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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由生活的考驗

作者：sujie_alex 於 2008-6-17 13:0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網文|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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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作者：[俄]葉梅利亞諾夫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斯大林第一次被監禁幾乎有兩年時間。他在巴統監獄里待了一年多。1903年4月19日他被轉移到庫塔伊西監獄，與俄國別的關押犯人的地點相比，那裡實行的制度是最嚴的。
　　那些年革命政黨的成員通常的命運就是如此。後來，在蘇維埃政權下，共產黨頭幾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一定會講一講自己曾被捕幾次以及在監獄和流放地待了幾年，服了幾年苦役。例如，1919年3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當中，坐過沙皇的牢的佔百分之六十，在流放地待過的佔百分之三十五，服過苦役的佔百分之六。平均每位代表被捕過兩次，在監獄里關過一年，在流放地待過一年，服過苦役四個月。
　　斯大林要大大超過這「平均」數字。他曾七次被捕。約瑟夫·朱加施維里二十三歲第一次入獄，在監獄、流放地或在地下一直待到三十八歲。在第一次被捕后的十五年裡，他大部分時間（八年零十個月）失去了自由，在流放地待了將近五年，或在俄國歐洲部分的北面，或在西伯利亞。斯大林在流放地受到公開監視，警察按照慣例，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他「愛吃奶食的人」。（大概是因為根據警察報告，約瑟夫·朱加施維里的食譜里有許多乳製品。由於相似的原因，布哈林的外號叫「愛吃甜食的人」。）關於「愛吃奶食的人」的表現的報告定期送往上級。其餘的五年他被關在巴統、庫塔伊西、巴庫、彼得堡的監獄里，或在被「押解」到某地途中待在羈押解送囚犯的監獄里。
　　在這十五年中，只有一次他處於自由狀態時間最長，為四年三個月左右（從1904年1月5日到1908年3月25日）。通常他每次處於自由狀態的時間只有幾個月（從1909年6月24日到1910年3月23日約九個月；從1912年2月29日到4月22日約兩個月；從1912年9月1日到1913年2月23日約六個月）。從1911年6月27日到9月9日的兩個半月內，他在索利維切戈茨克流放地服刑后被允許住在沃洛格達，但是在那裡也受到警察的監視。斯大林從流放地逃出后得到的自由是很有限的。他在處於地下的情況下，被迫改名換姓以躲避警察。他用過姓名為「奇日科夫」和「庫塔伊西省馬格拉基村居民卡諾斯·尼日拉澤」、「奧加涅斯·瓦爾塔諾維奇·托托米安茨」和「扎卡爾·克里科里揚梅利基揚茨」的假身份證。為應付調查，需要隨時保持警惕。在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時，甚至在國外時，他從來不知道他的這一次遷移會有什麼樣的結局：是被捕還是被關進監獄。
　　不錯，現在有人相當成功地向社會意識灌輸這樣的觀念，似乎沙皇時代剝奪自由像是給人發放免費到旅遊地、休養所或療養院的證明一樣。А．Н．戈爾季延科也為散布諸如此類的觀念出了力。他在斯大林傳記里寫了如何用火車、馬匹和輪船把囚犯送到流放地去的情況。囚犯們在那裡給自己租房間或「整座房子」住，「可以自由地去看望熟人，經常進行幾十俄里、甚至幾百俄里的旅行。基本上沒有看守人員，因此只有懶漢才不逃跑……一個流刑犯只要有幾升可供飲用的酒精，就可組織逃跑」。
　　契訶夫根據實地了解對19世紀末西伯利亞流刑犯的狀況所作的描寫，與戈爾季延科有所不同。開頭流刑犯需要走一段很長的、常常長達幾個星期的難以通行的路到流放地去。在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修成后也是如此，因為流放地通常在離這條鐵路幹線幾百俄里、要不就是幾千俄里的地方。流放犯有生活津貼，但是與現在俄國的養老金相比更是微不足道，靠它無法生活。因此，據契訶夫說，「知識分子在來到流放地后最初都顯出惘然若失和大為驚愕的樣子；他們畏畏縮縮，彷彿受盡折磨一樣……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開頭陸續賣掉自己的荷蘭亞麻布襯衣、床單、頭巾，最後，過了兩三年，都死於極端的貧困之中……另一些人逐步找到一些事情來做，情況有所好轉；他們做律師工作，給地方報紙寫文章，去當司書等等。他們的月工資很少超過三十到三十五盧布」。
　　譬如說，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和妻子一起在流放地時，曾給西伯利亞報刊寫文學述評。可是所得的這點稿費不夠這個剛生了孩子的年輕人家庭的開銷。而斯大林到北極圈內的庫雷卡村后，不可能找到哪怕是有點報酬的工作。他從自己所在的最後一個流放地寫道：「錢都用完了……我沒有富有的親戚或熟人，我完全沒有人可以求助……麵包和糖都吃完了，這裡一切都很貴，需要牛奶，需要木柴……但是沒有錢。」
　　不管戈爾季延科怎麼寫，政治流刑犯無論何時何地都受到警察的監視。因此，托洛茨基的妻子索科洛夫斯卡婭為了掩蓋丈夫已經逃跑，便做了一個草人把它放進床鋪里，對每天都來查問的警察說，她的丈夫卧病在床。在圖魯漢斯克流放地看管斯大林的伊萬·拉列京一天來檢查兩次，看看受他「保護」的人是否還在。斯大林有時可以離開庫雷卡去看望別的村子里的黨內同志，這是與另一個思想比較開通的警官梅爾茲利亞科夫商談后得到許可的，因為這個警官清楚地知道，在這個偏僻的地方，受他「保護」的人逃不到哪裡去。（斯大林沒有忘記這位警官對他的寬容態度，在建立蘇維埃政權后應他的請求，幫助他加入了集體農莊，當時因他曾在沙皇警察局工作過而不讓他加入。）
　　要使自己不灰心喪氣，不陷入絕望，需要有不小的精神力量。契訶夫曾這樣寫到西伯利亞流刑犯的生活：「生活很枯燥。他們覺得西伯利亞的大自然與俄羅斯的大自然相比是單調的、貧乏的和無聲的；耶穌升天節時天氣寒冷，而在聖靈降臨節時還下著雨夾雪。城市裡的住宅很糟，街道骯髒不堪，店鋪里什麼都很貴，既不新鮮，質量又差，不管花多少錢都找不到一個歐洲人看得慣的東西……苦悶呀真是苦悶！用什麼來讓自己開開心呢？流刑犯讀一本弄得髒兮兮的書……或者春天裡碰到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穿上淺色的褲子——這就是所能做到的一切。」
　　然而，應當考慮到，流放只是在這之前關押在監獄的不自由階段的結束。由於革命者認為俄國創造那樣的日常生活條件就是殘酷地壓迫人和對人施加暴力的表現，他們甚至在監獄的條件並不那麼艱苦時，也對個人自由的喪失作出強烈的反應。俄國革命者弗拉基米爾·布爾采夫在從事幾年的地下反政府活動后第一次被關進英國監獄時，曾經想要自殺，因為他知道在一年半的時間裡，「很小的、開著設有兩層或三層柵欄的天窗的」單人牢房將成為他常住的地方。
　　然而，在光線不好的牢房裡關押一年半，需要經常織毛襪子以「掙得」在薄薄的褥墊上睡覺的權利，對人格的極端不尊重以及布爾采夫在英國監獄里受到的各種嘲弄，——所有這些與俄國監獄的犯人要經受的考驗是無法比擬的。他們通常受到拷問和折磨。高爾基的長篇小說《母親》的主人公的原型索爾莫沃工人彼得·扎洛莫夫在加入革命小組前，曾試圖用鑽子鑽自己的腿，以便檢驗自己在被捕或甚至被扣留時能否經受住拷問，他這樣做並不是偶然的。
　　В．М．多羅舍維奇在他的特寫《拷問》的開頭寫道：「任何司法人員都會憤怒地回答道：『俄國早在18世紀末就廢除拷問了。』」多羅舍維奇的這篇特寫和其他特寫的內容，證明情況恰恰相反。多羅舍維奇也講述了在押的刑事犯在得到監獄領導許可的情況下對別的犯人進行拷問，以便得到所需的材料。（不過這位記者指出，當時在那些被認為是「法治國家」的典範的西方國家裡也都利用類似的方法。）
　　被監禁的人要想活下來，需要有不小的意志力。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出色地經受住了無自由生活的考驗。他從小就受卡茲別吉和恰夫恰瓦澤書中熱愛自由的英雄人物的榜樣的教育，記得教會學校上課時講的受盡苦難的基督教聖徒的事迹，努力做到以堅忍不拔的精神經受拷問。根據回憶，有一次囚犯們集體被施以肉刑，讓他們從兩排看守中間經過，挨每個看守的毒打，在挨打時朱加施維裏手裡仍舊拿著書，聚精會神地讀著（或者做出讀書的樣子）。
　　革命者們稱監獄的管理人員為他們所痛恨的當局的先頭部隊。因此他們把自己在監獄里為繼續進行革命工作而使用的巧妙手段，把發動大批犯人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以及組織越獄和從流放地逃跑的工作，看做是他們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的重要階段。這場鬥爭需要有一定的知識和技能。朱加施維里被關押在巴統監獄里時，開始寫傳單並將其送到外面。他在庫塔伊西監獄里給政治犯們寫條子，給他們打氣。他成為抗議監獄條件太差的行動的倡議者。進行這樣的抗議並不是沒有危險的。當局可以毫不費力地把「暴徒」打死，借口他攻擊了警衛人員。朱加施維里在庫塔伊西監獄時得知自己的同志和老師拉多·克茨霍韋利是怎樣死的。克茨霍韋利被關押在梯弗利斯梅傑赫監獄時，有一次站在柵欄旁高喊革命口號。這就足以使一個看守開槍打死他。
　　然而無論是諸如此類進行懲罰的例子和頭頭們的威脅，也無論是監獄當局借刑事犯之手實行的恐怖，都沒有使這個「革命事業中的學徒」屈服。朱加施維里在到了庫塔伊西監獄后的三個月組織了一次罷工，此事引起了嚴重關注，以至於省長和檢察長前來監獄解決此衝突。他們與朱加施維里談判的結果是，囚犯們的許多要求得到了滿足：政治犯與刑事犯分開關押，允許自己花錢置辦沙發床，以免睡在水泥地上等等。
　　約瑟夫·朱加施維里學會了如何給自己爭取自由。他五次從受警察公開監視的流放地逃跑。逃跑前做了細緻的準備。逃跑時他冒稱另一個人，表現出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特殊耐力。他從第一個西伯利亞流放地逃跑時，差一點沒有在路上凍僵，當時凍傷了雙頰，這對他來說是一次嚴重的教訓。在這之後，他在逃跑前開始做更細緻的準備。
　　然而無自由的生活不僅僅能使革命者養成新的技能。它在流放地使自由受到限制，在監獄里把生存空間壓縮到最低限度，把人的志向降低到簡單的求得生存的願望，千方百計損害人的尊嚴，時而使人消除哪怕在短時間的孤獨中與別人親近的天然需要，時而又完全把人與別人隔離開來，——它就這樣摧殘一些人，鍛煉一些人。經受住了坐牢和流放考驗的革命者，通常都成為各個黨最積極和最有經驗的戰士。被監禁者逐漸養成依靠自己力量的習慣，並加以合理地使用。
　　無自由的生活使得他們能更快地看清人。一個被監禁者應當迅速知道誰可以依靠，誰不能依靠。有時他需要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另一個人。被監禁者的處境，常常包括他的生命，取決於周圍的人是否打算幫他，與他分享必需品，是否願意在監獄內外傳遞所需的消息。一個逃脫了監禁的人，需要完全依靠常常是他從前不認識的人的好心。這些人會告訴他安全的路線，給他準備必要的證明文件和逃跑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並且掩護他逃跑。與此同時，被監禁者需要表現出最大限度的警惕性，提防別有用心的人、膽小鬼或只不過是不可靠的人。他知道，警察盡一切可能麻痹他的警惕性，使他相信裝成好心人的姦細。因此一個被監禁者常常在養成無限信任的能力的同時，也養成對周圍的人較高的戒備心理。
　　經受鍛煉，能使那些幫助一個人在無自由的不正常條件下活下來的品質得以保持。監禁和流放能把一個人鍛煉成堅強的戰士，但是他身上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無數品質卻常常遭到削弱。作為「監獄鍛煉」的反面的，是人的意識的嚴重的變形。無自由的生活不能不使被監禁者變得冷酷起來。朱加施維里知道，他惟一的「罪行」是希望勞動人民過幸福生活。社會民主黨人與社會革命黨人不同，不主張「為了正義事業」而進行暗殺活動。朱加施維里在巴統帶領受到殘酷剝削的工人進行鬥爭。他根據自己的遭遇感覺到現存制度的不公正，不能不無情地反對它。由於這個原因，他把他看到的人的大部分不幸看做是罪惡的國家制度造成的。格奧爾吉·捷里亞死於肺癆病，朱加施維里便就此宣告：「無產階級會竭力向吞噬了我們的同志——工人捷里亞的可恨制度復仇。」
　　一個革命者經常生活在不受法律保護的情況下和反對法律的鬥爭中，這不由自主地使他與千百萬人對立起來，這些人不是他個人的敵人，可是又與他準備要消滅的制度和平共處。向現存制度以及那些積極地或消極地支持這個制度的人復仇的渴望，不能不使他也對「膽小怕事的庸人」變得冷酷無情。在地下活動時期因有可能被逮捕而時刻保持的警覺和被流放時實現逃跑的可能性，是令人苦惱的精神狀態的來源。一個人由於必須把人分為能幫助你的和會出賣你的兩類，便自覺不自覺地變得鐵石心腸。朱加施維里在談到兩年鐵窗生活和流放生活後於1904年與他結婚的妻子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時曾說，她「溫暖了我的變硬了的心」，他這樣說並不是偶然的。然而一次又一次地被捕、入獄和被流放，使夫妻不能相見。葉卡捷琳娜·朱加施維里在丈夫被關押時去世了。他的大兒子雅科夫也就失去了父母的照看。這足以使約瑟夫再次變得冷酷起來，他的心再次「變硬」了。（斯大林在這種場合以及在他青年時代的詩里利用「變硬了的心」這一概念，很可能有宗教的來源，因為它與其說表示「變硬」，不如說表示信念的喪失。《馬可福音》里說，耶穌的門徒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裡還是愚頑」。）
　　無自由的生活不僅使革命者成為與現存制度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的戰士，而且可能使他們相互之間變得冷酷起來。在人們被迫聚居一處、相互接觸的條件下，性格上微小的不同和習慣上的差別都可能成為容易動怒的原因，引起荒唐的、但持久的爭論和怨恨。還在入獄前在秘密小組裡產生的分歧，在監獄里變成了嚴重的衝突。「新手」與「老將」之間的小小的不和被描繪成異己的階級影響的表現和對階級敵人的投降，有時也描繪成自覺幫助專制制度的表現。
　　監獄常常用猜疑的毒藥毒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監禁者反覆琢磨自己被捕的情況或者回憶審訊的過程，經常絞盡腦汁地想，為什麼警察知道他們的和地下組織的這麼多情況。當一個組織的其餘成員都被捕時，那些尚未被剝奪自由的人首先遭到懷疑。被捕的同志在受審訊時的表現也引起懷疑：他們是否經不住拷問出賣了秘密，是否同意與警察合作以換取自由和金錢的許諾。
　　某些懷疑有重要的根據：俄國憲兵學會通過派有經驗的密探和姦細到革命組織內巧妙地「查明」這些組織的活動。就連社會革命黨的戰鬥組織的領導人阿捷夫也是警察機構的姦細。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里也有不少姦細。警察機構的姦細羅季翁·馬林諾夫斯基混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和布爾什維克的杜馬黨團。某些警察機構的姦細為革命者所揭露（弗拉基米爾·布爾采夫被公認為進行揭露的專家）。然而在地下工作者的隊伍里仍然出現暗探局的新的姦細，各種秘密明顯泄漏，在各個地下黨的隊伍內引起了驚慌，加深了相互之間的猜疑和不信任。
　　許多忠誠於革命事業的人遭到了誹謗，被指控與警察機構合作。某些人被逼得自殺，也有人被自己的同志以背叛的虛假罪名處死。後來指控與警察機構合作成為敗壞蘇維埃國家著名活動家的常用方法。1920年，新羅西斯克白衛軍報紙對盧那察爾斯基和托洛茨基提出了這樣的指控。斯大林也未能免受這樣的誹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