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摘：重新理解延安文學

     一、「延安文學」的命名

     我想首先考論一下「延安文學」的命名。倘若從延安文學生產的體制化過程及其意識形態本性來看，從它所隸屬的革命大眾文藝之一端來看，延安文學當然可以被置換為具有更大內涵和外延的延安文藝。「延安文藝」從字面上說當來源於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但它是指稱在延安召開的革命文藝工作座談會，而非指稱作為革命文藝本身的延安文藝。何其芳在談到「魯藝」（魯迅藝術文學院）於文藝整風后應該開設的文學教育課程時曾說：「應有專課經常研究文藝現狀，其內容應包括對於抗戰當中大後方和目前延安及其他根據地的文藝作品，文藝問題，文藝活動的研究。」[1] 何其芳在此其實已經提到了延安的文藝，而這，正是「延安文藝」這個概念即將呼之欲出的前奏。1946年8月23日， 全國文藝界協會延安分會和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以「延安文藝社」的名義刊出了一篇表明即將創辦《延安文藝》雜誌的文稿，號召延安文藝工作者和文藝愛好者「用大眾作風，大眾氣派」來寫「延安，陝甘寧邊區的人民生活，寫人民的生產、政權和武裝，寫人民各種各樣的鬥爭和創造。」並且解釋說，「這刊物叫《延安文藝》，就是我們有決心要照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精神，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加倍的努力往前做去。」[2] 該刊最終雖沒能出版，但它在此明確提出了「延安文藝」這一文藝性概念，而且從寫什麼和怎麼寫兩方面凸現了延安文藝的意識形態本性，所以值得注意。有人說，延安文藝或延安文學這個名稱的正式提出「應是1984年《延安文藝叢書》的出版以及這一年年底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延安文藝研究》的創刊」，[3] 我認為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因為如上所述，「延安文藝」的名稱應該說源起於延安時期。在延安文人眼裡，延安文藝無疑是指發生在延安以及陝甘寧邊區的文藝運動與文藝作品，顯然，這是一種狹義的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延安文藝的理解日漸呈現出廣義的色彩。1980年代中期，丁玲、賀敬之等老延安文人曾經率先對延安文藝進行了廣義的理解。丁玲說，「延安文藝是抗戰時期，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關懷和正確領導之下，向人民學習，和人民一起共同鬥爭的結果，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它不僅僅局限於延安地區，局限於抗戰時期。我們不能把它看小了，看窄了。」[4] 賀敬之也提出了跟丁玲相類似的看法，而且還參照中國文學史上的「建安文學」闡述了構建「延安文藝學」的主張。在談及延安文學史上的作家時，他跟丁玲一樣都是把整個根據地和解放區的作家含括其中，並不局限於延安及陝甘寧邊區。[5] 顯然，這是一種廣義的理解，延安文藝（文學）也就與沿用至今的解放區文藝（文學）這個概念在內涵和外延上相當或平行了。眾所周知，解放區文藝（文學）在文學研究史上源起於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上所作的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是一個為學界普遍使用的概念。那麼，丁玲、賀敬之等人為何又想以「延安文藝」這個概念去取代它呢？對此，原左聯作家林煥平在1992年做了清楚說明。他認為，延安文學「從整體上說來，就是在延安思想指導下，表現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的那個歷史時期的革命與戰爭的生活」的文學，所謂延安思想，就是指毛澤東思想。又說，「延安文學所體現的文藝觀，就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文藝觀，它突出地體現在毛主席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而且，由革命事業總體上說，「從紅軍到達陝北，建立陝北根據地到全國解放，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革命都是以延安為政治中心、思想中心和指揮中心。」因此，他明確指出有必要把「解放區文學」更名為「延安文學」，在他看來，後者較前者更能準確體現延安時期此類文學的「政治思想性」，即此種文學的政治意識形態屬性。[6] 應該說，林煥平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說延安文學較解放區文學更能體現其本身所內含的意識形態屬性，更是顯得準確而犀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贊同「延安文學」的廣義說法。但是，如果我們真要把探究延安文學意識形態化的形成作為延安文學研究的重要出發點的話，那麼，由於論述對象的特別限定，自可在選用「延安文學」這個概念時偏重於對之作狹義的理解，即主要論述以延安及陝甘寧邊區為中心的延安文學，或許唯有如此，涉及延安文學的某些根本性問題才會研究得更加清楚。

     我們把延安文學作為現代中國文學中的一支重要流脈加以研究，自然應該在文學史意義上對其起止的上下限時間做一界定。一般而言，人們把延安文學的下限大體設定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的召開，而不是劃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在我看來，這是易於為大家所認可的。較有爭議的是它的上限。有研究者把它的上限設定在中共中央率領工農紅軍到達陝北的1935年10月，也有研究者把它設定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的1937年1月，更有研究者由於認為此前的蘇區文學是延安文學的先導和源頭，所以甚至主張把它的上限設定在蘇區文學時期。我認為，延安文學史形成的開端自有其富有標誌性的文學事件存在，這個事件乃是「中國文藝協會」於1936年11月22日在陝北保安的成立。因此，延安文學的上限應該設定在這裡。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是中共文藝史上的重要事件。其重要性主要表現在：它是由剛剛奔赴保安的左聯作家丁玲等人與原蘇區作家李伯釗等人共同發起成立的，並且得到毛澤東、洛甫、博古等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與充分肯定。它的成立表徵著左聯作家與蘇區作家在新的歷史階段的匯合的開始，表徵著中共中央在新的歷史時空對文藝等意識形態領域予以構建的開始，正因如此，毛澤東才會極力稱譽它的成立「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7] 自此之後，延安時期的文學發展才可以說終於走向了一個新的自覺階段。因此，本文認為延安文學的上限應該主要設定在1936年11月，而下限自可設定在1949年7月。 此種文學既是指延安文人創作的文學，也是指一種廣泛意義上的大眾文藝運動，因為自文藝整風后，延安文學活動的開展在本質上與其說是一場文學運動，毋寧說是一場富有宣傳鼓動性的政治文化運動來得更為恰切。整風之後的延安文藝在那貧瘠的黃土高原上終於亘古未有地發揮了大眾文藝的神奇力量，曾經默默出生又默默枯死的陝北農民在延安文藝運動的攪動下終於被發動、組織起來，因之也就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意識形態啟蒙。在我看來，倘若人們真把那種狹義的延安文學理解透了，那麼在意識形態本性上自可藉此去理解廣義的延安文學，而且，愈是接近文藝整風后的延安文學發展階段，其情形更是如此。

     二、延安文學的性質

     延安文學是一種歷史性存在物， 是一種經歷了較大自我嬗變的文學形態， 以1942年夏季開始的延安文藝整風為界，大體上可分為前後兩期。1949年7月，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上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8] 這表明，延安文學所代表的方向最終被規定為傳統學科意義上的「當代文學」的新方向，延安文學也終於由黨的文學或黨派文學轉換為一種新的民族——國家型文學。顯然，這裡的延安文學並非是指前期延安文學，而是指文藝整風后產生並發展起來的後期延安文學。在當代文學的一元化過程中，成為其直接理論來源和文學資源的乃是後期延安文學，這在1950年代經歷對丁玲、蕭軍等人的「再批判」之後表現得更其明顯。

     我在這裡想探討的其實就是這個後期延安文學的性質。如上所述，後期延安文學是在文藝整風的語境中逐漸型構而成的一種文學形態，它的實踐形態及其後所產生的文本內在地決定於它所依附的一種意識形態話語，這就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話語。因而，探討後期延安文學的性質在首先應該明了延安文學觀念的性質。而從文學觀念的發展嬗變來說，延安文學的歷史無疑呈現了它的複雜性，這主要體現在它的藝術觀念和審美形態的形成均經歷了一個較為複雜的動態過程。我認為，在延安文學觀念的演變過程中，民族主義是一個貫穿其發展始終的重要因素，但它在前期更多地傾向於一種為國共兩黨都能接受的較為普泛的民族主義，這在延安文化界倡導的「民族形式」論爭中得以充分地表現出來，在理論形態上形成了一種較為開放的以民族——現代性為內涵的現代性形式。但發展至後期，民族主義由於階級論觀念的切入而在新的意識形態話語中嬗變為階級——民族主義，延安文學觀念隨之走向了「黨的文學」階段，延安文學觀念的現代性也就由「民族形式」論爭時期的民族——現代性轉換為階級——民族——現代性，進而言之為黨的——民族——現代性。這個「黨的文學」在我看來乃正構成了後期延安文學的性質。延安文學因之不僅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文學，而且真正成為一種黨派文學或黨的文學。黨的文學不僅凸現為一種文學觀念，而且在事實上成為一種文學樣態。① 人們以往總是依憑《講話》中的字面含義把後期延安文學的發展方向稱之為文學的「工農兵方向」，並因之把延安文學稱之為「工農兵文學」，倘若單從題材著眼，這種命名或許還有幾分真實性，但從其意識形態本性看，則此種說法顯然是不符合延安文學之本真的，是不確切的。因為延安文學的本質是由文藝服從政治這一根本原則所決定，再後來「政治」實際轉化為黨的政策和個別領袖人物的指示，在此種狀況下，工農兵怎能會有自己的話語呢？怎能會有自己的文學呢？關於這點，只要我們真正深入理解了整風期間所發生的文學事件、延安文學形成的歷史及其意識形態化品格，也就不難得出這樣的判斷。

     羅邁在延安指出：「共產黨員的立場，就是無產階級的立場，換句話說，就是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是立足在無產階級的利益和黨的原則之上。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事變的面前，首先要求自己站穩立場，立場不對，就是根本不對，立場錯了，就是根本錯了。」[9] 這裡至少貫徹了一個原則，即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由此出發，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都是黨的利益的具體體現，都得隸屬於黨的總體利益，儘管它對外打著的是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旗號。按照毛澤東的理論，無產階級的利益跟民族利益是一致的。在理論上，毛澤東顯然經過一番嚴密論證，有其合理性。但即使如此，在實際生活中，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實踐中，卻可能在言行或名實之間產生某種不可彌補的裂縫。馬克思、恩格斯曾經針對尚未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說過如下一段話：「事情是這樣的，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10] 所謂「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其實正表徵著意識形態話語的結構性力量，它反映了一種政治實用主義態度，因此，在話語形式和實在之間無疑存在著一定的裂縫。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意識形態本來就是一種虛假的意識，他們認為，「合理性、合法性、普遍性、永恆性、目的性和觀念對實在的支配性，乃是意識形態作為『虛假的意識』的最普遍的表現。」[11] 馬、恩的上述表達無疑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它提醒人們在社會實踐和日常生活中碰到以意識形態話語面目出現的種種理論形態時，必須保持一種獨立的、批判的識見，並對之給予充分反思。但是，延安文學作為一種歷史性存在物，我們首先必須在最大意義上承認其合理性，這是我們重新理解延安文學的一個重要基點，在此之上，才可給以必要的反思性觀察。

     眾所周知，文藝整風后，毛澤東在文化上想以黨的文化觀念來統攝整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必然地，也想以黨的文學觀來統攝整個民族文學的現代發展。今天看來，站在一個民主的立場上，延安文學是完全可以發展為「黨的文學」的，因為任何黨派正如任何個人一樣在一個真正民主的話語空間里都有發展自己文學與文化的權利，所以，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作為一個以求真為目的的研究者，我們都有必要明確地指出這一點。我之所以認為以往那種說延安文學為「工農兵文學」的說法有其不夠確切之處，那是因為它只觸及到了延安文學的表象。當然，話要說回來，如果把「工農兵文學」的說法置放到一定的歷史語境中去考量，它的提出也是自有其合理性的，至少觸及到了延安文學賴以發展的修辭與題材等層面。但是，在當前我們黨中央一再強調要持續發展黨的先進文化的新的歷史時刻，我們為什麼就不能在延安文學中尋找一些可供構建黨的文化的資源呢？為什麼就不能坦率地指出「黨的文學」就是後期延安文學的實質呢？在這問題上，我以為，作為一個在時刻關注著黨的先進文化建設的研究者，完全沒有必要在直面歷史的時候遮遮掩掩，黨的文學就是黨的文學，它在歷史上本就涵蓋了所謂的「工農兵文學」。只要你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偉大的執政黨，不僅在歷史上保持了那種合理性，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那麼，黨的文學作為黨的文化之一種，完全有必要加以重新提出和肯定。正是在這意義上，重新理解和探究延安文學的歷史，不僅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而且具有很大的當代性價值。當然，歷史的複雜性在於，共和國成立后，黨的文學已在事實上轉換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型文學。這種轉換也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誠如周揚在延安期間闡述毛澤東的「講話」時所指出：「我們今天在根據地所實行的，基本上就是明天要在全國實行的。為今天的根據地，就正是為明天的中國。」[12] 因之，不僅延安文學本身成了一種必然如此發展的歷史性存在物，而且延安文學在時代轉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自身的轉換也成了一種具有歷史合理性的存在物。當然，延安文學由延安時期黨的文學轉換為新的民族—國家型文學后，也帶來了一些毋庸諱言的矛盾性。如何對這些矛盾性問題進行富有學理性的探討，也是值得學界予以認真思考的。

     三、直面與重寫延安文學的複雜性

     我認為，在探究現代中國歷史的時候，應該在力求重返歷史場域的同時去想象和理解歷史，只有理解了歷史，才能合乎邏輯地建構歷史。重新探究延安文學的歷史，當然也應該在力求重返延安文學形成與發展場域的同時去想象和理解延安文學的歷史，只有做到了這點，我們才有可能合乎邏輯地構建一部較為符合歷史本真的延安文學史。

     而要真切地進入延安文學的歷史場域，首先必須感受延安文學賴以成形的歷史氛圍。因此，有必要對延安時期的原初資料做一個較為細緻的梳理性閱讀。因為延安時期特定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觀念等在總體上構成了延安文學得以形成的複合性語境或場域，所以我在此處所指原初資料既包括《文藝突擊》、《文藝戰線》、《大眾文藝》、《草葉》、《穀雨》等文學性刊物，也包括《中國文化》、《中國青年》、《解放》等一類的綜合性刊物，還包括《紅色中華》、《新中華報》、《解放日報》等一類的報紙媒體；所言出版物那就更多了，除了以當時出版發行的文藝類書籍為主外，還應包括當時出版的各種軍事、政治、文化類書籍。當然，研究者根據研究的需要，在查閱原初資料時理應有所側重，沒必要對它們平均使用力量，否則，人們往往會陷入浩如煙海的資料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我看來，只要你真正樸質地觸及了跟延安文學形成與發展之歷史相關的大量原初資料，你就會有所新的發現，新的感受。但是，因為延安文學賴以成形的歷史中蘊含了不少晦暗不明的因素，所以，研究者要想把自己的真實感受毫不遮掩地表達出來，那還需要一定的良知和勇氣——這在當代中國這個特定的語境中，往往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對延安文學展開新的研究，並非一般學者所能勝任，在我看來，只有當你首先具備了一個批判性人文知識分子所具有的膽識和勇氣，你才有可能深切地把捉到延安文學的靈魂，並才有可能讓它在歷史的敘事中得以燦爛地敞開。

     延安文學發展至後期，雖然在意識形態本性上呈現了一種日趨單一的狀態，形成了一種黨的文學觀念和黨的文學形態，但是，前後期之間發展與嬗變的歷程是非常複雜的，黨的文學觀念在話語實踐層面上表現出來的東西也是非常複雜的。因此，在我看來，延安文學史具有非常複雜的一面。新的延安文學研究應該以之作為起點，直面與重寫延安文學歷史的複雜性。比如，延安文學在其資源的取捨和重新整合上顯現了它的複雜性。延安文學的形成既跟20世紀30年代的蘇區文藝有著直接的承繼關係，也跟30年代的左翼文學有著同樣不可忽視的承繼關係，不僅在其寫作人員的構成上，而且在其藝術表現形態上，它都體現了這兩方面傳統的衝突和匯合，用毛澤東的話說，這是「亭子間的人」和「山頂上的人」的衝突和匯合。延安文學也在一定程度上承繼了「五四」啟蒙文學傳統，這在前期延安文學——比如丁玲等人的小說和雜文——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人們以往對此表現了足夠注意，但是對後期延安文學中的「五四」因素卻表現了一種盲視和漠然的態度。其實，後期延安文學並沒有完全斬斷「五四」文學傳統，因為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話語構建中，他對「五四」並非如蔣介石一樣採取了一種冷漠的態度，而是採取了一種改造和轉換的態度。正是在這轉換中，「五四」在新的意識形態話語中表現了一定的靈活性，它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發生了新的變異。正因為如此，延安文學發展至後期，它在跟「五四」文學傳統的關係上顯現了更為隱蔽和複雜的一面，需要我們對之做更為細緻的歷史性清理。此外，延安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跟民間文藝形態也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歷史性關聯，對民間審美文化形態的重視，其實貫穿了延安文學發展的始終。以上所言是從縱向來說的，倘若把考察的視野拓寬些，考慮到俄蘇文學和世界範圍內紅色文學的影響，那麼，延安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來的面影就顯得更為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