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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摘]Sheri Fink：賑災救難的科學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0-1-25 03:1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關鍵詞：

賑災救難的科學

Sheri Fink
來源：三思翻譯

　　信息技術、衛星成像和在賑災地區進行的研究已經開始改變人道主義救援，把它變成了更加高效，更少隨意性的努力
　　
　　1999年春季的幾天，在塞爾維亞軍隊的驅趕下，數以十萬計的阿爾巴尼亞族人逃離他們在科索沃的家園，逃到鄰近國家。當時我是一個剛從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在科索沃與馬其頓之間寒冷泥濘的無人地帶一所臨時搭建的醫療站，負責對川流不息地前來的患病和受傷難民進行分類。我站在那裡，看到成千上萬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有的徒步穿越國境，有的乘坐卡車、汽車或馬車前來，或者在同行者的攙扶下前來。他們的人數對超負荷工作的聯合國難民官員追蹤他們的能力形成了嚴峻考驗。在驅逐的混亂中，許多人與親人突然分離。一旦進入難民營的範圍，絕望的母親和父親們就開始張貼寫著他們的失蹤的孩子的姓名和特徵的紙條。
　　
　　我開始工作后不久，一種不需要紙片的援助手段出現了。微軟設在巴黎的歐洲總部的員工知道了鄰近地區發生的悲劇，就向聯合國提供了援助。我到達那裡之後幾個星期，有一天走進一個帳篷，看到一組微軟工作人員正在給難民拍照，向他們發放計算機生成的身份證。工作人員希望通過這樣登記難民以便發放食物、提供棲身之所，並且通過在這些新創建的資料庫中進行交叉檢索來幫助難民尋找失散的親人。
　　
　　在擠滿幾乎一無所有的人的難民營里看到現代信息時代成為現實，實在有些古怪。為什麼計算機在這裡看起來如此陌生？可能是因為在科索沃戰爭之前，大多數難民營位於貧窮的欠發達地區，計算機在這些地區較為稀缺。也有可能是因為計算機和其他現代技術顯示著人類的進步，被迫遷移反映的是人類的退步。在根本上，與救援工作的混亂、迅速變化的環境，以及由動機良好但通常組織混亂的好心人給予的無法預測的捐贈相比，計算機資料庫的精密在這種情況下似乎不合時宜。
　　
　　當人道主義工作者努力挽救生命和減輕痛苦時，他們不僅越來越多地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也利用軍方提供的遙感行動，《犯罪現場調查》（CSI）那樣的法醫鑒識技術，以及流行病學家常用的量化方法（他們追蹤疾病暴發的原因，設計公共衛生戰略，以減少疾病造成的死亡）。工作人員還運用更系統化的方法來規劃和分配援助，讓人道主義救援領域演變為一門應用社會科學。救援工作人員和決策者當前面臨的挑戰是，如何確保這些進步能夠幫助那些最需要這類援助的人，並防止這些工具僅被當作一種為人道主義災難裝門面的高技術。
　　

查德，逃離蘇丹達爾富爾衝突的難民站在救援工作者使用的衛星天線旁邊

　　天上的眼睛
　　
　　尋找快速準確的方法來理解危機的規模，這種需求是將新技術應用於救援工作的初始動機之一。人們認識到這種需求可以追溯到歷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 1931年夏，在幾星期的暴雨和洪水后，一股颱風滯留在中國上空，把水從河流、湖泊和溝渠中捲起，撞擊著堤岸與防洪牆。大面積的洪水泛濫使中國當局難以找到倖存者。查爾斯·A·林白和安妮·默洛·林白當時本來因為度假來到南京，他們駕駛一架長程洛克希德－天狼星飛機進行空中勘察，找到了此前未發現的數以百萬計的災民和數千平方公里洪泛區。他們的工作幫助指引了中國政府的救災，災區吸引了國際援助，還導致了《紐約時報》的一篇富有先見之明的評論：「這次（對）災難的大規模空中勘測是（一個）重要（例證），顯示飛機能夠通過告訴我們從地面上空看到廣大範圍里的居民，給這個新時代帶來幫助。」
　　
　　今天的「空中勘測者」利用衛星和信息技術提供關於災害的廣泛和更綜合的圖景。衛星成像可以與稱為地理信息系統（GIS）的計算機工具相結合，後者能將不同來源的數據集成在數字地圖上。在一次人道主義危機里，GIS可以把災民的所在地點、健康狀況及其他信息疊加在地圖或衛星照片上。
　　
　　2004年12月，毀滅性的地震和海嘯襲擊了南亞，導致12個國家超過25萬人死亡。這場災難證明了技術為善的價值，也證明了技術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任何危及。在受災最重的印尼亞齊省，災后最初陷入了混亂。據報道，與政府軍和叛軍之間長達數十年的衝突相關的政治敏感性延誤了該島的一些圖像數據的公開發布，妨礙了人們獲取信息，這些信息本可能幫助工作者在最關鍵的第一天定位倖存者。
　　
　　印度尼西亞政府也用了兩天時間邀請國際救援工作者進入該地區，這個地區前不久在一場衝突升級中向外國人關閉。然而，不久之後，數以百計的援助組織開始乘飛機、直升機和乘船到達。對它們的服務形成補充的是多國軍隊提供的後勤支援，運來了數千噸的補給和裝備。
　　
　　最初的救援工作是混亂的。太多的援助工作者出現在同一個地區，而其他地區得到的援助不足。但是一個月後，在泰國受海嘯影響的地區工作過之後，我作為國際救援委員會（IRC）的醫療小組的領隊到達這裡的時候，援助工作已經變得更加有組織——這部分是由於技術的使用。在該省的省會班達亞齊，我立刻趕到了聯合國人道主義援助協調辦公室建立的人道主義信息中心（HIC）。
　　
　　在那裡我拿到了按不同比例描繪受災區域的GIS地圖，從地區一直到村鎮尺寸。這些地圖還附有各種表格，彙編了流離失所、受傷、死亡和失蹤的人數；各個援助組織的覆蓋區域；醫院的位置；診所和藥店；以及每個區域最可能一起暴發的疾病。當我輾轉於亞齊北部海岸協調旨在制止流離失所的兒童以及收容他們的家庭中間小規模麻疹暴發的傳播的免疫接種運動的時候，這個數據包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因為學過醫學，我首先處理的是大災難導致的健康問題，但是提供食物、水、衛生設施和庇護所以及掃雷的援助工作者也利用GIS支持他們的工作。）
　　
　　一個人道主義信息基礎設施開始出現。航天機構如今在危機期間合作免費發布衛星照片，幾個新的非營利組織專門向援助工作者提供與危機相關的測繪和地理數據。作為大危機期間HICs的補充，基於互聯網的ReliefWeb網站彙編地圖、報告，和向數十個國際援助機構共同申請援助資金。2004年，由機構間常設委員會（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主導的救援與發展機構的夥伴關係啟動了人道主義早期預警服務（HEWS），這是一個提供關於現有和預計的乾旱、洪水、風暴、蝗蟲入侵等等災害的持續更新信息的網站，希望可以在萌芽狀態的危機惡化之前開始干預。
　　

　　促進公正和人權
　　
　　除了在危機期間改善援助的提供，諸如遙感、GIS和DNA測試等技術，再加上流行病學和社會科學常見的系統研究方法的使用，已經促進了對難民和暴力沖突導致的平民傷亡的記錄。對於辨別暴行的程度，來自社會科學的調查方法是比通過流言了解殺戮、折磨、強姦和無限期拘留更強有力的工具。
　　
　　1999年，在科索沃戰爭期間，幾位同事和我與人權醫生組織合作，對阿爾巴尼亞族難民進行了一場全面的隨機化調查，以確定他們受到的人權傷害的模式和分佈，這是首次在一場正在進行的人道主義危機期間進行這樣的調查。我們發現人權傷害普遍存在，而大多數難民逃離家園是由於塞族警察或者軍隊。我們的結果發表在了《美國公共衛生雜誌》，它們和其他研究者進行的關於殺戮和難民流的研究一起，為對南斯拉夫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和其他官員進行國際戰爭犯罪追訴做出了貢獻。戰爭犯罪的證據也來自鑒識技術。在90年代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美軍獲得了數百個大型墓地的衛星和航拍照片。儘管有國際力量的存在，這些照片沒能促成大屠殺的立刻停止，儘管這些照片確實向調查者提示了在哪裡發生了殺戮。科學家和在波斯尼亞的國際失蹤人員委員會（ICMP）隨後開發了一種計算機系統，它能把數千人的遺骸的DNA數據與活著的親屬進行對比。至今，這個系統已經辨認出了前南斯拉夫的1.2萬名遇難者，揭示出了哪些群體成為了屠殺的目標。這項證據幫助說服了波斯尼亞塞族當局在數年的否認后承認了他們的軍隊對Srebrenica鎮的波斯尼亞穆斯林犯下的戰爭罪行。美國的鑒識專家在世界貿易中心被襲擊之後採用了DNA匹配系統進行類似的工作，而ICMP在泰國幫助鑒別出了印度洋海嘯的超過900名遇難者。
　　

　　快速響應的流行病學
　　
　　對既記錄自然災害或地區衝突的影響、又記錄救援工作有效性的要求已經引起了公共衛生專業人士的注意，讓或許可以稱之為「緊急情況流行病學」的發展成為可能。多年以來，公共衛生組織懷疑流行病學研究——這種涉及對各個家庭進行調查的勞動密集型工作——是否能在緊急情況中完成，甚至懷疑是否應該這樣做。「當這麼多人需要幫助的時候，在災難的混亂狀態中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可能被視為一種不分輕重緩急的惡劣行為，」《國際流行病學雜誌》的編輯在1975年評論說，然後他們繼續鼓勵他們的同行去從事這個「幾乎未被研究的領域」。如今的流行病學家研究災難中的衛生問題，方法是通過實施簡化的疾病監測手段，以及被稱為整群抽樣調查的人群採樣技術，這一技術常常用於國際疫苗研究。
　　
　　實現評估和行動的正確平衡仍然是一個挑戰：時間、專業人員以及資金常常短缺。通過證明一小部分傳染病造成了背井離鄉的人群的死亡和疾病的大部分，這讓緊急情況流行病學更具價值。特別是在難民營中，麻疹常常成為幼兒的主要死因，而在得到良好的養育和免疫接種的人群中，這種疾病很罕見而且很少致命。 1985年，僅僅在一個蘇丹難民營中的4個月里，麻疹就殺死了大約2000名兒童。這樣的發現提醒了援助工作者預防這種疾病的重要性，如今接種疫苗通常在到達現場的援助工作者能夠組織這一工作之後就立即開始。
　　
　　流行病學的發現為GIS提供了重要的基準數據，它們還導致了更有效的快速為大量兒童接種麻疹疫苗的手段的出現，儘管這種手段的實施仍不完善。對於難民常見病，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志願者設計了治療指導方針和標準化的藥物和裝備包。從1990年起，世界衛生組織開始儲備和分發各類這種醫療包，其中包含了口服補液袋（用於治療腹瀉）和抗生素。最近添加到這種醫療包中的是瘧疾快速診斷測試工具，其使用簡單得如同使用家用懷孕測試。它可以讓衛生工作者在數分鐘時間內診斷最致命的瘧疾，而不需要顯微鏡，從而可以迅速開始治療。
　　
　　最近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研究為正式的調查方法如何在地區衝突的敵對環境下進行提供了一些見解，而且可能有助於既為援助工作者又為決策者設置一種議程。在過去的10年中，來自IRC的科研人員已經5次調查了剛果政府、叛軍派別和外國軍隊參與的戰爭如何影響到平民的健康。
　　
　　為了在惡劣和有時不安全的工作環境下進行準確的研究，科研人員常常使用GIS和全球定位系統幫助定位有代表性的家庭從而進行調查——在確定樣本之後，他們開始進行一場綿長的馬拉松，訪問棚屋，詢問近來的死亡。工作者計算大致的死亡率，並把它和聯合國為撒哈拉以南非洲編製的統計基準數據進行比較。令人震驚和未曾預料的結果證實了戰爭會怎樣破壞平民的公共衛生防禦。根據來自IRC、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和伯內特研究所的科學家在2006年1月出版的《柳葉刀》雜誌上的一篇論文，如果該國沒有發生衝突，在1998年和2004年間估計死亡的390多萬人本不應該死亡。然而只有不到10%的死亡是由於直接的暴力。可預防和可治療的疾病，包括瘧疾、腹瀉、呼吸道感染、麻疹和營養不良，增加了生計、交通和衛生服務被衝突破壞的地區的死亡數量。
　　
　　這些結果使人道主義者清醒；很明顯，他們的救援努力對於防止廣泛的死亡和苦難仍然不夠。在剛果民主共和國需要大規模人道主義援助的科學證據吸引了媒體的注意，幫助說服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決策者增加了該國此前獲得的少得可憐的救援資金。儘管如此，證據並不總是導致行動，甚至並不總是被接受。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人均受援助額仍然遠遠落後於向其他戰亂地區，包括達爾富爾和烏干達北部。
　　
　　
　　不確定性的迷霧
　　
　　科學技術的進步極大地促進了援助工作，但是對於如何應用這些新技術仍然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它們仍然常常會在發展迅速的難民危機中失敗。1999年微軟登記大約100萬逃離科索沃的難民的努力是出於好意，而且是在緊急情況中首次實施。但是——謝天謝地——當這些流離失所的難民能夠重返家園的時候，這一項目才開始進行。到6月北約組織轟炸擊潰了塞爾維亞軍隊、導致南斯拉夫政府接受和平方案並讓難民蜂擁回國的時候，只有一小部分難民收到了身份證。我們援助工作者常常因為環境而相形見絀——好的環境、壞的環境、政治環境和外交環境，而正如微軟的登記小組很快發現的那樣，軍事干預常常比我們更能對難民的福利造成更大的影響。
　　
　　難民登記工作仍然經常落後於不斷升級的危機。許多參與救援的機構仍然沒有採用一種貯存信息的通用格式，儘管計算機輔助的身份鑒別工作有明顯的益處。技術也可能遭遇失敗。一個醫療包或者計算機可能在僅僅因為熱或者灰塵而無法使用。人道主義援助對於設備提供商而言市場不大，因此，援助工作者常常利用諸如便攜式凈水裝置或者為其他目的而開發的地理資料庫應付這種情況，而它們可能不適應當前的任務。相反，在開發和實施真正需要的技術方面仍然存在長期的延誤，諸如有效的瘧疾治療藥物和更好的緊急情況庇護所。如果援助工作者無法共享評估數據，負責建立GIS的技術人員可能在建立難民需求的準確圖景方面遇到挫折—— 不良數據可能導致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最終無法使用的地圖。
　　
　　無法按照設計的方式使用通訊設備的援助官員可能只會讓混亂惡化。在2004年的海嘯襲擊之後，世界衛生組織和亞齊地區的政府合作建立了一個文本信息系統，可以讓衛生工作者迅速報告可能導致流行的疾病。利用衛星和行動電話，我們在該省偏遠地區工作的IRC醫療組成員每當發現有一名孩子患上麻疹之後都會堅持發回一條文本信息。不幸的是，任何應當收到這些信息的衛生官員都沒有把這些信息記錄下來，或者或許是由於行動電話網沒能傳回信息。在數周時間裡，在我們的地區的麻疹群發沒有被官方的衛生統計記錄。
　　
　　技術也可能被濫用或者無法達到最需要的人們的手中。一些人權活動家警告說難民數據的電子資料庫可能被獨裁政府或者試圖鎮壓對手的武裝力量徵用。在窮國，富人可能首先獲得昂貴的新技術的利益。印度洋海嘯影響了大片地區，但是只是在泰國沿海的名勝普吉島及其周圍才開展了大規模的身份鑒識。儘管超過一半被報告失蹤的人來自泰國，來自超過24個國家的災難受害者身份鑒定組首先設法鑒定白人度假者的身份。當時我訪問了先進的鑒識設施的帳篷，我發現就在不遠的地方，泰國科學家正在一棵樹下忙著鑒定當地遇難者的身份。
　　
　　國際援助人員妨礙當地救援努力、對所有人造成損害的情況太常見了。為泰國人和外國人建立單獨的計算機資料庫最終減緩了整個身份鑒定的過程。從這件事中得到的教訓是，新技術也為帶來了新的倫理指導方針的需求。讓受影響的社區獲得技術是至關重要的。

　　
　　發揮可測量的影響力
　　
　　有了所有這些進步，人道主義行動應該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有效率。但是事實如此嗎？沒有任何一個測量援助有效性的體系。援助工作者在歷史上一直都對監視和評估他們的項目馬馬虎虎；他們常常過分忙於設法援助。而且當民兵組織或者另一方的武裝故意破壞援助行動的時候，就很難評估援助的表現。儘管如此，捐助者正在開始要求提供他們的資助產生價值的證據，而聯合國已經開始改革國際援助的資助、人員配備和協調的方式。援助組織如今與學術機構和科研人員合作，研發評估他們的工作的方法。援助組織和它們的捐助者還啟動了一個人道主義追蹤服務，致力於提供關於危機期間的營養、衛生和死亡信息，從而幫助改善基於這些數據的救援項目。
　　
　　儘管人道主義援助擁有英雄的光環，它在根本上是補救措施，不是預防也不是治癒。無論它的科學基礎多麼堅實，外部援助總是意味著失敗。在人為的災難中，這是各國在防止衝突或者保護它們的人民免遭戰爭罪行或者反人類罪行方面的失敗。在自然災害中，這是社區在通過更好的預防和預報從而保護它們的居民免受可能的危險方面的失敗。通過政治手段、基礎設施的革新和其他方法改善全世界預防災難和保護平民的意願和能力，這仍然應該是最重要的目標。
　　
　　然而不幸的是，將來可能越來越頻繁地需要人道主義援助。大約有10億人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里，他們常常居住在易發災難地區建設不良的住所中。全球變暖和不斷上升的海平面也引起了對未來危險的憂慮。可悲的是，戰爭並沒有離去。科學和技術為我們提供了在災難和複雜的緊急情況中拯救更多生命、減少數量前所未有的苦難和疾病所需的工具。國際社會、私營部門、政府和軍隊全都表示了幫助的意願。所有的因素都在。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超越既得利益的意願，從而利用關於易受傷害的人群以及如何幫助他們的嚴格的科學信息，把資源公平而有效地送到需要它們的人們的手中。
　　
　　一些老資格的援助工作者擔心技術以及他們的隊伍中的不斷增長的專業主義將會奪走人道主義援助的感情和精神，這些感情和精神引導著一代代的援助工作者克服危險和身體上的不適去提供援助。但是當讓·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在1862年出版《索弗利諾的回憶》一書的時候——他在書中提出了對開創性的人道主義組織紅十字會的構想——他號召援助工作者「熱心、投入和完全勝任工作」。由於援助如此經常地改變那些被困於災難環境下的人們的死亡命運，應該用最大的能力和人性提供援助。
　　
　　
　　護理標準
　　
　　當1994年盧安達種族大屠殺之後出現大規模的人類流離失所的時候，霍亂和痢疾這兩種很容易預防和治療的疾病是最大的殺手。大約8萬名盧安達人死於難民營和流離失所者的營地。估計有2萬人死在援助工作者無法達到的區域。儘管有紅十字會、聯合國、軍隊、民防組織和至少200個非政府組織在場，這些難民中的死亡率是幾十年來最高的。
　　
　　這一悲劇給援助工作者上了重要的一課。他們需要通過改善協調和培訓工作人員從而更好地應用他們的知識和工具。幾十家援助組織主動承認，他們所服務的人們有權獲得高質量的援助，而且承認了一個人道主義章程以及災難響應的最低標準。這個章程和標準是由全球計劃（Sphere Project）創立的。
　　
　　如今面臨需要幫助的人群的援助工作者可以參考專家指導方針，例如，這可以告訴他們每天他們應該提供多少水、他們需要挖掘的廁所的最小數量（以及應該距離水源多遠），以及成年人和兒童所需的熱量、維生素和礦物質數量。
　　
　　水
　　每人每天最少15升水用於飲用、做飯和個人衛生
　　
　　衛生設施
　　鼓勵援助接受者在拿食物的時候洗手。每20個人至少有一個廁所
　　
　　營養
　　每人至少2100大卡，其中10%到20%的能量來自蛋白質，17%來自脂肪，再加上維生素和礦物質補充劑。6個月以下的嬰兒還需要來自僅存於母乳的營養。
　　
　　衛生保健
　　進行麻疹疫苗接種，除非90%的兒童（9個月到15歲）已經接種了疫苗。用蚊帳預防瘧疾。建立疾病監測網。
　　
　　
　　Timeline
　　科學技術改變人道主義援助的實踐
　　
　　1895年　索弗利諾戰役
　　數以千計的受傷士兵四散躺在戰場上，不存在提供救援的有組織的努力。瑞士商人讓·亨利·杜南在見證了這一慘劇之後，撰寫了一本關於需要有組織的援助的書，這啟迪了4年後紅十字會的成立。
　　
　　1931年　從空中評估災情
　　查爾斯·A·林白和安妮·默洛·林白對中國的洪災進行了航空調查，如今這場洪災被認為是歷史上有記錄的最致命的非饑饉災害。
　　1945年　聯合國成立
　　這個新的組織演變成了協調救援工作的一個焦點。聯合國各機構領導者人道主義援助運動，把當地和國際非政府組織、普通公民、政府機構、公司、軍隊等等各方面聯合在一起。
　　
　　20世紀80年代　援助工作專用工具
　　專門用於人道主義援助的裝備出現。在衛生部門中，來自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援助工作者開發出了首個標準化的藥物包和手冊，用於對難民進行醫學治療。
　　
　　20世紀90年代定量評估
　　利用流行病學方法和計算機系統追蹤難民的健康問題，導致人們認識到諸如麻疹疫苗接種和生殖健康護理（緊急產科以及治療性暴力的受害者）等優先措施。
　　
　　1994年　覺醒的號召
　　大量的援助組織聚集在盧安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曾被稱為扎伊爾）。一些援助工作者的協調不良和訓練不足困擾著援助工作。難民的死亡率是近幾十年最高的，這凸顯了改善實踐的需求。
　　
　　1997-1998年　標準
　　全球計劃制定了援助組織在5個領域（水供應和衛生設施、營養、食品援助、庇護所和衛生服務）提供服務的最低標準，這部分是對盧安達事件的響應。
　　
　　2000年衛星監測
　　各大航天機構同意讓受災各國根據《國際空間和重大災害憲章》的規定免費獲取衛星數據。此外，救援工作越來越多地利用全球定位系統和地理信息系統（GIS）。
　　
　　2005年改革
　　聯合國人道主義援助協調辦公室（OCHA）領導了一項改善該領域有效性的努力，包括建立中央應急基金，根據需求迅速發放現金。
　　
　　2007年　測量有效性
　　各援助機構啟動了評價救援干預以及更好地分配資源和引導現場行動的努力。「一個人道主義追蹤系統」開始監視疾病、營養不良和死亡。
　　
　　
　　
　　[個案研究：亞洲海嘯]
　　技術延伸生命線
　　
　　地震后的海嘯
　　2004年12月26日，一場大地震襲擊了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觸發了一場毀滅性的海嘯，導致了超過12個國家的人員死亡。圖中顯示一位美國士兵正在救援飛機上勘查亞齊省沿海地區的破壞。
　　
　　衛星照片揭示破壞
　　在亞齊省的省會班達亞齊，海嘯掃過了該市數英里的範圍。受災前後拍攝的衛星照片記錄了破壞的範圍。
　　
　　GIS幫助設定優先事項
　　援助工作者向一個能建立地圖和幫助把受災區域各地情況可視化的GIS系統輸入諸如受損衛生診所位置和疾病暴發地的數據。聯合國工作人員和私營部門在人道主義信息中心（HICs）和互聯網上幫助分發GIS提供的數據。
　　
　　接種疫苗防止疾病
　　由於來自此前救援工作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麻疹是對兒童的最大威脅之一，援助工作者利用資料庫追蹤該病，然後在受海嘯影響的地區向儘可能多的兒童分發疫苗。
　　
　　DNA匹配遇難者
　　國際失蹤人員委員會（ICMP）幫助發現了泰國超過900具無人認領的屍體的身份。ICMP利用了一個最初為前南斯拉夫數千名大屠殺遇難者的遺骸與其活著的親屬進行匹配而開發的DNA資料庫。
　　
　　評估後果
　　在亞齊對營養和疾病的大規模調查顯示，諸如腹瀉和麻疹等急性疾病在海嘯過後的最早幾個月下降了。這表明援助工作可能是有效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也調查了受影響的人群，從而發現國家和國際救援工作需要改進的地方。
　　

　　關於作者
　　Sheri Fink 與美國、巴爾幹、北高加索、中亞和東南亞、非洲南部和中東的人道主義機構合作。她是哈佛人道主義項目的高級成員，也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 François-Xavier Bagnoud衛生和人權中心的訪問科學家。她對全球衛生問題的報道出現在了報紙和BBC/PRI的「世界」欄目上。她是2007年Kaiser 衛生媒體獎學金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