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摘：民族主義與本土主義的錯置

民族主義與本土主義的錯置

——華美文學中的男性沙文主義解析

趙文書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210093)

本文發表在《當代外國文學》2002年第三期

內容提要 本文在女性主義批評家對華美男性作家的男性沙文主義的性別批判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他們作品中的性別歧視的背後所潛含的民族主義意圖，勾畫出在70年代和80年代華美文學發端時期的男性文本中所張揚的華美文化民族主義蛻變為男性沙文主義的軌跡。
關鍵詞 華美文學 女性主義 民族主義 本土主義 趙健秀 徐忠雄

    華美文學自70年代起的勃興與在黑人民權運動的影響和帶動下而興起的少數族裔意識的覺醒和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有著密切關係。華裔美國人族裔意識的覺醒當然是華美文學發展的直接動因，但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與美國族裔文學的互動也是華美文學之所以有今天的繁榮局面的重要推動力。在華美文學中，女作家作品十分引入注目，具有明顯女性意識的作品在當代華美文學中佔有重要地位，女性主義批評對於華美文學的制度化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女性主義批評在華美文學批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對華美女作家作品的批評中，女性主義批評是主流。對華美男性作家的批評，無論是批判還是讚揚，女性主義批評也是一支重要力量。這一點從國內對華美文學的批評也可以看得出來，目前受到國內學界關注的華美作家以女作家為主，對她們作品的批評也大多帶有女性主義視角。

    女性主義對華美文學之所以產生如此重要的作用，不僅因為華美女性作家在華美文學中有很突出的表現，也因為女性主義與這支新興的美國族裔文學有較多的共同點。在美國社會中，女性和少數族裔(有色人種)有著類似的命運，他們在社會中都被壓制在邊緣，即便女性和少數族裔的平等權利取得長足進步的情況下，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現象也並未能徹底消除。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女性和少數族裔有著共同的壓迫者——處於中心地位的歐裔白人男性；儘管他們的鬥爭目的不盡相同，但有著共同的目標，因此女性主義與族裔運動有著結成聯盟的天然基礎。在歷史上，華裔大多被局限於洗衣、飲食和仆佣等「女性化」的職業，在美國文學對華人及華裔的再現中，華裔女性化的概念化形象一直是使華裔耿耿於懷的一個主要問題；用金伊蓮的話說，在美國主流文化對華裔的再現中，「亞裔男性被描寫成沒有任何性能力，而亞裔女性則除了性能力之外什麼也沒有。」(Kim, 1990: 69) 因此，美國主流社會對華裔的種族歧視帶有一定性別歧視的特徵，而正是這種特徵使華裔與女性主義者的結盟有著更加廣泛的基礎，二者的聯合不僅有很多共同目標，而且在鬥爭的策略和手段上，相互之間也有可供相互借鑒的東西。

    按理說，華美文學與女性主義之間應該可以結成緊密的聯盟，但實際上在華美文學中，男女作家之間卻存在著很深的芥蒂，其中尤以趙健秀(Frank Chin, 1940-)和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之間的論戰最具有代表性 。關於這場論戰中的性別之爭，亞裔學者金伊蓮和張敬珏曾有論述。金伊蓮指出，亞美文學的自我再現具有明顯的性別分野，男性主體是亞裔男性作家的主要關懷對象，女性作家的寫作則聚焦於女性主體的建構，很少有作家能夠兼顧族裔群體內部異性的福祉。(Kim, 1990: 68-93)張敬珏則從趙健秀和湯婷婷之間的這場論戰出發，分析了華美文學中的性別政治的衝突，對趙健秀的大男子主義提出批評，希望男女作家能夠擺脫男權/女權的二元對立，走上共同進步的道路。(Cheung, 1990: 234-251)

    上述兩為亞裔學者主要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為華美女性作家辯護，批判了華美男作家(特別是趙健秀)對女性的歧視態度。本文擬在這兩位批評家的評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華美文學中的大男子主義與女性主義的衝突，以徐忠雄(Shawn Wong)的《家園》(Homebase, 1979)和趙健秀的作品為例，從他們對待白人、華人和華裔女性的態度中分析其作品中的性別歧視的背後所潛含的民族主義意圖，勾畫出在70年代和80年代華美文學發端時期的男性文本中所張揚的華美文化民族主義蛻變為男性沙文主義的軌跡。

    包括華美文學在內的亞裔文學的興起與在民權運動的影響下的亞美運動(Asian American Movement)是分不開的。 美國國內的民權運動(包括黑人的民權運動及其影響下的其他少數族裔要求平等權利的運動)在時間上與二戰後世界範圍內的反抗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在時間上相交叉，在鬥爭的目標、方法及手段上也有相似之處，因此當下學界對美國族裔文學的研究對后殖民理論頗多借鑒。根據這種思維模式，華美文學所關懷的華裔美國(Chinese America)在概念上被視為某種形式的民族國家，華美文學中所體現的對族裔平等的自決自立權利的要求被視為民族主義。 體現在華美文學中，民族主義的內容表現在華美作家希望通過文學手段重建被主流社會消音滅跡的華裔美國歷史，破除美國社會對華人和華裔美國人的根深蒂固的概念化形象，擺脫白人對黃種人的異己化想象，創造出獨特的華裔感性，建構出華裔的新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在權力結構上有同構特徵，即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在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中，殖民者對殖民地女性的征服——奸淫擄掠——在實際暴力之外，往往帶有強烈的象徵色彩，先行於並象徵著殖民侵略者對殖民地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征服。在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中，針對敵對國家中的女性的暴力往往也會在民族主義的幌子下大行其道。在反抗殖民壓迫的鬥爭中，殖民統治階層中的女性因為有強大殖民機器的保護而較少受到實際暴力的侵犯，但在象徵層面上，她們卻無法逃脫被壓迫男性的報復。

    在當代華美文學發端之時，華美文學涌動著帶有以男性為中心的好戰的民族主義情緒。表現在華美男作家的身上，民權運動對華美文學的影響更多地來自鼓勵以暴抗暴的馬爾科姆?X而非提倡非暴力的馬丁?.路德?金。在《唉咦！：亞美作家文選》(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1974) 的前言中，趙健秀曾抱怨華裔美國人的想象「強化了白人種族主義的概念化想象，缺少馬爾科姆?X和其他黑人對他們的『少數族裔』所懷有的理想。」(Chin et al., 1974: xiii) 然而，問題是，趙健秀所擁護的這種好戰的理想雖然在理論上是針對種族壓迫者的，但其文學運作中的象徵性對抗卻是針對種族壓迫者中的女性。華美文學中男性陽剛形象樹立往往以犧牲女性形象為代價。在趙健秀早期發表的一首詩中，白人婦女「喬伊」成為種族壓迫的代表，在她的眼裡，華裔男子無足輕重，連「我」是華裔還是日裔也搞不清楚，更不了解、也不在乎華裔曾在美國歷史上修築過橫跨大陸的鐵路、作出過重要貢獻，於是，在「我」的心裡，對種族壓迫的反抗和報復便具體化成為對這名白人女性的暴力：輪姦喬伊成為華美民族主義向白人種族主義報仇的象徵：
    我的無名祖先們，那些從未聽到他們唱歌的男人
    全都消失了，與他們可笑的名字一起，無影無蹤。
    華裔美國人終於報了仇：
    百年來的中國佬
    當眾
    輪番
    干著一片
    白人的屁股。(Leong 133)

    在華美文學發軔時期的男性文本中，女性角色—無論是白人女性還是華人女性—基本上都是壓抑、迫害華裔男性的「他者」，因此華美男作家必須對她們進行遏制和抵抗才能重塑華美男性被種族主義閹割的陽剛。徐忠雄的小說《家園》意在揭露種族主義的美國對華裔的歧視和迫害以及正統的美國歷史對華裔美國人歷史的消音和扭曲，但美國白人社會對華裔美國人的種族歧視和壓迫卻被集中投射在一個被稱為「身體」(The Body)的白人女孩身上。

    《家園》以華美歷史為主題，凸現華裔美國人在美國歷史上的貢獻。為了證明美國就是華裔美國人的「家園」，小說通過主人公張雨津(Rainsford Chan)的豐富的想象力探索了華裔在美國的歷史。雨津的名字來自其高祖從中國移民美國后所居住的小鎮：「加州雨津。張雨津；張(Chan)是加利福尼亞的縮寫。」(1-2) 這個小鎮已不存在了，但張家四代人在美國的歷史卻把這個美國小鎮和與之同名的華裔男子緊緊聯繫在一起。通過對家史的回憶和想象，雨津在美國的版圖上繪上了華裔在美國留下的足跡。與華美的歷史敘事並列的還有雨津個人的幻想，他有一個夢中新娘，那是一名15歲的白人少女：
    我帶著這位15歲的金髮身體上路了。她是個影子，是我愛情生活中的白人的鬼影；她便代表著我奪得美國的夢想…她一頭金髮，總是牢騷滿腹，喜歡噘著小嘴，儼然是我的恩主。我把這位15歲的新娘叫做「身體」，她是我對美國的全部責任之所在。她就是美國。她告訴我有關我的故事，但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美國愛我，對我恩寵有加，對我說我是世界歷史上最古老、最豐富的文化的產物。她把現代生活中的許多發明都歸功於我，但實際上我在美國一無所有。(77-78)

    當「身體」被等同於美國時，她就不再僅僅是雨津夢中女郎，而是一個連名字也沒有的完全物化的客體，象徵著白人對華裔美國男性的屈尊俯就的種族歧視態度。雨津在尋找美國之根的路上帶著這個白種女人象徵性地補償了歷史上華裔男性因白人的排華政策而遭受的單身之苦：「補償了我祖父們的那些騷動的、孤單的歲月。」(76) 因此，雨津這一輩華美男性能夠征服這個白人女性的「身體」便有了征服美國的象徵含義。在小說文本中，「身體」的功能是替美國承擔白人主流社會對華美男性的不公正待遇而應負的歷史責任，她的作用是在雨津的尋根之路上見證華裔在美國的歷史存在。「我要與我的新娘把美國理順。我告訴她我的所有故事、我的關於我的祖父們和我的父母的夢。我的生活故事成了她的生活故事。」(80)當這個白人少女對雨津示愛時，雨津斷然宣布「我不要她的愛」(80)，頓顯華裔男子豪情，為華裔男子贖回了能夠拒絕「種族主義之愛」 的陽剛。

    應該說，徐忠雄對其筆下的女性人物的態度是相當溫和的。相比較之下，趙健秀在其作品中隊女性角色的刻劃採取了更加公開的對抗態度並常常訴諸於象徵性暴力。他把白人女性直接等同於閹割華裔男性陽剛的種族壓迫勢力，是華裔男性的頭號死敵。他的短篇小說《阿元之死》(「The Only Real Day,」 1959) 里的洗碗工阿元洗澡時習慣穿著短褲，而且用衛生紙塞上鎖孔，不敢暴露自己的代表著男子漢陽剛的陽具。在他的戲劇《雞籠中國佬》(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1972)中，主角泰姆也有穿著短褲洗澡的習慣，據泰姆自己說：
    我這是跟一個老洗碗工學的，他害怕白人老太從鎖孔里偷看他。真的！我發誓！你瞧，我們的廚房緊挨著老頭住的地方。他以為那些豁牙漏齒的白人老太都喜歡偷看他的身體，所以他常穿著短褲洗澡。」(Chin, 1981: 16-17)

    在趙健秀的文本中，華裔男性對自己的陽剛缺乏自信的傳統在兩代華裔男性之間連續起來，形成了華裔的一種傳統，而這種閹割華裔陽剛的窺視來自女性，於是壓迫華裔的種族主義勢力在趙健秀的文本中在象徵層面上被悄悄地置換成了白人女性。

    這種置換的結果是，趙健秀根據自己的置換邏輯把對白人女性身體的征服當作華美解放的象徵。他的短篇小說《吃完就跑的夜行人》(「The Eat and Run Night People,」 1976)里的華裔男子和一名曾經做過修女的白人中年婦女赤裸著身體在沙灘上盡情作愛。這名華裔男子「是南太平洋鐵路上的第一個中國佬(Chinaman)司閘」 ，因此在圖畫式的性發泄場面的描寫中，鐵路—華裔美國歷史的標誌—的意象屢屢出現，喚起讀者對華美歷史的聯想。與這位白人婦女作愛被比作「在營地中挖掘一條逃生通道」，「擊盪出一首鐵路之歌」。最後，在白人婦女興奮地尖叫時，他怒斥一聲，「住口！別和我說話！」了了幾個字，盡顯華裔男人的權威，把近百年來白人使華人禁聲的歷史倒轉了過來。在作愛過程中，騎在白人婦女的身上華裔男子浮想聯翩，想到了華人在美國的歷史，想到了華裔美國的未來，對先人和後代說，「聽著，孩子，我在騎行。我將揮舞著手回家，祖父。」他在白人婦女的尖叫聲中放聲高呼，「與我共同騎行一程吧，祖父。」(Chin, 1988: 8-23)通過把性發泄場面的圖畫式描寫和華裔的歷史與未來並置在一起，華美民族主義對白人種族歧視的反抗、報復並取得勝利象徵性地體現在對白人女性的性徵服之中。

    趙健秀對白人女性的不恭可以解釋為民族主義情緒的錯置，他對華人女性的歧視的原因則要複雜得多，其中固然有他的大男子思想在作怪，也與華裔美國人對自決自立的華裔美國的本位主義式的理解有關。在趙健秀對華美文學的定義中，華美文學所要表現的「華美感性」(Chinese American sensibility)是既非白人也非中國人的一種雙重否定的感性：就中國文化對華裔美國的影響而言，早年的趙健秀在《唉咦！》的導言中竭力否定中國文化對華裔美國有任何影響，聲稱「五百年前就已經不存在的某種上流的中國文化與在美國出生的亞裔之間存在著某種奇怪的連續性，這是神話。」(Chin et al., 1974: xxiv)

    就其本質而言，華美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本土主義的美國民族主義，它希望與中國劃清界限，以便華裔美國人能夠與歐裔美國人一樣，獲得完完全全的美國身份。這種欲與祖先的國度劃清界限的心態在移民後裔中是比較典型的。人類學家瑪格利特?米德(Margaret Mead)研究美國的歐洲移民後代時發現，第二代歐裔美國人對其移民父母所保留的從舊大陸帶來的「外國的」語言、行為和風俗習慣採取排斥態度(Mead 48)。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發現，不但來自非英語國家的歐洲移民的後裔有如此心態，英國移民的後裔也是如此。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殖民地中的英國移民的後代為了謀求獨立，先在輿論上攻擊英國人；為了證明美國獨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惜斥責自己的故國中的國民「性格所全人類中最為奇特荒謬的」云云。 同樣，在對華裔美國人的歷史研究中，王靈智發現，第一代華人移民的多懷著「落葉歸根」的過客心理，而出生在美國的第二代人則普遍抱有欲對中國的文化傳統進行「斬草除根」的同化主義心態。(L. Wang 198-204)

    第二代華裔的排華與第二代歐裔的排歐具有同構的心理特徵。此外，根據王靈智的分析，華裔美國人對中國和中國傳統的排斥還具有深刻的政治和歷史原因。在分析出生在美國的華裔的「斬草除根」心態的成因時，王靈智提出了「雙重宰制」(dual domination)的概念，認為美國的華裔除了受到美國社會中的種族主義的壓迫，還受到來自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勢力的控制。從這個角度看，華裔美國的民族主義在反抗國內種族壓迫的同時，還有反對(來自中國的)域外控制的一面。儘管中國沒有、也不可能對在美華人進行殖民控制，但從滿清政府到民國都承認雙重國籍，直到1980年新中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才取消雙重國籍。雙重國籍使美國華裔在美國社會中的公民身份頗為曖昧，為主流社會把「永遠是不可同化的外國人」這種概念化形象強加於華裔身上提供了借口，而且在出現中美交惡的情況時還會危及華裔的生存。二戰中日裔美國人被強制關進集中營便是華人的前車之鑒。

    在趙健秀的筆下，本土主義的華美民族主義文學中的排斥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內容被他筆鋒一轉，象徵性地置換到華人/華裔女性身上。在他的作品中，象徵著中國和中國傳統的第一代華人移民婦女都是些怪物，只會說誰也聽不懂的中國方言，全都把他筆下的華裔美國主人公當作中國人，與種族主義者把華裔看作外國人的偏見構成同謀。他的戲劇《龍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 1974)中的主角弗雷德的親生母親剛剛被他的父親從中國接來；在得知自己出生在中國后，弗雷德推開想擁抱他的親生母親，絕望地說：「我不是中國人。這裡不是中國。對我來說，你的語言是外語，很難聽，所以，你怎麼會是我的媽媽呢？」(Chin, 1981: 115)

    為了向主流社會表明華裔美國人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華裔美國人似乎必須與中國人徹底區分開來，為此趙健秀把主流社會一直用來為其歧視華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的他者話語借用過來，把白人強加在華裔頭上的他者性(otherness)轉移到華人移民的頭上，藉以區別華美主體與華人的不同及與華裔美國人的認同；同時，他又根據自記的置換邏輯把華人的他者性轉移到了華人婦女身上。

    在他的短篇小說《陳查理的兒子們》(「The Sons of Chan,」 1988)中，有一位華美男子詭稱是陳查理 的大兒子，追殺陳查里以便把華裔美國從陳查理形象的東方主義陰影下解放出來。他來到拉斯維加斯，沒殺到陳查理，想尋歡片刻卻又被擋在他所崇拜的白種脫衣舞娘的門外，不過他還是在華人移民婦女珍妮特的身上找到了自身男性能力的證明。珍妮特她在美國多年，但卻不太會說英語，也不願做美國公民，十分想念中國，好不容易遇到了「我」這張中國面孔，於是急迫地和我說起上海話，但在我聽來那卻是「奇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聲，像蝙蝠一樣從她咬緊的牙關中瑟瑟地飛了出來。」征服不到白人舞娘的華美男人只得把珍妮特當作「我搞的第一個中國女人」。在滿足了他的性慾后，這個中國女人儘管對他露出了「古老的、經典的、中國式的微笑」，他卻從心底里感到厭惡和鄙夷：她的皮膚像烤麵包片；身上散發出老冰箱內部的氣味；她的乳房像奶油麵糊一樣攤在他的胸部；她的頭髮像千萬隻昆蟲的腳刺著他的臉。就連珍妮特的12歲的女兒也逃不過他鄙夷的窺視，赤身裸體地站在他的面前，把他喊做「中國爸爸」，但換來的只是他徹底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看到母女二人都把他當作中國人，他冥冥中向著陳查理驚呼，「她們的血管里流著你的血，爸爸。」(Chin, 1988: 109-130)在他看來，華人婦女和陳查里是一路貨色：都把他這個華裔美國人當做中國人，都是阻礙他成為完完全全的美國人的絆腳石。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珍妮特和那個曾當過修女的白人婦女，我們會發現，作者對待華人婦女的態度較之他對待白人婦女的態度更為惡劣；華人婦女不但和白人婦女一樣是華美男性的發泄和征服對象，而且華人婦女還要遭到華美男性的鄙視。

    至於趙健秀作品里的出生在美國的華裔女性，她們不是華美男性在反抗種族主義鬥爭中的同胞盟友，而是內化了種族歧視觀念、與種族主義者沆瀣一氣的敵人，是華裔美國的叛徒。在趙健秀看來，大量華裔女性(據他估計是50%左右)背棄本族裔男性而嫁給白人，這是華裔自輕自賤及華美社會解體的標誌，連華裔作家中女性佔大多數(五分之四)也成了妨礙華美男性樹立傳統的陽剛形象的一個障礙。(Chin et al., 1974: viii)他的第一部戲劇《雞籠》中的華裔婦女李是背棄同胞男性的代表，她假冒白人婦女，先後嫁過白人、華人和黑人，她之所以離開她的華裔丈夫是因為「他不是個男人。」她對主人公泰姆的評價也是如此，當面指責他是「膽小鬼」、「媽媽的乖兒子、哭寶寶」、「根本算不得男人」 (Chin, 1981: 24)，和主流社會對華裔男性的概念化看法如出一轍。

    戲劇《龍年》中的女性角色比較多，出來另華裔美國男主人公感到陌生的中國媽媽以外還有兩個華裔婦女角色。文家的華裔女主人已經五十多歲了，但卻像十五六歲的少女一樣稚氣，稍有一點不順心的事就躲到廁所里去唱歌。文家的女兒瑪蒂嫁給白人，逃離了唐人街，靠寫菜譜取得了商業成功，回過頭來希望幫助哥哥弗雷德和弟弟約翰尼擺脫唐人街。應該說，趙健秀這位女性還是比較同情的，她靠哥哥弗雷德在唐人街當導遊掙錢供她上大學，在哥哥支持下離開了唐人街並回過頭來誠心誠意的想幫助哥哥和弟弟；但趙健秀對這樣的華裔女性仍然懷著一種十分矛盾的心態，在劇本的人物介紹中稱之為「馬馬虎虎華裔美國人」，劇中的弗雷德對妹妹的稱呼是「小女人」(Sissy)並把她寫的東西稱為「飲食色情文學」(food pornography) (Chin, 1981: 86)—顯然不能與自己弗雷德自己孜孜以求的嚴肅的華美文學藝術相提並論。

    在華美文學發展初期的男性文本中，特別是在趙健秀的作品中，女性角色—無論是美國白人、華人或華裔—被等同於壓迫華裔男性陽剛氣質的破壞勢力，因此必須遏制或征服。華裔美國男性根本不可能希望從女性身上獲得幫助。正如《一個華人婦女之死》(「A Chinese Lady Dies,」 1970)中的中國女(La China)，她本想用弓箭把一封信送給中國男(El Chino)，但一箭射過去，卻擊中了中國男的肩膀(Chin, 1988: 114-115)。即使出於好意，女性也會給男性造成傷害。

    趙健秀的作品和評論中所表現出來的對待女性的這種態度使他得到了一個「厭惡女性者」(misogynist)的名聲，幾乎成了女性主義批評家一致的靶子。在人們的女性主義意識普遍提高的今天，他的態度自然逃脫不了女性主義者的批評。即使對趙健秀的本土主義式的民族主義立場抱有同情的人，也很難在這個方面為其錯置的民族主義情緒辯護。張敬珏認為，趙健秀等人對華美男性陽剛之氣的定義沒有擺脫父權制度所建構的男性特質的框架，把暴力和陽剛混為一談，落入了福柯所謂的「逆轉話語」(reverse discourse)的陷井：他們在閹割了華美男性陽剛的主流社會話語體系內，企圖使用與他們的壓迫者同樣的辭彙、在相同的範疇內重振華美男性的陽剛(Cheung, 1990: 234-251)。她進而提出，華美男性作家應該擺脫西方的價值觀，換一個文化角度，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尋找可以替代西方男性特質的另類男性角色，如中國文化中的書生(Cheung, 2001)。這種從性別角度出發對華美男作家的性別歧視所作出的批判性分析可謂一針見血，但我們也不能忽視他們作品中的社會政治緯度：在性別歧視的表象下，我們隱約能夠窺見華裔美國的民族主義慾望；他們之所以落入了性別逆轉話語的陷井是因為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走入了歧途，使他們在反抗種族壓迫和政治文化霸權的過程中捲入了性別衝突的迷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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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標題  The Displacement of Nationalism and Nativism with Male Chauvinism in Chinese American Male Texts

註釋：
1.這場論戰實際上是華美文學作家中兩個陣營之間的論戰，每一方都有不少華裔作家，因為趙健秀和湯婷婷在論戰雙方中的突出地位，這場論戰一般被化約為這兩位作家之間的論戰。

2.關於亞美運動的緣起、經過及內容，參見(Wu, 1993)。

3.把華裔美國視為民族國家似有些牽強，因為華裔美國既沒有明確的地理疆界，也沒有政治上的自決自立，更沒有經濟和政治上的獨立實體，華裔美國只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共同體」式的國家，是美國內部的想象空間，而且無論在何種意義上談不上「后」殖民。但美國的少數族裔與殖民地中的被壓迫人民確有相類似被壓迫經歷，要求平等解放和自決自立的訴求多有契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也可以討論美國族裔中的「民族主義」，但在中文語境中我們必須注意到華美民族主義中的排華內容，不能與中國的民族主義相混淆。把華裔美國視為某種形式的「民族國家」或討論華美文學中的「民族主義」的論述有很多，如(Li 1998)。

4.轉引自(Kim, 1982: 181)。

5.《唉咦！》的編輯們(包括徐忠雄)對美國主流社會把華裔樹作模範少數族裔的行為稱作「種族主義之愛」，而把白人對華裔的排斥和歧視稱為「種族主義之恨」。他們認為華裔必須對二者都加以拒斥。參見(Chin and Chan)。

6.趙健秀從50年代末開始短篇小說創作，零星發表在一些不太知名的書刊上，直到1988年才得以結集出版，他的戲劇作品雖然上演於70年代初，但也是直到1981年才得以結集出版。其作品后標明的時間是他的戲劇的首演時間及其短篇小說的創作時間或最早發表時間，引文分別見其短篇小說集和戲劇集。

7.趙健秀認為「中國佬」(Chinaman，舊譯支那人)本是中性詞，總是自稱「中國佬」，並以做過火車司閘為毫，自稱是「太平洋鐵路上的第一個中國佬司閘」(所以他的短篇小說集的標題中有Chinaman Pacific)，因此小說中的人物實際上是作者自身的投射。

8.轉引自張沖，第147頁。關於獨立戰爭時期美國文學中對英國人的諷刺、批判、醜化，參見該書第146頁至149頁。

9.二戰中，美國政府把日裔關進集中營，而對德裔和義大利裔美國人則未採取同樣政策，其中顯然有對東方人的種族主義歧視的因素。雖然說二戰中日裔被關進集中營之際正時華裔受歧視逐漸減輕之時，但美國主流社會對日裔的歧視政策與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美國排華浪潮中對華人的偏見實際上如出一轍，都源於對東方人的種族歧視。因此，二戰中日本侵略中國的暴行雖然使華人對日本人並不抱好感，但為了自身的利益以及出於反抗種族歧視的共同需要，華裔美國人對日裔美國人被強制關進集中營的這段歷史卻抱有同情。
    趙健秀本人對這段歷史十分關注，與日裔美國人一起，積極主張糾正這一歷史錯誤，曾於1978年組織了幾千名日裔美國人重訪當年關押日裔的集中營，並舉辦了集中營中的藝術品和日用品展覽。(參見Zia 520)

10. 陳查理是英國作家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系列偵探小說中的華裔主人公。美國人把陳查理的故事拍成了四十多部電影和電視劇，極受美國人的歡迎。趙健秀認為，陳查理是華裔的東方主義式的概念化形象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