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漢學和「百年留學生文化」

引言

　　今日仁學，首先應指一種學術倫理學。本文通過海內外人文學術中的一些功利主義傾向，指出其違反仁學精神之本質。

　　自然科學的進步，首先靠得是對象及其概念的精細化規定。而前科學時代的幾千年「准科學」現象，雖然是人類理智實踐的產物，其「類科學」、「副科學」、「准科學」特點，卻與真正科學實踐產物，分屬兩個不同的知識世界。不知道在二者之間加以嚴格區分，而是將二者混為一談，以便使前科學時代的不成熟理智活動「沾染」科學的光彩，這一作風本身就是違反科學態度的名利追求行為（「古已有之」論）。一些文化史學者（包括漢學科學史學者），出於學術爭名利的動機，硬是要把這兩個不同的知識世界（科學的和「類科學的」）混為一談，遂成為阻礙傳統人文學術現代化的始作俑者之一。學術爭辯，成為學者個人利益之競爭。同一學術爭辯行為，有兩個不同動機：真理和利益。本文就是對此主題的一次舉例分析。傳統思想的前科學特徵，因此，首先就是對象和概念及其語詞的含混性。其現代後遺症首先表現在把直觀性「現實界評論話語」〔包括現實、現實的經驗性描述，直觀經驗性論述等〕本身（甲）和相對於此現實的科學研究話語（乙），混為一談。前者在古代叫做「描述和牢騷」，今日叫做「敘述和批判」，也就是說「甲」類話語表達著主體對某現實的知覺和「好」或「不好」的評價態度。而「乙」類話語代表著對同一現實的研究和認知（含多層次、多級別的科學研究）。甲者，不需要研究，人人而能。乙者，需要像科學家那樣下工夫研究。認知來自研究，此所以科學不同於文學，或不同於文學式的史學。有時，學者兼有兩類學術活動：甲和乙。他也往往傾向於將二者混為一談，其方式為：用現實本身的「重要性」取代研究實踐的「重要性」。而不知二者不是一回事：甲相關於現實本身，乙相關於對現實的研究。現實和其研究，分屬不同的存在論範疇。於是混淆者往往以甲之重要性，掩蓋其乙之非重要性。就傳統學術研究來說就是：用歷史過程的存在類重要性，替代研究此歷史的分析類重要性。結果：自己之學術研究---乙，未必重要，而乙所針對的甲，則永遠具有重要性。於是，只要學者針對著重要的歷史現實本身「說話」，他就以為自己的話語（甲）是重要的（如一個人老是在讀古書和向慕古代現實，他就以為他在介入重要精神實踐）。結果：人們不關心如何改進和提高乙，因為後者難的太多了。對古典話語進行背誦，相當於將古代現實「裝在」自己身上，因此增加了自己的重要性：背誦孔孟遂等於「掌握」孔孟。古代人不知道科學，這麼干也就算了，今天人知道了科學，卻不準備將科學用於歷史文獻（把乙應用於甲）。為什麼傳統思想研究老進步不了？就是：不重視乙，只重視甲。為什麼如此？因為急功近利。因為學者的目的不是求真理（為此必需費力氣創造和發展乙，而其結果又往往費力不討好），而是借學術以爭名利。為什麼人們要不斷為百年來的文學家定「排行榜」？為自己偶像、為由其代表的派別、以及由作為本派成員的自己，爭「地位」。「大師」的名號，就是發明來做名號競爭之用的。如果大師允許被批評，允許被挑出許多毛病來，偶像的身份將不存。所以：只能崇拜，不能批評。（幾位牟宗三的弟子都對我表示過這種態度；明知其師之缺點，亦不能違反「學界倫理」地加以批評。這種師道尊嚴，豈非不折不扣地違背孔教！）我們的學術界，百年來，遂造就了一大批「學術菩薩」。學術活動，就成了造學術菩薩的運動：進行崇拜、排座次、勢力劃分、一一納入民族學術「先賢祠」，作為民族集體崇拜祭祀的「偶像」。做學問的最終目的，成了為大師定尊卑的活動。在此趨勢下，還有什麼真理可求呢？其治學目的不在於求真理，而在於通過拜學術菩薩來分沾名聲勢力。那麼，是不是百年來我們的人文學術真地那麼偉大了呢？不需要研究（乙），而只需要崇拜了呢？這就直接與仁學的宗旨問題相關了。孔子之學，要求的是學，而不是拜。孔子既然說了「學無涯」，故早知個人之學只是暫時的努力，不是永恆的「祭品」。所謂學的進步，就是指學的不斷批評。今日之學，首先要批評的就是各種「大師」；不是「大師」，也許不值得我們花時間去批評。如果不把大師之學當作暫時性、階段性成果，而視之為崇拜之偶像，我們即直接違反著孔學。但是一些港台學者，不這麼看。你批評他的方法論，他認為你對其師祖不尊。他對他不懂而應當懂的新學術，不是努力學習補課，而是堅守舊章，大樹祖師權威，並通過到大陸找支持，以圖占定位子。大陸一些權威，為了拉關係和貫徹老祖宗智慧---遠交近攻，自然樂於對海外落伍學術空口施惠。凡此種種，都是無追求真理之意，而有共謀互利關係之實。一句話，我們不以追求真理和理性為最高目標，而以樹立、聖化個人權威為最高目標。民族精神發展之根本障礙在此：不以理性為最後標尺（否則必以知識和真理為目的），而以各種「超人崇拜」為最後標尺。後者恰恰易於成為人們名利追求之工具。

　　而今日此「大師制」又開始國際化了，爭名逐利行為擴大化和制度化了。學術制度成為製造大師系統的技術性渠道，圍繞著此洋大師制，形成了不同的學術聲名權勢等級系統。學術制度成了學者一生爭名逐利的法定之途。這個制度又是朝向「利」的，而不是朝向「義」的。於此民族精神方向大轉折之際，偉大孔子的聲音再次出現：仁者應該朝向義，而不要朝向利。仁學不是指孔孟話語教條，而是指要「知行合一」。當然也須認識；知行合一，不是指你只須喊出「知行合一」即可，而是指你要對其貫徹之。此一貫徹（=認真實踐）就自然須掛連到萬千相關因素上去，不是指讀舊書，心理感動就算了（讀王陽明好象是讀舊詩，自己一感動，就以為自己成了王陽明派了）。實際上，漢學系統的作用區，已無遠弗屆，它廣泛地越洋支配著兩岸文化學術的方方面面。如當代強功利走向的文學事業，處處被漢學吸石所牽引。漢學成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篩孔」。只有被漢學承認、接受、介紹的中國文學，才算是高級中國文學。而滑稽的是，正是這個漢學評判者本身的學術資格，才是最可疑的（但「朦朧」語言因破壞了正常漢語語法，故製造了漢語理解的開放性，以至於不能讀通中文報刊者，反而可以讀懂此「高級漢語」）。但他佔據著「位置」，掌握著組織；他就成了你追求國際名利前程的「判官」。他是決定中國人之「中學」程度者（哪部小說好，哪首詩好，誰該給文化騎士勳章，誰該給國際大獎等等。廣義漢學的制度性獎評權力，成了支配中國文化人行為走向的槓桿。而中國人都圍繞著這些「超中國人」，共同追求著「走向世界」的「美之夢」）。而他作為外國人，其中文程度，則是無人敢置疑者（因為到了兩岸，他真地被當成了「超中國人」貴賓看待）。這就叫民族性的崇洋媚外，而國人求利者，豈非正樂此於不疲！

　　1．分析圖式簡述

　　如果以A代表一般理性原則，以B代表按照A所衍生出來的各種次級學術理論，那末首先，B是不能等同於A的，其次B只能按照具體環境和條件獨立地形成。從B1……到Bn諸學術之間，彼此不能隨意相互推導。各種學術機構及其各種教學計劃都只應是按照A,結合各種具體條件后,所形成的各種B。學生在機構內所學者為教授所完成之具體的B，而學習的最高目的應當是除了掌握B之外還須通過B以達到一般的A。學習的最高目的是強化A，然後以此A來衍生學者本人所需的各種B。而泥執不化者和功利主義者，則要將各種對自己有利的B加以絕對化、權威化、普遍化，通過對B的推廣來擴張B創始人（權威）的權力和聲望。這樣，人們就不在意如何達到A、並不斷以A來檢驗B的問題，而只關心鞏固擴大B的影響力的問題。「趨炎附勢」於是在中外學界成為普遍傾向，到處都是被權威化了的、甚少被A來檢驗的B級的學術理論。百年來，中國文科學術文化是一個留學生文化。文科留學生文化的後果是一喜一憂，早先是喜多於憂，現在是憂多於喜。為什麼？百年來的功利主義和本世紀新增的學術商業主義的結合，將使得各種B級學術相互競爭求勝、謀取利益，而均不關心A級理性原則及其運用的問題。留學生文化的功利主義泛濫之後果是：什麼知識都是「半瓶子醋」；危險的是，長此下去，民族人文學術水準永遠也難提高。可以說，「留學生文化」機制已經使「國際二等學術水平」內嵌於其「民族學術生產程序」之內了。不只是說國內的西學，中學或國學也一樣。因為今日的國學相當程度上是被作為西學組成部分的漢學牽著走的。又由於今日國學強調國際化，以及國外之「准國學---漢學」根本就是華裔西學者（外語系畢業生）的兼職或轉業。因此，殊途同歸，大家不分中西，都是留學生文化生產機制的組成部分。再說一遍，按照這樣一種「國際化的」、「走向世界的」學術思想教育生產體制，中國的西學（固不必說）和國學，都將永遠居於世界二流。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由於急功近利，固必隨意攀附現成國際學術權威B，並甘願成為其國內學術商品「代銷商」，或者成為其國內學術市場的「合伙人」（合作夥伴），以共同謀「跨國經營」之利。一些國際B級學術權威，當然願意其商品被推銷至國內，但他需要的是「代銷商」，以促進其產品的被消費率，而不是鼓勵你解剖、研究、批評、甚至繼而超越其產品。這一點你要明白！引介其作品，於是，對他來說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如果只是協助其擴大知名度、崇拜度，那當然很好；如果是繼而分析批評其作品，幫助國內人深入了解其性質，以至於削弱了其學術品牌的崇拜度和知名度，那你這個引介者，豈非成了其產品的負面推銷者？（本人與國外同行間多有此類經驗）在此，問題仍然相關於兩種學術實踐邏輯：商業化邏輯還是真理性邏輯？如果是後者，最後的檢驗標準都是A，各種B都得通向A，故不可以將任何B加以權威化。但哪個國外教授不希望你將其B級作品絕對化？而留學生為了在國內（很少有留學生有勇氣在國外）急功近利，必定「近水樓台」，甘作「外商」的代銷商，以便在「洋樹底下」好乘涼。這樣一來，他的心思都花費在如何在國內「攻城掠地」、擴張派系、內外掛鉤上面，而不會關心如何按照A，來努力創造自己的B，並協助其學生同行強化各自體悟的A，以有助於他們創造和達成自己獨立的B。反之，人們急於按照現成的B，去「經營」各種現實利益關係。「外商」也看透了國際學術合作的這種關係格局，一定支持、配合自己培養的弟子，助其成為國內之權威，助其走向世界，以便日後可使其成為國內更有勢力的「代銷商」。他們的共同策略是什麼？維持共同使用的商品品牌（某流派，某國內外權威）之市場價值。為此，不鼓勵批評性研究，只鼓勵吹捧（今日港台美華學界，亦絕少學術批評，可證「一團和氣」的商人哲學，已經深入世界人心。我們生存在一個徹頭徹尾的商人世界里，而「商人」都是外表光鮮、彬彬有禮的）；為此。他們要強調根本不存在的什麼國外學界之「嫡傳」類形象。一個未被人們看透的留學生文化之真實後果是：把「洋秀才」硬說成是「洋狀元」，其實，即使他們中間的佼佼者，甚至於也遠非達到了能夠準確翻譯本業內西方理論經典的程度。也就是，他們在國外的幾年修學分的經歷與深入讀解消化經典原著，根本不是一回事。我自己當初在德國大學時就好奇地發現，一些大學階段外語系畢業而轉攻其他人文科學專業的研究生，到了國外要閱讀西學經典的中譯本來對付學業呢？結果我們會發現許多「倒抄」現象，留學生抄國內人的西學翻譯和著作。後來在取得「學位」（它什麼也不證明，特別不證明他能正確理解本領域的經典文本）后回國，他就不再需要被考驗其真才實學，而只須互比洋出身了。因為他的真正對象是剛從中學畢業的青年，他們自然沒有獨立判斷能力，而唯名勢是從。導師的洋學歷、外文、洋關係，都足以讓學生折服。然後他們就在國內成為學科領頭人，進行各種市場化的「經營策略」（其中細節外界〔領導和出版界〕是難以覺察的）。這是留學生文化的典型現象：其奧妙正在於：學洋學的最後不能準確理解洋學。為什麼？他一回國就不再繼續學習和下苦功了；其第二階段的生活目標變成：利用洋學歷「唬人」，積極於爭名奪利。學術界的爭名奪利，不是靠真才實學（因為廣大讀者不辨學術真偽），而是靠人際關係技巧。所有這一切今日又增加了一個複雜化因素：媒體。媒體本來就須通俗化以擴大其影響面。這一社會學的特點，與追求名利的學者一拍即合。學術就更不須專深化了。市場知名度追求，遂取代了真才實學的追求，此一趨向，在國內外商業化大潮席捲下，定將長期延續下去。這就是為什麼說，留學生文化在新時代勢將導致國內人文科學學術水準的結構性的二流化。因為，學界和媒體一定相互配合，共同致力於「提升自我形象」的宣傳。此自我宣傳，正是商品化社會行為的固有特徵。因為根本的目標，不是「商品」的內在質量，而是它在學術商品市場內的「形象」。今日「包裝」一詞不僅合法化，而且時髦化。學術經此「包裝哲學」洗禮，它將走向何方呢？

　　2．華裔漢學：論華人到海外學國學

　　現在，更荒唐的是，作為西學亞流品類的「漢學」，也在如法炮製，並通過半世際來的怪胎「中研院外籍院士制」，硬弄成一個國內外「共識」：海外的國學，高於海內的國學。自然，這麼多兩岸國內青年學子，三十年來都到國外去學「國學」，並樂於宣揚曾師從海外某某國學名師。台灣三十年來辦到的，大陸也快了。這是國學甘願屈居西學之下的明證：面對不通中文的洋學生（可能因為，像杜維明說的，「漢學系洋學生的智商超高」）國學會發展更快。於是我們的只能說些口語不能看專業書的老一代國學家們，也人人以到國外「搞國學」為最高身份之標誌（用其「謙虛的外語」和高深的國學，對著漢學系僅具「謙虛的中文」的一群老外，來弘揚國學文化，並美其名曰「在國外講學」：不管學術之內容，只管在何處、對何人講學！這和中國的民樂隊都以到國外去與世界接軌為最高榮譽一樣：如何改造民樂、民舞，以使得不僅不懂東方文化、也差不多不再懂自己西方高深文化的一代洋人，能夠「懂得」經商業化包裝改造過的「民族藝術」，以實現其「國際接軌」大志）。在這種趨勢下，在國學最終要由國際漢學權威來認定的局勢下，我們的國學會是什麼樣子呢？

　　今日在討論中國歷史和中國思想史方法論革新問題時，不可避免地要聯繫到國際漢學的狀況。因為在此牽扯到一個歷史上的混淆現象：五十年代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間，各地不少中國文史學人陸續移民至國外漢學、中國學、比較宗教、比較文學等科系任教，而人們普遍把在國外漢學任教牽扯到的就業難度（外語、身份、職位）和學術本身之高度混為一談（他們很少有人對自己的真實狀態加以真實判斷；他們都以在國外的公認職業性「成就」，來取代對自己學術水平的客觀認定。）。中國人文學者願意到國外任教的普遍傾向，被看作是漢學和比較學的國學水平，比國內國學水平為高的證據。混淆性還源於一個表面性理由：和西方學科同在一個校園裡，和西方主流學科教授同在一個教務會議室里，享受同樣的職業待迂，看起來彼此的學術層階也就等同化了（人們以按此方式能和洋人「平起平坐」〔在此詞的直意上〕為人生最高成就的「標誌」）。在此，中國人的實用主義完成了兩個似是而非的混淆：

　　因為：

a．漢學要求的較低國學和國內要求的較高國學，被視作同一個「中國學領域」；

b．外國機構的主流學科水準和漢學的學術水準，被錯誤地等同化了。

　　結果：

　　a．國外漢學的國學，就被看作是國際最高水準的國學（因此而成為院士），並因此成為國內國學發展的榜樣；

　　b．國內國學家的確多以爭取到國外任教為最高之學術生涯規劃；

　　c．按次目標，國內的國學教育就開始國際化了，外語學習和外國一般科學教育程序，也就取代了傳統國學教育。

　　國內人士對海外任教者的羨慕和攀附的傾向，也被視同後者的學術地位和水平，比國內同行為高的客觀證據（「門庭若市」等於學術地位高）。再加上，國內官方對任何在國外任教者的仰視習慣，遂成為國外漢學學術水準高於國內國學同行的「共識」，獲得了某種「官方認定」。此「共識」為：能用洋文說寫國學就是一項國際成就。因此今日連我們的「國學」，也需要國際認可了！換言之，只有當國學獲得了不通中文的「國際」之認可，才可被認定為高水平的國學。民族失去自己之（仁學）精神，已到了何等危險地步！

　　當然，更基本的原因是一項國內外之明確共識：西方的博士制度高於國內的博士制度，不管什麼專業都如此。於是中國人到國外隨華裔教授學國學者越來越多（他的外語比你好，他的「科學方法」比你高，這就是資格的證明。八十年代初我看到大批港台學生在美隨華裔教授學習各科「國學」：師生都是中國人，都用英文教學，都用英文寫國學論文，其最後獲得的博士學位，因來自哈佛、耶魯所以終身用之不盡。以至於被國內媒體捧為國學新權威者亦須後退一步，因彼來自國外「名校」也）。明明是外國學生的中文限制，導致漢學教授難以從事高級中國學研究，但人人都把在國外獲得的國學博士看作比在國內獲得的為高。這個規矩是港台人士最先做出來的。因為中研院幾十年來就把在國外能用外語任教的教授禮聘為院士，以顯示國外的，必比在國內的為高。兩蔣時代一方面高唱中華文明世界第一，一方面又把能待在國外的學人，看作其學術水平達到了中國人之間的最高階（我們難道不是可以從此細微「姿態」中，瞥見「國民黨文化」精神之色厲內荏么？）。為了證明中華文明復興在台灣，其方法就是讓國學先在國外紮根，也就是認為到西方去弘揚國學比在國內深研國學要更重要（還是更容易？）！為了把這種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接軌的政策坐實，海外遊子發明了一項共識：把明明是二十世紀最高國學水準的五四一代國學打入冷宮；以便為國外漢學至尊地位辟清道路。於是我們看到了大量貶低五四學術的言論。這種海外言論，新時期以來又大量引介入大陸。例如，汪榮祖在其「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1979）一文中稱顧頡剛史學為「革命史學」，與反封建相呼應，「成一極端反古運動，辨偽遂成革命之手段，而非學術之目的。蓋浪漫之風潮，不利任何理性信念之滋長。」（杜維運〔編〕，1985，V3，513）杜維運本人說，「史學大國之中國，受西方史學之激蕩，內慕西方史學而詆毀中國史學，甚至謂中國無史學者，並肩接踵。」杜氏所指為蔣廷黻、朱希祖、徐仁鑄、梁啟超等人。這一海外五十年學界之共識究竟是什麼意思？好象梁啟超以前中國學術形勢大大的好，梁啟超以後學術形勢每況愈下似的！我讀台灣文史哲「大師」們的書，往往不知所云，而他們倒彼此都有默契，都一律振振有詞！結果：我們就在海外國學界和漢學界，看到了一種海外「流浪學人」普遍「表裡不一」之性格特徵：一方面大罵五四學人「數典忘宗」、受西學蠱惑，一方面紛紛移民西方，並以其西方資格在國內取得最高國學地位！這就叫「曲線國學」：因為國內西學太濫，大家於是都到西方去弘揚國學！五十年來形成的這種學術阿Q主義，現在正在侵入大陸學界。其大言不慚背後的真實動因為何？依傍權勢（走向世界），求名求利（弘揚國學），已成吾輩學人今日之大經大法乎！

　　我們對於海外學界行為方式的批評，在商人文化規則里可能被視為打破了「一團和氣」的（虛偽）「遊戲規則」：只能暗中「較勁」，不能公開樹敵。然君子之道必然將具有普遍性的問題訴諸公論，因仁者之目的在於學術思想探討本身，而學問為天下公器，此與學術商品化觀念（學術商品的功能在於謀私利！哪個教授不是把學術成果和職位掛鉤的？）正相反。那末為什麼要不順從海內外學術等級制度，並按學術官本位規範來「各守分際」呢？學術既不是商品（資本家所有）也不是官務（儒教博士官家學）。現在不守學術分際的是權威們，因為他們打算利用不當學術威權，來擴張學界影響力和支配力，並以不懂為懂，意圖以膚淺或錯誤知識影響諾大一個民族的學術現代化事業的方向。為了把自己不相應、不合格、不合轍的學術，硬輸入兩岸學界，其手段必然首先是利用科技工商藝權勢關係，來追求學術壟斷。這樣就直接損壞著國內的學術的健康發展了。如果他們安守本業分際，其職業性貢獻自然只能具有正面效果。但當他不安心西方校園本業（海外少數族裔通識級教養學），而打算「越界」至國內擴充學術影響力時（不要說文科了，海外有多少科技工商人士不是在本業獲大名后，寧肯荒廢本業而將本業知名度轉移擴大到社會領域去的？因為儒家知識分子有一個當「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即不滿足於做學者，而只想著「治天下」〔當官以支配別人〕。為此發明著多少道德名目！），首先面對著國內各界顯然超出其學術水準的大批學人。為此他就必須動腦筋和搞學術外交，拉一派打一派。國內自然有其接應者，即共同利益合作人。他們的共同行事風格就是在學術之外進行知名度「經營」，以爭取名聲和影響力，而絕不關心學術本身的進步。

　　3．五十年代海外華人學術之真相：進步還是退步？

　　五十年代以來港台美華華裔文史學界表現出一致的學術民族主義傾向，此一現象足勘玩味。在圍繞著陳寅恪學術問題上，余英時和汪榮祖彼此曾有辯論，而在圍繞顧頡剛史學看法上則趨於一致。海外六十年華裔史學界對顧頡剛現象表達的近乎一致的「批評套語」，與新時期大陸古史學界對顧頡剛表達的類似的、近乎一致的「批評套語」，雖然歷史背景和原因不一，話語形式則非常類似。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固然可以從海內外不同歷史環境追溯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因素，而我認為更根本的原因，對於海內外學界來說，卻並非政治性的，而是學術性的：此即源於戰後幾十年間兩岸四地「國學史料學」研究的全面荒疏（近年來看李濟、張光直等歷史考古學家著述，發覺他們對古史學方面的判斷，有欠確當。這是因為他們都是後來才對古籍進行補課的。這本來很正常。每個人都須對本業之外所需其他專業知識進行補課。但問題在於如何補課？是否應當找對「專家」？他們在海外的文史學家都不熟悉古史辨文獻，為什麼？在台灣如果禁讀，在美國呢？1987年我寄贈哈佛人類學系主任張光直的本人所譯《野性的思維》，他覆信時說「列維斯特勞斯的各種著作中似乎就是這一本還站得住。」等我後來讀了他的英文人類學著作后，才發覺他不可能看得懂這本書。但他為什麼要那樣表態呢？張光直的學術主要是對中國考古資料用英文進行複述和分析，並延用「二重證據法」，對考古資料空白處，即用古籍文本資料加以「補白」（試問：人間學界有沒有更容易的自己騙自己的「方法論」了：科學上沒證據了，就去到古書上找任何一段「古人說」。為此，先須像錢穆、徐復觀那樣高高掛起兩把「數典忘祖」和「厚污古人」的尚方寶劍）。因此其知識結構亦屬廣義漢學，也就兼具漢學的優缺點。難怪後來他當了中研院副院長后，會與「化學家院長」一起，要把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目標「窄化為」（注意：他們的學術戰略是要把「中國學術」大大窄化，以將其納入國際漢學軌道，也就是國際「中華文化abc學」層級的軌道！）：「要把中研院變成世界漢學的中心」，一如早年史語所長傅斯年的抱負一樣了。這就是留學生文化的共同弊病：眼光狹窄！他們到了外國，不敢碰外國高深，就轉而依附「五千年」來和洋人爭面子。胡適那些西化派當初不也一樣么？然後他們就在漢學界安全地呆了下來。然後再出口轉內銷，向內擴充其影響力。但是，正是這些在華人學界佔據最高位置者，於中西二學，都結構性地取「中庸之道」，並企圖將此實為「平庸之道」，定做中土學術未來發展的方向，以向國內主事者兜售。中國學界有這麼沒出息么？而留學生文化的確有助於這一趨勢。留學生文化意在把內外打通，其法寶就是：國際性學術等級制度的權威性。這個全球化的等級制度，是由世界工商大老闆出資予以維持的，他們的趣味主宰著今日的文化和學術的總方向。留學生文化最終也要向此制度的核心逐步靠攏，其樞鈕即「廣義漢學」。留學生文化最終也要國際制度化，其結果將是：中國學術發展，在其理論層面上，「應」永遠處於依附地位（即：中國學術，按照「老祖宗」的指令，只能發展實用，不必發展理論）。這些不同力源的最後合力是：在更高的水平上，鞏固「中學是中學、西學是西學」之人類思想總方向。也就是：理論由西方人搞比較好，國學由中國人搞比較好。作為點綴和推銷的需要，彼此稍慰搞一點對方特有之學。）。兩岸四地的國學水準，絕對地是「五四時代」高於「港台時代」。而偏偏是港台學人在說五四學人「數典忘宗」！此豈非荒唐透頂之論：學術低的說學術高的「不行」！而海外史學家們因為急於學術求得、緩於學術求真，所以竟未意識到問題之嚴重性！那些立足海外者為其外國職業資歷和外國的低國學資料學要求所蔽（把甲學科內的成就自動擴展至乙學科內），遂不意識其自身國學資料學訓練的普遍不足，而把在國外通識類水平教學環境下的職業性學術要求，當成了史學修養的整體性學術要求（遂以為，國內外不同教學環境下的「中國課題」都是一回事）。國學資料學研究是極其重要的基本學術建設工作，學術準備要求甚高，不僅要熟讀經典，而且要有分析能力，二者不可缺一。資料學工作不等於任意抄錄資料進入文章。今日史學研究往往被當成了從典籍中摘錄資料予以「整編」。如果這就叫史學研究，何人不能？顧頡剛說要帶著問題研究，就是指要知道怎樣從資料中找問題，怎樣分析問題。沒有問題意識，看不出問題，讀書再多也沒有用。非常遺憾，五四時代那一批承前啟後的特殊人材如今均已作古。我們後人那有如此深厚的國學修養？如果指用某種觀點來品評古人思想就叫歷史研究，那不是太沒意思了么？因此問題是，我們要理解那一代史料批評學者的目的和結論，充分吸收其史料學成果。五四時代他們那一代確實懂得歷史文本分析的功能。而現代受過「科學訓練」者所欠缺的，就是不知道，治國學為什麼要先分析資料本身。后一文本學問題，漢學老外當然沒有條件去處理。為什麼？研究高級古籍史料學，一要熟讀古籍（這一點大家都沒有），二要有理論分析意識（漢學家不關心理論問題）。於是，新世紀兩岸四地，正要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學術之時，大家全部在資料學上後退而不自知。有人以為多背誦就是「熟悉」資料，如此兩千年儒家全是熟悉資料的了。但那種熟悉法，今日再也沒有用了。為什麼我要說大家都不重視資料學？因為大家都看不懂古史辨派研究的價值了！那麼為什麼大家對此嚴重缺欠都發現不了呢？因為在國外環境下，其國學修養的不足，無從為洋人「發現」。甚至於因其善於用外文撰寫為洋人所「喜聞樂見」的、有關國學的介紹性文字，並因此而易於獲得洋人的稱許（易於納入西文學術刊物），並繼而被中國學界稱作獲得了「國際承認」或達到了「國際水平」。「國學」而被稱作是達到了「國際」水平，這又是什麼意思（請從此一「共識」看知識分子之「心術」）？今日如說「法國理論」達到了「法國學的國際水平」，有人聽得懂么？但在漢學系卻聽得懂。有一位台灣來的漢學系主任，幾年前就對我說：她承認德國、法國的「本國學」，都比美國的德語系、法語系高明，但中國的國內之國學，就比美國的中國學為低了。這位主任是英語系出身，我祝賀她在美取得了這麼令自己滿意的國學水平！於是，一種由海內外兩方面的「特殊獎評渠道」組成的合力作用，強化了一代功利取向學者們的自信（其中一些人又往往用社會性的、有聳動性效果的文章序言之類的作品，來掩飾其學術本身之荒疏。當初《觀察》諸公中頗有人以政論滋養本人之學術聲名，雖學術無所成，而名聲反可甚著。不是其政論之聲名，而是由政論「帶來的」學術之聲名。這就叫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須知，其大智慧在於：他通過政論和學術之「兩無成」，而「辯證地」達到了政論和學術兩方面的大名聲。所以，早在49年前中國「道義知識分子」就善於這一套了）。

　　海外知識人的心理非常有趣：他們喜歡對比於大陸當時的學術狀態，而對自己的任何與之不同的學術方向和成就，均感到自我滿意。我們於是看到，一方面是新儒家運動，視炎黃國學為人類義理學之「第一」，另一方面又以國學可獲得國際認可為其具最高水準之證據（把移民國外謀生，硬說成是「吾道西矣！」1992年底訪台，適逢牟宗三國際研討會舉行，而幾位國外參加者主要即為其當初港台弟子後來出國任教獲得外國籍者。這就是：通過辦移民成為外國人，以便日後回國參加會議以提高老師的「國際知名度」！）！實際情況是：五十年代以來從港台陸續遷移國外擔任各種中國文化課的新一代「國學家」們，當初在港台「風雨飄搖」之際究竟有多少時間致力於國學呢？之後硬要把五十年代香港當初草創時期的學術環境，說成是新儒家精神之新搖籃或開始走向了國際舞台，這是否符合儒家的誠學之教呢？（他們今天有誰肯說出當初的實情呢？為什麼他們的國學容易透過其漂亮的英文暴露出不足呢？很簡單。民初學子每天是怎樣讀書的，心裡想的是什麼？而戰後學人在海外拿博士這些年，是花多少時間念國學的？他們有時間么？有環境條件考驗他們的國學么？後來一切都淹沒在英文精裝書里了。某位中研院史學院士，十幾年前在港中大講演時說，他們一代的學術水平已經超過胡氏適一代了。真是這麼一回事么？如果「超過」指其對外國的中國學教育之貢獻，當然沒問題，但這有何意義？顯然其意遠非止此，而是指的一般學術思想成就。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學術的大任不是要到國外去傳授中國學ABC，而是要深化國學的改革和西學理解的提升。對其西學部分，我們不必苛求，因為此非其專業，他們不可能有什麼成就（雖然他們之中不少人被國內逢迎者說成是學兼中西的「國際大儒」！）。我們關心的是，他們一些人，要對國內學界說，他們的「國學」達到了國際最高水準，因此應該向他們看齊（以及象他們一樣，都到國外來弘揚「國學」！）。現在，人們不是象他們以為的那樣，是想要與他們爭名氣和地位，而是要與他們爭「誠意」：能不能說點真話？（別把漢學當作國學行不行？即使國內一些權威們，對二者之別分不清楚）為什麼要懷疑其國學程度？因為海外漢學界人士幾十年來忙於本職，哪有充分時間攻國學？他們所關心的是在本系水平上「兼通中西」就行了。等到有幾本洋裝書出來后，哪個老外敢挑戰其國學呢（而又正是老外掌握著「國際水準」之大印）？老外都知道中文難，自我掩飾還來不及呢，那會找麻煩！於是，他們聯起手來發明一個國際共識：漢學系的國學是世界第一的「國學」！

　　4．西方漢學成為「國學之方向」：中研院例說明了什麼？

　　海外對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觀察，總的特點就是論述「表面化」。為什麼？因為他們走的是廣義漢學的路子，缺少深入科學分析能力。正像明末清初大儒們把明朝亡國的原因歸結為王陽明一樣，海外國民黨系統知識分子把他們的失敗歸結為五四思想。本人經過長年的困惑和考察現在才終於發覺到上述種種奧妙的真實原因；才想到他們一些人對「五四學術」的判斷失誤，並非真地緣於政治立場關係，而是緣於學術背景關係。例如，對顧頡剛學術評論之膚淺，僅因為他們當初批評顧學時或者沒有細讀過顧著，或者受當時風氣影響讀了等於沒有讀（作為漢學系學生根本讀不透！不是說不認識中文，而是讀不出其中的道理來！）。對此嚴重學術教育缺欠（研究國學者竟然可能錯過百年來作為華人最高學術成就的「五四國學」這一課！）長期並不自知。二十幾年前聽到他們說要用乾嘉考據學在西方爭長短，還真以為那是因為他們出身於國學，故打算在國外學界一展所長。後來才發現那不過是要用中國的名堂「鎮一下」老外，因為從來也沒見到他們在國外真地搞什麼考據學。他們把海外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下獲得的一般職業地位，轉化為受國內人士仰慕的國際國學「殿堂」。結果，半個世紀以來，不分青紅皂白，一切學術都是「國際高於國內」：一個特大的民族主義學術謊言，由於到處趨炎附勢之習，遂可獲得共識：國外的國學高於國內的國學。有人問，這種情況今日豈非同樣存在於海外華裔學界新一代之中？但不同的是，新一代海外的比較研究和中國學研究者，大多數為西學和外語系出身，後來在西方任教后才改治或兼治國學。（即使臨時補課也足以應付國外中國學教學之需）。但是人們並不至於高看他們的國學修養，所以名實之間差別不那末嚴重。那末，如果所說屬實，為什麼名實不符行得通？此正因為其漢學環境不需要高深國學。此外因為海外華人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為科技工商人士，讀些詩詞小說就算「兼通文理」了。在國外環境下形成的華人媒體哪能區分國學高低，自然一味鼓吹港台移民圈之集體聲望。今日海外華人媒體的文化學術水平，比起二三十年代大陸媒體的學術副刊來，其學術思想「含金量」真是相差太大了。為什麼？絕大多數讀者均非文科人士，寫深了給誰看？沒有人關心學術目標問題，只要職業上行得通，就一起鼓吹之，以顯示本派之輿論威勢！國內全民炒股時代的國學概念又是什麼呢？謀利之工具而已。表面上是國學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國際商業主義。國學成為學術類古玩，目的是走向（商業化）世界，為此當然需要通過海外漢學界會洋文、有洋「執照」者的中介。國學，正如古玩，今後肯定是一門生意經！國學生意經又肯定需要洋包裝。國學和漢學肯定需要相互合作、國際合作。國學肯定需要走向世界，漢學肯定需要走回國內。兩岸四地之「國學商品」，今後肯定將會絡繹於國際航途了！

　　如果「國學」作為學科，在國內主要處理資料學類型的問題，漢學則具有更為綜合的性格，由於其特殊學科成長背景史，學術上的非專深化，反有利於其「綜合化」，也就是處理一切與中國有關的「雜學」，從而擴大了它的發言權和影響範圍（美其名曰：做公共知識分子。實則，不務正業：學不達學，政不達政。「說廉價大話」而已）。學未專深而地位日強的海外學人們，於是紛紛做其「公共知識分子」：運作道德語言來達到迅速博取聲名的目的。此時他們就走出了校園，成為海外「高等華人」集團的一員。海外精英多為科技工商藝，在各自領域均屬高層，可謂名實相符。為了各界完備，特別是科技工商藝精英要想表達對社會文化領域的意見，自然須延納漢學人士，於是我們看到了「雙跨界」現象。首先是科技工商藝跨界至社會文化，然後是廣義漢學亦跨界至此。於是漢學界的實用主義智慧，創造了一種雙「百搭」現象：先是在社會等級結構內由於參加精英社團而得以和科技工商藝平起平坐；再是因前者的「跨界」而增加了廣義漢學的自信和他信度：他們當然比科技工商藝更「懂」社會文化問題。（同樣的態勢也出現在中研院系統）這樣他們就把「劣勢」（科技工商藝在各自領域內居高位乃名實相符，而廣義漢學身份含混，在社科人文領域本無此地位）在此圈子裡變成了優勢（他們比科技工商藝更懂社會文化）。我們舉此例是為了說明一個更嚴重的文化學現象：漢學作為中外比較人文學現象和擴大為「中外比較文化現象」：這就是海外學人比國內學人在智慧上要高一等，因為海外文化比國內文化高一等。於是，科技工商藝以其專業領域內的位階，廣義漢學以其被歸入海外華裔精英圈而獲得了象徵性的位階，此類「位階策略」利用著地域所屬共性（同屬西方世界）而自然擴大為國外「精英一般」。這樣，他們先是因類別屬性關係躋身社會等級精英圈，接著同樣因類別屬性關係成為智慧等級精英核心。我們在此就又遇到了下一步的「百搭現象」：本來廣義漢學只是在文獻學、資料學方面因上述原因不可能深入學術，其對國內相關學術的誤導僅只限於國學領域。現在，隨著功能的擴大，廣義漢學不僅自詡文獻學超出國內（因此他們敢於批評他們自己實無知識條件判斷的顧頡剛一代文獻考據學），而且要通過其百搭策略對人文社會科學全域發表高見。他們的自信心哪裡來？源於其他精英的百搭策略「1」（連學化學的都可以大言不慚談人文科學和政治）：「既然科技工商藝敢談社會文化，我們更有資格談了」；其次，源於百搭策略「2」：在廣義漢學內部，「老外作為「中國不通」都敢亂彈琴，吾輩豈能示怯！」。如果僅只作為一個躋身社會精英階層者而發表見解，自無不可。但是奧妙在於「百搭策略3」：此時，在運作其擴大化精英功能時，他所炫示的是其本然身份：不僅是高級國學，而且是高級社會人文科學。現在他開始以華人世界人文社會科學最高代表身份發言了，影響目標擴至社會文化全域。不費吹灰之力，僅只多幾次百搭策略運作，就把影響力翻了幾翻。對於看穿了其中巧妙者，他先擋你一箭：妒忌其名聲故陰謀損害之。但是，錯了！因為我們是公開討論這一切的，正是要讓各個方面無所遁形；甚至於是當面提出指責。這就和他們採取密而不宣的策略家的做法完全不同了。我們的目的是公開討論，他們的策略是：只陰做，不陽說。這是個人間的事么？千萬別為一些精英們所誤導：他們正是要用其精英位階擋住一切批評，以期獨享「表達特權」。本來只是一個個人不謙虛的問題：硬要把一個通識課教師的身份誇大為高級國學、高級人文社會科學的身份。但是，現在問題變質了：如今是一個全球商業化、人人趨炎附勢的時代。在這股大風勢下，其言其行將可起到關鍵性的全面誤導性作用：用淺的排除深的，用偽的排除真的。孔孟「辨異端」之深意豈非亦應再現於此時乎！（這是仁學解釋學的「法力」之一）

　　還有一個更深刻的相關問題，本文雖不能再繼續申論，然亦有不吐不快者：世界主流學術思想對上述這類「百搭策略」現象會極其歡迎；會樂意於沿此方向促進東西合作：讓呆在西方而較不懂西方高深者和其合作，可因此確保東方不會超越之。他們需要的是對本身學術商品之推銷員，而不是可能「取而代之者」。因此他們要你足夠「效忠」，也就是足夠「崇拜」，而不是給予「批評」。因此，他們要你「懂一點」，以便為其進行「推銷」，但並不希望你「懂很多」（在公司里如果懂多了，即有竊密之虞）。所以關於上世紀涉及到的「全盤化」之類的問題，豈非「小ㄦ科」一樁。漢學家們有能力參透此中之高深么？他們以為待在國外，看星期天「書評」欄，以及偶爾〔為什麼說「偶爾」？因為他們主要工作於各處東亞圖書館，並在那裡浸潤於自詡為其代表的「五千年博大精深」，用以自壯〕穿行於主流學術圖書館張望一下西方理論書架，就算「了解」所在國思想文化了。須知，孔孟並不想讓他的兩千年後之子孫如此輕浮度日；以為學會了外文就可以去世界上去推銷孔子雕像了。別忘了：上述一切精英都是按國外既定文教程序產生出來的：古今東西學都如此。產生這些精神、智能、技術方面掌握者的固定生產程序，都有其設計思想在背後的。讓我把一個全球化階段的時代性疑問提出來：文科人材都須這樣通過標準化程序來產生么？此程序背後的設計構思為何？重要的是，一個不會引起重視的自然事實是：按照固定程序產生出來的學術人士，日後正是佔據學界領導位置的人士。於是學術生產階段和學術運作階段的規則和結構是統一的，是由知識生產「代碼」所內嵌的。因此必須跳出這個固定框架，才能根據擴大的學術環境和社會條件，來客觀重估學術及學者的實況，使其更合理地各就各位。為此我們最終必須發展真實的、高級的人文社會科學，以便有能力在較深的、較高的學術層次上，來判斷學術及其社會影響的是非曲直。

　　在國際文化世界普遍忽略思想理論建設的時代，藝術性文化開始取而代之。藝術家到處受歡迎，不僅因為他們可供娛樂，而且因為他們永遠不構成思想挑戰。他們是絕對安全的社會裝飾品和消閑資料生產者，素由大款們支持（如同美術實踐幾乎完全由「金錢」來抄弄），其道理自古亦然。那些自以為在向社會提出嚴肅思想類課題的電影作品，其設計者本身又有什麼思想追求呢？他的廣大觀眾又有什麼思想追求呢？二十年來的國際「大片」哪有一部值得看第二遍的？國際電影文化的此一根本特點表明，大眾文藝作品，從此排除了深刻思想追求。「電影成就」成為票房成就。一切都變成了商業化炒作！文化成了名利和消遣之工具！廣大消費者，除了學技術以圖將來賺錢（全球化的「人生夢」）外，就是追求各種感官娛樂刺激。在此人性全面物質化時代，還有可能產生什麼嚴肅「思想」么？

　　那麼，什麼是今日之孔孟思想呢？不是要你像根本不懂現代人文科學為何物的陳立夫那樣來重複「古代舊言」；也不是要你再來背誦四書五經！中國人已經背了兩千年了，其結果如何？如果帝王將相，一切大好，你搞什麼辛亥革命呢？一方面，你要革封建帝王的命，另一方面你又要繼承此傳承了幾千年的封建權力統系，豈非思想混亂？我們今天不該重新反省一下百年之初那些初識西學者，究竟是否有能力客觀把握世界學術和社會之知識呢？他們一向所欠缺的就是高層理論性思維。這一事實，又豈非百年來許多繁雜不順現象的最深根源：理論之膚淺。我們應該面對多元之真實，要修備關於人的（而不只是關於物的）知識之條件。為此首先須有能力不趨炎附勢（仁學心術學即「義利之辨」學），然後才能對付鄉願學和辨異端的仁學任務。我們不可能奢望改變什麼，但我們至少可以提供一面鏡子，讓海內外鄉願們、「異端們」（違背仁學做人之道者）難以自欺和欺人，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究竟在做什麼；讓有識者知道鄉願輩在今日世界的真實作用。為什麼我們能夠辦到呢？符號學的特點就是把混囤複合事物，分解開來，看清其構成諸部分之不同存在及分別作用，然後再看其相互配合的作用方式。這樣，符號學就可成為現代鄉願學和辨異端兩大仁學任務的恰當解剖工具。那種想通過「百搭含混術」謀求各種一己實惠的實用主義之真正性質和作用，就可被顯露出來了。留下一面分辨之鏡，以備後人使用，如此而已。孔孟兩人如唐吉柯德般以為可以「救世」（孔孟學之功能，不在於提供治事成敗之藥方，而在於提供善惡評價之標準），到頭來才發現其真正對手不是別人，而正是打著自己旗號的「以紫亂朱者」；正是「以真理為名的壓制真理者」！一切鄉願者的共同特點表現在：使用心計，排斥異己的表達機會，甚至於抄襲異己者。因為學術上的所謂「異己」往往正是可能妨害其權威自身學術聲名者。因此：「我固需要你的知識，但我將使你不得表達，以示學自我出。」這類商人作風倒是前幾代大儒所無、而純為新時代所有的現象。中國人文學術的進步端賴知識分子心術的提升（宋明以來各家所談的都只是一個心術的問題，為此才須克服功利主義），而鄉願派和「異端派」均將人文科學問題變成商業市場化的運作目標。這才是我們擔心的真正原因。如果按照學術市場化來促動我們的學術去「趨炎附勢」，即交給國際學術偽權威來指揮，中國的人文科學前途就將永遠是亦步亦趨了。

（2008，4，21初稿，4月23日修定稿；6月30日再修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