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皓陽:失傳的屠龍術：勇士變成了惡龍怎麼辦？

（引子）

有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條惡龍，附近的村民深受其害，每年這個村莊都會有一個少年英雄去與惡龍搏鬥，但無人生還。又一個英雄出發時，有人悄悄尾隨。龍穴鋪滿金銀財寶，看到英雄用劍刺死惡龍，然後坐在屍身上，看著閃爍的珠寶，慢慢地長出鱗片、尾巴和觸角，最終變成惡龍。

有句說句，這個故事現在被濫用地太多了，隨便一條微博下面的評論都能看見「勇士變成惡龍」云云，我奉勸大家以後少用這個梗，會顯得很沒文化，太爛俗了。首先要理清楚：勇士的性質是什麼、惡龍的性質是什麼、勇士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是自始至終的還是中間換了人、是成了新的惡龍還是什麼別的東西……這些都需要討論，用簡單的二元模型來解釋複雜的世界往往會南轅北轍。所以今天，我們就好好理清楚這件事。再附上一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怎麼辦？雖然是一個不曾成功的方法論，但依然有很重要的參考意義。

（一）

毛澤東的秘書王力，在《反思錄》有一節「使毛澤東經常睡不著覺的一個問題」：　　

毛澤東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範，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黨脫離群眾，究竟怎麼辦？這是使毛澤東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好多紅旗單位，一摸幾乎都有問題，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土皇帝的一句話就是法，他一句話就能捉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黨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澤東多次說：這到底該怎麼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麼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於是才搞「四清」，大動干戈，還是不行。我什麼辦法都用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來揭露黨的黑暗面，因此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搞了這樣一個大的嘗試。

毛澤東對於文革的看重超乎想象，他會說自己人生就幹了兩件大事，一是成立新中國，二是文化大革命。這其中的道理，我們現代人很難明白，因為許多史料我們看不到了，有些人也不希望我們看到，放眼全球，有哪個國家開國元勛的最後一本著作會成為禁書？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馬若德（另有譯名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西方「文革學」的重要創始人，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與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用了這些話來描述文革：「這場運動多半是毛澤東個人決策的結果」是「毛澤東對革命純潔性永無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權威」和「民粹主義觀念」，「決定了這一運動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過程」。

縱使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新中國政府是當時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之一，然而毛澤東看到了官僚主義的抬頭，他擔心自己過世之後，沒人會鎮得住這些官員，官員的子女、親戚將會成為新的權貴階級，帶來新的壓迫與剝削，這就是他死前念念不忘的修正主義，這就是他發動文革的根本動機。用他的原話：「造反有理」「天下大亂才能天下大治」

他看到了前蘇聯，看到了幹部的子女依然幹部，底層工人依然是工人，看到了新的金字塔在慢慢形成；他看到了大躍進期間自己的官僚集團是怎樣欺上瞞下「扛著紅旗反紅旗」的時候；他看到了「四清」運動的時候，自己親密的戰友、把自己思想寫進黨章的親密戰友，是怎樣背叛了他的理想藍圖的時候，他憤怒了：

「我身邊睡著中國的赫魯曉夫！」

可以看出，毛澤東已經默認：勇士變成惡龍的結局無法避免，那麼我們就用把《屠龍術》代代相傳，不斷培養起新的勇士，去取代長出鱗片的惡龍。所以他說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來一次，後來會見外賓的時候又說二十年來一次（可能他所見到巨大的社會破壞性讓他猶豫了），宛如自然循環一般不斷更新。

很喜歡這樣一段話：

他年輕時，因為想讓中國人民不受三座大山的壓迫，用了大半生的時間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和國家；當念過古稀的他發現自己一手建立的政黨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很可能會成為新的壓迫人民的大山時，又用了他一生的榮耀和最後的生命去摧毀他。上這種古希臘式的悲劇英雄經歷著實讓人著迷。

所以我看到柯南劇場版《貝克街的亡靈》有很深的感觸：

讓我們來一場以中華大地重新來過為勝負的賭注吧！

（二）

要想正視那一段歷史，就必須先要了解那一段歷史。學者韓少功就指出，「文革學」有三大泡沫：宮廷化、道德化、訴苦化。他說：

所謂「文革」史的宮廷化，是指敘事者們的目光始終聚焦國家高層，總是把歷史寫成一部領袖史。

 

……從總體看，毛澤東不過是毛澤東「群發現象」中威權最高的一個，最有影響力和能見度的一個，如此而已。最有影響力，使他對「文革」不可能不承擔主要領導責任。最有能見度，則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脅、被引導、被影響、被代理、被推動、被造就的大量隱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體制條件和環境制約，即看不見的歷史之手。這幾乎是一切領袖人物的命運。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個普遍的毛病。

 

捕風捉影，有罪推定，信口開河，道德誅心，使一場嚴肅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報水平，淪為八卦和扒糞。於是歷史清算成為一個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難度。與其說這是批判「文革」，不如說這是暗中延續「文革」中常見的思維方式和言說風格……

我們歷史課本是這樣定義文革的：「是一場由毛澤東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運動。」我一直說我們教科書是高級黑，「反革命集團利用」——反革命集團是誰，利用是怎麼利用？

有一些反革命集團是能說的，有一些是不能說的。比如說為什麼第一波被發動起來的紅衛兵都是紅二代、紅三代，是要被革命的權貴子女；為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這種封建血統論的糟粕，反而會成為早期文革口號；比如為什麼運動瞬間失控，「要文斗不要武鬥」的話有如一紙空文；比如為什麼毛在運動之初就一直在怒斥「有人扛著紅旗反紅旗」「我是鍾馗，有人借我去打鬼」；比如為什麼大躍進中餓死人的縣長、省長被判刑，在文革結束后又被「平反」了？這些，都是不能說的。這些都是不能說的東西，我舉一個歷史上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我們讀史書的時候可能都會有這種感覺，就是王安石變法期間所謂的「舊黨」要比支持變法的「新黨」，可愛的多。舊黨都是誰啊，司馬光、歐陽修、程顥程頤、蘇軾蘇轍這一級別的，哪個都是博學大儒、風度翩翩，道德文章一樣不差。新黨都是些什麼人呢，章惇、蔡京這一類貨色，史書上都有個響亮的稱號：奸臣。

舊黨，就是典型的「老油條」。北宋一朝是封建士大夫們過得最滋潤的年代，朝廷俸祿給的足，皇帝尊敬，福利待遇各種好；沒事了花前月下，吟詩作對，再玩一玩「一樹梨花壓海棠」的情趣play——這樣養著，不優雅不風度翩翩才怪。老油條們就覺得，萬事都好啊，你變毛的法啊？

但是，好是他們的好，不是老百姓的好，也不是國家的好。整個北宋王朝已經山雨欲來，冗兵、冗員、冗費就是三座大山。內部農民起義不斷；外部對少數民族政權屈辱求和——這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大背景。我們看一下王安石變法的種種政策，可以說非常對症下藥、理念超前，如果真能做起來北宋少則富國強兵，多則成為一個崛起的大一統王朝。但是呢，變法找不到執行者。

因為變法是要損害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的，而政策的推行，又要是靠這些「老油條」——也就是官僚士大夫的。這不就是矛盾了么。所以說王安石用人只能用誰啊，急著往上爬的新官僚。這些新官僚真正認同「變法理念」嗎？也未必，他們只是看到了一條便捷的上升渠道——因為整個官僚集團的老油條們都在與王安石或明或暗地對抗，而此時支持新法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陞官途徑。王安石也很無奈啊，他被自己提拔起來的人也坑了幾次，但是總得有人幹活啊，政策總得有人去執行啊。

而真正到了執行這一點，就給了老油條們發揮的餘地了，這是他們的主場。例如「青苗法」，是由國家代替富戶發放貸款，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後再連本帶息一併歸還。所定的利息2分，比農民向豪強富戶借高利貸的利息低不少。此舉既可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又能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利國利民。但是毫無疑問，這就觸及了豪強富戶的根本利益，高利貸不但是一項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關鍵樞紐。要知道，在皇權不下鄉的年代，地方豪強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轉門，他們都是一個統一的特殊利益集團。於是在基層各級官吏遍開始有意無意地破壞這一舉措：「務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同時，官員們從中發現了另一條大發橫財的道路，低息貸款演變成了官方的高利貸。朝廷規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際則不然也」，「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以前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現在向官府貸款，要有手續，先要申請，后要審批，最後要還貸。道道手續，都成了官員們撈取「好處費」的關卡。正如蘇軾所說：「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漲，此臣所親見。」

可以說，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就是來自於官僚集團「老油條」們或有意或無意識的抵制。有意識的抵制就是以破壞新法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著紅旗反紅旗」，這是政治鬥爭；無意識的抵制就是特權階級無論怎樣都能從政策中找漏洞，滿足自己的一己私慾，畢竟他們才是真正的政策執行者，不管新法舊法，他們的利益總歸是要滿足的，北宋這艘船沉不沉就再說吧。

就是因為王安石變法中許多政策損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團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們所記述的歷史中，是以一個「臭傻*」的形象出現的，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觀。就是因為這些士大夫們掌握著話語權，損害他們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潑髒水，徹底踩在腳下不讓翻案。便如朱元璋這樣的一代雄主，也難免會被士大夫們的歷史「洗腦」，老朱一看見臣下提「理財」這兩個字就炸毛，說「理財」都是王安石這樣的大奸臣才會搞，為的就是盤剝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國搞亂、民不聊生嗎？張居正變法的時候也是頻繁被罵是「當代王安石」，張居正還得再反駁裡面加上一句臣絕不是王安石那樣的。但其實按理說王安石為官可比張居正清廉多了。毛澤東是這樣評價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時代，他搞變法，當時很多人攻擊他，他不害怕。封建社會不比今天，輿論可以殺人，他能挺得住，這一點很不容易做到。」

而毛澤東，在晚年也經歷了王安石類似的困局：官僚集團在陰奉陽違，提拔上來的人多是投機分子，這是一個死局。一次老人的眼科醫生上門為他檢查時，發現他正捧著一本書老淚縱橫，無聲自泣。醫生趕緊上前勸慰：「千萬不能哭，眼睛要壞的。」醫生仔細查看，發現書打開的那頁是南宋詞人陳亮的一首《念奴嬌·登多景樓》，老人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語，詞曰：

「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三）

對個人崇拜的事情，林彪從來是喊得最響了，而毛自己也明白「捧得越高，摔得越狠」。以他的精明「高級黑」的道理不可能不懂，因此他不止一次就這個問題批評林彪。據邱會作回憶，九大閉幕後，毛曾下令摘掉林彪在人民大會堂和武漢東湖賓館牆上掛的毛主席語錄牌，當著林彪的面說了句「這些王八蛋的東西」。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明文禁止「早請示、晚彙報」；「不經中央批准，不能再製做毛主席像章」；「不要搞『忠字化』運動」等。

1970年4月初，毛在審閱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文章時，刪去了「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等從林彪《再版前言》中摘錄下來的語句。毛還寫下一段批註：「關於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可以看到，毛是很明白的，這些話只能徒增反感，然而「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人聽」。但是已經沒有用了，因為毛已經成了一個政治符號，已經成了一個下面人可以扯的虎皮，某些人要借「捧毛」來捧自己，更要借「捧毛」去打壓異己，毛被抬到了這個位置，就註定是騎虎難下了，這就是政治的邏輯，也是毛想打破的官僚的邏輯，然而他卻被這一種邏輯所反噬，歷史的諷刺。

毛提議在四屆人大上修憲，不再設國家主席，權力移交給人大和國務院。這是他打爛國家機器、拆散權力的文革理念的體現。然而林卻對此非常緊張，認為這是對他「接班人」地位的否定。從執政理念上說，林彪雖然靠捧毛上台，時刻不忘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的話一句頂萬句，但對毛的文革理念一無所知，或是壓根裝糊塗。於是林打著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名義不停地勸進：毛主席怎麼能不當國家主席呢？全國人民離不開毛主席的領導。毛不想當，那是他老人家謙虛。但你們不反對，你們就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不忠，你們就是無產階級的叛徒……毛初時或許還沒明白，就這麼一件小事，為何從林彪到林彪的親信輪番糾纏？後來他嚴厲地說出「誰想當國家主席誰當，我堅決不當，我勸你也別當」。這話一說出來，毛和林之間的裂痕已經無法彌補了。

1970年8月23日，著名的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在會前的憲法草案修改上，張春橋要求刪去「毛主席全面地、天才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這句話中那三個吹捧性的副詞。這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風向，要知道，張春橋絕對沒有膽量在從黨內到全國一片個人崇拜的狂熱中提出這樣的議題，這絕對是毛的授意。然而林嗅到了一絲政治危機，因為他就是靠捧毛起家，他的政治前途已經牢牢地與捧毛這張「虎皮」綁在了一起，他不能容許這樣的趨勢進一步發展。林彪在會上說：

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是偉大的天才。但是，有個別人反對這種提法，他認為毛主席不是夭才，甚至講什麼毛主席的學說沒有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是反馬列主義的。我還是堅持天才這個立場，而且決不退步和動搖……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同懷疑甚至否定毛主席、懷疑或者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進行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

這個「個別人」指的自然是張春橋，不管林彪有沒有認識到反「天才論」是毛的直接授意（我傾向於他意識到了），但是上了車就下不來了，他必須要對此進行反擊。他的嫡系陳伯達也跟著出場了：「……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已經覺悟了的全國人民，很快就識破這種虛偽、陰謀詭計……」

林彪的小弟也紛紛鼓噪，比如來自華北討論組的六號簡報：「……大家聽了陳伯達同志、東興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感到對林副主席講話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別是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認為在經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黨內有這種反動思想的人，這種情況是很嚴重的，這種人就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反動路線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壞蛋，是反革命分子，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毛終於坐不住了，親自出手了，於是就有了那份著名的批示《我的一點意見》：

這個材料(指《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

 

……（陳伯達）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毛當然知道是林彪在搗鬼，但就和林彪要拿張春橋開刀一樣，他也只能先拿陳伯達開刀。隨即毛和中央委員們一個個談話，形勢逆轉。毛的愛將許世友和陳永貴來公開自我批評，毛告訴他們讀馬列，讀紅樓夢。毛心裡很明白，林彪是野心家、陳伯達是走狗，而像許世友等人，就是政治頭腦欠缺的大老粗，但是忠誠度是值得信賴的。

林彪在九屆二中的政治賭博失敗了，毛林雙方也相互摸清了對方的底牌——林：老大，你不是真心想讓我接班啊；毛：林彪，我身上的東西，你一樣沒學會。之後，毛進而要求林的親信黃吳李邱檢討、交代問題，又把李德生、謝富治塞進林的軍委辦事組裡，分散林的權力。

走到了這一步，野心家林彪也只剩下一條武力奪權、陰謀政變的不歸路了。

按理說毛辛辛苦苦一輩子，晚年喪子，如果真從權力繼承的角度來說，把領導人的地位和國家權力交給一個完全忠於自己、自己又非常欣賞的愛將有何不可？林肯定心裡不平、也委屈，您老人家的意志我都是120%的去貫徹啊，怎麼就漸漸對我冷眼相待了呢？您這是圖什麼呢？

圖一個萬世從無的新時代。毛的理想，就連林都不能理解。毛是孤獨的。就像《讓子彈飛》里的張麻子，自己的兄弟們都去坐著火車吃著火鍋唱著歌，不解地問他：「大哥，還回山裡去幹啥？」

林彪死後，毛大病一場。一個78歲的老人，面對自己最疼愛的學生、部下、戰友的背叛，這個打擊可想而知。短暫的痛苦之後，毛又一次展現了領袖的英明、果斷與鐵腕，拖著老病之軀去安撫軍隊、鎮壓林彪餘黨、平息黨內輿論。林彪的政變沒能得逞，他也身敗名裂遺臭萬年，但就和老父親殺忤逆兒一樣，這樣的勝利有何意義？

毛澤東，已經一敗塗地。

（四）

基於官僚集團的尿性，除了發動底層人民的力量，毛澤東別無選擇。然而訴諸於民粹的「凈化」，真的就那麼可靠嗎？

事實證明，腐化的先鋒隊可能帶來慢性死亡，而不受控制的民粹運動，會直接造成休克。文革失敗的根源，我在《釋放惡魔》一文中寫到過，但可惜已經被刪。附上幾張書裡面的內容：

另外多一句嘴，斯坦福監獄實驗被質疑造假，這其實國外一位博主發的博客，學術嚴謹性很待考量。只不過符合國內營銷號的口味就被炒作起來了，還弄得聳人聽聞。關於這件事可以看看菲利普·津巴多本人的回應，全文近兩萬多字大家自行圍觀，這裡就不多與討論了：

（五）

有人總想把文化大革命歸結於「政治鬥爭」、「打擊異己」這是非常膚淺而簡單地看法。歷朝歷代，哪個軍政大權一把抓的皇帝需要發動全國群眾打擊政敵？李立三、王明、張國燾，當時在黨內都比他強勢或勢均力敵，也沒有見他發動全國群眾啊。蔣委員長搞定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軟禁刺頭張學良、孫立人，哪用得著發動全國群眾了？政治這種東西門門道道多了去了，要真動一個劉恐怕還真用不到。

世界上下五千年，有那個統治者在執政的位置上喊出「造反有理」的口號來。

更何況，歷朝歷代皇帝殺功臣為的是他的兒子、孫子，為的是子孫江山萬萬年。毛呢？已經到了人生的盡頭，長子十年前就死在了朝鮮戰場，剩下一個有病的兒子和遠房侄子又絕無接班可能，對於一個天天嚷嚷著「馬上就要見馬克思」的老人，他殺功臣為的是誰？為的是他哪個兒子？就像朱元璋搞死胡惟庸，著眼於廢除千年的丞相制，毛澤東心心念的也不是劉或其他，而是劉等人背後的龐然大物——整個慢慢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要砸爛人類幾千年社會都無法砸爛的階級固化金字塔！

然而發動文化大革命又怎樣呢？這又是一次徹底失敗的社會實驗。天下大亂。人類又一次求解貧富差距問題、階級固化問題的實踐，還是沒有逃過失敗的命運。勇士變成惡龍的問題，似乎還沒有成功解決。

毛的晚年是痛苦的，他反覆的說著這類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顏色鮮艷的紅衣服或花衣服，要興高采烈、滿面春風地參加慶祝會」……

歷史上但凡想動既得利益者蛋糕的，一般下場都很慘，而毛豈止是動了蛋糕，他老人家是想逆天改命啊。

毫無疑問毛的判斷是有錯誤的，他太過於相信他的人民了，我們看毛選和毛語錄，滿眼解釋「依靠人民才能贏得戰爭」「人民是智慧的，而我們是愚昧無知」這類的話，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學者把毛澤東歸為「民粹者」而非我國小清新們認為的「獨裁者」。然而毛沒有料到，在沒有先鋒隊指引下的人民猶如洪水猛獸，一切人性之惡都被釋放了出來，他後來意識到了這一點，然而當他想再組建先鋒隊的時候，他的生命已經油盡燈枯，來不及了。

雖然老了、倦了，甚至有些心灰意冷了，毛澤東依然用生命中最後一點精力，嘗試著為人民構建一個新世界的藍圖，依然想給人民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法論，想把這一「屠龍術」完善到切實可行、傳之萬世。「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毛澤東還在一篇一篇的寫文章，一場接著一場的開會議，告訴「造反」成功的人民，怎麼怎麼組織革命委員會接管政府機構和公檢法職，怎麼怎麼組織生產委員會能讓工人享有民主權利又不耽誤生產……他就是想留下一點最後的東西，然而他的精力真的跟不上了，提供的那些方法論也並沒有切實有效地推行、實踐。

比如核心內容是「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命中相結合」的《鞍鋼憲法》，是工人階級自下而上的一次實踐，強調基層工人和技術人員在生產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被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這是工人爭取「經濟民主」的重要嘗試。文革中期，為了解決全國大亂對生產的破壞，《鞍鋼憲法》又一次被隆重推到了舞台中央，然而曾經的「基層組織神器」卻沒能解決全國的亂象。這似乎在向毛證明著：想自下而上的、讓底層構造上層的存在邏輯和規則，逆這一人類文明社會幾千年雷打不動的「規矩」，目前來看，沒有走通。

他的痛苦，因為戰友的背叛、因為實踐的失敗、因為對紅色政權未來的憂心忡忡、因為出師未捷的悲涼……他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了老家。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腥風血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他對女兒李訥說，自己就是供外賓參觀的「展覽品」。1973年11月，澳大利亞總理威特蘭來訪時，很想知道毛澤東對中國未來的組織結構的看法。毛澤東謝絕了這個未來的話題，而直接引向自己的生命，意味深長地說：

「周恩來和我都看不到中國革命結束了。」

（六）

列寧說過：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

對於革命者來說，真正的死亡莫過於對其去革命化的「修飾」。李師父的塑像高高聳立在罌粟田裡，殊不知，李師父就是因為反對種鴉片而死的呢？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生命中最後的絕唱；也是全世界、全人類範圍內無產階級運動的輓歌。從此之後，我們只能看到，歐洲工人無休無止的罷工，只是為了提高福利，並沒有任何改造整個社會規則的訴求；我們只能看到，底層人民把所有的發泄變成了打、砸、搶、燒汽車，本應該成為社會進步力量的他們，卻站在了人類文明的對立面；我們只能看到，勤勞的東亞人民在血汗工廠中呻吟，便是跳樓時的那縱身一躍，也是悄無聲息。

先鋒隊之後，再無先鋒隊。

革命家之後，再無革命家。

勇士屠龍的故事還沒完：

尾隨者返回村莊說出了這個秘密。他告訴人們：第一，我們要團結在一起去打敗惡龍；第二，我們要警惕每一個英雄，不讓他們受財寶吸引而墮落。尾隨者受到村民們的擁戴，被稱為「導師」，並率領村民再次打敗惡龍。

 

導師去世后，參加最後一戰的英雄們開始聲稱根本沒有「英雄墮落」這回事，是導師欺騙了村民。英雄們結夥搬去了龍穴居住，並索取村民們的供養。他們把自己身上越來越多的片狀物、越來越長的條狀物都稱作「英雄特色」，並且宣稱這種變化是一切人類無可避免的宿命。

 

日子就這樣過去，終有一天，一個絕望的村民無意間發現了導師的墳墓。村民們發掘了墓穴，突然明白英雄們所說的一切都是謊言。因為在那白石的墓穴里，水晶的靈柩間，躺著的並不是惡龍的遺骨，而是一個他們似曾相識的，凡人。這就是世上唯一一位沒有墮落的英雄的故事。

毛澤東，從未背叛人民。

革命者騎在白馬上，看跟到革命前一模一樣的景象。還是一群人坐著火車吃著火鍋唱著歌，只不過火車上的人變了。

革命勝利了嗎？

革命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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