒價值以謳歌基本衝動而不是高級衝動」、「熱衷於暴力和殘忍、沉溺於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鬧、具有反認識和反理性的情緒，想一勞永逸地抹煞『藝術』和『生活』之間的界限」。平心靜氣地講，《檀香刑》與《狼圖騰》不正是「熱衷於暴力和殘忍」的作品嗎？《許三觀賣血記》和《兄弟》不正是「欣賞荒誕、顛倒價值以謳歌基本衝動而不是高級衝動」的作品嗎？《廢都》和《秦腔》不正是「流於淫穢」、「沉溺於性反常」的作品嗎？不正是想通過對瑣碎細節的蕪雜堆砌「一勞永逸地抹煞『藝術』和『生活』之間的界限」的作品嗎？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還要稱之為「經典的文學作品」？是因為我們缺乏成熟的鑒賞力，還是因為我們缺乏說真話的勇氣？

　　事實上，評價當代文學的難度還在於，我們所面對的，不是一個結構單一、性質純粹的對象世界。所謂「當代文學」不僅意味著時間跨度的漫長，而且意味著內容構成的複雜。它的最新的階段，作為「當前文學」，近距離地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來，但是，它的占更大比例的部分，則已經隱沒在歷史的塵埃里，只有經過小心的擦拭和細心的辨認，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大體上說，一體多面的「中國當代文學」，至少是由五個迥然有別的時期和面影構成的：

　　1949－1966屬於「十七年文學」，「文學為政治服務」無疑是被普遍認同和接受的規約，而這個時期的作家對生活的觀察和理解，整體上看，則是不夠自覺的，缺乏對時代生活的獨立觀察和自由思考，但是，那些從戰爭中走過來的作家，以及那些長期「深入生活」的作家，卻能賦予自己的作品以一定程度的真實感，使之彌散著清新濕潤的泥土氣息，在塑造「中間人物」的時候，尤其能給人一種真切、生動的印象（例如柳青、趙樹理和周立波等人的小說）；有的作品在反思現實生活的矛盾和問題上，顯示出難得的清醒和勇敢，例如《在橋樑工地上》和《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有的作品則在藝術性的追求上，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例如《百合花》的白描技巧，《紅豆》的抒情技巧，都各臻佳境，不同凡響。

　　1966－1976年屬於「天下熬然若焦」的「文革」時期，文學直接被當作「鬥爭」的工具，徹底淪為「政治」的婢女和權力的附庸，除了那些處於地下狀態的充滿活力的「潛性寫作」，除了《艷陽天》在塑造「邊緣人物」上偶爾表現出的技巧和能力，其他值得談論的作品，實在不多——在這個可怕的文學荒蕪期，中國文化正遭受著空前絕後的破壞和毀滅。

　　1976－1989的「新時期」文學呈現出生機勃勃的復甦氣象。詩歌是獲得解放的人們表達情緒的最好手段，也是這個時期最活躍的文學樣式，而並不朦朧的「朦朧詩」無疑是當代詩歌史上最燦爛的篇章，因為它不僅表達了一個時代的痛苦和渴望，而且還在對生活的反思上表現出難能可貴的尖銳和深刻；小說創作方面也出現了許多個性鮮明、才華橫溢的作家，產生了許多令人欣喜和振奮的佳作，如《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人到中年》、《人生》、《棋王》、《黑駿馬》、《北方的河》、《老井》、《受戒》、《李順大造屋》、《愛，是不能忘記的》、《公開的情書》、《魯魯》、《三生石》、《芙蓉鎮》、《黃河東流去》、《人啊，人》、《活動變人形》、《古船》、《平凡的世界》以及《人妖之間》、《隨想錄》、《走向混沌》和《幹校六記》等，這些作品或沉鬱而厚重，或尖銳而真實，或精緻而優美，給「八十年代」的讀者留下了美好而溫暖的記憶；這個時期的「先鋒文學」，多有模仿，而較少獨創，雖然致力於形式上的「實驗」，但其成績，並不很大。

　　1989－1999十年的文學，雖然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新時期」文學的延續，如《白鹿原》、《一百個人的十年》等作品其實就是「新時期」的文學之樹結出的果實，但是，整體來看，這個時期的文學卻呈現出與「新時期」文學完全不同的樣態——在這個複雜的「市場化」的文學時代，許多作家放棄了「80年代」的啟蒙精神，顯示出從社會化敘事向「私人化寫作」的轉向，顯示出從「介入性敘事」向「零度敘事」的下移，過多地表現了轉型時代的玩世不恭的「玩主」習氣和「活著就好」的生存哲學，——從寫作的超越性和啟蒙性等角度看，這個時期的敘事文學對社會生活的介入性和影響力，甚至降到了1976年以來的最低點。當然，這並不能遮掩王小波的隨筆、韋君宜的《思痛錄》、邵燕祥與何滿子等人的雜文、張承志以及史鐵生等人的散文寫作的光芒——他們的作品成為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收穫，尤其王小波的隨筆更是表現出當代啟蒙寫作前所未有的成熟和深刻。

　　1999－2009屬於「新世紀文學」，在這個時期，文學雖然進一步市場化，「80后」成為媒體和市場炒作的新的熱點，而一些「著名作家」的寫作則嚴重地表現出「消極寫作」和「反文化」的性質，但是，「底層寫作」和「打工文學」卻以令人震撼的尖銳和真實，反映了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的艱難境遇，敘述了進入都市的「農民工」的痛苦經驗。本來，充滿散文氣息的文學環境，是不適合偉大的詩歌產生和成長的，但是，老詩人白樺的《從秋瑾到林昭》卻橫空出世，嶢然獨立，彷彿一道劃破夜空的閃電，閃耀著照亮大地的燦爛光芒。小說創作數量很大，佳作也多，《羊的門》、《滄浪之水》、《農民帝國》、《聖天門口》、《藏獒》、《水乳大地》、《小姨多鶴》等長篇小說以及《那兒》、《國家機密》、《姑父》、《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豆汁記》、《羅坎村》等中篇小說，無疑是值得關注的重要收穫。紀實文學的寫作是這個時期文學最大的亮點和收穫，《昨夜西風凋碧樹》、《中國農民調查》、《夾邊溝紀事》、《聶紺弩刑事檔案》、《尋找家園》、《墓碑》和《尋找黛莉》等一批影響巨大的作品，或揭歷史之秘，或訴現實之痛，不僅顯示著這一階段紀實文學的活力和實績，而且昭示著關於文學寫作的基本律則——真實是文學的力量之源，只有勇敢地直面歷史的幽暗和現實的疼痛，文學才能產生深入人心的力量，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命力。

　　艾略特說：「沒有任何東西比自我高度評價的願望更難克服的。」為了客觀地認知和評價我們時代的文學，我們固然需要發現「價值」的研究，但更需要剋制「自我高度評價的願望」，要慎用少用「最好」、「最高」、「輝煌」、「經典」等標籤，更應該致力於對問題的發現和分析，因為，正是這種尖銳的質疑性的批評，才有助於我們克服文學領域的無視現實、流於幻想的「包法利主義」，才有助於我們認識自己的局限和殘缺，從而最終擺脫幼稚的「不成熟狀態」。儘管這樣的否定性批評有可能被別人誤解，被謚之以「罵」的惡名，但是，批評本來就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就是一種充滿風險的艱難事業，又何憂哉，又何懼哉！

　　2010年1月20日，北京
　　（刊載於《文學報》2010年1月28日第7版此稿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