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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摘：我和劉高興——賈平凹

作者：sujie_alex 於 2009-4-15 11:2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網文|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1評論

關鍵詞：

我和劉高興——賈平凹

三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家讀《西遊記》，正想著唐僧和他的三個徒弟其實是一個人的四個側面，門就被咚咚敲響。在電話普及的年代，人與人見面都是事先要約好的，這是誰，我並沒有在這個時候約任何人呀，就故意不立即去開門，要讓這不速之客知道我是反感這種行為的。咚，咚，門還在敲，而且聲音越來越大，最後是哐地一下，用腳踢了。

　　我有些憤怒，一把將門拉開，門口站著的卻是劉書禎。

　　他說：哎呀，我還以為你不在家哩！

　　我說：是你呀，幾時進城的？

　　他說：我已經在城市生活啦！

　　他的嘴裡永遠沒有正經話，我就笑了，讓他進屋坐下，說：書禎，你個嘴兒匠！

　　他說：你不要叫我書禎，我現在改名高興了，你得叫我劉高興！

　　這就是劉高興。這也就是我第一次見到過著了城市生活的劉高興。

　　如果讀了《秦腔》，而且還記得的話，《秦腔》書中的書正就以他為原型的。我們是一塊長大的。小的時候，我並不熱惦他，他頭髮有些卷，鼻孔里老流著黃涕，但我崇拜他大。我們那兒把父親都叫大，因為他大不是賈族人，叫叔時前邊要加上名子，就是五林叔。五林叔不識字，但出口成章，能背戲本子，能講三國和岳飛大戰朱仙鎮。尤其一米八的個頭，在罵老婆的時候，要盤腳搭手坐在蒲團上，罵得沒有火氣，卻極盡挖苦，妙語連珠，像是在說單口相聲。文章中我和書禎又是一起從初中輟學回鄉務了農，後來他去當兵，我上了大學，再後來我是逢年過節回老家看望父母，他已經在鄉政府做起飯，但人家嫌他不衛生，又常常將剩菜剩飯要送回家餵豬，就辭退了他。再再後來，我寫我的書，他做過泥水匠，吊過挂面，磨過豆腐，也在三六九日的集市上擺過油條攤子。他幾乎什麼都干過了，什麼都沒幹出個名堂，日子過得狼狽，村裡許多人都在笑話他。但我一回去，他逮住消息了，天晴下雨或黑漆半夜，肯定要跑來看我。我們便嘻嘻哈哈談說幾個小時，不黑不困，直到我母親做過飯一塊吃了，他嘴裡叼著紙煙，耳朵上再別上一根，才走了。

　　我喜歡和他說話，他說話有細節。

　　有一年夏天回去，兒時的夥伴來了幾個，卻沒見他，我問書禎呢，他們說可能在西河地里插秧吧。那時節村裡的麥早收過了，秧也開始灌二遍水，書禎竟然才插秧？他們說還不是娃們都小，就他一個勞力，地里活啥時候干到人前去？！到了晚上，月光一片，我去西河灘地看他，地是個窄長溜，他彎著腰在那頭插秧，隱隱約約像是鬼影，這邊地堰上卻放著個收音機，正唱宋祖英。我大聲喊他，他嘩哩嘩啦蹚著泥水跑了過來，說：咱回，咱回！我說：你插你的秧！他說：反正黃花菜已經涼了，看它還能涼到哪兒去？他的家就蓋在半澗上，門口沒有場地，但門框上還保留著過年時寫的對聯，一邊是：張開口除了吃喝還要笑，一邊是：一閉眼都在黑黑就睡美。我說：詞兒你編的？他說：不對仗。又說：我在村裡宣布了，誰揭我房上瓦可以，誰揭這春聯，我打斷他的腿！

　　一進院門，他就喊老婆燒開水，說城裡人講究喝開水不喝生水的，把水往滾著燒！開水端上來了。他從櫃里取了一包白糖，抓一把就放進去。又對老婆說：快炒上幾個雞蛋來！他老婆愣了，說：咱沒養雞哪兒有雞蛋？！他說：沒雞蛋?我趕緊圓場說這麼晚了吃什麼雞蛋呀。他嘎嘎笑起來，說：你這老婆不會來事，沒雞蛋你就說我給你借去，你一借再不閃面不就完了，你偏說沒雞蛋！說得我也笑了。他說：不吃雞蛋了，咱不吃雞屙下的東西，總得讓平凹高興呀，你把咱錢柜子拉來！老婆還是沒配合好，說：錢柜子？他說：母豬還不是錢柜子？沒腦子！結果把已經關了圈的豬又放出來，這是頭拖著大肚皮的母豬，一趕進屋他就搔豬後腿，母豬立馬舒服得卧下，乍起了四條腿。而十二個豬崽也一溜帶串兒從門坎上往裡翻，一翻一個肉疙瘩，一翻一個肉疙瘩。他說：不得了啊，一個豬崽五十八元，五十八元哩，你算算，十二個豬崽是多少錢？！

　　那天我們談說得非常久，原本他後半夜插秧也沒去成。問起村裡的事，他說了，咱這兒啥都好，就是地越來越少，一級公路改造時佔了一些地，修鐵路又佔了一些地，現在又要修高速路呀，還得佔地，村裡人均只剩下二分地了，交通真是大發達了，可莊稼往哪兒種，科學家啥都發明哩，咋不發明種莊稼？他說了，村道里你還看見有幾個小伙姑娘？沒了，都出去打工了。舊社會生了兒子是老蔣的，生下姑娘是保長的，現在農民給城裡生娃哩！他說了，狗日的×××總算把兩間屋拆椽賣了，老婆病成那樣，是要人呀還是要錢呀？！他說了，××終於結束光棍生活了，那女的是三個娃，丈夫從樹上摔下來成了癱子，他被招夫養夫了的，不出力就有三個娃了！他問我有沒有認識治精神病的大夫？我問咋啦？他說知道×××嗎，我說我記不起了，他說×××你記不起？就是咱小時偷人家的杏，讓人家攆得咱掉到蓮菜池裡的×××么！我說×××瘋了？他說兩口子好苦，成年磨豆腐賣供兒子上大學，兒子大學畢業了不願意回縣來教書，在西安做盲流，文化盲流。這還罷了，那小女兒出外打工，出去了兩年沒音訊，×××沒瘋，她老婆瘋了，你介紹個大夫給治治，要不我不敢從他家口過，她不知了羞恥，動不動不穿褲子往出跑，我眼睛沒處瞅么。聽了他的話，我就嘆息了，他說：你嘆息啥哩？我說：農村還這麼苦。他說：瞧你，苦瓜不苦那還叫苦瓜？！

　　先前他來過西安，曾費盡周折尋到了我家，但我去外地開會，回來聽孩子講，有一個自稱是我同學的人來了，來了一身的土，倒茶不喝，要到水龍頭接喝生水，在地板上吐痰，吐了痰又用腳蹭，說了一堆他們聽不明白的話，後來就起身走了。我聽了，覺得肯定是劉書禎，就埋怨孩子慢待了他。家鄉生活苦焦，苦焦人心事多，最受不了的是城裡的親朋好友慢待。如果你待他們好，他們便四處給你揚名，你是個科長也會說你就是局長，坐小車，住洋房，讀磚頭厚的書，即便吃豆麵糊糊裡邊也放著人蔘燕窩。他們還會竭力保護你的老屋，院子里的梨不會少一顆，清明節去上墳，也要在你家的祖墳上培幾杴土。如果你慢待了他，他們就永遠記仇，你就是在外把事情幹得驚天動地，那是你的事，與他們無關，來了人問起你，他們說：噢，他那人呀，該怎麼說呢，不說了吧。你回去了，他們避而遠之，避不及的，最多說一句，你回來了，腳不停就走了。你在老家過什麼紅白事，擺上酒桌他們不來，來了就提個水桶，吃一碗往水桶里倒半碗，把一桶剩菜剩飯提回去餵豬。我們鄰村就有一個在縣上當局長的，慢待了老家人，他坐著小車進村，村道里有人鋪了席曬包穀，就是不肯收席讓小車過去，而後來小車輪子輾著了包穀，攔住車須要數著被輾碎的包穀，一顆賠一元錢，不賠不行。所以我告訴孩子，以後不管我在家不在家，凡是老家來了人，一定要笑臉相迎，酒飯招待，不要讓他們進門換鞋，不要給人家紙煙了又把煙灰缸放在旁邊，他們說話要看著他們認真傾聽，鄉里人有鄉里人的不文明，他們卻有城裡人沒有的幽默和智慧。

　　我只說孩子慢待了劉書禎，劉書禎再也不會來城裡找我了，但他這一次又來了，而且成了劉高興。

　　他這次進城投奔的是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多年前就來到西安打工，在一家煤店裡送煤。他的兒子沒有繼承他和他父親的樂觀幽默，總是沉默寡言，又總是憤憤不平，初中畢業后一直謀著要出外打工，他就讓兒子去打工了，他說：父子是冤家，讓狗日的去吧，餓不死就算成功了！可當兒子春節回來過年時，兒子卻穿了件西服，每次打撲克小賭，輸掉一元錢了就從懷裡掏出一指厚一沓百元錢來取出一元，然後把那沓錢裝進懷裡，再輸一元錢了，又掏出那沓錢再取出一元。但兒子沒有把錢交給他。他說：我這個人民咋就沒有個人民幣？！也就出來打工了。他已經五十三歲了，一張嘴仍然是年輕的，腰和腿卻不行了，跑不快，幹活就蔫。他在兒子的煤店裡幹了一個月，他說和兒子住在那個塑料板搭成的棚子里，熱得他夜夜在地上潑了水，鋪上張竹席睡，這些他都不在乎，惱氣的是兒子和他想法不一樣。他是有了錢就攢，兒子有了錢就花，他要兒子把錢交給他了他在老家給兒子蓋新房，兒子就是不給。父子倆矛盾了，大吵了一頓，他一氣出來單獨干，單獨干只能拾破爛，他就拾起破爛了。

　　拾破爛？我可是從來沒有關注過這個行業，甚至作想也沒有作想過。事後琢磨，雖然我在西安三十多年了，每天都要見城裡有拉著架子車或騎著三輪車拾破爛的人，也曾招呼著拾破爛人來家收過舊書刊報紙，但我怎麼就沒有在腦子裡想過這些人是從哪兒來的，為什麼來拾破爛，拾破爛能顧住吃喝嗎，白天轉街晚上又睡在哪兒呢？城市人，也包括我和我的家人，得意我們的衛生間是修飾得多麼豪華漂亮，豪華漂亮地修飾衛生間認為是先進的時尚的文明的，可城市如人一樣，吃喝進多少，就得屙尿出多少，可我們對於這個城市的有關排泄清理的職業行當為什麼從來視而不見，見而不理，麻木不仁呢？這就象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呼吸著卻從不覺得自己在呼吸一樣嗎？我也時常在鼓呼著要有感恩的意識，可平日里感動我們的往往是那類雷鋒式的好人好事，怎麼就忘記了天上的太陽，地上的清水？！

　　那天，我們談論就儘是有關拾破爛的事，而且，他的拾破爛的經歷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西安和來西安打工的過程，他見我驚訝的神色越發得意洋洋，盤腳搭手坐在沙發上，一邊口水淋漓地吸紙煙，一邊慢條斯理地排說。他讓我知道了在這個城市打工的哪兒人都有，但因各地的情況又不相同：關中的東府和西府，經濟條件相對還好，人也經見得多，他們多是在經濟開發區的一些大公司打工。陝北的來人體格高大，又善於抱團，更多的是聚集在一些包工頭手下，去蓋樓，去築路，或在賓館和住宅區里做保安。陝南的三個區域，漢中、安康人貌如南方人，性情又乖巧，基本上都是在一些服務行業做事，如在店鋪里賣貨，如在飯館、茶樓，洗腳屋裡當服務生。而商州呢，商州是最貧困也最閉塞的地方，既不是產林區也沒有石油煤炭天然氣資源，歷來當地掙錢的門道就是開一個小飯店，偏又普遍的喜文好學，尤其注重孩子上學，上學的目的就是早早逃離這山地。比如我們縣，三十萬人口，年財政收入二千多萬，而供大學生上學，每年幾乎從民間都要付出一億元。每年一億，每年一億，老百姓就是一捆子谷稈，被榨著被擰著被擠著，水分一滴滴沒有了，只剩下一把糠渣。這些學生大學畢業后卻極少再回原籍，他們就在城裡的一些單位、公司做臨時工，不停地跳槽，不停地印製名片。可憐的商州山區水土流失了，僅有的錢被學生帶走了，有了知識的精英人才也走了，中國出現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遷徙，遷徙地就是城市，城市這張大口，將一碗菜湯上的油珠珠都吸了。劉高興說：新衣服都穿上走了，家裡扔下的是破棉襖！商州的經濟凋蔽不堪，剩下的人也還得出走呀，西安在他們的心中是花花世界，是福地，是金山銀海，可出走一沒資金，二沒技術，三沒城裡有權有勢的人來承攜，他們只有干最苦最累最臟又最容易干到的活，就是送煤拾破爛。但凡一個人幹了什麼，幹得還可以，必是一個串掇一個，先是本家親戚一夥，再是同村同鄉一幫，就都相繼出來了，逐漸也形成以商州人為主的送煤群體和拾破爛群體。

　　自從劉高興來到了我家，我們的往來就頻繁了，每到下雨天，下雨天他就空閑了，他說那是他們的節日。要麼到我家來，要麼叫我去他租住處。從他的口裡，我也才知道我們賈姓族裡其實有很多晚輩都在城裡打工，但他們從來沒有和我聯繫過，或許是我長年不回去和他們隔遠了，或許是他們都混得不好，覺得羞愧不願見到我。我也曾想，即使他們來找我，我雖有文名但無官無權無錢的又能幫他們做些什麼呢？劉高興之所以來找我，他不想求我什麼，他也知道我的處境和性情，又因為年齡相近，他需要說話，我需要傾聽，所以我們就親近了。當我有什麼大的活動，比如給母親祝壽，為女兒舉辦婚禮，我當然得通知他。他的衣著和容貌明顯地和所有賓客不一樣，就像蘋果筐里突然有了一個土豆。但這個土豆是歡樂的，他的大嗓門和類似於周星馳式的笑使是大家不習慣，可得知他的身份后驚奇著他的坦然和幽默，又興緻勃勃地與交談。他就會說許多鄉下的和在城裡拾破爛中的奇聞異事，他說地繪聲繪色，等大家聽得一愣一愣的，他卻一臉嚴肅的，說一句很雅的古句。愛讀奇書初不記，飽聞怪事總無驚。於是那些教授都感慨了，說：劉高興，你形象思維好啊，比老賈還好！他說：我在學校的功課是比平凹好，可一樣是瓷磚，命運把他那快瓷磚貼到了灶台上，我這塊瓷磚貼到了廁所么！然後又是嘎嘎大笑，擦了一下鼻涕，說：我是閏土！我趕緊制止他，說你胡比喻，我可不敢是魯迅，他說：你是不是魯迅我不管，但我是閏土！

　　他不是閏土，他是現在的劉高興。

　　現在的劉高興使我萌生了寫作的慾望。我想，劉高興和他那個拾破爛的群體，對於我和更多的人來說，是別一樣的生活，別一樣的人生，在所有的大都市裡，我們看多了動輒一個慶典幾千萬，一個晚會幾百萬，到處張揚著盛世的繁榮和豪華，或許從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里能摸出這個年代城市的不輕易能觸摸到的脈搏吧。當這種慾望愈來愈強烈，告知給我的一位朋友，朋友卻不以為然：歷史從來是精英創造的，過去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現在是管理層的實業界的金融行的時尚群的叱吒風雲人物，這樣的題材才可能寫出主流的作品，才可能寫出大的作品。朋友的話是沒有錯，但我有我的實際情況，以我生存環境和我學識才情的局限，寫那樣的題材別人會比我寫得更好，我還是寫我能寫的我也覺得我應該寫的東西吧。我在這幾年來一直在想這樣的問題：在據說每年全國出版千部長篇小說的情況下，在我又是已經五十多歲的所謂老作家了，我現在要寫到底該去寫什麼，我的寫作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掂量過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午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絕不是為了迎合和消費去舞筆弄墨。我這也不是在標榜我多麼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寫不出什麼好東西，而在這個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學作品不可能經典，那麼，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寫成一份份社會記錄而留給歷史。我要寫劉高興和劉高興一樣的鄉下進城群體，他們是如何走進城市的，他們為何在城市裡安身生活，他們又是如何感受認知城市，他們有他們的命運，這個時代又賦予以他們如何的命運感，能寫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我覺得我就滿足了。

　　在一次會上，有個記者反覆地在追問我：你下一部作品寫什麼呢，下一部作品寫什麼呢？我不耐煩了，說了我的計劃，不想這位記者就在報上發了消息，鬧得到處的報紙轉載，都知道我要寫進城民工的作品了。而這時，一個陌生人，可能是讀者吧，他寄給了一信，信里什麼也沒說，只是兩個紙條，一條寫著：「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一條寫著：「每有制述多用新事，並以文采妙絕當時。「這些話都是古人的話，而陌生人這個時候將此話抄寄給我，我知道這是提醒，這是建議，這是鼓勵和期望。這就讓我感動，也很緊張，有了壓力。原本動筆寫便覺得我僅僅了解劉高興而並不了解拾破爛的整個群體，純是蘿蔔難以做出一桌菜的，我得穩住，我得先到那些拾破爛的群體中去。

　　於是，我開始了廣泛了解拾破爛群體的工作，這項工作我請了文友孫見喜先生給予幫忙，因為以前聽他說過，他的老家村裡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西安拾破爛。老孫也是商州人，好衝動又極熱心，他立即聯繫在西安拾破爛的一個親戚，並實話實說是我想去他們租住處看看。這位親戚第一個反應是：賈平凹？是那個寫書的嗎？老孫說：你還知道賈平凹呀，是他，他想去看看你們。這位親戚沉默了，說：他來看我們？像看耍猴一樣看我們？！老孫說：不，他不是那樣。這位親戚說：要是作為鄉里鄉親的，他啥時來諞都行，要是皇帝他媽拾麥圖個好玩，那就讓他不要來了。

　　老孫把這話轉達給我，我想起了以前攝影界曾引起了一場爭論的一件作品。那個作品是一個騎自行車人在馬路上摔倒的瞬間，畫面極其生動，藝術性非常地高，但這個作者是為了拍這張照片，特意在馬路上挖了一個洞而隱身於旁拍攝的。我告訴老孫：咱們雖然是為了更豐富寫作素材去了解他們的，但去了就不要再想著要寫他們，也不要表現出在可憐他們同情他們甚至要拯救他們的意思，咱們完全是串門。我們就去了，沒有帶筆記本，沒有帶錄音機，也沒有帶照相機，而是所有口袋裡都裝了紙煙。

　　那是一個傍晚，我們按照老孫親戚提供的地址尋去，沒想在西安南郊城鄉結合部的村子是那麼多，這個村子和那個村子又沒特別的標誌，我們竟進入了另一個村子，這村子又有幾十條巷道，兩個小時過去了還沒尋出個眉目。去問路燈下那個蹴著吃紙煙的人：這村裡有沒有個叫×××的租住戶？那人說：滿天都是星星，你問哪個？我又問：住沒住拾破爛的？那人說：前邊那條巷裡都是拾破爛的！我們走進去，果然巷道里有許多架子車，有婦女在那裡分類著破爛，而兩個男的端了碗在門口燈下吃飯，包穀糝稀飯里煮著土豆，土豆沒有切，吃的時候眼睜得老大。我們問知道不知道個×××的，只搖頭，不說話。鑽進一個院子，四邊的房像個炮樓，幾十戶人家門上都吊個門帘，看著如中藥店的葯屜，老孫放聲喊：×××！有人揭了門帘出來倒水，說屋裡有個病人哩，你不要喊。老孫說：我找×××。那人說：這裡沒個×××。

　　我們到底沒有尋到×××。但是，也就在那一夜，我們以找鄉黨為名，鑽進了十多個院子，接觸了十五六個拾破爛的人，看了他們住得怎樣，吃的什麼，大致詢問了他們各自的進城的原因，時間和收入狀況。他們大多目光警惕，言語短缺，你讓他多說些，他說這有啥說的或說我不會說，嗤啦一笑就躲開了。他們中沒個劉高興，這讓我遺憾。還好，最巷頭的那個院子里一個瘸子健談，他接過了我給他的一包紙煙，拆開了就天女散花一樣分別給站在各個門口的人扔去一根，扔去的紙煙沒有一根不被在空中接住，然後就圍過來說：嚇，貴紙煙么！瘸子說他是老破爛，來西安十年了，院子里的人都是他先後從村裡帶出來的，就像當年鬧革命，一個當紅軍了，就拉了一幫人當了紅軍，現在他們村就叫破爛村。老孫說我們老家村裡有個老者，兒子孫子里七個人當了兵，人叫老者是兵種，那你是破爛種了！沒想一句笑話，站在另一個門口的婦女卻說：他算什麼破爛種，連個老婆還沒有哩！說得瘸子頓時尷尬，領我們到他的住屋，一邊拍打著床沿上的土讓我們坐，一邊說：我又不是沒有過老婆，我是有過三個老婆哩，合不來，都是不到一年我就攆走了。那是骯髒不堪的十平方米的小屋，沒有窗戶，味道難聞。老孫翻人家的被褥，揭人家的鍋蓋，又把人家晾在床頭木板上的幾塊干饃掰開來說霉成這樣了還能吃呀，再就是在枕頭底下發現了一本雜誌，老孫說：還看雜誌？他說：看么。老孫說：知道不知道有個作家……我忙制止了老孫，把雜誌拿過來，雜誌上卻有一半張頁粘在一起揭不開。問怎麼粘成這樣，他一時臉面通紅，吱吱唔唔說睡下胡思亂想哩就動了手，又嫌弄髒了褥子，就……把雜誌奪過去又塞進枕頭下。我沒有反感他，也沒有說什麼話取笑他。我問了他的名字，他說白殿睿，不是建設的建，是宮殿的殿。名子起得很文雅。

　　我記住了白殿睿，過後又去找過他幾次，他已經是拾破爛中的老油條了，我拿給他一條紙煙，他要把他拾來放在床頭的一扇鋁窗送我，我沒接受。他問我是幹啥的，是不是記者，是記者了給他拍個大照片，登到報上多好。但再次去我拿了照相機，他卻病了，拉肚子拉得躺在床上不得起來，拒絕了我給他照像。

　　而老孫的那個親戚，我們再次聯繫，終於弄清了那個城中村的位置，這次同我和老孫去的還有一位美術教授，他有私家車，說他也想畫畫拾破爛的人。車一到村口，×××已經在那裡張望，穿了雙皮鞋，但腿老弓著。老孫說：這鞋是拾的吧？他說：哪能拾到這麼新的鞋，人家送的，本來要留給兒子的，你們要來就穿上了，有些小。卻低聲問：穿西服的是賈平凹？老孫說不是，用手指我。他說：個子不高么！我當然還是帶著紙煙，但他說他把煙戒了。進巷道，入一戶院門，後邊是一座六屋簡易樓，×××就住在頂層，而頂層一共七個房間，分別住了他的六家親戚。他們都是才從街上回來，正生火做飯。我去每一家看的時候，他們也都是笑臉。後來我們就坐在×××的屋裡，屋裡小得打不開轉身，天又熱，一股子鞋臭味。美術教授就呆不住了，他說他下去轉轉，要走的時候給他打個電話。美術教授是沒在農村生活過，我生活過，我就脫了鞋坐上了床，問這房的租金，問他在哪條街上拾破爛，那麼遠的路早晨怎麼去晚上怎麼回來，就自己取了碗從保溫瓶里要倒水喝。他臉上活泛多了，但回答我的話都是些通用話，比如，他說這租金合適，我們能接受，在朱雀門外那一帶拾破爛，收入挺好，他有一輛自行車，早上帶老婆進城，架子車都是存在收購站上的，日子比才來時好，日子會越來越好。老孫說：你不要那麼正經，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胡諞！他說：還真胡諞呀？我說：胡諞！三個人就都笑了。我們就亂七八糟地胡諞了，他竟是那樣健談，雖然沒有劉高興說得那麼形象，但拾破爛中的一些事記得很準確，一件一件連時間地點都說得清，我先還真會逗引，逗著他說，後來就完全浸沉在他的故事中，隨著他的高興而高興，隨著他的難過而難過。他老婆在門外爐子上做飯，進來說：你只排誇你出五關斬六將哩，咋不說你走麥城！你出來。他出去了，又進來說：老婆問你們吃了沒，沒吃了就在我這兒吃？我說：就在你這兒吃。他就對老婆說：在咱這兒吃哩，你去村商店買些挂面。我趕緊說：買什麼挂面？做啥我吃啥。我就又問了怎麼個走了麥城？他講了三宗，一宗是他在建築工地被人家打了一頓，一宗是被街上的混混騙了三百元，一宗是被市容隊收沒了架子車。飯做熟了，是熬了一大鍋的包穀糝稀飯，給我盛了一大海碗，沒有菜，沒醋沒辣子，說有鹽哩，放些鹽吧，給我面前堆上了一紙袋鹽面。筷子是他老婆給我的，兩根筷子粘連在一起，我知道是沒洗凈，但我不能說再洗一下，也不能用紙去擦，他們能用，我也就用，便扒拉著飯唏唏溜溜吃起來。××× 一直是看著我吃，把那個風扇從床下取出來，那是個排氣扇，吹過來的風是一股子，而且電線斷了幾處重新接上沒纏絕緣膠布，我擔心他觸上了電，他說：沒事。不停地轉動著排氣扇的方位給我吹。我把一大海碗飯吃完了，他說：夠了沒？我說：夠了。他說：我估摸你也夠了。

　　老孫的這位親戚，後來雖然和我稱不上朋友，卻絕對成了熟人，他常到老孫那兒去，而他一去，老孫必定會給我電話，我也就去了。他有時拿著一些拾來的好東西送給我們，比如一個笛子，一個老式的眼鏡盒，我們付給他一百元錢。他知道我喜歡收藏，有一次拿來了一個小黑陶罐，以為是個古董送我，我欣然接受，但我知道那是個幾年前才燒制的罐子。我給他付錢的時候，他堅決不要，卻說：要是今日我只收入十元錢，那我會收你的錢的，可我今日已經收入了十八元了，這就夠夠的了，我只求你幫個忙。原來他的一個兄弟拾破爛時把架子車停放在了馬路邊，而那一段馬路立了牌子不準人力車通過，他兄弟不識字停放了，市容隊就拉走了架子車，他兄弟去討要，市容隊說罰五百元了才能把架子車拉走。他求我能不能幫著把架子車要回來。

　　我說：我給你要回來。

　　他說：真能要回來了，我請你喝酒！

　　其實我和老孫哪兒有疏通市容隊的能力呀？但我必須得幫他要回架子車，就叫來了電視台一個朋友，商量出一個陰謀。讓他帶著攝像機，如果他們不給架子車，便威脅著媒體要曝光這種粗暴對待弱勢群體的行為。我們是一路上都在給自己壯膽，可萬萬沒想到去了市容隊，那裡竟有人認出了我，對我的到來興奮不已，我成了座上賓。那就好，寒暄之後，我便說了情況，架子車不費吹灰之力要回來了。×××激動地抱住我，說我牛，牛得很，並要了我的名片，說以後誰再欺侮他，他就拿出我的名片，說他是我的表哥。便問我：我能說是你的表哥嗎？我說：是表哥！

　　幾個月後，我終於寫起拾破爛人的故事了。

　　但我沒有想到，寫起來卻是那樣的不順手，因為我總是想象著我和劉高興、白殿睿以及×××的年齡都差不多，如果我不是一九七二年以工農兵上大學那個偶然的機會進了城，我肯定也是農民，到了五十多歲了，也肯定來拾垃圾，那又會是怎麼個形狀呢？這樣的情緒，使我為這些離開了土地在城市裡的貧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種種歧視而痛心著哀嘆著，一種壓抑的東西始終在左右我的筆。我常常是把一章寫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寫，寫了再撕，想為什麼中國會出現打工的這麼一個階層呢，這是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的無奈之舉，權宜之計還是長遠的戰略政策，這個階層誰來組織誰來管理，他們能為城市接納融合嗎，進城打工真的就能使農民富裕嗎，沒有了勞動力的農村又如何建設呢，城市與鄉村是逐漸一體化呢還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貧富差距？我不是政府決策人，不懂得治國之道，也不是經濟學家有指導社會之術，但作為一個作家，雖也明白寫作不能滯止於就事論事，可我無法擺脫一種生來俱有的憂患，使作品寫得苦澀沉重。而且，我吃驚地發現，我雖然在城市裡生活了幾十年，平日還自詡有現代的意識，卻仍有嚴重的農民意識，即內心深處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寫的這些破爛人在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寫越寫不去，到底是將十萬字毀之一炬。

　　我不寫了，我想過一段時間再寫。恰好這一段時間發生了一件特大的事，幾個月就再沒去摸筆。事情還是出在老孫的那伙拾破爛的同鄉里，一個老漢，其實比我也就大那麼幾歲，他們夫婦在西安拾破爛時，其女兒就在一家飯館里端盤子，有人說能幫她尋一個更能掙錢的工作，結果上當受騙，被拐賣到了山西。老漢為了找女兒，拾破爛每當攢夠二千元就去山西探，先後探了兩年，終於得知女兒被拐賣在五台縣的一個山村裡。老漢一直對外隱瞞著這事，覺得丟人，可再要去能救女兒時沒了路費，來借錢，才給我和老孫說了。我、老孫埋怨他出了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及時報警，也為什麼不給我們說，而且憑你單槍匹馬一個人去能把人解救回來？我們當即帶他去報案，但他租住地的派出所卻以他不是當地戶口為理由不理睬這事，是老漢和他們吵了一場，案是報上了，派出所卻強調要讓去解救可以，但必須提供準確無誤的被拐賣人的地址，並提供最少五千元的出警費。為了確鑿地址，老漢再次去了五台縣，我們給他出主意，叮嚀如果查訪到女兒，一定要穩住那家人。十幾天後他回來了，哭著給我們說：我只說咱商州窮，五台縣的深山野窪里比咱那兒還窮，一年四季吃不上白饃。咱女兒年紀那麼小，整天像牲畜一樣被繩子拴在屋裡，已經給人家生了個娃了……他哭，我和老孫也流眼淚，拿了錢去給派出所，派出所卻說當時警力不夠，要等一個月後才能抽出人手。我和老孫又聯繫老孫老家的派出所，那裡的派出所有認識的人，派出所所長答應親自去解救，花銷還可以減到三分之二。幾番折騰后，組成了解救隊伍就出發了。那個晚上，按計劃是應該到了五台縣的山村，被拐賣的女兒能不能見到，那家人和村民會不會放人，可能發生械鬥嗎，去的車輛夜裡走山路能安全嗎，我和老孫心都懸著，一直守在電話機旁，因為事先約好，人一解救出來就及時通報我們的。九點鐘沒有消息，十點鐘沒有消息，十一點了還沒有消息，老孫拿出一小筐花生，說：應該沒事，派出所所長有經驗，他解救過三個被拐賣的婦女哩。我們就以吃花生緩解焦慮，但花生已吃完了，花生皮也一片一片在手裡都捏成了碎沫，十二點半電話仍不響。我說：電話是不是有毛病？檢查了一遍，線都好著，拿手機打了一次，立即就響了。老孫的母親一直也陪著我們，七十多歲的人了，緊張得就哭起來，說那女兒多水靈的，怎麼就被四十多歲的醜男人強迫著做媳婦生娃娃，如果這次失敗了，肯定人家就轉移了那女兒，那就永遠不得回來了！老孫說：你不要說么，你不要說么！他母親還在說，老孫就躁了，母子倆都生了氣，屋子裡倒一時寂靜無聲，只有牆上的鐘錶嗒嗒嗒地響。到了十二點二十一分，電話鈴突然響了，老孫去接電話，老孫的母親也去接電話，電話被撞得掉在了地上。電話是派出所打來的，只說了一句：成功啦，我們正往溝外跑哩！我和老孫大呼小叫，驚得鄰居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咚咚地過來敲門。到了一點，老孫說他想吃一碗麵條，他母親竟就擀起面來，結果老孫吃了兩碗，我吃了兩碗。

　　這次成功解救，使我和老孫很有成就感，我們三天內見了朋友就想說，但三天後老漢來感謝我們，說了解救的過程，我們再也高興不起來。因為解救過程中發生了村民集體瘋狂追攆堵截事件，他們高喊著：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有老婆？買來的十三個女人都跑了，你讓這一村滅絕啊？！後來就亂打起來，派出所所長衣服被撕破了，腿上被石頭砸出了血包，若不是朝天鳴槍，去解救的人都可能有生命危險，老漢的女兒是跑出來了，而女兒生下的不足一歲的孩子沒能抱出來。這該是怎樣的悲劇呀，這邊父女團圓了，那邊夫妻分散了，父親得到了女兒，女兒又失去了兒子。我後來再去老漢那兒，老漢依然在拾破爛，他的女兒卻始終不肯見外人。

　　我還是繼續去那些拾破爛人租住的村巷，這差不多成了一種下意識，每每到城南了，就要拐過去看看，而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爛的人了，也就停下來啦呱幾句，或者目視著很久。差不多又過去了一年，我所接觸和認識的那些拾破爛人，大都還在西安，還在拾破爛，狀況並無多大改變。而那個供養孩子上大學的，孩子畢業了，但他患上了嚴重的哮喘病，已不能再拾破爛又回到老家去。其中有一個攢了錢，與人合夥在縣城辦了個超市，還在老家新蓋了一院房。他幾乎是拾破爛人的先進榜樣，他的事迹被他們普遍傳頌。當然，也有死在西安的。死了三個，一個是被車撞死的，一個是肝硬化病死，一個是被同伴謀財致死。

　　當那個被同伴謀財致死的消息見諸了報紙后，我去了白殿睿租住的那個村子，白殿睿不在，碰上了一個年輕人，他是拾了兩年破爛，我們說起那個被致死的人，他說他見過那個人，他想不到受害人拾了十年破爛積攢了十萬元為什麼不在西安買房呢？我說：那你有了錢就首先買房嗎？他說：肯定要買房！買不了大的買小的，買不了新的買舊的，買不了有房產證的買沒房產證的！我說：再不回老家啦？他說：我出來就在村口的碾盤前發了血誓，再也不回去！

　　劉高興當然還在西安，身體似乎比以前還要好，他是一半個月了回去照料一下地里的莊稼，然後又來到西安，每次來了不是給我個電話說他又來了，就是冷不及地來敲門。他還是說這說那，表情豐富，笑聲爽朗。

　　我就說了一句：咋遲早見你都是恁高興的？

　　他停了一下，說：我叫劉高興呀，咋能不高興？！

　　得不到高興但仍高興著，這是什麼人呢？但就這一句話，我突然地覺得我的思維該怎麼改變了，我的小說該怎麼去寫了。本來是以劉高興的事萌生了要寫一部拾破爛人的書，而我深入了解那麼多拾破爛人卻使我的寫作陷入了困境。劉高興的這句話其實什麼也沒有說，真是奇怪，一張窗紙就砰地捅破了，一直只冒黑煙的柴禾忽地就起了焰了。這部小說就只寫劉高興，可以說他是拾破爛人中的另類，而他也正是拾破爛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現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著輕鬆，越是活得苦難他才越要享受著快樂。

　　我說：劉高興，我現在知道你了！

　　他說：知道我了，知道我啥？

　　我說：你是泥塘里長出來的一支蓮！

　　他說：別給我文芻芻地酸，你知道咱老家磚泥窯嗎，出窯的時候臉黑得像鍋底，就顯得牙是白的。

　　是的，在骯髒的地方乾淨地活著，這就是劉高興。

　　他說得比我好，我就笑了，他也嘎嘎地笑。那天我們吃的是羊肉泡饃。

　　我重新寫作。原來的書稿名子是《城市生活》，現在改成了《高興》。原來是沿襲著《秦腔》的那種寫法，寫一個城市和一群人，現在只寫劉高興和他的二三個同伴。原來的結構如《秦腔》那樣，是陝北一面山坡上一個挨一個層層疊疊的窯洞，或是一個山窪里成千上萬的野菊鋪成的花陣，現在是只蓋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讓磚頭按順序壘上去讓花瓣層層綻開。

　　我很快寫完了書稿，寫完了書稿是多麼輕鬆呀，再沒有做最後的修改，我就回了老家一次。老家的那條一級公路在改造之後，許多路段從丹江北岸移轉到了南岸，過去的幾十年老是從北岸的路上走，看厭了沿途的風光，而從南岸走，山水竟然是別一樣的景緻。每次回老家，肯定要去父親的墳上燒紙奠酒，父親雖然去世已有十八年，痛楚並沒有從我心上逝去，一跪到墳前就止不住地淚流滿面。這一次當然不能例外，但這一次我看見了父親的墳地里一片鮮花。我的弟弟一直在父親的墳地里栽種各類花木，而我以往回去都不是花季，現在各種形態各種顏色的花都開了，我跪在花叢中燒紙，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和鮮花的氣息是那樣地融合。我流著淚正喃喃地給父親說：《秦腔》我寫了咱這兒的農民怎樣一步步從土地上走出，現在《高興》又寫了他們走出土地后的城裡生活，我總算寫了……就在這時，一股風吹了過來，花草搖曳，紙灰飛舞，我愣了半天，驀地又覺得《高興》還有哪兒不對。從墳地出來，腦子裡揮之不去的仍是父親墳地里死亡和鮮花的氣息，考慮起書稿中雖然在那麼多拾破爛人的苦難的底色上寫著劉高興在城市裡的快活，可寫得並不到位，是哪兒出了問題，是敘述角度不對？我當然還沒有想得更明白，但已嚴重地認為小改動是不行的，要換角度，要變敘述人就得再一次書寫。

　　我終止了還要到商州各縣去走一圈的計劃，急匆匆返回西安，開始了第五次寫作。這一次主要是敘述人的徹底改變，許多情節和許多議論文字都刪掉了，我盡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種似乎談起來痛快的極其誇張變形的虛空高蹈的敘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細節化，變得柔軟和溫暖。因為情節和人物極其簡單，在寫的過程中常常就亂了節奏而顯得順溜，就故意笨拙，讓它發澀發滯，似乎毫無了技巧，似乎是江朗才盡的那種不會了寫作的寫作。

　　這期間，劉高興又來過幾次，他真是個奇怪的人，他看我平日弄些書畫玩的，他竟也買了筆墨在舊報紙上寫起了書法，就一張一張掛在他租住的屋裡。更令我吃驚的是他知道了我以他為原型寫這本書，他也開始了要為我寫文章，在一個紙本上用各種顏色的筆寫出了我和他少年時期的三萬字的故事。我讀了那三萬字，基本上是流水賬式的，錯別字很多，但過去的事寫得活靈活現。我能對他說什麼呢，寫這樣的文字發表肯定是不行的，他在那樣的條件下寫了只能是一種浪費精力和時間，可我能讓他不寫嗎？我說了這樣的話：劉高興，如果三十多年前你上了大學留在西安，你絕對是比我好幾倍的作家。如果我去當兵回到農村，我現在即便也進城拾破爛，我拾不過你，也不會有你這樣的快活和幽默。

　　但是，就在我寫到了四分之三時，一個不好的消息傳來，幾乎使我又重新改寫。那是一個文友來聊天，我一激動，就給他念寫好的前三章，他突然說：你開頭寫了民工背屍回鄉的事？我說：這開頭好吧。他說：這材料是哪兒來的？我說：是看了鳳凰衛視上的一則報道而改造的。他說：你看過電影《葉落歸根》沒？我說：沒看過，怎麼啦？他說：《葉落歸根》就寫了背屍的事。我一聽腦袋大了，忙問那電影是怎麼個樣兒，這位文友詳細講了電影的故事情節，我心放下了。電影可能也是看到了那個報道，但電影純粹演義了背屍的過程。我的小說僅僅是作了個引子罷了。文友說你最好改改，我不改，在2005年我在初稿中就這麼寫了，怎麼改呢？電影是他的電影，小說卻絕對是我的小說，騾子和馬那是兩回事。

　　又是過了二十多天吧，那天雨下得嘩嘩嘩，我正在寫小說的結尾，電話響了，我煩這時候來電話，不去接，可過一會電話又響了。我拿起電話，說：誰？！聲音傳過來是劉高興，他說：怎麼不接電話呀？我說：我正忙著……他說：知道你忙，我不能冒然去敲門，可我打電話約時間你又不接！忙什麼，是不是忙著寫我，什麼時候寫完呀！我說：快完了，還得再小改小改。他說：你寫東西還這麼艱難，我可寫完你的傳記了！說完他在電話里嘎嘎嘎地大笑。

　　其實他就在我的樓下打電話。

　　於是我放下筆，開門，劉高興濕不漉漉地進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