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績效,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GDP年均增速高達10%,5 億多人口脫貧。中國目前是世界最大出口國和製造國,也是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即使經濟增速放緩,也將可能在2030 年前躋身高收入行列,並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當然,屆時人均收入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不過,這裡涉及兩個問題。首先,儘管與目前的水平相比會有所放緩,中國未來能否仍然以從全球角度看較快的速度持續增長?其次,這種增長能否在與國際社會、生態環境和自身社會結構相互適應而非嚴重衝突的情況下實現?
本報告對這兩個問題給出肯定的回答,也充分認識到相關風險。中國有潛力到2030年成為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但這並不會輕而易舉地成為現實。為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實現2030 年的發展願景,中國需要在下一階段實施新發展戰略。鄧小平先生倡導的改革使中國轉向高速增長軌道,他在凝聚共識、推動根本性戰略轉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經歷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十二五」規劃是一個良好開端,在融匯其主要內容的基礎上,本報告提出了直到2030 年的長期戰略。重要的是,本報告著重闡述「如何做」而不僅僅是「做什麼」。研究引出了如下六條重要結論。
第一,通過下列措施推進結構性改革以強固市場經濟的基礎,即重新界定政府職能,改革和重組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發展民營部門,促進競爭,深化土地、勞動力與金融市場改革。隨著一個經濟體技術接近前沿水平,引進推廣國外先進技術的空間縮小,政府職能及政府與市場和民營部門的關係,均需進行深刻調整。
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產品和服務相對減少的同時,需要提供更多的諸如制度、規則和政策之類的無形公共產品,以提高生產效率,促進競爭,便利專業化分工,改善資源配置,保護環境,降低風險與不確定性。
在企業部門,應重點關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包括公共資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措施在內的現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況下實施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發展民營部門,減少進入和退出障礙,加強包括戰略性和支柱性產業在內的所有部門的競爭。金融部門需要進一步推進銀行商業化和利率市場化,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健全法律和監管體制以確保金融穩定,為中國金融體系國際化建立可信的基礎。在勞動力市場上,中國需要分階段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確保勞動者今後能在市場信號引導下流動;採取措施提高勞動力參與率;反思並調整企業工資政策;形成可在全國範圍內轉移的養老、醫療和失業等社會保障體系。最後,需要完善農村土地市場,以保護農民權益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從根本上完善農地徵用政策以遏制城區的過度擴展,降低地方政府對與土地相關收入的依賴,疏解農民的不滿情緒。
第二,加快創新步伐,建立一個開放的創新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競爭壓力激勵中國企業通過自身研發和參與全球研發網路進行產品與工藝創新。中國已經在建立研發體系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走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前列。未來的優先任務是提高研發質量而不僅僅是數量。為此,決策者需要著力提高大學畢業生技能和認知能力;建設一批與產業緊密聯繫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促進「創新型城市」發展,集聚高素質人才、知識網路、充滿活力的企業和學習型組織,並使這些機構自由互動;提高長期風險資本對於新設民營企業的可及性。
第三,通過市場激勵、監管、公共投資、產業政策和制度建設等措施,抓住「綠色」機遇。鼓勵綠色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不僅能提高福利水平和實現持續增長,也有助於應對中國面臨的主要環境挑戰。這將鼓勵一系列低污染、高能源和資源利用效率部門的投資,實現綠色發展,並促進上下游的相關製造業和服務業投資,在全球朝陽產業競爭中贏得優勢。這些政策有成功潛力,因為中國具備諸多優勢。巨大的市場規模有助於快速推廣成功技術以實現規模經濟、降低單位成本;高投資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資本品;日益增長和充滿活力的民營部門如能獲得足夠融資,將對政策信號作出積極響應;充分利用相對發達的研發基礎設施,推動邁向並拓展「綠色」技術前沿。
第四,通過在就業、融資、高質量社會服務和可轉移的社會保障等領域提供相同的可及性,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和社會保障。這些政策措施對扭轉較大的收入差距,幫助家庭管理與就業、健康及老齡化相關的風險,提高勞動力流動性,至為關鍵。中國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源於城鄉勞動力在就業機會、關鍵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扭轉這一趨勢需要採取三方面的協調行動。首先,向農村居民和流動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從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從基本衛生醫療到養老服務。其次,改革社保體系,確保形成可靠的社會安全網。最後,動員社會各類主體——公共和民營機構,政府和社會組織——共擔公共服務的融資、提供與監督職責。
第五,通過籌集更多財政收入,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履行支出責任,建設穩健的財政體系。新發展戰略所需的企業和金融部門、綠色發展、機會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對公共支出規模和結構都有重要影響。今後二十年建立穩健財政體系的議程涉及三個關鍵領域。首先,籌集更多財政收入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支出需求。其次,提高社會和環境方面支出佔總支出的比重。最後,確保各級政府機構(中央、省級、地級、縣級、鄉鎮、村)可用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如果財政領域沒有進行適當改革,新戰略所需的許多其他改革將難以推進。
第六,通過成為全球經濟積極的利益攸關方、主動利用多邊體系和框架並影響全球治理議程,形成中國與世界互利共贏的關係。過去三十年,中國從融入全球經濟中獲益良多。今後二十年繼續加深與全球經濟的貿易、投資和金融聯繫,中國還將會從進一步專業化、更多投資機會、更高資本回報以及互利的創意和知識流動中獲益。作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利益攸關方,中國應在挽救陷於停滯的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保持積極態度,在區域貿易安排中倡導「開放的區域主義」,支持達成多邊投資協議。中國金融體系的國際化涉及開放資本賬戶等許多工作,需要穩步推進。不過,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關鍵步驟。最後,中國應當在影響全球治理議程和應對全球緊迫經濟問題(氣候變化、全球金融穩定、更有效地啟動較中國貧窮的國家發展進程的國際援助框架)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本報告在以上六個優先改革領域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長期目標,決策者需要合理安排各領域內部和各領域之間的優先順序,以確保改革平穩實施,並取得預期效果。最終的成功離不開強有力的領導力與決心,堅定的實施,部委與機構間的協調和得到靈活且有效管理的協商過程——協商將確保公眾支持並參與到改革過程的設計、實施和監督之中。全球經濟正在步入一個風險增大的時期,中國自身也處在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轉型的階段,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風險、衝擊與脆弱性,都需要政府加以應對。應當牢牢把握的原則是,應對短期問題必須有利於而非阻礙實現長期改革的優先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