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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摘]費孝通：小城鎮大問題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3-3-30 02:2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學而|通用分類:政經軍事

本文鏈接：http://www.guancha.cn/JiuWenCunZhao/2013_03_27_134770_s.shtml

費孝通先生在考察鄉鎮企業

本文系費孝通先生於1983年9月21日在南京「江蘇省小城鎮研究討論會」上的發言。由沈關寶同志整理，並經作者審閱訂正。今天（2013年3月27日），新任國務院總理來到無錫市江陰新橋鎮。該鎮農民將土地流轉出去規模種植，然後到鎮上工廠上班，集中居住。李克強對他們說，你們有雙重身份，是新農民，也是新市民，都是「雙新」。小城鎮建設好了，甚至比大城市生活得舒適方便。李克強所稱讚的這種小城鎮生活與費孝通的「小城鎮」描述有其想通之處。觀察者網特此刊發費先生舊文，以饗讀者。以下為費先生髮言：

***************************************************

一

今年的春末夏初，我在江蘇省吳江縣住了一個月，對該縣十來個小城鎮的歷史與現狀作了初步探索。此後打算寫一篇關於小城鎮的類別、層次、興衰、布局和發展的文章，來參加這次小城鎮討論會。然而一回到北京，時間由不得自己支配，這個打算便落了空。因此，這裡只能依我的腹稿，談談我在吳江調查的感受以及由此聯想到的一些問題，只是一個提供討論的發言。

在說到正題以前，首先說說我對這次討論會的四點希望，即希望通過討論取得四個具體結果：一是出版一本研究論文集；二是訂出一個今後切實可行的研究規劃；三是為今冬全國政協小城鎮問題調查組作出準備工作，就是提出一些請他們來調查的問題；四是成立一個推動、協調、交流這個課題研究工作的學術性組織。

這次學術討論會是今年年初確定的，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現在不僅會議如期舉行，而且還彙集了幾十篇論文。萬事開頭難，時間只有半年，這樣的結果確是來之不易的。我們應當珍惜已經獲得的成果，以論文集的形式將邁出的這第一步腳印留下來。

這些論文之所以寶貴，是因為它們都聯繫小城鎮建設的實踐，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小城鎮發展中的實際問題。我認為這個研究方向是對頭的。我國的社會科學應當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密切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進行科學研究，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要貫徹這裡所提出的指導思想和達到最終目標並不那麼容易。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對於馬列主義理論，我們多少學了一些，許多同志也誠心誠意地想把事情辦好；但是學習的理論常常不能和實際工作相結合，這就使得我們的認識往往落後於實際。對於具體問題的有處理也就提不出實事求是的建議來，難免把以往的經驗或是別國的東西硬套照搬，以致花了過多的學費，虧了本，走了不少彎路。

失誤使人清醒。現在我們多少懂得了一點小平同志在他的《文選》里所闡明的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只有聯繫實際才能出真知，實事求是才能懂得什麼是中國的特點。我們的小城鎮研究一開始就擺脫了在概念中兜圈子、從書本到書本的模式，而注重實地調查，力求在對小城鎮的實際考察中提高認識。可以說這一課題的研究，在理論聯繫實際方面有了一個良好的嘗試。

以實踐為根基的認識自然要具體、充實很多。儘管現有的文章還顯得粗糙，分析不夠全面，可是寫在論文里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不是我們從概念里推論出來的，更不是憑主觀臆想出來的東西。只要我們能自覺地、不留情面地把其中一切不符合實際的成分篩選掉，那麼這些文章就成為現實小城鎮面貌的素描。它是歷史的真實記錄，過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人們還是要翻看，仍然具有價值。價值就在於它是未來的起步；而今後的變化則是它的延續。

當然，人們的主觀認識與事物的客觀存在完全符合是不可能的。人們對客觀實際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而客觀實際又是不斷變動的，人們的認識也得跟著變動。反映不能及時，跟不上變化而固步自封，認識就會落後於實際。我們的一生，人類的一代又一代，對事物的認識總是一步一個腳印地跟著向前走的。我們今天對於小城鎮的認識，過些時候回頭一看，如能發現它的膚淺和幼稚，那就證明我們的認識有了進步。這不是很好么？不怕起點低，只怕發展慢。

為了留下歷史的痕迹和認識的腳印，不使我們在實踐中得到的這一點寶貴的知識流失，我希望江蘇人民出版社能把這次討論會的論文印成一本集子出版。我認為把知識流傳開來，儲存下去，應是出版社的責任和義務。當然，在出版之前，還必須對文稿進行選擇和修正，容許認識不足並不等於是說文章可以拙劣。會見情人前總得打扮一番，以自認為最能悅人的面貌見世。為此，我願意承擔一部分推薦論文的責任，出版一本小城鎮研究論文選集，這是我對這次會議的第一個希望。

小城鎮研究是一個長期的研究課題。它不僅是社會科學範圍內國家「六五」規劃中的一個重點課題，而且它在「七五」規劃中還將繼續研究下去。現在我們在蘇南所進行的研究只是這個課題的開始。為了使這項研究不斷深入和擴大，我們必須考慮下一步究意應該怎樣走，同時對下一年做出具體的計劃，並對「七五」規劃的遠景做一些設想。這是我對這次會議的第二個希望。

進行科學研究最忌諱的毛病是一葉障目，坐井觀天。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我們這一年所進行的小城鎮研究無論從深度或廣度上看都還很不夠。到目前為止，課題組既沒有對某一個小城鎮作出全面深入的解剖，也沒有越出吳江縣的範圍。這就好比是在顯微鏡下找到了一個細胞，但尚未看得清楚，更未顧及其他類似的細胞。胡耀邦同志視察西北回來，提出要種草種樹開發大西北，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在此之前，確實很少有人想過還有一個大西北可以開發的問題。可見中國之大，不允許我們做井底之蛙。即使以後研究範圍擴大到江蘇全省，對全國而言，它仍然只是一個點而已。我們要提出江蘇在全國、蘇州在江蘇、吳江在蘇州，它們所處的地位怎樣的問題來告誡自己不能滿足於一孔之見，更不應以點概面。相反，應當提出認識的限度和吳江縣小城鎮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然而管中窺豹所見的畢竟是豹的一個部分。吳江縣小城鎮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國小城鎮的共性。只要我們真正科學地解剖這隻麻雀，並擺正點與面的位置，恰當處理兩者關係，那麼，在一定程度上點上的調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吳江縣地處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的蘇南，我們以吳江小城鎮為調查點進行深入分析，或許是觸到了小城鎮問題的塔尖。所謂塔尖是指吳江縣小城鎮建設的今天有可能是其他地區發展的明天；現在在這裡出現的問題有可能將來在別的地方也會碰到。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發生、發展有一個科學的認識，那麼對不同地區今後的小城鎮建設無疑有指導和參考意義。當然，我們在開始時必須十分警惕，決不要忘記我們只是在解剖一隻麻雀，而一隻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

科學研究的進行要有目的性和計劃性。要使小城鎮研究深入下去，必須訂出一個具體計劃。我們要把研究重點繼續放在原先的調查點上，一方面對已經觸及的問題作進一步探討，要像調節照相機的焦距那樣，使其有更清晰的影像；另一方面應檢查前期研究中有哪些缺門，即有哪些問題還沒有作調查，要在一個鎮上開拓更多的調查項目。與此同時，可以選擇幾個不同類型的地區開闢新的調查點，以便於作比較分析，並制訂必要的研究指標，為從調查點上的定性分析推向面上的定量分析作準備。

事實上，制定研究計劃的過程就是明確研究目的和要求的過程。只有研究目的和要求明確了，計劃才能訂得具體可行。為此，我們這次會議作了新的嘗試。與會者有社會學的研究人員，有其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科研工作者和大專院校的教育工作者，還特別邀請了在小城鎮做實際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有關部門、江蘇的省、市、縣三級政策研究機構的同志一起來參加討論。針對同一個研究課題，進行如此廣泛的多學科、多系統、多層次的交流和協作，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新的嘗試。但願我們能創立一條成功的經驗，有助於我國學術的發展。

這種廣泛的結合至少有兩點好處：一是能聽到更多的不同見解，啟迪自己的思想。所謂學術討論，除發表自己的見解外，就是要認真聽取別人的意見。我曾在《讀書》雜誌上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看人看我》，主張我們要認真地看人家怎樣看我們所看的東西。二是使科學研究與實際要求掛起鉤來。以往的理論脫離實際，除了個人認識上的原因外，還有社會組織上的原因。由於科研部門與實際工作部門長期缺乏交流，造成知識分子與實際工作者背對著背。前者願將知識應用於實踐，但不知用武之地在哪裡；後者希望以科學知識來指導工作，然而不了解所需知識在何方。現在兩者都轉過背來，面對著面。實際工作者向科研人員質疑、問難、提要求，使科研目的更明確，計劃更合理，成果也更富有實際意義。科研人員向實際工作者介紹成果，提供建議，使實踐近客觀規進行，工作具有科學基礎。

我的第三點希望就是要對貫徹「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方針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在前一段研究的基礎上，對於當前小城鎮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一些大家在認識上比較一致的建議供決策機構參考，起到諮詢作用。

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知識，也就是要依據從科學研究取得正確反映實際的知識，去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發生的各種問題。要做到這一點，科學研究和建設工作之間必須建立起暢通的渠道，使得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問題能提到科研的項目里，經過科學研究反映出實際情況，再根據政策方針形成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建議，由決策機關審核各種建議，聯繫有關情況，並考慮可行的時機作出實施的決定。這些決定通過行政機構的執行和群眾的實踐，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但是一項決定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還有待實踐的驗證，而且舊矛盾的解決又會引起新的矛盾，效果的估計和新問題的產生又將構成新的科研項目。這就是說，由科研、諮詢、決策和實踐構成一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循環系統，這四個環節環環緊扣，周而復始，不斷地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我國的決策者是黨的領導機構，通過決策體現黨的領導。領導的群眾路線實際上就是上述建設工作循環系統的根本模式。由於現代化的日益深入，建設規模日益擴大，決策過程更顯得需要對情況的了解和對問題的分析，所以提出幹部要知識化，也就是要把決策過程放在科學的基礎上。把科研和諮詢作為這個循環系統中的必要環節，實質上就是體現黨的群眾路線。

把科研和諮詢作為上述系統中的必要環節包涵著它們具有和其他有聯繫的環節相對的獨立性。我們黨的領導一向遵守實事求是的原則，所以一切政策的制定都要求經過調查研究。毛主席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因此各級領導都有專門從事政策研究的機構，這是黨的優良傳統。但在這方面我們也有反面的教訓，那就是在「左」的影響下，特別是在十年動亂期間，這些擔負反映實際情況責任的研究機構被視作已定政策的辯護者，甚至看作是主管人員個人意志的吹鼓手，走向了科學的反面，「四人幫」的「內查外調」暴露了它的極端危害性。科學知識必須為政治服務。這裡所說的服務絕對有別於「四人幫」時的「梁效」對其主子的「效忠」。科學研究要對客觀事實負責，即實事求是。

但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不等於消除了可能有的片面性，每一門學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難以避免的。越是專家，其片面性或許會越大。為了不使決策陷入片面性，在決策和科研之間應當有一個中間環節。這個環節就是綜合各個學科對某一事物的認識，進行「會診」，然後才向決策機構提出若干建議及論證。至於怎樣組織這類諮詢工作，我們現在還沒有經驗。我建議不妨作一個試驗，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其他有關專家對一定的事關重大的建設問題組成諮詢小組。這個諮詢小組應當聯繫群眾，聯繫各個學科，發揮其綜合性的特點，向黨的領導機構提出建議，反映群眾的要求和意見，以備黨作決策時參考。

在黨的領導依據建議、資料制定決策以後，由行政機構付諸實踐。政策在實踐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客觀事物發生了哪些變化，這又給研究部門提出了新的課題，於是上述過程又重複進行。實踐、科研、諮詢和決策四個環節的循環往複體現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

我們的小城鎮研究是一個綜合的長期的科研項目。現在它已經吸引了多學科和多層次的人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範圍的擴展，將會有來自更多方面的同志參加進來。這就需要有一個相應的機構來加強各方的聯繫，進行組織和協調。所以，我的第四點希望是在這次會議結束時成立一個關於小城鎮研究的學術性團體，把現有有志於此的同志組合起來。

由於我們研究的出發點是在江蘇，所以我建議請江蘇的同志偏勞，出面來組織這一個團體。至於團體的名稱、機構和任務等具體內容，請大家一起來討論決定。

二

小城鎮問題，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哪一個人想出來的，它是在客觀實踐的發展中提出來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認識它。記得1981年初我到天津開會，遇見當時在天津市委工作的李定同志，他告訴我，1980年胡耀邦同志到雲南視察，看到保山縣板橋公社的小集鎮破爛不堪，凄凄涼涼。於是就在同年年底的一次會議上，講到要發展商品經濟，小城鎮不恢復是不行的。要使農村裡面的知識分子不到大城市來，不解決小城鎮問題就難以做到。如果我們的國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沒有小城鎮，農村裡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就沒有腿。可見中央領導早就看到了小城鎮問題的意義，要把小城鎮建設成為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鎮建設是發展農村經濟、解決人口出路的一個大問題。

可是，據說在傳達了耀邦同志上述講話以後的幾個月中，並沒有得到該市郊縣的積極反應。可見在當時小城鎮問題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許多同志還未認識到小城鎮與農村經濟之間的關係，還不理解小城鎮作為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怎樣的一個概念。這件事表明，在客觀事物發展中提出的新問題，要想得到人們的普遍認識並不那麼輕而易舉。認識過程也有它自身的規律。人們往往要經過自己的直接感受，才能比較深入地認識新事物和新問題。

就我個人而言，我十分贊同耀邦同志的上述提法。那是因為我早年在農村調查時就感覺到了有一種比農村社區高一層次的社會實體的存在，這種社會實體是以一批並不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人口為主體組成的社區。無論從地域、人口、經濟、環境等因素看，它們都既具有與農村社區相異的特點，又都與周圍的農村保持著不能缺少的聯繫。我們把這樣的社會實體用一個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稱之為「小城鎮」。

任何事物一旦產生了理論概括，便容易使人忽視事物內部之間的性質差異，只從總體概念上去接受這一事物。小城鎮也是這樣。如果我們從籠統的概念出發，就會把所有的小城鎮看成是千篇一律的東西，而忽視各個小城鎮的個性和特點。因此，小城鎮研究的第一步，應當從調查具體的小城鎮入手，對這一總體概念作定性的分析，即對不同的小城鎮進行分類。下面我談一談在吳江縣所看到的五種不同類型的小城鎮。

第一種類型的一個鎮叫震澤鎮。1936年我從清華研究院畢業以後取得了公費留學的機會。當時我的導師史祿國教授建議我先在國內作些實地調查后再出國。我聽從他的意見，去廣西大瑤山進行調查。由於自己的失誤，負傷出山，回家鄉休養。我的姊姊費達生送我到她正在幫助農民開辦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的吳江開弦弓村小住。我就在這一個多月里調查了這個農村。記得有一天我去村裡一家很小的店去買香煙，誰知這小店不賣整包的煙，只能一支支地零賣。店主說若要買整包的煙可去找航船帶。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當時這個村子有三四百戶人家，一千多口人，是江南少見的大村子。可是村內只有三四個小商店，商品品種極少，規模小到連香煙也要分拆開來零賣。那時，這個村子里的農民生活並不是完全自給自足的，農民的日常用品從什麼地方獲得呢？我就帶著這個問題去觀察店主所說的航船。

其實，航船就是普通手搖的有艙的小木船，只因為主要用於人的交通和貨物的流通而得名。那時村子里有兩條航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搖出村子前，兩岸農民們便招呼船老闆代為辦事。這家提個瓶子託買醬油；那家遞上竹籃托他捎回點其他日用物品，船老闆一一應接，把空瓶、竹籃等放在船上，航船便離村出發了。航船的目的地就是離村子有十二華里的震澤鎮。當航船來到震澤時，守候在岸邊的商店學徒們一擁而上，搶著來做各種生意。船老闆自己便到茶館落座喝茶。到下午，商店學徒們把裝著物品的瓶、籃又送回船上，航船離鎮返村。航船就這樣每天在震澤與村子之間往返，村子里要去鎮上的人都可以搭乘這條船。奇怪的是托捎物品的和搭乘的人都不用付錢。追問船老闆的生活來源，才知道，原來在春秋兩季，村內農戶出售蠶絲和糧食都要通過航船賣到震澤鎮上去，震澤鎮上的絲行和米行在年終時就得給船老闆一定的傭金，那些醬園和雜貨店逢年逢節也要給船老闆一定的報酬。所以船老闆的收入是不少的。他們是農村貨物流通的經紀人，是農村經濟活動中的重要角色。後來我也「免費」搭乘航船往來震澤，發現震澤鎮的市河裡停靠的航船有二三百條，據說都是來自鎮周圍各村。震澤顯然是附近這些農村的商品流通中心。

我在這裡追述當年的觀察，是想說明震澤鎮是以農副產品和工業品集散為主要特點的農村經濟中心，是一個商品流通的中轉站。農民將農業產品運到震澤出售，又從震澤買回所需的日用工業品。對於鎮周圍的農民生活來說，震澤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經濟中心，而航船主、學徒以及米行、絲行、醬園、雜貨店等商店的老闆則共同構成一個龐大的商品流通組織。震澤通過航船與其周圍一定區域的農村連成了一片。到震澤來的幾百條航船有或長或短的航線。這幾百條航線的一頭都落在震澤鎮這一點上，另一頭則牽著周圍一片農村。當地人把這一片滋養著震澤鎮同時又受到震澤鎮反哺的農村稱之為「鄉腳」。沒有鄉腳，鎮的經濟就會因營養無源而枯竭；沒有鎮，鄉腳經濟也就會因流通阻塞而僵死。兩者之間的關係好比是細胞核與細胞質，相輔相成，結合成為同一個細胞體。

由此可見，小城鎮作為農村經濟中心並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有具體的實際內容。在半個世紀前，震澤鎮作為商品集散類型的小城鎮對我是有吸引力的。但那時我是單槍匹馬搞調查，研究工作不能不以村為界，沒有能力進入鎮的這一層次去。我只是在村子里遙望到了小城鎮，感覺到了小城鎮這種社區的存在對於農村所發生的影響。此後，我總希望有一天能進入小城鎮作些調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出於我的預料，在1981年真的有機會實現這個願望了。

第二種類型的一個鎮是盛澤鎮。盛澤鎮現在是吳江縣人口最多、工業產值最高的一個小城鎮。這個鎮出口的真絲綢佔全國真絲綢出口量的1/10，可見它是一個絲織工業的中心，是具有專門化工業的小城鎮。

盛澤鎮的歷史發展較早，據說它在明末就有上萬人口。那麼這個鎮發展較早的基礎是什麼？鎮上聚居的人口又是以什麼為業的呢？我記得小時候去盛澤時，看到有人站在織機上提花，覺得很新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再去盛澤時，就詢問解放前絲織作坊的情況。有人告訴我，那時在鎮上的作坊為數不多，且都是小規模的，最大的一家也只有20部老式織機，但是綢庄、絲行和米行卻不少，其中又以綢庄為最多。既然鎮本身織出的綢並不多，綢庄的綢又從何而來呢？這就使我看到了盛澤與震澤不同的特點。綢庄通過「綢領頭」收購農村織綢戶的綢匹。「綢領頭」是織綢戶和綢庄的中介人。他們發放貸款給織綢戶，要織綢戶按照綢庄需要的花色品種進行生產。「綢領頭」將收購到的綢匹再分類售給綢庄。這樣，一個綢庄通過「綢領頭」的聯繫，就可以掌握幾十、幾百甚至成千的織綢戶的生產。如果綢庄把如此眾多的織機集中到鎮上來辦作坊，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了。所以，盛澤與震澤的不同就在於它不是農副產品的集散中心，而是農村家庭手工業產品的集散中心。像盛澤鎮那樣早先是以手工業產品的集散為主的經濟中心，是很值得研究的。

家庭絲織手工業不僅是盛澤發展的基礎，也是所謂天堂的蘇杭地區發展的基礎。這個傳統基礎對於我們今天的小城鎮建設仍然具有它的意義，因為這傳統在民間已有近千年。如此悠久的歷史使它深入到每一個人，甚至進入遺傳基因，成為生物基礎。一位外國朋友聽我說到蘇州姑娘纖巧靈活的手，便提出婦女的這種技能是否可以轉向搞電子工業的問題。因為電子工業需要的正是精細準確的動作。外國人都注意到了我們的歷史傳統，我們自己要是不研究、不利用，那就愧對祖先，是說不過去的。

1982年1月費孝通（左三）、費達生（左一）由吳江縣政協秘書長陸公俠（右一），廟港人民公社宣傳組張明遠（左二）陪同，踏上開弦弓的清河碼頭。

第三種類型的一個鎮是松陵鎮，是吳江縣的政治中心。松陵設縣由來已久。封建時代地主統治階級為防衛農民造反起義，築起城牆和城門將城內外隔開，在城裡連集市買賣也不準做，人們只得在大東門外的盛家厙做交易。城裡主要是專政中心的衙門和城隍廟這陰陽兩大權力機構。人活著時由縣衙門管，衙門旁邊是監獄和刑場；據說人死後由城隍廟管，有牛頭馬面、陰曹地府。城內的住戶主要是地主大戶和服務於他們的各種小人物。這裡的建築也與其他地方不一樣，弄堂狹小，兩邊是數丈高的風火牆，地主們住在裡面，帶有統治和防衛的特徵，頗有點歐洲中世紀城堡的風格。

第四種類型的一個鎮是同里鎮。同里是我姐姐的出生地，我家在搬到松陵以前就住在那裡。同里距運河邊上的松陵只有6公里，距離自蘇州到上海的水路要衝屯村鎮5公里半。同里鎮本身四面環水，似乎是一片藏於水澤中的島嶼。它的周圍地區河塘交叉、漾湖銜接，是典型的湖沼水鄉。解放前的同里不通公路，只靠搖小船進出。對於不熟悉水道的陌生人來說，往往在水面上轉悠半天也找不到進出的河道。正由於同里處於交通閉塞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於一般的水鄉地貌，它就被地主階級、封建官僚選中作為他們的避難所和安樂窩。解放前，這個小鎮上集居著大量的地主和退休官僚。據土改時統計，全鎮2000戶人家中有500多戶地主，佔1/4。地主階級找到同里這個安全島，修起了與蘇州名園可以媲美的園林，現今正在修復的「退思園」只是其中之一。有名的評彈珍珠塔的故事，據說就發生在這個鎮上。同里過去可以說是一個消費、享樂型的小城鎮，現在正在改造成為一個水鄉景色的遊覽區，已經成為文化重點保護區之一。

第五種類型的一個鎮是平望鎮。平望鎮地處江浙之間，北通蘇州，南通杭州，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因此它屢遭兵燹。自古代的吳越之戰，到近代軍閥之間的江浙戰爭，戰場都是在平望一帶。日本侵華時，它又幾乎被夷為平地。近年來，平望已成為水陸交通幹線的交叉點。歷史上有名的大運河經過平望，溝通蘇州和杭州。有公路東達上海、南通浙江、西聯南京和安徽，成為吳江縣內最大的交通樞紐。

平望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使它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易遭戰爭攻擊和破壞，因此在解放前曾經幾度由興而衰，一直未能穩固地發展起來；另一方面由於交通發達，物資流暢，具有發展經濟的優越條件，使它常能衰而復興。解放后，戰爭的威脅消除了。黨的三中全會後，「左」的干擾被排除，便利的交通條件使它爭得了成為大城市工業擴散點的地位。據說，上海的一些工廠在擴散過程中，開始也找過銅羅等幾個鎮，但是最後還是在平望落腳。平望就這樣一下子冒了出來，成為近來吳江各鎮中發展得最快的一個小城鎮。

必須指出，上面列舉的五種不同類型的小城鎮，只是小城鎮定性分析中分類工作的嘗試。分類的對象只限於在吳江縣初步走訪過的鎮，調查深入后，很可能還有應當提出的另一些類型，比如以漁業為主的社區，儘管人口較少，也可以因它的特點而成為一個類型。至於在吳江縣之外全國各地的小城鎮無疑還有許多各有特點的類型，比如以採礦為主的城鎮等等。而且有些地方的商品流通還處於形成固定城鎮的過程中，只有一些具有日中為市性質的集、墟、場、街等場所。這些都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所以這裡所提出的類型是既不完全也不齊備的。

還應說明，提出類型的目的，是為了突出這些城鎮的特點，使我們對小城鎮的概念不至於停在一般化的籠統概念上，而要注意到各個小城鎮的個性和特點，但在突出特點的同時，自然不應當忽視小城鎮所具有的共同性質。小城鎮的共同性質，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它是農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鎮的分類是以此共同性質為基礎而就其不同的側重點進行的。比如，松陵鎮固然具有全縣政治中心的特點，但同時也是附近農村的經濟、文化的中心。震澤鎮固然是吳江縣西南一片包括若干鄉的商品集散中心，但同時也是鄉一級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近年來已成為小型社隊工業的中心。盛澤鎮固然是當前地方絲綢工業的中心，但同時也是附近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以上述某鎮具有某種特點，只是指它在小城鎮所共有的許多職能中所表現的突出方面。

通過這樣的分類，我們注意到各個城鎮有它的特點，而且這些特點是由各鎮的歷史形成的，因此在建設這些城鎮時不應當一般對待。比如前面說的同里鎮，它原來是地主階級和退休官僚聚居的地方。土改后，它原來的經濟基礎已被摧毀，要建設這個鎮，顯然不能走平望的道路，因為它不在交通要道上，也不可能走盛澤的道路，因為它沒有傳統的工業。但是它卻有幽美的園林，有水鄉特色的建築和河道。這是一個前人從經驗中選擇出來的退休養老的好地方。為什麼我們不能把它建設成為一個休養和遊覽的園林化城鎮呢？加拿大有維多利亞城，我們也可以有一個足以同它媲美的同里鎮。這就是說以小城鎮的特點來分類，對於我們確定小城鎮發展的方向是有用處的。

三

吳江縣的小城鎮在解放后發生的變化，大體上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分界線是在70年代初期。70年代以前是小城鎮的衰落和蕭條時期，在此期間，小城鎮逐步失去它賴以生存的基礎，到了70年代初期，小城鎮有了轉機，到了後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呈現出發展、繁榮的景象。

自50年代到70年代初，吳江小城鎮的人口一直處於停滯甚至下降狀態，與吳江縣人口的迅速增長相比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以盛澤鎮為例，它還不是人口下降最多的鎮，50年代初就有22000人。其後20年中，人口總數持續下降，近年才有轉機，到1981年才達到26000人。22000的人口基數，以全國平均的自然增長率來計算，至今應該有四萬餘人口。所以，我一聽到這些數字，就說其中「大有文章」。什麼文章現在還沒有完全搞清楚，正在繼續調查研究。這裡讓我們先看看吳江最南端的銅羅鎮的人口變化概況。銅羅在解放前叫嚴墓，鎮的類型與震澤相似，以燒酒和肥豬出名。全鎮1952年有2475人，1962年有2488人，1972年是1900人，1982年人口普查時城鎮戶口人數為2007人，30年來城鎮人口下降19%。據初步調查，1951年土改時為了分得土地，有60戶老家在鄉下的小店鋪關了門，約150人回鄉務農。同年還有一二十名青年參軍赴朝，其中只有個別人後來回鎮。從1952年到1957年，特別是在1956年的「對私改造"期間，又有約200人離鎮外出。這批人大多是做生意的業主和學徒，其中有文化的進入附近大、中城市的國營企業，有技術的則流入上海郊區和浙江的一些縣城。據反映，當時他們覺得私人經營生意是一種剝削行為，連在私人店裡當工人也不光彩，所以大家要另謀出路。1958年的大辦農業和支援農業，以及1963年～1964年的職工下放，鎮上又減少了近50戶居民。除了上述的人口外流，還有青年學生考入大、中專學校，外省市招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也使鎮上人口有所減少（其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絕大部分後來已回鎮）。

像銅羅這樣的情況，在其他小城鎮也程度不同的發生過。人口下降是小城鎮衰落的表現之一。那麼小城鎮衰落的原因何在？其後果又如何呢？

1957年合作化高潮時，我去江村作過一次調查，即所謂「重訪江村」。農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傳統家庭副業已經衰落。農民對我說：肚子可以吃飽了，就是手頭沒有現錢。由於執行「以糧為綱"的方針，其後的近20年只重視糧食生產的發展，農村的商品經濟長期沒有恢復。直到70年代初期，由於社隊工業的興起才使情況有所改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貫徹了多種經營的方針，農村才開始走上繁榮。1981年我三訪江村，老熟人不再發牢騷了。他們同我談的都是賣兔毛有多少收入，以及要求我幫助社隊工廠推銷產品一類的話。當時農民不僅能吃上三頓乾飯，而且手上也開始有錢買東西了。因為他們集體的和家庭的副業發展了，社隊又辦了工廠，農村裡有東西能賣出來，換到鈔票，可以到市場上去買他們生活上需要的用品了。吃飽、穿暖、有錢花是農民生活改善和農村經濟繁榮的具體內容。

把這兩次在江村看到的情況與銅羅鎮盼人口變化聯繫起來，可以看到小城鎮衰落的原因和後果。從農村方面看，由於「以糧為綱」，搞單一經濟，取消商品生產，農民不再有商品到鎮上來出售，小城鎮自然也就失去了作為農副產品集散中心的經濟基礎。從小城鎮方面看，由於提出變消費城為生產城，搞商業國營化，集體和個人經商受到限制和打擊，居民無以為業，不得不到處找活路，小城鎮留不住居民，人口下降。總之由傳統的重農輕商思想出發的「左」的政策，是造成小城鎮衰落的根本原因。小城鎮越衰落，作為它的鄉腳的附近農村發展農副業商品生產的阻力就越大；反過來，農村商品經濟水平愈低，作為其中心的小城鎮的衰落就愈加劇。所以農村與小城鎮間經濟上的惡性循環是小城鎮衰落的必然結果。當然，上述因果關係還有待於用客觀事實有系統地全面加以檢驗。

下面我再談一點有關商業渠道的問題。解放前，農村和城鎮的商品除了食鹽外全由私營的商人經營。解放后實行了統購統銷，農村裡所生產的糧食、油料、生豬、蠶繭等主要農副產品以及若干種生產資料都納入了國營商業的流通渠道。各級行政部門都設立糧食、副食品、進出口貿易等機構，縣級成立公司，縣以下設所或設站。這樣的商業改革使那些沒有設置行政機構的小城鎮失去了與周圍農村的主要聯繫。但1958年以前，小城鎮的商業除了國營商業這一渠道，還有集體性質的供銷社，聯營合作商店以及個體戶等多種渠道。自從公社化以後一直到文革期間，個體商業和集市貿易不斷受到打擊，連農民提個籃子在鎮上賣幾隻雞蛋也要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割掉。聯營的合作商業被「利用、限制和改造」，不能不向國營商業和供銷社靠攏，以致有的鎮最後只剩下幾家供應開水的茶館和點心店。而原先由農民集資起家，屬於集體性質的供銷社則逐步國營化，變成全民所有制。最後，幾乎一切商品都按行政區劃上撥下調，在國營商業這一條渠道內流通。

商業渠道的統一國營化引起了小城鎮的巨大變化。凡是設置行政機構的小城鎮，都有國營的流通渠道，在收購農副產品以及調撥分配農民所需物資上占絕對優勢，這就使得作為全縣行政領導和物資批轉中心的、縣城松陵鎮成了吳江小城鎮普遍衰落的一個例外，它的城鎮人口因機構增多、幹部調入而一度相持不動，後來還略有上升。一些設置公社機構的小城鎮在總的衰落趨勢中借著國營商業和供銷社之力得到掙扎餘地，而那些沒有設置行政機構的小城鎮受到被淘汰的壓力就相當嚴重。在廟港公社的區域里，原先還有陸港、更縷港和羅港等幾個小鎮，解放前它們和廟港一樣都是太湖東南岸邊商品性的漁港。據說，陸港商業全盛時有50戶人家做生意，集鎮規模雖不及廟港，但它的鄉腳範圍與廟港相仿，也有五六華里地。更縷港則更小一些，只有近20個「連家店」。解放后，廟港鎮先後設置區政府和公社機構；陸港、更縷港變成廟港下屬的鄉和大隊，只有基層政權組織而無相應的一套行政機構。從1956年開始，這兩個小鎮的商業逐步被廟港吞併，商業人員大都併入公社的商業機構。到文革後期，更縷港集鎮完全被吃掉，人去集空，只留下冷落的石板街和殘破的店鋪面，退化為農村的居民點。陸港商業雖然也被蠶食去大部分，但它地處廟港與七都兩個公社交接處，原屬於陸港鄉腳的村子離公社較遠，主要是憑藉了這一優越的地理位置，鎮上留下了兩個商業門市部和一家茶館，30幾名商業人員在那裡頑強地撐著小集鎮的地位。

從全縣範圍來看，沒有設置行政機構的小城鎮大多數被吞掉了，像陸港那樣已吞未咽下的是極少數。這個吞併過程值得進一步記錄下來加以分析。

用行政渠道來控制商品的流通，勢必造成農民買難賣難的困境，而商業本身在經營上也容易滋長「官商」作風。據農民反映，收購農產品的部門要貨時急如星火，不要時棄如敝帚。比如兔毛，去年由於某種原因價格大跌，養兔的農民叫苦連天，也不明白為什麼同樣的兔毛一下子就不值錢了。小城鎮和農村裡原有眾多的流通渠道已變成了單軌，適應不了這幾年來農村發展商品經濟的新形勢，實際上已成了農村經濟繼續發展的障礙。

商業國營化的過程是在「化消費城為生產城"的政策下進行的。這一政策對於我國的城市建設固然有其積極作用，但由於當時對消費和生產這兩個概念的涵義沒有搞清楚，以致我們對小城鎮性質的認識發生了偏差。在我國舊的傳統思想中，消費不是一件好事情，它是指不事生產，靠著人家吃吃花花，實際就是指剝削享受。而在小農經濟的眼光里，生產是指有實物收穫的勞動，不包括商品的流通。這樣我們一方面把小城鎮的商品流通職能排斥在生產範圍之外，歸入消費中去；另一方面把地主官僚對農民和僱工的剝削，以及他們揮霍浪費的行為，看成所有小城鎮唯一的基本性質。以後又進而把做生意、消費、剝削這些概念都劃上等號。表現出來的是逐步限制、打擊小城鎮的個體和集體商業，這就大大削弱了小城鎮作為農村地區商品集散中心韻地位。然而城鄉的工農業產品不能不流通，而流通總得有渠道。在集體、個體等貿易渠道全都被堵死的情況下，供銷社非走向國營化不可，國營商業就不能不包攬一切。但是國營商業固然可以用行政手段把商品流通包下來，卻包不下小城鎮上原有的經商勞動者，於是小城鎮居民中很多人無以為業，紛紛找出路。其中最有辦法的人擠入了上海、蘇州等大中城市；稍次的進入當地的國營企業；沒有辦法的也不讓在鎮上吃「閑飯」，一批批地被動員下放到農村。最後那些由於病殘體弱等原因確實無法下鄉的人留了下來，依靠社會福利型的小手工業生產維持生活。這一過程，在銅羅鎮的人口變化中看得很清楚。它表明在經濟基礎動搖以後，小城鎮作為人口的蓄水池也就乾涸了。無以為業的人口是留蓄不住的，不能不向大城市和農村兩面泄放，小城鎮本身日見蕭條冷落。

這裡需要補充說明三點情況：第一點是在這一時期小城鎮衰落的總趨勢中，吳江縣也有新興的例子。菀坪和金家壩這兩個公社集鎮是由村居民點上升形成的，它們都是設立新的公社行政機構產生的結果。第二點是從50年代後期起，吳江的縣辦工業有了較大的發展，例如盛澤鎮上的絲綢工業從作坊手工業到機器工業，一直到專業化的若干道工序配合的現代絲綢工業。但是這些縣屬工業在經濟、管理等方面都隸屬於縣的工業部門，它與小城鎮可以說沒有多少實際聯繫。第三點是有少數小城鎮的衰落是由於自然災害、地理髮生顯著變化等多種因素引起的。如松陵西南5公里處的南厙，以前是吳江西北部地區出入太湖的主要港口鎮，每天有三四百條漁船和撈水草的農家船停靠南厙，商業興旺。1949年太湖發大水，南厙的店鋪被洪水席捲。公社化以後圍湖造田，南厙失去瀕臨太湖的港口地位，再加上行政設置的變化，南厙集鎮也就退化消失了。

1957年5月，費孝通先生回到吳江縣松陵鎮的舊居

四

由於看到小城鎮周圍農村生產的單一化和鎮本身商品流通職能的喪失導致小城鎮的衰落，在1981年又看到農民家庭副業的興旺和聽說那幾年吳江小城鎮建設也在繁榮起來的情況，我曾產生過一種錯覺，以為是農副業商品生產的發展促使小城鎮的復甦。後來經過實地調查，才發現吳江小城鎮興盛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社隊工業的迅速發展，而不能說是多種經營、商品流通的結果。

以與上海郊區接壤的莘塔公社集鎮為例，在1975年以前，莘塔公社的農業經濟路子越走越窄，農業只是種糧食，副業只是養豬。農民收入長期在人均150元上下徘徊。從公社鎮來看，不用說新的基建，就連原有民用建築的維修也缺乏資金來源。居民住宅日漸破敗，危險房屋越來越多。鎮區內兩條寬只有3米的過街樓式的沿河小街狹小敝陋。自1975年以來，該鎮面貌大變。現在已蓋起了許多新的廠房、居民職工住宅和一座能容納1000多人的電影院，馬路寬達18米的新街區頗有現代氣派。這些基建的總投資共達356.8萬元，其中有258.1萬元來自莘塔13家社辦工廠所上交給公社的利潤，佔總投資的72%以上。

莘塔的社辦工廠原只有公社農具廠（現為油泵廠）1家，是在大躍進年代辦起來的，其他的工廠都是在1975年前後創辦的。據1982年資料，這些社辦廠中，年總產值超過百萬元的有油泵廠、燈泡廠和客車廠3家。若把全社的隊辦企業也統計在內，社隊工業共有57個企業，務工社員2098人，佔全公社勞動力的17%。全年總產值1026萬元，利潤66萬元，其中上交給國家的所得稅12萬元。以務工社員工資和參加年終分配利潤這兩項計算，全公社20000餘人，人均工業收入為49元，占年人均總收入的15%。

從農副工三業產值結構和分配結構來看，莘塔公社總產值中農業佔33%，副業佔13%，工業為54%。在社員人均分配水平327元中，農業收入為190元，工業收入為49元，社員家庭副業收入是88元。

這一例子告訴我們，莘塔在70年代中期開辦社隊工業以後，改變了農村一段時期「以糧為綱」單一經濟的局面。社隊工業的發展為鎮的基本建設提供了主要的資金來源，增加了農民的年終收入，而且吸收了接近1/5的農村勞動力。

從莘塔看到的基本情況在吳江縣乃至整個蘇南地區是普遍存在的。各個公社在介紹社隊工業的好處時，都集中在吸收勞力、增加收入和發展公社集鎮建設這三個方面。為什麼蘇南地區的社隊工業在70年代能得以發展、遍地開花呢？對此不能不從該地區的歷史傳統和特定的社會條件去作考察。

蘇南地區的歷史傳統可以加以概括為人多地少、農工相輔。江浙一帶，人口稠密，經濟發達，已有悠久的歷史，人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人口密度越大，人均耕地必然減少，所以在農業社會裡，在一定的範圍內，人口密度與經濟發展水平是相矛盾的。然而我們的祖先卻闖出了一條路子，使人口稠密與經濟發達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那就是男耕女織、相輔相成。這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一直持續了幾千年。我30年代在江村調查時，還曾看到農戶的收入是工農相輔，一半對一半。人多地少，要富起來，不能完全靠種莊稼，在糧食作物之外要種植其他經濟作物，並從事農產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業。這就是農工相輔這一歷史傳統的本質。這個道理在現代人眼裡看來很簡單，可古人開出這條路子時的艱辛是今世無法想象的；而這條路子作為一個根基開出新的花來也是古人始所未料的。因此，依我看來，現在所謂離土不離鄉、遍地開花的社隊小工業就植根於農工相輔的歷史傳統。地少人多，農工相輔是社隊工業發展的內因。

在這幾年的農村調查中，凡是我所接觸到的基層幹部，只要一談到人口，都說有一股壓力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當解放初期出生的那批人口在60年代中期進入勞動年齡時，農村就開始出現窩工現象。此後勞動力增長的速度逐年上升，年工分量猛漲起來。而同期糧食產量的增長卻越來越少。到1970年前後，平均畝產顯示出已達到極限時的起伏波動。這時農村已不是一般的窩工，而是由於勞力的剩餘，農民開始在那裡搶工分了。我曾請一位縣委書記算一筆帳，假定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提高，現有的糧食產量不降低，全縣可以有多少剩餘勞動力？他的計算結果是在1/3到一半之間。如此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是一股無法長期壓抑下去的力量，一旦有了某種條件，它就會衝出來解放自己。正如當地同志所說的那樣，辦社隊工業是「逼上梁山」，是將壓力化為動力。

人多地少只是一股內在的動力，農工相輔的實現還需要外在因素的觸發。社隊工業興起的外在因素就是「文化革命」這一特定的社會條件。十年動亂，全國遭劫難，然而在吳江、在蘇南的農村，在一定意義上卻可以說因禍得福。社隊工業正在這時狹處逢生，發展了起來，卻所以有人說社隊工業是「亂世出英雄」。對此我起初頗覺意外，後來聽了一些社隊工廠的開辦發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裡動刀動槍地打派仗，幹部、知識青年下放插隊這兩件使城裡人或許到現在還要做惡夢的事情，從另一面來看，卻成了農村小型工業興起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辦工業要有原料、勞力、資金、設備、技術和產品市場。農村有足夠的勞力，這是有利的條件。那麼其他幾個問題是怎樣解決的呢？

銅羅鎮有一家生產化工產品的工廠可以說真正是白手起家的。1968年，一個城市青年插隊到吳江的一個公社。這個青年的父親在化工廠工作，他打聽到某一化工產品因為職工派性糾葛而瀕於停產，而這一產品又是另一個企業的必需品。於是他就幫助這個公社與需要這一產品的企業掛上鉤，這一企業把原料、技術、設備甚至一部分資金全都包了下來。就這樣，農民便在幾畝地上辦起了化工廠。類似這家工廠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社隊工廠的同志說，那時的辦廠條件多數是大中城市主動送下來的。

大中城市為什麼要主動送下條件來讓社隊辦廠呢？道理很簡單，「文革」中城市裡的大中企業有不少在打派仗，搞停工鬧革命，沒有穩定的局面，自然不可能進行正常的生產。但社會生活不能沒有商品。尤其是一些外貿產品的生產還得完成計劃。而相比之下，農村的局面要比城市穩定。於是城市裡不能生產，就轉移到鄉下去。那麼，由誰來牽線轉移？從吳江的實際情況來看，主要是那些家在農村的退休工人以及下鄉的知識青年和幹部，儘管目的各不相同，但他們實際上卻成了城鄉經濟的中介人，做了一件自己不一定意識到其意義的事。社隊工業就是在社會需要大於社會生產，農村局勢相對穩定，而且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有了中介人作聯繫的條件下產生出來的。等到十年內亂結束，蘇南的社隊工業已渡過了最關鍵的初創時期，進入了它的發展階段。

工業發展不同於農業，它必須要有一個集中的地方。這個地點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對來自各個村莊的務工社員來說地理位置適中。這兩個要求使社隊工業找到了正在衰落的小城鎮。在吳江縣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鎮都是社隊工廠最集中的地方。在縣屬鎮，由於鎮、社體制分設，社隊工業不能侵犯鎮區，於是就傍著老鎮，在外圍形成一個社隊工業區。

在這裡，我們應當注意到在吳江縣的七個縣屬鎮內還存在著另外兩種工業：一種是縣屬工業（包括全民或集體），另一種是鎮辦工業。縣屬工業的發展較早，一般是在五十、六十年代開辦的。它對保住小城鎮一部分人口和為附近農民提供就業機會是起了作用的，而且近年來這部分工業也出現了新的飛躍。然而縣屬工業與它所在的鎮之間沒有發生經濟上的聯繫，它只對國家和縣交納稅收和上交利潤。所謂鎮辦工業在1966年以前大都屬於社會福利型的集體小手工業組織，實際上是殘留在鎮上的剩餘勞力進行生產自救的組織。由於在「文化革命」期間，各級行政有需要自己找財源，「分灶吃飯」，灶灶要自己生火，鎮這一級也得找各種門路辦工廠。於是鎮辦工業就在集體手工業基礎上與社隊工業同時發展起來，現在也達到相當的規模。

「文化革命」的後期，從縣、鎮到公社、大隊，各級都在那裡積極辦工業。甚至連學校也要辦工業。震澤中學是吳江有名的重點中學，出了人才。這份功勞部分要歸到「六神丸」的瓶塞子上，這不是虛言。不搞校辦工廠生產瓶塞，這個中學的校長就難以當家。學校添置設備，修理校舍，都要校長籌集經費，校長又到哪兒去要呢？培養我們子弟的教育經費如此不足，要由學校自己辦工業來彌補。我聽了以後，總覺得心中有一股壓抑。由此我也明白了為什麼從公社主任、鎮長到縣長對辦工業這樣積極。1978年以前，吳江縣解放30年只鋪了3公里的縣級公路，10年鋪1公里。沒有經費搞建設，他怎能不辦工業！所以儘管當時條條框框還很多，但各級自有辦法，各顯神通爭財源。社隊工業如同鴨子鳧水，下面已經動了起來。等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解開了捆住的手腳，社隊工業和其他各種小工業就如雨後春筍一下子生長了起來，蓬蓬勃勃地向前發展。

由此看來，蘇南這些年來小城鎮的復甦和繁榮，是小型工業，特別是社隊工業帶動的結果，而集體商業的經濟活動還沒有真正活動起來。我們作科學研究，不能籠統地說什麼小城鎮繁榮發展了，而要看小城鎮里繁榮發展的是什麼東西；它的這種發展又給小城鎮與農村之間的聯繫帶來哪些新情況、新問題。所以，我想從上述的變化出發回到點與面的關係上，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談一談對小城鎮現有工業、商業、服務業的認識，來共同探討怎樣才能使小城鎮真正成為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這個基本問題。

五

黨的三中全會以來，通過調整改革，大中城市的工業生產逐步走上正軌。在這種形勢下，人們對於社隊工業有兩種估計：一種看法是社隊工業發展是鑽了城市工業停滯的空子，所以城市工業的發展嚴重威脅社隊工業的生存，前途並不樂觀。另一種看法認為城市工業與社隊工業不但不相剋，而且是相輔相成，因此對社隊工業的前途不必悲觀。逮兩種估計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怎樣認識、處理城市工業與社隊工業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在發展中提出來的課題，我們應當用發展的眼光去深入全面地作研究。

目前社隊工業的確存在不少問題，而對這些問題起制約作用的是社隊工業生產不穩定。我所見的不少工廠很多是二三年換一塊廠牌，一二年轉一個產品，人們叫它「開關廠」。這樣做固然有作為新廠可以免稅的奧秘在內，但根本上還是缺乏穩定性。

我們不能滿足干市場調節穩定性差這種回答，而應當從社隊工業的實踐中，去解決在社會主義原則下的市場調節怎樣能夠達到企業穩步發展的問題6首先不能一般化地對待社隊工業，而應當從具體事實出發去分析社隊工業里不同的類型。下面先列舉一些我們見到的不同類型的社隊辦廠。

吳江縣社隊工業里有不少是絲織廠。辦絲織廠抓住了當地農村具有絲綢手工業傳統的特點，而且它作為勞動密集型工業，利潤較高。照理說這種工廠是應該穩定的。然而絕大多數社隊絲織廠的原料不是蠶絲，而是化學纖維。在70年代，化纖產品是熱門貨，只要能生產，不愁無銷路。但隨著大城市化纖工業的發展和人們對衣著需求的改變，這兩年來吳江縣社隊絲織廠的產品市場離本地越來越遠，推銷員採取了你占城市我下鄉，你在平原我上山的辦法，一直把產品銷往福建、安徽、青海等省。儘管如此，去年化纖織品降價，損失還是不小。

廟港有一家蔬菜加工廠是在1980年創辦起來的，共有30餘名固定工人，生產各種醬菜，主要是小黃瓜和大頭菜。這個廠的原料都是本公社農民自己種的，1982年它向全社收購蔬菜總值達110萬元，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工廠本身年利潤最高達15萬元。它的產品有半成品和成品兩類。半成品銷往山西，成品除當地自銷外還銷上海、蘇州和由外貿出口遠銷南洋各地。

平望現在有上海縫紉機三廠的一個分廠，它是1981年6月由上海縫紉機三廠和吳江縣農機廠聯合投資、共同籌建的。總廠與分廠兩家聯合生產蜜蜂牌家用縫紉機。分廠雖不是社隊工廠，但它一方面為總廠提供一部分機頭零件並組裝整機；另一方面則和梅堰、震澤、金家壩的幾家社辦廠協作，為上海總廠及其本身生產機架鑄件和台板。這幾家社辦廠的原材料由上海供應，產品歸上海接受，按照總廠的計劃組織生產。分廠的原材料也來自上海，技術由上海派人指導。分廠所獲利潤和超產部分，與總廠對半分成。

上面三種社隊工廠有可能是吳江現有社隊工業的三種基本類型。第一類是原料和市場都不在當地農村，只是利用當地勞力的工業。在目前社隊工業技術水平還較低、在品種式樣受到資金匱乏制約、商情信息基本上還靠當面碰頭交流的條件下，這類社隊工業忽起忽落不能穩定是必然的。第二類是原料來自當地農村，市場也比較可靠的工業，這類工業實際上是當地農副產品的加工工業。農副產品與工業原料銜接起來，是社隊工業中最穩定的一類。第三類工業的原料來源和第一類相同，並不是本地自產，但由大工廠供應，市場也是大工廠承包，它是城市大工業的擴散點，相當於大工廠的一個附屬車間，所以它只要能維持住與大工廠的關係也是相當穩定的。

從吳江全縣來看，第一類工廠占絕大多數，第二類工廠是少數，第三類工廠只有幾家。因而從總體來看，全縣社隊工廠還是處於不穩定階段。

對社隊工業作出上述分類，是為了說明在基本上屬於市場調節的情況下發展社隊工業，必須根據農村地區的特點去確定能夠發揮自己優勢的工業方向，才能保持穩定性。因此我認為應當把工業的重心轉移到第二類上去，要大力發展食品工業和具有地方特色的輕紡工業或手工業。這是基於我對社隊工業應當有原料和市場的主動權才能穩步發展的認識。當然哪些原料適宜由社隊工業去加工，它掌握主動權的比例應有多大等問題尚需進一步具體化。但農村工業的原料與農副產品銜接起來進行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生產，以地方特色拓寬國內與圈際市場，這些無疑是社隊工業選擇發展方向時應該遵循的普遍原則。第一類工業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送上門來的，而現在卻要到處磕頭找原料和市場。這說明它作為農村工業的先導任務已經完成。這類工業將來是否會有新的出路，那要看整個國家工業怎樣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工業體系以後才能預測。第三類工業看來是有前途的。從世界範圍看，大城市工業擴散是一個趨勢。大城市人口密集、土地貴、工資高、污染嚴重等，已使它的工廠不能再繼續發展下去。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已向郊區和附近農村擴散，現在甚至擴散到第三世界的國家中去了。這種工業擴散曾引起嚴重的污染擴散的後果。但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對這種惡果是可以避免的。而且我曾說過我們應當提倡「大魚幫小魚，小魚幫蝦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業幫助、促進農村社隊工業的發展，社隊工業也可以幫助更小集體工業的發展。最近我看到江都宜陵的一份調查報告，說那裡的社隊辦的蜂乳加工廠，把裝蜂乳的玻璃管、包裝盒等零件分到各個生產隊去製造，使得這個公社的許多生產隊都得到好處。這不是「小魚幫了蝦米」么？所以工業要打破大而全、小而全，要一層一層地擴散下去。但是大中企業不應當把污染也擴散給還不怎麼懂得污染危害的農民，而是把就業機會和工業利潤擴散出去，這樣它自己可以集中精力提高產品質量和改善經營管理以增加本身利潤。這正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體現。

工業要打破大而全，不僅是形式問題。工業規模越大，越能趨向合理化，這是外國的經驗。我們不該不假思索地把它硬搬過來。我們首先要考慮到怎樣在發展工業中解決廣大農村中居民的生活問題，我們不應當重複西方資奪主義國家工業發展農村破產的老路。其次，要考慮到我們的企業經營管理方式必須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毋庸諱言，我們對大企業的經營管理還缺乏經驗，以致一些大的國營企業不能賺錢甚至長期虧損。現在有的社隊工業想稍稍擴大點規模，結果他們自己說是「騎上了馬背下不來」。因此我認為應當注意研究社隊工業的規模和適應當前農民水平的經營管理方式，在這個基礎上，通過實踐培養出一大批能管理工業生產的基層幹部，為我國工業進一步大發展創造人的條件。

社隊工業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有個隊辦工廠賠了錢，我問他們怎麼辦？回答是賠錢還得搞，這是因為工廠看來是賠了錢，但是生產隊每一家都有人在廠里做工，掙得工資，所以不允許關廠，而寧可少拿一點工資。因而我想到這些社隊工業有點像是傳統家庭手工業的擴大和集體化。家庭手工業是不計工資、只算收入的。所以從社隊工業來說是賠了些錢，但如果把工人們的工資算進去，對全生產隊的農民來說，還是增加了收入。賠錢還要辦下去，體現了社隊工業的堅韌性和頑強的生命力。這種堅韌性來自於傳統，來自於人多地少的現實。這種頑強的生命力使它在不穩定中還要堅持生存下去。

賠錢還要辦；一家出一個工人，機會均等；凡此種種，看起來都與現代工業講求效率、利潤、擇優挑選人員等經營原則相背離。要實現工業現代化，這些是應當改進的。但是，這些現象自有它發生的社會原因。人多地少和工農相輔的基本情況不改變，這種現象也不易改變。我們應當因勢利導，轉變它的落後性為開創新工業服務。日本企業家引為自豪的所謂Z式管理，無非是利用傳統的「我照顧你一輩子，你得終生為我服務」的從屬關係作為經營管理中發揮勞動效率的有效方式，而我們農村中人際關係的傳統要廣泛深刻得多。當然其間良莠不齊，應該對它們加以分析和考察，作出區別，弄清哪些東西可以利用和利用到什麼程度。我們不應以虛無主義的態度看過去，要真正懂得中國的特點，並根據這些特點來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長出新東西來的舊事物，甚至要用舊形式來發展新事物，最終使舊的轉化為新的。

社隊工業的發展使一部分農民轉化為工人，縣辦和鎮辦工業的發展也招收了相當數量的農民工。這就是說現在已經有不少農民到小城鎮里來了。據調查，這五六年來，小城鎮的實際聚居人口與戶口在冊的人口相比，普遍增加了1/3。因此，人口普查所得的小城鎮人口數與實際情形差得很遠。這些農民工到了鎮上與鎮上工人一樣幹活，甚至那些條件最差、最累、最重的活往往是由他們來承擔，他們實際上是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新成員。這批人數目相當大，據不完全統計，1982年江蘇全省的務工社員人數達到527萬人，而全省城鎮戶口的勞動力總數只有606萬人。換句話說，在大、中城市及小城鎮從事各種非農業工作的人數中，農民工與城鎮戶口的工人在數量上已相當接近。農民工挑著小城鎮工業1/3的擔子，應當深入考察這批人走出村子到小城鎮上做工的全過程，研究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工作、思想感情。這是中國工業史上未曾出現過的新情況。

在實地調查中，時時可以覺察到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在驅使那些基層幹部不能不開動腦筋朝前趕。我也受到一些感染，提出上述幾個問題作深入研究的引子。我似乎感到自己盼了數十年之久的東西就在眼前，農村真正的工業化、現代化正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出現，然而自己對其中許多有著深刻歷史的現象還未能透徹地理解，還需要繼續觀察。

江蘇其他地區的條件有什麼不同，他們是不是也走蘇南社隊工業的路子？全國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步子怎麼走法？它從蘇南的經驗中能得到些什麼？這些問題一個接一個地在我心裡盤算，希望今後的研究能向這些方面開展。

吳江的社隊工業走過了10幾個年頭，三中全會後的迅速發展也有5年了，其間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現在應是加以回顧總結的時候了。我們應當對社隊工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進行客觀全面的分析，對社隊工業中發生的問題作出科學的說明。

小城鎮作為商品的集散中心，它的商品流通與農村的經濟發展之間具有互為前提、相互作用的關係。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要搞清楚小城鎮商品的流通環節和疏通商品的流通渠道。

商品的流通環節，是指商品從生產者那裡出來到達消費者手上，中間所經歷的步驟。比如某一工業產品由上海的工廠生產後運往蘇州，蘇州的商業部門將它分配給吳江縣，吳江的商業機構再把它分撥到各公社，公社供銷社又把它批發給集體商業，最後由門市部出售到農民手中。商品就是這樣經歷了5個非直接消費的部門一步步地轉運給消費者農民。這每一次轉手都是商品流通的環節。同樣，農副業生產的商品也要經過若干環節作相反方向的流通。這裡我們首先要了解的是目前的商品流通要經過哪幾個環節，以及各個具體環節對於商品流通有什麼作用。

讓我們撇開大中城市，先取出從小城鎮到農村這一段來作考察。從這一段商品流通環節的具體分析中，就可以看到小城鎮之間還有大小不同、層次高低之別。

前述的類型分析表明，小城鎮對農村的主要作用可以因類型不同有所偏重。然而即使是同類型的小城鎮，對周圍農村所發生的作用，也不是等量齊觀的。例如，同是作為農副產品集散中心的小城鎮，震澤的鄉腳大，廟港的鄉腳就要小得多。因此，由小城鎮作用影響範圍的大小，反映出一個有系統的高低不同的層次來。

城鎮層次的劃分，過去大多以人口數量的多少為標準。然而，小城鎮商業作用的層次分析，單以人口為指標是不夠的。因為人口大體上相同的城鎮在商品流通環節中所處的地位卻可以不同。在目前我國商品流通的過程中行政的因素特別重要，許多不同等級的行政性的商業機構決定了商品流通的環節。所以，我認為不妨首先從城鎮的行政地位入手來觀察商品流通的過程。

吳江縣的小城鎮依據行政地位，可以分為三層五級：第一層有縣屬鎮，在吳江有人稱為7大鎮。這一層小城鎮的共同特點是具有鎮和公社雙重商業機構。縣屬鎮又分兩個級別，第一級是縣城松陵，它有縣、鎮、社三重商業機構。第二級是震澤、盛澤、平望，同里、蘆墟和黎里等6個非縣城的縣屬鎮。第二層起有公社商業機構的公社鎮（或稱為鄉鎮），吳江的16個公社，鎮也分為兩個級別。第三級是商業人口接近於縣屬鎮的八坼、銅羅和橫扇，當地叫做3小鎮，這3小鎮除公社商業機構外，還有若干縣屬商業機構的派出部門，其管理範圍越出本公社。第四級是設置有公社商業機構的廟港、七都、莘塔、金家壩等13個鎮。第三層是大隊鎮（或稱村鎮），這一層鎮在區域上都屬某一大隊範圍，在行政上並不附設商業管理機構。它不同於有下伸店和雙代店的大隊中心村，區別在於有商店、服務業和集市貿易的聚合和有經常性的商業管理人員。第三層不再分級，在吳江縣共有如前面所說的陸港等12個村鎮。

由此可見，商業流通的環節實際是以一層層的行政級別為依據的。那麼商品是怎樣在這些環節上運行的呢？實際情況要比工業品通過高層次到低層次再到農村，農副產品又反向運行的理論分析要複雜得多。

例如開弦弓村有一家下伸商店，這個店銷售量最大的是火柴、糖果、香煙、酒、醬油、鹽一類的商品。店裡還有三隻鋁鍋，據商店工作人員說鋁鍋在貨架上已放了整整一年。難道是開弦弓村人不用鋁鍋？不是。農民說買一隻鍋子要用幾年，總得挑個好的，但這裡只有三隻沒法挑選。所以買鋁鍋之類的物品他們就要上震澤或廟港。村裡的青年男女結婚時新房裡所需要的一些用品還要到上海、蘇州去買。開弦弓是一個村落，不是村鎮，但從這裡可以看出普通農村裡農民生活各種必需品是分別由不同層次的城鎮供應的。這裡就體現出了小城鎮作為商業中心的層次來。一般情況下，農民生活中食用的如油、鹽、醬、醋等一次性消費品基本上可以在村鎮得到滿足。村鎮商業的門市部一般不到10個，銷售範圍大都是在1公里以內。農民生活中日常用品如熱水瓶、臉盆等低檔耐用的消費品，基本上是從鄉鎮或縣屬鎮得到滿足的。鄉鎮內同類商品一般都是獨家經營的，花色品種與數量均較少，它們的商業門市部在10到50個之間，銷售範圍在3公里左右。縣屬鎮內同類商品則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門市部銷售，花色品種與數量比鄉鎮多，選擇餘地增加，它們的商業門市部在50到100個之間，銷售範圍在5公里上下。

小城鎮的層次是層層包含的。這就是說高層次的小城鎮的銷售範圍不僅包含低層次的小城鎮及其銷售範圍，而且高層次的小城鎮自身也具有屬於低層次小城鎮的銷售範圍。例如，假定廟港、七都、八都等鄉鎮和這些公社的農村都到震澤來買鋁鍋，那麼對鋁鍋這一商品來說，震澤鎮鋁鍋的銷售範圍就包含了以震澤為中心的所有鄉鎮及鄉鎮的銷售範圍。但震澤不只是賣鋁鍋，它同時也賣油、鹽、醬、醋，就這些商品的銷售來說，震澤鎮的範圍與陸港這些村鎮的範圍相差無幾，都限於附近約1公里範圍內的居民。商品的銷售範圍實際上就是吳江民間所說的「鄉腳」。鄉腳並不是以鎮為中心的一個清晰的圓周，每一種商品都有各自的鄉腳，所以一個小城鎮的鄉腳由許多半徑不等的同心圓組成。小城鎮層次的劃分實際上決定於它們鄉腳的大小。

小城鎮層次分析應當深入到滿足農民各種生活需要的功利評估。所謂功利評估，是指農民對買何種商品，花多少時間、付多少成本的計算和均衡。功利評估的原則是以最少時間、最低成本去取得最滿意的商品。小城鎮的商業層次應當根據這樣的研究結果來布局。我不知道現在的商業部門有沒有一本在哪個環節該儲備什麼樣的商品和每種商品要儲備多少的帳。如果沒有這本帳，就會產生有些環節上應該具備的商品無貨供應，而在另一些環節上不應該儲備的商品又被囤積的不合理現象。例如我在廣西大瑤山的新華書店買到一本《陸遊年譜》，對我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但在瑤山的書店裡擺上這類書籍，恐怕是很少有機會被人賞識，難以遇上知音的。

流通環節的合理化是商品流通的必要條件，道理是顯見的，但做到合理化卻需要作細緻的研究。

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是一件更大的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小城鎮上行政化的單軌渠道發生的問題，我們還不怎麼清楚。我只是了解到集市貿易在吳江已經恢復起來，農民挑擔上街，商販擺了攤子，到處很熱鬧。松陵鎮還為這樣的集市搭了個玻璃瓦棚，下雨天，買賣人群不致淋雨，做了一件好事。雖然在集市貿易中是有價格管理等許多問題存在，但我看主要的問題是為什麼吳江縣小城鎮的集市貿易還只是停留在農民提上一籃雞蛋在集市上等上半天的原始狀態，而不是像北京市中關村一帶那樣，只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便從日中為市的個體經商變成一排排集體合作的商店。

聽說供銷社也正在進行改革，對此我得首先說明自己是外行，又沒有進行實際調查，目前還只能作為一個旁觀者說幾句。從客觀形勢看，現在要供銷社重新回到合作性質上去恐怕不那麼容易，要國營商業把已經經營的那些項目讓出來恐怕也有難處。據說，前兩年小鎮上供銷社和集體商業從體制上劃清了。然而所謂的集體商業，其實還是批發商品給它出售的供銷社附屬機構。不客氣一點說，那是換一把勺子去舀大鍋里的湯。

那麼，小城鎮集體合作形式的流通渠道怎樣才能建立、發展起來呢？前些時松陵鎮的同志寫信給我要我幫助他們買一輛卡車，用它把鳳尾菇運銷到蘇州市場上去。買汽車，我當然是毫無辦法，但這封信使我受到了啟發。1981年我把澳大利亞一位朋友送給我的平菇的菌種帶回了家鄉。1982年吳江縣農技所和松陵鎮的同志試種成功並作小規模推廣，有同志還給它起了一個優雅的名字叫風尾菇。經化驗，這種蘑菇不僅食用價值高，而且體積大，產量高，每斤以七分錢的成本能賣得六七角錢，它還能立體柱形栽培，適宜作為農村家庭副業。可是在農村裡推銷有困難，縣城內的市場太小，而蘇州和上海卻很歡迎這種食品，於是運銷的問題也就發生了。所以，他們要我設法買一輛卡車。這封信給我的第一個啟發是新商品要走新的商業渠道。既然原有的商品走集體形式的流通渠道困難重重，新的商品或許就比較容易創出新的方式來。我們應當支持鼓勵生產者自己組織起來作集體流通的新的嘗試，一切好的形式都是從嘗試中出現的。我們要積極發展小城鎮，就要從一切方面想各種方法去嘗試新的發展。

由此我想到要進一步研究農村產品商品化的問題。鳳尾菇產量大了，就想到自己要買汽車運銷，那是商品產量的提高促使他們想到的。如果農村除社隊工業外的商品生產還不足以滿足附近幾個小城鎮居民的需要，那麼手拎肩挑的集市貿易渠道就完全可以承擔流通任務，自然不必也不會有更上一層樓的要求。然而1982年江村殺兔吃肉的事實又說明，農村經濟商品化的水平必須要有新的立足於國內市場的流通渠道才能鞏固和提高，如果一味把身子靠在洋人的背上過日子，人家動一動小拇指，我們就要跌筋斗。所以，我希望有同志能從農村經濟商品化的現狀出發，深入探討小城鎮商業流通渠道與農村商品化程度之間的相互關係。

我從這些事實又引出一個看法，小城鎮商業的發展之所以沒有社隊工業的發展快，原因是受到原有商業渠道壓抑的農村商品經濟，對小城鎮的衝擊力還不夠強，一旦這種衝擊力強大起來，包攬式的流通渠道就非改革不可。而現在農村經濟尚處於生產責任制的低級階段，商品生產的程度還不夠高。要突破當前的局面，還有待於多種經營專業責任制的發展。從以家庭生產為單位的責任制到集體專業化生產的責任制，是當前農村生產力繼續提高的必由之路。從整個蘇南地區來說，集體專業化生產的責任制形式已經在某些方面出現。所以，應當清楚地認識到客觀的發展會帶來的結果，以開闢新的流通渠道的嘗試去自覺地適應，促進這一具有光明前途的發展。

七

小城鎮怎樣成為農村的服務中心、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對此我只能談談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四訪江村時，聽說在影片「少林寺」上映前，浙江的南潯鎮電影院先貼出上映這部新片的預告。震澤鎮的電影院獲悉這一消息后，趕緊搶先搞到這部片子趕在南潯之前放映。這部片子在當時吸引了周圍四面八方的農民。他們搖著船、帶著孩子來鎮上看電影。《少林寺》放映1周，賣座率始終不衰，電影院收入1萬元。農民上街看電影總得吃點麵條、點心，還要往家捎回些東西。結果這7天內全鎮商業的營業額增加了6萬元。這件事在我看來是鎮作為農村中心的生動例證。假如經常這樣，震澤豈不就是一個農村的娛樂中心和商業中心了么！

這件事說明小城鎮的服務業是蘊有巨大潛力的。不是農民沒有對現代社會生活的需求，而是我們不懂得農民的需求，致使小城鎮上的服務項目、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遠跟不上客觀的形勢。

為農村婦女燙髮，現在是小城鎮的一個服務項目。1981年我三訪江村時，很少見到有姑娘燙髮。到四訪、五訪時，燙髮的女青年逐漸多了起來。今年六訪時看到，不論是社隊廠的青年女工或是在田裡幹活的姑娘，頭髮幾乎都彎曲了起來，甚至連十二三歲還在上學的女孩子也燙了發。據說她們大多數是到廟港和震澤的理髮店裡去燙髮的，每次兩元。每逢過年過節，理髮店日夜開業。在這件事上，廟港和震澤已成為農村姑娘的服務中心，而且為我們提供了測量這兩個中心服務區域，即小城鎮鄉腳的一個指標。但是，農村姑娘燙頭髮的風氣完全是自發的。我們對電視機的下鄉引起了什麼後果可以說很不清楚。這些都是看來是小事情，但意義卻十分深遠的問題，需要我們嚴肅地進行科學的研究。

再說小城鎮上的茶館，過去這是附近農村交流社會信息的中心，城裡的、鎮上的、村裡的信息都在茶館里彙集，並散播到附近農村裡去。它是個民間相互諮詢的服務場所，裡面有社會新聞、有生產技術問題、有做媒等豐富的內容。現在民間的信息交流、諮詢服務是否還在茶館進行，還是另有場所和其他途徑？在農業生產責任制和農副工綜合發展新的情況下，農民到底有什麼新的服務要求，怎樣去滿足他們的要求？這些都是迫切需要加以研究的課題。

在文化方面，除了電影院對農民開放外，鎮本身現在很少有什麼文化設施。青年們一般不上茶館，又幾乎沒有文娛、體育等活動，連找對象在鎮上也沒有談話的場所。去年松陵鎮修了一座小公園，除了供人憩息，還有一些石條凳可坐，使農村青年男女進城來可以有個談戀愛的地方。聽說還有人反對，說是有傷風化。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小問題。我看現在存在著嚴重的地緣、業緣內婚現象。青年男女沒有正常的社交活動，不熟悉居住和工作範圍以外的人，不得不在同村、同廠、同機關內部找對象，以致選擇的圈子越兜越小。據說在一些交通閉塞的山村裡低能兒越來越多，原因很可能就是長期的近緣婚姻帶來的不良後果。所以，擴大青年的社交範圍對於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辦婚姻，對於改變近緣婚姻是有積極意義的。小城鎮的文化中心作用不是一句話，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不是空洞的口號。真正的中心作用是要使農民到小城鎮來能解決實際問題，滿足農民的需要，也就是人與人要在這裡碰頭，物與物要在這裡運轉，信息要在這裡交流。蘇南、吳江這一發達地區的小城鎮到底為農民做了多少事情，很值得我們去看一看、想一想。

在教育方面，使我最痛心的事是江蘇的文盲率要比全國的平均數高，吳江更是高中之高。按理說，一個地區經濟水平是與文化程度成正比的，實際上現在反過來了。其中的規律性值得研究。可我想提一個倒過來的問題：為什麼要識字？不識字又怎樣？如果不識字照樣生活，收入還比識字的高，那就發生了為什麼要識字的問題了。

這次我在太湖邊上的廟港漁村裡散步，我問了幾個年齡不同的居民識字不識字，他們都對我搖搖頭。年紀大的都是有經驗的漁民，年輕的孩子們正跟著父兄們學打魚。據說他們近年來的收入比農民高得多。我在和他們的談話中才悟出他們不識字的道理來。這些都是多年甚至世代在太湖上捕撈的漁民，捕撈是搜集自然產物的生產方式，由來已久，說是原始經濟也未嘗不可。這種生產方式需要有這地區自然地理的豐富知識。在太湖裡打魚就得充分掌握太湖的氣候、風浪和魚源，這是他們生活所依賴的知識。這些知識卻並不靠文字來傳遞，而是口口相傳並在實踐里體驗來的。要成為一個能靠捕魚為業的太湖裡的漁民，就必須從小跟著父兄在船上生活。試問他們為什麼要在學校里花費多少年學會幾千個方塊字呢？年輕時進學校而不去跟父兄一起經風浪，到頭來恐怕會在打魚時被風浪淹死在水裡。但是如果要提高漁業的生產力，改捕撈為飼養，就是用人工去經營魚塘以提高產量，情況也就完全改變了。飼養員需要知道溫度、濕度、水裡含氧的成分等等所謂「科學知識」，要學習這些知識，不識字是辦不到的。從太湖上的「浪里白條」變成魚塘里的飼育員，是從原始採集階段的生產方式發展成飼育階段的生產方式，也就是從不需要文字到離不開文字的發展過程。如果現在廟港的漁民安於在太湖裡乘風破浪地捕撈為業，那麼我看文盲是掃不完的。我從太湖邊上散步回來，對掃盲問題的。認識似乎又深了一步。我們讀社會發展史應當要用它來理解當前的實際問題：生產力不發展，教育普及不了。從這個角度去研究當前農村的教育問題，也會看到目前農村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不僅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需要，也提供了普及教育的可能。怎樣才能滿足農民對教育的需要，那就有賴於我們提供怎樣的教育內容了。因此怎樣把小城鎮建成農村的文化教育中心，對我們來說應當是一個重要的新課題。

八

我的發言應當結束了，在末尾我想附帶提出一個名詞問題。我素來不主張在名詞上浪費筆墨，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名副其實的必要。「小城鎮」這個名詞最近大家已經習慣了，是否還可以多考慮一下？用這個名詞來指作為農村中心的社區是否妥當？我們的字典里對城、鎮、集、墟、街、場、村等名詞都有一定的釋義，我不在這裡再重複。但必須指出，當前各種社區需要劃分出一條城和鄉的界線，各層的社區用哪些名詞來表達最為妥當還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如果把「城鎮」這個名詞用來指作為農村中心的社區，從字義上看，它似乎應當屬於城的一方，而實際卻是鄉的中心。為了避免這種因望文生義而可能產生的誤解，不如稱這種社區為「集鎮」。我們知道有不少經濟不太發達的地區，還沒有形成固定的商業和文化中心，而停留在「日中為市」的定期趕集形式上。津浦鐵路進入安徽境內就有很多車站至今保留著某某集的地名。這些集所起的作用，程度上雖有區別，性質上是和吳江所見到的許多「小城鎮」相同的。把這些集稱作「小城鎮」總不免有點牽強。所以我想不如把在吳江所見到的「小城鎮」和這些集歸在一起而稱它們作「集鎮」。

當然「小城鎮」應當歸在城、鄉的哪一邊，還是一個可以研究討論的問題。把它說成城鄉的紐帶，只說明了它的作用，而沒有表明它是一個具體的社區。我主張把農村的中心歸到鄉的一邊。但也可以考慮在城鄉之間另立一格，稱之為鎮。麻煩的是漢字不習慣用單音節名詞。鎮字旁還得加個字，要加就不能再用城或鄉，所以還是可以考慮稱「集鎮」。

還要提到的是群眾語言有傳統的分層模式，那就是「城裡人」、「街上人」、「鄉下人」。這種分層至今還有現實的社會意義，含有高低之別。而我們所提到的吳江縣的「小城鎮」中在群眾語言中卻包含了三個層次。作為吳江縣行政中心的松陵鎮的居民過去被稱作「城裡人」。松陵鎮過去也確有城牆，解放后才拆除。其他的鎮上的居民在群眾語言里都不稱以「城裡人」，而稱「街上人」。但是像廟港一樣的公社鎮，過去並不是基層行政中心，只是沿太湖的港口之一，像一個較大的村予，所以它的居民夠不上「街上人」，還是「鄉下人」。有人看到在現在所謂「小城鎮」里還存在著和群眾語言相通應的層次，所以主張用「城鎮」、「鄉鎮」、「村鎮」來區別。「城鎮」指松陵一樣的大鎮，即縣屬鎮，「鄉鎮」指公社一級，也是體制改變后鄉政府所在地的鎮，其下則是「村鎮」，這種意見值得考慮。我在這裡只是提出來供大家討論。我們的調查研究越深入，對我們用以識別事物的概念也會越來越細密，也會要求我們所用的名詞更加確當切實。現在一般應用的名詞都有待我們進一步去研究討論。

今天我的講話里還是用「小城鎮」這個名詞，因為我們的討論會的名稱就這樣用的，不能因為我個人不成熟的意見就加以改動。這也說明了這些概念和這些名詞都有其社會的根源和作用，即使改動也要有個過程。我個人的意見也會改變，一門科學在初創時期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