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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錦華：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1-10-27 14:3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學而|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1評論

作為文化研究的文本是永遠不封閉的，那個文本永遠開敞向更大的文本，而最後我是試圖到達的是一個社會的視野，一個社會的領域，我至少想到達那個地方，揭開那個簾幕，讓人們能夠或多或少地看到在這個尊嚴的、體面的世界上，到處存在著魍魎鬼魅，或者一個不學術化的學位，至少讓這些得意洋洋的人們感到有點不安然，至少能讓他們明白他們還沒有能夠獨佔這個世界。而他們要獨佔這個世界，恐怕進行種族滅絕式的殺戮都不夠。對我來說，這是我的最低要求，而這其實真的不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也不是能夠鼓勵我繼續做下去的力量所在，鼓勵我能做下去的力量所在是我絕不是一個能夠完成這個工作的人。我甚至不是在任何意義上能夠突破這個工作的。但是我想參加到那些尋找另一個世界的人們當中，我最後要尋到一份安心，我說我試過了，當我意識到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我做了一點什麼我力所能及的東西。

——戴錦華

2003年4月4日華東師範大學文科大樓

主講: 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

戴錦華教授

王曉明：今天是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系列演講的第五次，借華東師大這個地方，今天我們請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的戴錦華教授來給我們做演講，題目是《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在這裡我們已經討論過很多次關於文化研究在中國的一個狀況。我們都知道由於中國學術界有一個特別是80年代以來特別明顯的風氣，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流行什麼，我們很快就來學什麼。我們剛才在車上還在講，文化研究這樣的一個研究在中國實際上有兩種人分別被看成是從事文化研究的：一種人呢，是從中國的實際問題出發，來做一種類似於西方文化研究的這樣的一種實際的研究；另外還有一些人呢，認為文化研究是一種時髦的東西，於是把它作為一種時髦。而現在的文化研究對不了解情況的人來說，的確給人一種困惑，而這樣的一種研究它的真正的意義在於那些做的。對於這方面，我覺得戴錦華先生在中國認真地在做文化研究的人當中是第一個。因為她實際是在做，所以她對文化研究的狀況，自己親自做的人，所謂寸心甘苦，有著比較深的理解。所以她今天來演講的題目是《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她對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將來的可能性，都有著自己的思考。我們現在就歡迎戴先生來給我們做演講。

戴錦華：我覺得有點緊張，不是一種虛話，是因為我昨天的課上到六點四十，本來曉明叫我昨天到，我就到不了。今天坐飛機，中午十二點才到上海。現在思路還沒有完全理順，就坐在這兒，而且我一開始的時候不大負責任地給了一個特別大的題目叫《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所以整個講座可能是有一點混亂，因為我覺得我有一點倉促。可是今天我想給大家一起分享的話題呢，並不倉促，至少它是我近三年來的頗為絕望的思考，而且這個頗為絕望的思考直到今天仍沒有看到一線光明，所以現在拿來真的是給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們在講文化研究這個名目時所遭遇到的問題。

大家知道，文化研究這個名目越來越只是一個名目，有的時候甚至成為我想放棄的名目。可是迄今為止我還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名目，所以只好繼續沿用文化研究這個名目。那麼其實對我個人來說，有兩個比較相近的困境，一個是文化研究這個名目及其它下面我想做的工作，其實也是周圍的、身邊的和上海的這些朋友大家共同想做的那些事情。但是這個名目本身它有種種不貼切之處，當它在中國慢慢地變成一個今天人們很喜歡說的詞叫「顯學」，當它變成一個顯學的時候，問題就越來越嚴重了，那麼對我自己來說這是一個困境。

其實類似的困境在這之前已經發生，那是另外一個名目，就是女性主義。我很想說我不要再做女性主義，我不要再做女性主義者，因為它似乎非常清晰，其實它又語焉不詳，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標籤，只要貼上去，你整個人就完全看不到了，一切都看不到了。但同時它好像沒有表明當你選擇這個名目的時候它意味著什麼，你想拿它來做什麼。但是我到現在為止，仍然會在必要的時候，出來說我是女性主義者；如果必要的時候，我會說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我是一個文化研究者，我是文化研究的工作者。

對於女性主義，它的原因是在於當我說我是女性主義者的時候，會遭遇那麼多異樣的目光，會遭遇那麼多敵意、惡意，乃至瘋狂，以至使我不能不想文化研究可能仍然會有跟這個名字一樣的遭遇，儘管它對我來說基本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當人們越來越多地來規範文化研究，越來越多地來定義文化研究，越來越多地把文化研究列出一二三點和ABCD的時候，我覺得文化研究和我曾選擇的文化研究走得越來越遠。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我仍看到在這個名目下面，在這個旗幟下面，一些相近的人們在分享著相近的痛苦，分享著一些相近的絕望，在進行著一些也許是力不勝任的，也許是註定失敗的這種一種較勁的詞叫「戰鬥」。所以我現在仍在繼續做文化研究，而且甚至還想如果可能的話，把中國的文化研究更廣大一些，我有這樣的一個動因。那麼我在這樣一種、我自己的一個極大的困惑中，今天沒有任何虛偽地來與大家一起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我的一些憂慮、困惑和絕望，所以我說我沒有任何可以告訴你們的東西，我先給大家做一個坦白的交代。

那麼我為什麼開始做文化研究呢？其實當我開始做文化研究的時候，我並不知道自己在做文化研究，這是一個非常真切的事實。大家可能知道我原來是做中國電影研究的，算是一個專業學者。電影到今天仍是我志趣之所在，生命之所系，對我個人來說非常重要。如果說在學院體制非要確立自己專業的話，真正是我自己專業的是中國電影史和中國電影現狀研究。那麼為什麼在90年代初，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擱置了自己的電影研究呢？原因非常個人、又不那麼個人，我和我的同代人一樣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經歷了那麼幾個非常大的變化。其中一個大的變化是1987年的、我稱之為中國商業化大潮的第一浪。80年代中國社會從充滿了理想主義氛圍，從充滿了一種有趣的烏托邦氛圍到商業化。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但我並沒有把它作為一個思想命題和學術命題進行探究，就是我認為中國的80年代和歐洲的60年代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奇異的相像和錯位。這是一種姑妄說之的想法，先把它擱置一邊。我說80年代這種理想主義的烏托邦的社會氛圍之中，中國社會突然似乎是史料不及地有一種潛流脫穎而出，這就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的潮流出現了，那麼開始我們還在忙於反抗它，我記得非常有趣，1987年的時候，我和一些搞電影研究的青年朋友，那時我們都還非常年輕，我們發布了一些訪談，自詡為堂·吉訶德，要戰商業化這隻風車，當然沒有那麼悲壯，帶著極大自嘲的口吻，大家可以大致想象當時我們的自我想象、自我定位和當時的社會情境。

當然不用我說，1989年，對我的同代人來說，傷害和重創的程度可能要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也許要後邊的一代人來幫助我們認識清楚那個年頭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當然我不知道是否也有城市的差異，比如說在北京那個地方經歷那麼一個酷烈的時段，可能體驗不一樣，對此我不知道，我只是說有這麼一個東西。那麼89年以後，90、91和92年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窒息而期待的年頭，我們在期待著什麼呢?我們似乎知道我們在期待著什麼，其實事實證明我們並不知道我們在期待著什麼。它除了一個政治上的、心理上的、精神上的、文化上的重創和某種體驗上的斷裂和破碎之外，實際上在90年代，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我和我身邊的朋友，即在80年代共同分享某些東西的朋友，在經歷著一種坐標系的失落。我們不知道如何去定位中國發生過的事情和即將發生的事情，我們不知道如何去思考這些事情，我們不知道用封建主義的還是現代主義的勝利來描述那個年代，我們也不知道歷史的拯救力和現實的拯救力將來自何處。但是當時我們以為自己在期待著什麼，我們期待著一場新的思想解放，一種新的社會民主進程的推進。

那麼這個進程到來了，在1993年的時候，突然那個窒息的氛圍，那個密閉罩，那個無形的透明的魔罩被打破了，中國社會突然進入了一個格外的有誘惑力的年代。但是這個救贖者、這個變化、這個拯救、這個斷裂上面的浮橋完全不是我們期待的那座，完全不是我們想象的那座，而且當這個救贖到來的時候，最先被甩出去的和被拋棄的是我們。1993年的時候我在北京，這裡有一個插曲，說陳清僑先生在香港開始啟動華語地區的文化研究，他請我去，我就拿了一篇論文發表了，然後見了香港，去體認了一下97臨近時香港的社會氣氛。我並沒有明白他所要啟動的文化研究跟我個人，跟我的工作，跟我面臨的困境有任何聯繫，這是我完全沒有意識到的東西。

但是這時我自己面臨著兩個層面的壓力：一個層面的壓力是我在電影學院做電影研究的時候，我首先面臨的是我在80年代彙集起來的我認為相當不錯的一隻隊伍的全面潰散。我用「潰散」這個詞非常準確，因為在80年代末重創之後，首先是去國的大潮，朋友們紛紛地悲壯作別，一去不復返，真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地走掉了。我告訴大家當時我也做了同樣的打算，同樣的準備，但最後時刻，因兒女情腸而沒有走，但是我慶幸我的選擇，這是題外話。這時一批人走掉了。而到了93年的時候，大量一批人被種種形態的「下海」所吸引，那麼昔日所分享這些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抱負的朋友，現在變成了一種陌路人。那麼同時精神的和現實的壓力在我的生活全都出現了：精神的壓力是你懷疑自己的選擇是否是正確的，你懷疑自己的工作是否有價值。比如說我當年最要好的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朋友對我說：「你還在『毀人不倦』嗎？」用的是毀滅的「毀」。這是一個朋友，這話說得帶有懸念。那麼此時呢，她已是帶領著同學們去電視台製作節目，拍廣告了，已經開上了一輛今天看來很差的轎車，但是當時是開著一輛私家轎車行駛在北京的並不平坦的路上。那麼另外一個朋友非常有趣，她仍然在學校里，仍然在做著學術工作，但是她幾乎每天來找我徹夜長談，大段大段地引證著本雅明，來跟我論辯我們是否應堅持學院和學術。我到今天還記得她背誦著本雅明的原文是「文人來到市場，表面上是他們在觀望，實際上他們在尋找買主」。她問我：「你明不明白？」「我不明白！」我很明白的是她不是在說服我，她試圖在說服自己。她和我一樣，在一個非常深的泥沼之中。這是精神上的壓力。

那麼現實上的壓力是一部分人首先富起來，你受到慾望的誘惑，這是一方面。我要真的告訴大家的是我這個人不是一個很容易受慾望誘惑的人，或者說我的欲值不是那麼高。這雖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好像種種現實的威脅面臨你的生活當中。你的日常生活已經開始越來越多地被點染上了辛酸。由於物質的原因，變得越來越辛酸，而更重要的是，在這裡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當時我打計程車，走來走去，計程車司機就問我：「幹什麼的？」我說：「在大學里教書。」「掙多少錢？」「掙九百塊錢。」「噢，還不如北京撿破爛的。」這樣的對話大概在我親歷了四五次，我說這樣的東西所攜帶著對你自己總體價值的評判。我們沒有那麼堅強和了不起，它必然要投射到自我當中，來影響到你整個的對生活的思考和判斷。這當然是一些閑話。

那麼當我自己緊緊感到能夠面對這種精神的誘惑、壓力和現實的辛酸的時候，一個舊的問題就出現了，我發現80年代我們所藉助的、所積累的思想資源和知識資源幾乎近於無效，當時有一種說法我非常反感，但從某種意義上又非常認同，就是說中國知識界普遍陷於失語症。我當時反感的原因是我認為中國知識界從來沒有失語，從來都在滔滔不絕，如果是失語的話，不如說是接近於另外一種精神病的特徵叫淡忘，就是在滔滔不絕地說著沒有意義的話語；那麼我又認同它是當我普遍地發現我們原有的知識資源、思想資源和我們的話語結構，其實面對巨變當中的、生機勃勃的、危機四伏的、苦難遍地的、奇迹遍地的中國現實來說，我們沒有能力去指認它，沒有能力去分析它，甚至沒有能力去描述它。那麼對我來說，非常具體的是我後來建立的那樣一種文本分析的、結構主義的、后結構主義的、社會批判的、電影分析的方法和研究方法已不足以解釋中國電影的現實。

比如說我們集體用這樣一種方法如何能解釋張藝謀現象，如何能解釋中國導演在1993年全部停止了拍城市題材而轉向鄉村，這難道是在文本內部或者說在文化邏輯內部，在一個相對簡化的社會批判立場上能得到解釋的嗎？所以我覺得這時另外一個更大的危機感是知識上的無效和無力。而我完全看不到在我視野里，在知識自身，我有什麼辦法能夠解脫這種困境，能走出這個沼澤，我完全看不到。我偶然採取的一個非常可能的辦法，應說我很幸運，我說試一試將我的研究對象作一點擴展和轉移。因為在我的觀察和視野當中，我發現決定著一個電影文本的不再是一個所謂的社會思想和文化機制。我注意到背後那樣一種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化工業和文化生產的機制在運作，我注意到背後有一種生產目的，今天我們說全球化了的那樣一種文化事實開始通過各種各樣的窄門和小路滲透到中國的文化生產內部來。

那麼我怎麼能夠解釋它？而且我發現這些不再是單一的，不再是可以清晰地劃分為比如藝術和商業的，精英和大眾的。在藝術和商業之間，在精英和大眾之間，在官方和民間之間，在妥協和反抗之間，似乎有那麼多千絲萬縷的關係把它們聯繫在一起。那麼我當時想我能不能試一試去改變和擴大我的研究對象，然後來使這種文化現象和這種文化現象中我試圖把握的中國社會的變化有一種言說的可能，我只是希望這成為一種言說的可能。

其實大概在94 年前後我寫了一些後來被認為是文化研究論文的文章，我分析諸如像毛澤東熱和懷舊，我當時說的政治消費和懷舊消費的這樣的一些文章，寫了這些文章以後，同時我作了一個選擇，就是我離開了電影學院去了北大。很多人認為這是一條上升之路，是一條一個學者當然會作出的攀升的選擇。其實這個選擇我從90 年做到93 年，那麼為什麼做了這麼長時間的選擇呢？因為我不想離開電影，因為我愛電影。而在當時中國的社會體制、學科體制和文化現實當中，你離開了電影的專門機構你就沒有可能去做電影研究，看不到影片，拿不到資料，沒有人給你這樣的平台和空間，所以我捨不得電影。於是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謝絕了當時樂黛雲教授的邀請。那麼我到1993 年作出這個選擇是一連串危機的結果。因為我當時去北大看望一些老師，看到他們是酒盈杯、書滿架、名利不牽掛，一種祥和景象。我說這地方好，北大的圍牆厚，北大的圍牆能擋住世聲和噪音。這是我當時寫在紙上的東西，然後我決定去北大。當手續還沒辦完的時候，北大拆了南校牆，改為商城。當然我告訴大家去年北大拆了南校牆外的商城而又把其改為南校牆，這本身可作為文化研究的題目。當時我內心的感受是百感交集，因為我是做了很多自我解釋和安慰后才選擇到北大去的，因為我想相對來說，可能給我一點時間和空間讓我能夠度過這個危機，讓我能夠明白我的可能性在哪裡。作為一個思想者，作為一個研究者，還有沒有可能性？可能性又在哪裡？

那麼到了北大以後，我再多說一句題外話，我發現世界非常勢利。我在電影學院時，做了很多中國電影研究工作，但是似乎並沒有得到世界上的重視和承認。當我成了北大教授的時候，好像我的這些工作有了更高的價值，於是我就得到了很多所美國大學的邀請，從而有機會在在美國待了一年。

在美國，我從東部到西部，走了很多城市，走了很多大學，接觸了很多學者，在很多學校做演講。當時他們希望我用比較新的工作來做演講，於是我就很自然地拿了我的政治消費和討論懷舊的文章來作為我演講的題目和論文。然後這時一個非常奇怪的情況出現了，主持人在介紹演講人時說這是中國的電影學者、中國的最好的文化研究者。於是我就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什麼是「cultural study」？字我都認識，但是意思是什麼？於是等到有老朋友，比如像孟悅等人在場的時候，我就把她們拉進去，問：「什麼是文化研究？」然後她們說：「你做的那個就是文化研究啊。」「我做的就是文化研究？」原來如此！那麼這是一個真正地被反身命名的過程。

當然獲得這個命名並不是因為一兩篇論文，因為他們認為我的電影研究工作並不是在電影學，也並不能在電影學這樣一個範疇之內被界定的。我想當時陳清僑老師請我去香港也是因為他認為我的電影研究工作不是在單純的電影學這樣的專業領域之中的，已經開始有某種文化研究的色彩。而在中國社會普遍流行的、我認為是錯誤想象的就是我們以為文化研究是電影研究的延伸。那麼在更廣大的範圍之內，其實有另外一種想象，說文化研究是電影研究的延伸，其實有某種事實性，但又極端不準確。

因為文化研究不是任何一個傳統學科的延伸，不是任何一個既定學科的延伸。相反，它似乎要超越這些學科，異化這些學科和改造這些學科，而它自身是一個拒絕成為學科的領域。這些我想王曉明老師已經講過很多了，我就不在這兒多說了。那麼這一個反身被命名的過程使得我對文化研究產生了興趣。我說居然我做的這東西叫文化研究，我得知道文化研究是什麼。可是我發現進入美國大學的書店或任何一個學術書店，最引人注目的兩個書架是：一個叫cultural study;另一個叫gene study。然後我第一次知道我是如此的時髦，於是我開玩笑說：「對不起，時髦趕上了我，不是我趕上了時髦。」

那麼我發現在浩如煙海的著作當中，我很快就有一種迷失感，我發現在cultural study這個名字之下，無所不包，或者說它不可能指稱什麼，而當時這個情形在美國非常突出，現在已開始改觀，文化研究在美國已經衰落，已經過久，但當時雖不能說是正當其時，也還是在熱潮之中的。於是你碰到的大部分學者，如人文的、社會科學的學者，你問他是做什麼研究的，他會說「cultural study」。有一個英語系的教授接著說他做莎士比亞，於是我就發現原來莎士比亞研究也是可以成為文化研究的，事實上莎士比亞研究是可以成為文化研究的，但是他不過是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但是他願為自己貼上一個名頭叫文化研究。如果提到顯學，曾幾何時，在美國，文化研究是真正的顯學，但是也似乎正是在美國的脈絡當中，我們很難判明什麼是文化研究。

這樣到95年，我在這疑惑當中還是慢慢地找到了文化研究，我以為我找到了文化研究。相對我來說，文化研究這個名字已有什麼東西開始吸引了我。從美國回來以後，我在北大做了一個研究室，開始和同學一起工作，做文化研究的課題，我們做到現在，想起來非常可怕，好像一場抗日戰爭已經過去了，我們走過了打一場抗日戰爭這樣長的時間了。但是實際上沒有干那麼久，到2000年時，對我來說一個極大的新的困惑已經出現，不僅僅是對文化研究的，而且在我自己的體認當中，這種自我危機意識的深重程度，其實不低於93年時所感到的危機狀態。那麼2000年以後，跟新世紀沒有關係，是我自己的也可能是偶然的，也是和中國社會的急劇的變化伴隨著的知識危機在2000年發生。

那麼這以後，從2000年直到現在，大家如果關注我的工作，也可能注意到其實我基本上停下來，我基本上停頓我的工作。文化研究的論文一直在做，文化研究一直作為我最主要的學術工作。大概手裡有七八篇論文從99年一直寫到今天，仍然沒有拿出來。因為我試圖解決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我現在已經明白它們是我力不勝任的，可最終是要把它們完成，但是我曾經預期的目標並沒有達到，那麼2000年我主動停下來。

去年我們去訪問墨西哥的市民社會，這個我先說明，在特定的語境中，civil society和歐洲的語境中、中國的語境中的civil society非常不同。它的對應、它的所指和包括哈貝馬斯提出這個東西、論證闡明這個東西和它傳播到中國來的想象完全不同。因為我們的市民社會當然是相對於國家，相對於中產階級，相對於社會的主體。我聽說陳光興老師在這演講過，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說法，我覺得很有意思，他說civil society是公民社會，它相對於國家政府的公民。但是在任何一個社會當中，你會發現，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公民的資格，這個社會當中有些人叫人，叫公民，另外有一些人是影子，還有另外一些人是鬼魅魍魎。

影子或鬼魅魍魎大抵通常我們稱之為底層，進而我們稱之為看不見的底層，是那樣的一些存在。那麼我說在拉美不同的是它和市民社會這樣的名稱對應的剛好是那樣一些鬼魅魍魎和那些先有中產階級公民身份的人，他們大聲疾呼公民社會是為了給鬼魅魍魎揭開社會帷幕，讓人們看到在墨西哥這樣的一個特定的、相對來說發達的、富庶的社會當中不可見的鬼魅魍魎，當時主要是為造訪這樣一些所謂不同層面的市民社會及其不同的政治抗衡實踐。當時我們想造訪今天世界上唯一一個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游擊區未果，未果的原因是那個游擊區在那個時候他們「be silence」，他們在沉默之中。後來回國以後我就說：「好吧，那麼我現在也be silence。」後來我就說我跟失語差不多，是一種滔滔不絕的be silence，這也是一種虛偽。

那麼我說這個時候我陷入困頓后停下來，曾經一度和所有可能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人一樣，再一次地希望能夠去尋找真理。當我們渴望去尋找真理的時候，當我們渴望去尋找新的人文資源的時候，我們自然首先把我們的眼睛轉向歐美，當然是這樣的。這是我們的一個文化慣性，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權力格局，這是一個知識文化資本的運作流向所決定了的因素。比如我所掌握的外語是英語，無論我怎麼關注拉美的知識分子和人們，我只能通過英文的轉譯才能獲得。而英文的轉譯已經經過了英語世界的篩選和英語世界的先在改寫。這些話也許不用說，那麼待會兒我就說我的語言是英文這並不是一個客觀事實，而是因為這已經是那些條件先在決定了。比如我以前學的是俄文，我已有很高的俄文水平，我可以朗誦普希金的詩歌，但是我放掉俄文，現在幾乎全部忘掉。然後來說英文，到今天為止，我的英文沒有達到我的俄文水平。我說這樣的一些原因使我轉回去閱讀英文，通過英文去閱讀最新的學術著作。當然我有了選擇，我必須告訴大家我是選擇了批判理論脈絡和左翼知識分子的脈絡來閱讀的。

大概2000年中我的閱讀量之大，是在我結束了求學生活后空前的，閱讀的結果使我感到很絕望。在一個極大的挫敗和絕望之後，我慢慢地沉靜下來。原因是什麼呢？在這長時間的閱讀當中，我閱讀了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在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之內被接受為一流的思想家和學者的著作。當然我說以左翼為主脈絡，並沒有因此而廢棄所謂的右翼思想家或自由主義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如像自由主義就是我追尋的主要脈絡之一。

那麼在這樣一個學術期后，我說我感到絕望而後又漸漸沉靜下來，是因為我發現我這樣的小人物和那些舉世聞名的明星級學者或大師級的思想家甚至面對的是同一個困境，我們面對的是同樣的問題，我們面臨的是同一個似乎是路但是又走不通的這樣的一種現實。不同的是大師們、思想家們他們以他們自己的語彙，以他們的某種具有原創性的方式在描述著這個無路可走的現實。

而我如果繼續我的工作的話，無非也一樣是以我的或許是不以那麼原創的方式來描述著這個沒有出路的現實。我不想在這兒再重複，我想前面已有這麼多我的朋友講過文化研究的問題，講過文化研究和今天世界相應的問題。我想大家能大概明白我們這些人對於文化研究與全球化，文化研究與中國，今日的中國文化研究與今日中國也許是明天的中國的可能性之間的關聯，那麼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要用一個很舊的字，可是這個很舊的字一說出來可能帶來很多我不想帶來的東西，可是我只能用這個字，就是「苦難」。

今天世界的苦難，今天世界的危機，應該說「二戰」結束后，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危險。剛才看到有的同學深深點頭，但也許有的同學不以為然，認為說的有些危言聳聽了。自「二戰」以來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的太平盛世，你看自由正義是在於以怎樣的力量在全世界面前平靜。而我覺得「二戰」以來的世界從未像今天的世界這樣危險，換一個想法，在我的體驗當中，「二戰」以來的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的世界這麼黑暗。

因為「二戰」以來的世界，我第一次在我的經驗、體驗中和知識範圍內看到了暴力和金錢可以泯滅最後的良知，在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國，哪怕說良知這個詞已經變得非常可笑。那麼我說這是我的絕望，我完全沒有找到火，沒有找到光，我發現我們徘徊在同樣的一個平面上。而且我進而發現，這之後我並沒有停止閱讀或尋找真理，我走了一條其實是成千上萬的人都走過的路，我以為是我發現的路。我說好，應該到時候了，我應該明白在學院內部生產的、在思想史內部生產的、在批判的理論自身邏輯之中的這些東西大概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可能為我們提供什麼新的東西了，大概我不可能從這兒汲取到真正的思想資源了。

那麼我想到了一條路，我說也許資源在第三世界，也許資源在於跟我們有同樣經驗的、相近歷史的、相近命運的、相近遭遇的第三世界的鬥爭著的人們之中。其實視野轉向第三世界對我個人來說，大概是從95年開始的。但是我從來沒有把他們的鬥爭經驗上升到知識的這種意義上。這時候我想我應該去關注這種知識的意義，於是我開始除了找到和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不是再一次跑到歐洲和美國，而是跑到第三世界國家去，利用這種所有的可能。而我又是很幸運，我除了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去那裡之外，同時還能通過英文去試圖閱讀那些並非思想家的、並非學者的、並非主流的、並非教授們的、第三世界的思想者的著作。結論是一樣的。表述不同，方式不同，語境不同，得出的結論不同，但是我發現我們面臨的是同一個世界。

最後我做了一個比喻，我們面臨的是同一個瓶頸，我發現全世界在思想和實踐的意義上，進入了同一個瓶頸，而我最後又做了一些很可笑的工作，轉回去讀了一些有關思想和文化史的東西。那麼我驚訝地發現，在感知和體認的方式上我個人所感到的挫敗、絕望和沒有出路，實際上很接近於法國大革命時歐洲的知識分子，似乎很接近，其實又完全不相像。我只是說心態上、情感上似乎有某種相像性。那麼我說這個用力不勝任的考察得出的結論更悲觀，我發現當人類思想進入到了一個瓶頸狀態的時候，不是一代人能走出去的。然後我回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的起點和命題上，我發現了這不是一個一代人的思想工作能否走出思想瓶頸的問題，是在於社會現實變更有沒有提供那樣的現實契機。可能換句話說，這不是在思想知識內部、學院、知識分子、知識生產的內部所可能解決的。但是它最後是必須以這樣的途徑來完成的，所以我說意識到了這一點以後，一些問題開始出現了，一些其實使我進入到這個困惑中的問題再一次以另一種方式浮現出來，當時我選擇文化研究對我來說至少有兩個點是基本的：一個點就是我有沒有可能通過文化研究去觸摸和把握今天中國的現實，我說至少尋找到一種言說的可能，對我來說是第一個動機；而第二個動機就是我是不是能找到一個名目、一個旗幟、一塊立錐之地，這就夠了。片瓦和立錐之地讓我能夠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批判性的工作。因為我到今天為止認為批判是知識分子的本份，當然後面我會說後來我發現最成問題的是知識分子，最成問題的是知識分子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什麼是知識分子，何謂知識分子，你怎麼就指認你自己就是知識分子，你怎麼去期待和定義一個知識分子的工作。

那麼我說這兩種促使我進入文化研究的東西在我的絕望的、無效的、一個循環式的思考和學習之後它再次出現了。那麼面臨著這樣的瓶頸，面臨著這樣的困境，面臨著這樣一個沒有出路的現實，我們馬上要問的問題是批判是否有可能，這不是我的話，是趙剛老師和汪暉老師在一篇商榷性的文章中提出的，批判仍然是可能的，我當時讀了趙剛和汪暉的文章都很受啟示。那麼我讀完以後的結論也是批判是可能的，原因是當你說批判是否可能時你需有一個假定性的情境就是我們人類進入一個后工業社會，我們面臨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後現代主義的生存或後現代主義的現實。那麼且慢，在中國後現代主義是否是中國全部的現實，這是不用我來回答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問題，我認為在中國，它的混亂、它的龐雜、它的多層面是存在的。當然我自己感覺到至少從2000年以來一個巨大的暴力性的整和力量已經在出現。這種龐雜、這種混亂、這種多層面正在重新被整和到一個巨大的、暴力的、剝奪性的力量之中，包括一種新的文化的整和力量已經啟動，並且在有效地運行著。這麼說也許太武斷了，太簡單了，但是我沒有時間展開這些話題，大家可簡單地想幾件事，就是中國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革命博物館合併為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中國藝術劇院合併為中國劇院。這裡你看到的是這樣更大的一種國家的文化行為和文化機制，而在這種文化行為和文化機制當中所包含的那個成功地書寫一個完整光滑的歷史以指稱今天現實的這樣的一種行為。那麼還有另外一個例子，我想說出來大家也許不同意，就是像《英雄》這樣的影片和張藝謀從80年代到90年代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以及今天他作為《英雄》的導演，《英雄》整個影片所表現出來的它的文本和文本之外所表現出來的全部的現實。岔開一句，看到一個小的東西是《英雄》劇組攜片出席奧斯卡頒獎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個劇組成員，不是張藝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們應該慶幸伊拉克戰爭已經打響，因為伊拉克戰爭已經打響后，我們期待《英雄》將會獲獎，而《英雄》獲獎將會給伊拉克戰爭和平解決提供一種精神的力量。我在憤怒之餘是哭笑不得，片刻的憤怒之後有一種哭笑不得之感。我想說，可能會給伊拉克問題提供一個很好的參照感，因為這也是我觀看《英雄》文本時所感到的甚至不會憤怒的憤怒。然而居然以天下的名義，那麼今天的天下是誰家的天下？今天的世界是誰家的世界？好，這些題外話就不再說了。

我說批判仍然是可能的，但是我接下來的問題是批判是否是足夠的。在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批判僅僅在什麼樣的層面上存在，僅僅在什麼意義上被生產、被接受？曾經我們說批判知識分子和批判知識分子的批判性的思考僅僅是學院和體制化的學院生產的一部分，那麼現在的問題是在體制化的學院內部批判知識分子將退向何方？這是一個在世界範圍之內共同存在的問題。因為在世界範圍之內我們面臨的是大學公司化。那麼在中國範圍之內我們面臨的是學院的學院化；我們面臨的是以學術規範的名義，專業分工的名義；我們面臨的是學科基地、重點學科、職稱評定，博士生、碩士生的嚴格的招生制度和越來越嚴格的新科舉制度；我們面臨的是我們必須吃掉吊在我們眼前的那棵胡蘿蔔，否則的話，我們將衣食有憂。顯然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危機是雙重的：一個是批判是否是足夠的，進行一種學術性的文化生產，進行一種學術性的文化批判，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今天的社會。我不想在這全面展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討論，我想大家已經清楚。當伊拉克戰爭已經打響的時候，當每天伊拉克的戰事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時候，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新自由主義從來不是作為一種理論而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從來不是作為一種有闡釋力、有生產力、有說服力的思想實踐而出現的，它從來僅僅是一種強權的政治實踐，它從來都只是一種強權的政治實踐。如果你想和新自由主義，哪怕和新自由主義者進行理論的論辯的話，那你一定是說不清的，因為它在理論的論辯上是沒有任何闡釋力的，它對今天的現實，對今天的社會，對今天的苦難和對今天社會所面臨的如此深重的危機沒有闡釋力。但是當它僅僅是一個暴力的、政治實踐的、鐵血推進的邏輯的時候，批判知識分子的批判能不能真的和它形成一種抗爭，這是一個側面。而另一個側面，剛才我們說今天的世界面臨「二戰」以來最危險的最黑暗的年代，但其實說法也不這麼悲哀，因為我們看到從西雅圖的所謂暴亂和反全球化的示威開始以後到熱那亞，到全球性的示威。而反全球化的示威和這次反伊拉克戰爭的示威遊行是60年代以後在歐美再未出現過的巨大規模的示威活動，那麼我們看到昔日世界銀行的總裁和美國政府的顧問現在變成全球化的最主要的質疑者，我們看到全球化獲益集團的內部巨大的分裂已經出現，現在在世界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沉迷在一個發展主義的夢想之中，我們意識到今天的世界是如此的危險，說越來越多的人為數比例仍然非常小，可是已經夠多。

2002年1月份我們到巴西參加social forum，即世界社會論壇，這是一個和世界經濟似乎要對立的論壇。那麼全球的可能反全球化的人們都集中到這裡，有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有一種拉美的狂歡節式的反叛的形象。我在那裡懂得了民粹主義的狂歡與流血是怎樣地被具體地實踐到政治實踐當中去的。它當時一個非常誘人的口號叫做「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即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那麼接下來的就是我們坐下來談論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另一個世界必須是可能的，否則的話已經被科幻電影和科幻小說表現了無數次的人類末日已經近了。如果我們用一個非常僥倖的、當年蘇聯電影當中的一個科學家的角色的說法叫人類走出洞穴才幾十萬年，人類還年輕，人類要活下去。如果借用這個說法的話，在人類要活下去的意義上，我們就必須有另一個世界，而且它必須是可能的。但是「where」、「how」？這個問題就是前面我所描述過的問題的簡單化的表述，這就是那個瓶頸，這就是那個沒有出路。因為我們都綁在了全球化的戰車上了，我們都進入到了現代化進程這條不歸路當中了。那麼有什麼辦法，有什麼樣的可能，有什麼樣的選擇？有一個字變得非常的濫，但是我們也別無選擇，叫「altanative」，在中文翻譯成「另類」，變得更濫，因為中文翻譯過來譯成「另類」以後，它就用來指稱主流。我自稱為另類，我有另類文化，我有另類時尚，那其實就是另類的時尚一定比不另類的時尚更昂貴一些。所以這個字在世界範圍之內用的很濫，而在中國用的更濫，可是我說我們沒有別的詞，因為「altanative」是「另一種」之意，也就是「another world」，即另一個世界。那麼這個世界是什麼？它是相對全球資本主義化的世界，是相對以美國為唯一一極的世界，而且相對於歷史是所謂多極化的世界。而每一極僅僅是參照著美國式的結構和美國式的霸權來分享世界利益和世界霸權，那麼它並不是另一個世界。於是說到這兒，一個話題立刻就帶了出來，我們前面剛才已經說了批判知識分子，說了左傾，說了左派，說了資本主義和現代化，我已經暴露了我的某種程度的反美情緒，我不想掩飾這個東西，因為我覺得在今天世界範圍之內和今天這個現實之中，如果你沒有幾分反美情緒的話，你有病；但是在今天中國的知識界來說，你有反美情緒，你有病。所以在這一點上，我想生病的絕不是我，生病的一定是那些「一夜美國人」吧？今夜他們是美國人，可是為什麼他們今夜不是阿富汗人？今夜他們不是伊拉克人？題外話就不說遠了，我回來，可能在這裡我不應該說今夜我們是美國人的事吧？反正我這個人打架傷鄰居的時候多得很，我既然已經說到這兒，一個問題就必然要提出來了，當你說「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我們必須有另一個世界，而且另一個世界是相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相對於以美國為楷模的、所讚美的、以美國為唯一霸權和唯一的領導者的這個世界，那麼這個世界是什麼？這就是問題所在。大家不要忘記，曾經這個世界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另一種「altanative」，即社會主義。好，我也被人罵做新左派，在中國新左派是很難聽的一個名字，一個很大的惡名。對我來說，是不是無所謂，我並不因為它是個惡名而拒絕新左派這個名字，而是在於我想知道在這個名字下面要說什麼。我知道那些罵我為新左派的人想用這個詞來聯繫著臭名卓著的老左派，聯繫著專制集權體制，聯繫著當權者，聯繫著既得利益，或者用一個簡單的詞說是聯繫著當局，這是他們的目的。那麼我怎麼辦？我怎麼反身來定位女性主義？我怎麼反身來定位文化研究？對於我來說，這才是問題。那麼左派、新左派這個詞是法國大革命失敗以後已經出現了的，當然也以此地為基地，對革命的清算是從對法國大革命的清算開始的，那進行地比較徹底了，比較到根了。那我就不去說從法國大革命開始來清算革命這些事了吧，先把他們暫時擱置。那麼對我來說，左派這個詞是至少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就開始有了明確的所指的，但是對於我們今天來說，在我們所有的相關語境當中，左派這個詞當然聯繫著冷戰，聯繫著冷戰的格局，聯繫著相對於資本主義的這「此一世界」的「彼一世界」。可是稍後這就到了我們文化研究的起點，我們注意到文化研究的起點在英國伯明翰，把伯明翰的文化研究稱為「bominhan school 」，有點可笑，因為他們所做的工作剛好是反這些school，反這些college，反這些department的。那麼回到那裡，回到伯明翰的起點之後，我會發現當年使文化研究成為了一種探索新的可能性的領域的那些人，同時是那個著名的新左派，那麼為什麼新左派要把自己稱為新左派呢？原因很簡單，就是此一新左派不同於彼一老左派，彼一老左派是什麼？是以蘇聯為代表的作為資本主義的另一個選擇的社會主義。所以文化研究到現在，半個多世紀已經過去了，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我們並沒有走出多遠，那麼當年這些人站起來自稱為新左派，並且開拓了一個叫文化研究的領域。他們想探索的是什麼？也許我們會說他們探索的是大眾文化呀，流行文化呀，亞文化呀，工人階級文化呀。是的，沒有錯。但這只是他們的一種借指而已，他們要走向哪裡？他們要尋找什麼？他們要在冷戰的結構外尋找一種絕不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也不是蘇聯社會主義的「another world」。這只是他們啟動文化研究時候的初衷，所以如果我在學校講文化研究理論時，我總是要特別溯本求源，先去講伯明翰，並不是為了建立正宗和正統，也不是為了建立學術傳統和把自己再敘述到正宗家譜里去，也許那樣比較體面，但是絕不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是我在被人家反身命名為文化研究工作者，到我逐漸明白何為文化研究，到我對文化研究產生了極大困惑的過程，其實使我走向了伯明翰學派，那我不在這兒打開這個話題了，我想陳清僑老師和王曉明老師可能都給大家一起討論過類似的問題了，但伯明翰當時所處的這種兩肩於一的困境不僅在冷戰的時間也在解構主義的批判，解構主義的解構和經驗主義的建構，主流的歐洲思想問題和批判的后解構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問題之間。那麼它既是知識的，也是社會的，或說它首先是社會的。半個世紀過去了，今天在中國我們也拿起了文化研究，至少對我和我的朋友們而言，我想我們所要尋找的是一個力不勝任的工作，我們想參與到，也想藉助於文化研究參與到尋找另一個世界的這樣的一些人當中去。大家不要說我庸俗化，我是在讀墨西哥著名的游擊領袖叫sub·commander·marcos，他的著作中講到一則故事，我非常喜歡。在這兒講給大家聽，非常短。他說有一批棕色馬，在一個很窮的家裡。農夫有一個很窮的妻子，他只有一個瘸腿的豬和一隻很瘦的雞，他們餓得沒飯吃。有一天這個農夫就對他妻子說：「我們太窮了，我們沒得吃了，我們只好吃那隻瘦雞了。」於是他就把瘦雞殺了，熬了一鍋瘦湯。這是我的翻譯。然後他們喝了，有一會工夫不餓，過了一會又餓了。農夫說：「沒辦法，我們只能吃瘸腿的豬了。」然後他就殺了瘸腿的豬，做了瘸腿豬肉。然後就是又一會不餓了，接下來又餓了。他說：「現在就輪到棕色馬了，對吧？否則怎麼辦？」可是那匹棕色馬不想等到故事的結束，它就跑了，跑到另外一個故事裡去了。我非常喜歡這個故事，那麼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我一個做社會運動的朋友聽。他問了一個好笑的問題，但是我們笑話完之後，我們又開始覺得這個問題有趣。我們說棕色馬跑到另外一個故事裡去了，他問：「那農夫和他的妻子呢？」我們都笑了，我們說：「你這種搞社會運動的人真是人本主義啊，關心人啊。」因為他想棕色馬跑了，農夫夫婦兩人不就餓死了嗎?其實後來我想剛好這是這個故事的意義所在。那麼他為什麼說棕色馬跑到另一個故事裡去了呢？因為在這個故事邏輯內部，怎麼推都可以，或者棕色馬被殺死，或者農夫和他的妻子被餓死，或者揭竿而起。揭竿而起你要註定有另外一個東西，就是還有一家有的是糧食，對吧？岔開去，我不打開這些話題。這些話題都太大了。現在的問題是在於如果說他們家是財主，我就上他們家去吃去，我們不吃棕色馬，我們把他們家吃光，那不失為一種原始的解決方案。而今天的世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經意識到，某些經濟學家說今天世界的最大的危機，今天世界最大的安全不在於美國人拿著戰斧式導彈到處去扔。那不是真正最大的威脅，真正最大的威脅是全球的經濟建立在美國的金融機構之上。那麼美國的整個控制全球經濟的不到7％的是實物經濟，其它的全部是金融泡沫。對我來說，這是我在讀書過程中的一個巨大的震驚體驗，以前我不知道這個事實。我知道世界上今天的錢不是金本位的，不是銀本位的，但我不知道今天的錢每一分都是美元本位的。我們的每一分錢，我們的一切都要核算成美元才有意義。那麼就是美國金融市場上的任何波動都可以使一個中等的高度發達的國家徹底破產。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是全球的福利制度的徹底解體，我們不再有免費醫療，我們不再有免費住房，我們不再有免費教育。那麼我們想要獲得醫療、住房和教育怎麼辦？我們要錢，一切我們所有的安全，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東西最後都要摺合成錢。因為你不可能囤積大米，囤積到夠你一生享用的。那麼大財主囤積了大米，埋兩塊金子在地裡面，大概是至少到孫子一代不會因凍餓而死，那麼我們今天怎麼辦？我們存錢，我們覺得我們的錢不可靠，我們把它存成美金，那是我們最後可靠的方式，可是美金是什麼，是紙，是美國造幣廠每天滾滾地印出來的紙。我們大量的出口，我們追求出口額，我們把大批的食物、絲綢等賣到美國換來的是什麼？換來的是紙。這個紙是紙還是金子？是由美國的財團來決定的，這個是我第一次明白的，真正的危險是什麼，我們在怎樣的一個脆弱累弱的世界上。那麼我的一個好朋友說，他父母辛苦了一生，後來到晚年的時候天上掉下了大餡餅，他接受了一大筆遺產，一個海外的親人留給他巨大的遺產，於是他接受了一個金融專家的諮詢，把錢投資到了泰國，在金融風暴當中血本無還。我身邊也沒有什麼富人，這是我非常近的一個好朋友的故事。那麼今天我們現在每個人都開始存錢，為了我們的安全，為了我們老了以後怎麼辦。比如我也存錢，因為我想到我母親七十多歲了，她生病了怎麼辦？我不能養老還要送終，盡中國人最起碼的孝道，經常使我內心感到很不安。同時我也想到我老了怎麼辦？我會想到很多東西，唯一的辦法是我應該去掙錢，我應該去存錢。但是非常悲哀的是，我明白了錢是最不安全的東西。可是我們所有的安全只能用錢去換。話說遠了。那麼我回來，我說今天的我們，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我們仍然沒有走出去，我們仍然在尋找另一個世界和另一個故事。那麼我就對sub·commander·marcos的故事很感興趣，於是我把他的書都買來讀，我就說他作為一個游擊隊長，他的思考其實和德里達、詹明信、斯皮瓦克是完全一樣的。我和他們也是一樣的，我就覺得這太棒了，我就把他的書找來，它直接提出另一個故事，那麼我想看看他怎麼想象和描述另一個故事。因為他在用他的實踐做著另一個故事，就是他領導的著名的游擊區。我沒有機會去真的考察那個社會的實際體制，於是在他的著作里讀到很多東西。他實際上和大家都知道的馬爾克斯、薩拉馬哥是私交甚篤的好朋友。他們兩個人都認為sub·commander·marcos是現當代西班牙語世界最優秀的作家，我只能通過英文讀，仍然可以看到他文學的機智和優美，但是不能從西班牙語去讀它，那麼我就讀到了一則故事，在不知所云之後讀懂了，懂了以後我失望了。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他說從前有一個地方只有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那麼這個活人就說：「啊，我好羨慕你多麼安靜啊！」死人說：「我好羨慕你多麼有活力啊！」然後他們倆就爭吵不休，正在這時候，一匹棕色馬疾馳而過，我看完了以後琢磨這是什麼意思？其實他的故事不光講這樣的寓言，他是把這些東西寫在他的政論文當中的，這是他的非常後現代的極富活力的一個寫作方式。然後他就說：「聽故事的人問講故事的人：『故事是什麼意思』？講故事的人說：『沒什麼意思呀。』」說這個故事沒有意思，這個故事的意思就是棕色馬來了，前邊不是說棕色馬跑了嗎？但是我知道這樣的玩笑背後不會沒有意思，因為這既是一種後現代主義的寫作又是詹明信所說的安德森式的寫作，當然是一種寓言式的寫作。所以我一定得讀出寓言背後的微言大義來。我讀出來了，我失望了，我絕望了。我明白拿著槍在戰鬥著的人也和我們一樣在同一個瓶頸上。我以為我讀懂了，因為大家聽過前面的老師講要重新啟動第三世界的思想資源。其實這是這個世界的絕望的批判知識分子們的一個共同的努力。

那麼很多人重新發現非洲反殖鬥爭中的重要的思想家法農。法農的著作當中改寫了黑格爾的農奴和主人的寓言，他說從前有一個奴隸，有一個主人，那麼奴隸在主人的身體和思想的控制下，有一天奴隸醒來的時候，這個世界上就不再有奴隸和主人，只剩下了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我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它是中國的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者寫的，他引證這段話來控訴法農，來控訴整個六十年代的血腥和暴力。我們姑且把它在整個中國語法構建當中的情形擱置。我只是說在這背後奴隸奮起反抗並殺死了那個主人，世界就不再有奴隸和主人，只有人的世界。那麼我在互文關係的意義上解釋這個世界有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活人和死人爭吵不休，那個時候棕色馬就來了，換句話說那是另一個故事，那是另一個世界，或者說那不是另一個故事，也不是另一個世界。那是已經在20世紀我們已經講述過的故事。我們不僅以奴隸殺死主人，從此是奴隸的世界的方式講述過，我們還以動物莊園、動物農場的方式講述過，我們還以古拉哥群島的方式講述過，而今天我們又如何講述呢？所以我說必須有另一個故事，必須有另一個世界，這似乎已經成為了人們的自覺。那麼在哪裡呢？是什麼呢？他的思想描述的現實可能性在哪裡？我再說我在思考和觀察當中得出了一個悲觀的結論。我曾說過我很喜歡一部電影叫《2001年約那森將滿21歲》不是一部很好的電影，但是是一部曾經深深地打動了我的電影，是70年代拍攝的一部電影，那麼在這部電影中說20世紀所有的寓言都是革命的寓言，20世紀所有的記憶都是革命失敗的記憶，那麼不僅僅是這樣，我認為20世紀不僅僅是一個革命的寓言被實踐的世紀，而革命的實踐完全陷於失敗，悲劇性的命運不僅僅在這兒，20世紀的悲劇性還在於我們幾乎耗盡了此前幾個世紀人類累積下來的創造下來的用想象力去開拓出來的烏托邦的想象空間。我覺得到20世紀終結的時候，到20世紀落幕的時候，革命的失敗和新自由主義的全面勝利拉下了一個很厚很厚的幕布，把這樣的一個烏托邦想象的空間徹底封閉了。如果我站在一個不那麼左翼不那麼政治的立場上我可以說20世紀失敗了的革命實踐幾乎玷污了所有的烏托邦想象。所以今天當我們需要另一個世界和另一個故事的時候，我們甚至沒有可藉助的想象力。那麼當然我剛才想這同時也是全球化的結果，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觀點，如果大家關注世界當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世界當代電影和中國當代電影，這是我熟悉的兩個領域，別的領域我不是那麼熟悉，我認為我們面臨著全球性想象力的枯竭，這是我所做的一個悲觀之後的描述。對我來說，這個思考的環從開始回到了開始，我沒有找到缺口，我沒有找到走出去的可能性。但是我說我慢慢的沉靜下來，我意識到如果把思考作為一個知識生產的過程的話，應該說完全無效，因為我發現我自作聰明的走過了很多人已經走過的路。我以為我去尋找和開闢的新的資源和道路，其實早已是無數多的人都已走過的一條路。但是我說它對我仍然有意義，就是我打破了一些幻覺，我獲得了一種重新定位我自己的工作和我自己知識的參照系，而且我重新肯定了我們所做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它叫文化研究，或不叫文化研究，這其實並不重要，而到現在為止，相對來說，就它的歷史脈絡和它的現實而言，文化研究這個名字仍然是和我們想做的這份工作最為貼切的。所以我說這是我要談的一個大的面向。

我接著要說的另外一個大的面向就是為什麼我對文化研究產生了困惑，為什麼我甚至想放棄文化研究，那麼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大家可能已經非常熟悉的說法開始，就是政治經濟學者對文化研究提出了很多批判。他們前兩項批判是確實批判到了文化研究的根上。第一項是他們認為在文化研究的起點處即伯明翰學派那裡最重要的起點是反思馬克思主義的，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圖示和描述的批判上的。簡單的說，其實馬克思主義甚至包括恩格斯主義都不能簡單的概括為經濟決定論思想。但伯明翰學派是對經濟決定論做了批判的，他們更強調文化自身參與社會建構的能量。當他們同時讓葛蘭西的霸權主義的理論來加盟他們的時候，他們似乎更具有了強大的力量。但是政治經濟的學者反身來批判的時候，當你顛覆了這樣一種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模式的時候，當你拒絕討論經濟在社會生活當中的意義的時候，其實你已經脫離你曾經想關注的關於社會極其現實的命題。那我覺得對於今天面對著這樣的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現實的時候，這個批判似乎有一些新的啟示和意義存在。我們如何去重新思考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的關係，似乎對於我們來說變得非常急迫。而第二個批評大家都知道，文化研究的問題就在於它儘管有著那樣的強烈的社會責任，因為我想大家知道我個人認為文化研究就伯明翰學派來說是有終極視野，是有關注的。文化研究其實是對於文化研究者的初衷而言，他們其實關注的是人類的解放，這樣一個會被後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者稱之為「great narrative」，即宏大敘事這樣的一種東西。它是有這樣的一種終極的視野和終極的關照在其中的。那麼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文化研究不斷納入棘手的思想方法和觀點。但是它也在這個過程當中自我內爆，自我解構，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先把它擱置。

而它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文化研究的學者儘管是有強烈的社會關注在其中，但是文化研究作為實踐來說，它始終仍然是文本中心主義的，儘管這個文本可能不是今天的文本，可能不是文學文本，可能不是電影藝術文本，可能是廣告電視和肥皂劇，但是它自然是文本中心主義的，這是他們的重要的一個批判。那麼他們的第三個批判實際上我認為並不是對文化研究的批判，而是對jiontic的批判，那麼我曾經最早讀到jiontic的時候，注意到它在文化研究的脈絡當中被稱為文化研究中的修正主義者。我開始看到這個詞時我就想笑，笑我們這個成長的年代，笑修正主義。但是到我反過來試圖整體地思考文化研究的理論和實踐的時候，我發現叫它修正主義是非常確切的，因為它高揚了文化研究的眾面旗幟之一，就是對日常生活的抵抗。當然它也從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如羅蘭·巴特那裡借來了身體、快感種種討論來支持和豐富這個日常生活反抗的論述，那麼我說我把它當作一個確乎是修正主義者的時候，我發現他好像高揚了文化研究的一面旗幟即日常生活，其實它真正地修正了這個東西，因為這個日常生活在威廉姆斯那兒，在湯姆森那兒有明確的界定，那是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而且它有明確的本土性和區域性，就是英國工人階級，因為大家都知道英國經過圈地運動，幾乎消滅了農民，英國在撒切爾政權之前它仍然是這樣的一個有強大的工人階級實存的這樣的一個群體，而且它是那個歷史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學會不會跟我們有共同的知識結構，我們同代人都是讀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的西方翻譯小說長大的，我們都非常熟悉倫敦東區這樣的一種想象，就是在那樣的一種英國特有的資本主義的發生髮展這樣的歷史當中形成脈絡，所以當你把這個東西、這個歷史、這個地域明確地界定和抽象，變成日常生活抵抗的時候，你真正的是一個修正主義者，你已經徹底地改變了，徹底地改動了日常生活這個概念、這面旗幟在文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當中的意義，這是政治經濟學者對文化研究的批判。

第三點我是無保留地認同的，前兩點我並非對它的認同有保留，而是我有若干個疑慮在，第一個疑慮是理論性的疑慮，就是伯明翰學派在當時對今天馬克思主義的反省和批判採取的這樣一種方式本身是尋找另一個世界，尋找另一種可能的、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如果你把這個東西否定了的話，你重新回到政治經濟學，回到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脈絡當中的時候，你得出的結論只能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結論，你的社會想象空間，你和你的社會解決方案只能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社會反抗，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這樣一個依然晦澀、依然被玷污了的烏托邦想象。因為它嚴重地被玷污了，所以我說今天當我們重新強調政治經濟學的脈絡，強調經濟在社會生活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時候，我們能夠怎樣地去創造出、去尋找到一種不同的思想資源，去開拓一個不同的想象空間，來給文化研究提供一種不同的前景、後景，或者說語境、範圍、氛圍，這才是對我們來說真正的問題所在，而不是是否政治經濟學回歸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經濟學回歸問題。這是我的第一個困惑。

我的第二個困惑是與對第一點、第二點的批判聯繫在一起的，那麼這個困惑不是那麼理論化的，是相當形而下的。曾經有一位著名的在中國來說應該是有相當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學者在一本非常著名的雜誌上，寫文章批評中國的文化研究，我當時一廂情願地以為他是在批評我，大概是在97年發生的一件事，那麼他在那文章里就說：「這太可笑了，你們看文化研究是什麼，文化研究是社會學的工作，而在中國非常可笑的是，一幫搞文學的人在做著文化研究。」後來我們就說：「你有沒有搞錯呀，因為在文化研究的起點上，它就是一幫搞文學研究的人開始做的。」所以這不是一個作為學科的先在合法性的問題，對於文化研究來說，尤其不存在學科身份的合法性問題。那麼我只能說：「對不起，你無知了。」而且更加好玩的是，他的這個批評是在一個倡導學術規範的前提下進行的，那麼你跟做文化研究的人談學術規範，也是對牛彈琴。這一點我也是很欣賞陳光興的一句話：「文化研究這個領域吸引了一些什麼樣的人，吸引了一些不甘願綁在傳統學科戰車上的人。」後來，我在另一個地方，我不知道這話哪先哪后，看到一個美國學者的說法就是說文化研究是一些不安份者在做的，是一個在學院內部不安份者的領域。但對於我們來說，有一個客觀限定是存在的，就是我們畢竟不可能撥著我們的頭髮離開地球，我們仍然在學院體制中生存。我們整個的知識，我們的結構，我們的譜系受到了我們曾經接受的學科訓練的局限。於是我們試圖不是文本中心主義的，我們試圖在抵抗政治經濟學脈絡，但是那不是我們的知識準備和我們的功力所能抵達的。然而這又不是理由和借口。所以我只是說，對於我，採取了一些策略性的對應。一個就是我將諸多的社會現實，多層面發生的社會現實文本化，我把他視之為一種文本，這樣我就可以用我所擅長的方式，我的知識準備去處理他。而同時對我來講，作為文化研究的文本是永遠不封閉的，那個文本永遠開敞向更大的文本，而最後我是試圖到達的是一個社會的視野，一個社會的領域，我至少想到達那個地方，揭開那個簾幕，讓人們能夠或多或少地看到在這個尊嚴的、體面的世界上，到處存在著魍魎鬼魅，或者一個不學術化的學位，至少讓這些得意洋洋的人們感到有點不安然，至少能讓他們明白他們還沒有能夠獨佔這個世界。而他們要獨佔這個世界，恐怕進行種族滅絕式的殺戮都不夠。對我來說，這是我的最低要求，而這其實真的不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也不是能夠鼓勵我繼續做下去的力量所在，鼓勵我能做下去的力量所在是我絕不是一個能夠完成這個工作的人。我甚至不是在任何意義上能夠突破這個工作的。但是我想參加到那些尋找另一個世界的人們當中，我最後要尋到一份安心，我說我試過了，當我意識到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我做了一點什麼我力所能及的東西。

90年代初期，在北京學界，有一段時間人們在討論知難行易的問題。但是我覺得在今天知亦難、行亦難，而且知難、行難實際上完全是同一個問題。知識的困難和行動的困難是同一個問題。所以不是簡單地指責說，你同情底層人民你就到底層人民中間去？你跟他們同吃同住嗎？我可以跟他們同吃同住，而這就能因此解決了他們的問題嗎？人在跟底層的人同吃同住的是當他們相信心裡掌握了真理的時候，他們相信能夠把知識傳播給人們的時候，他們相信能夠帶人們走向光明。或者用諷刺性的話說法，即當年古巴革命勝利的時候，卡斯特羅站在舞台上，風華絕代，振臂一呼，應者四萬。所有的人們都相信他將把我們帶向另一個更好的地方，當然這話看怎麼講，也許相對於波多黎各來說，古巴就是一個更好的地方。但是相對於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的時候，人們的夢想來說，好象古巴並沒有達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像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曾經夢想的那個更好的地方，我們沒有能夠到達，那麼所以，在今天，行動的困難和行動的無意義，思想的困難和思想的無效又是在同一個層面上，又是一個面臨著同一個瓶頸、同一個困境的問題，這是我想給大家分享的另外一個因素。

剛才我已經說過，當我們談到另一個世界和另一個故事的時候，我們必然要提到社會主義的歷史，那麼我想大家都明白，社會主義對於今天的中國，對於今天的中國文化研究者來說，不僅僅是歷史，那麼他不僅僅是歷史在多個層面上的展開。剛才我講到一種帶有非常荒誕喜劇色彩的情形，在經歷了半個世紀，當中國的一些人們並不是所有叫文化研究者的人們，試圖去利用文化研究來探索一種新的可能性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比當年那個叫新左派的人們揚起一面叫文化研究的旗幟的時候，我們似乎並沒有走的更遠，甚至說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不過是在一個物理的或者叫空間的點上。但是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我們又有某種相像之處。索默爾出任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主任是在1968年，不用我告訴大家，1968年在歐洲意味著什麼，那是一個熾熱年代的退潮期，熾熱的年代正逐漸化為灰燼的時候，伯明翰學派或者叫文化研究學派應運而生，但是我們說在世界範圍之內，反帝反殖的民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民權運動仍然在此起彼伏，不再是一個熾熱的、充滿希望的夢一樣的60年代，但是仍然是一個有希望的年代，仍然是這個世界上大量的人願意站在有良知的尋找另一個世界的人們一邊的時代。可是文化研究進入到中國是在90年代，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是一個熾熱的年代剛剛過去，正在變為灰燼的年代，但是不同的那個灰燼迅速地被紛紛揚揚的撒入到空氣之中，不再有人記得曾經有火，曾經有灰燼。不僅僅是這個，而且是在於另一種火、另一種熾熱、另一種沸沸揚揚迅速地動員和組合起了這個世界。這個動員和組合的結果使得今天的世界上的任何動員幾乎都不再可能。我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錯位，就是文化研究進入了它的緊迫的時候，在它的現實困境的意義上，似乎仍然在當年伯明翰學派出現的物理或叫空間的點上。而在另外一方面，我們遠不可能獲得當年伯明翰學派所能獲得的那樣一種思想和文化的環境。我們所面臨的是借用那個說法，就是像雷蒙和薩特的論爭，最後以雷蒙一生的失敗和身後輝煌的勝利而告終，與其說他在理論上或思想上勝利了，不如說歷史幫了他的大忙，歷史站在了雷蒙的一邊，歷史審判了薩特。換句話說，歷史站到了右翼的一邊，歷史審判了左派。無論你是新左派還是老左派，都無法逃脫歷史的審判，當歷史和現實以分外的殘暴的、合格的、洋洋自得的方式徹底審判了左派以後，文化研究在中國出現了，而且伴隨著一種叫作中國新左派這樣的東西出現了。他帶來的除了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一系列問題以外，還帶來的問題是它的意義究竟在哪裡？它的可能性究竟在哪裡？我覺得中國文化的錯位的本土降落，它還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說中國出現了新左派，如說當年英國出現了新左派，當然相對政府和英國共產黨而言的新左派，那麼今天的中國出現了新左派，當然相對於正統的老左派而言。可是請大家稍稍想一想，還有沒有老左派在掌權，這個話就不再往下說了。

我們岔開來，說一點輕鬆的話題，舉兩個例子。昨天我的學生在北京的文化研究工作上作報告，引證了一篇文章說：「今天的中國，我們不向左，不向右，不向前，不向後，我們向上層社會。」很有意思，我覺得這個是撥著頭髮就飛升起來的想法。那麼北京有一條著名的房地產廣告，每次我提到這個廣告的時候，海外的朋友都說：「I can believe that.」這廣告說：「向左，向左，向左，當全世界都向右的時候，我們向左，左岸公社――少數人的寫字樓。」很有意思，當全世界都向右的時候，我們向左，我們走向哪兒？左岸公社，少數人的寫字樓。所以我說這時候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叫左派，我當然知道，它有確切的意義，它確指批判，它確指對全球化的拒絕態度，它確指對資本主義的質疑態度，它確指對社會平等和社會正義的關注，它確指對於社會民主的思考但不認為美國式的民主、西方式的代議制民主是民主的唯一途徑。當然，它有這些確指，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說，這是一個沒有辦法在空間方位的意義上來定位一個人的社會立場和社會位置的時代，因為這個社會在向上，在向左，在走向左岸公社，而且這一切向上的社會和左岸公社確實只屬於少數人。我的一個朋友講得非常有趣，他說我不能替多數人想，那我就替少數人想，中國照著這個向上、向上的方式發展下去的話，那就不是富人的日子不好過了，那是所有有幾個閑錢的人都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了。因為當太多的人馬上富起來的趨勢不可遏制的時候，大多數人將衣食有憂了，所以我不替多數人想，一直都在為少數人想，我覺得社會無論如何不能再這個樣子。昨天我的學生在報告中提到一則消息說，某某地方的警察局和大款建立了熱線聯繫，他們掌握了幾個由公安局長親自簽名的卡片，上面寫有若干個電話，大款一天二十四個小時隨時可以得到救援，所以你可看到這個政治權力的轉移，金錢和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的緊密結合。但是這些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同時看到另外一些東西，這是文化研究教給我們看到的東西，就是他們生活的多麼不安全，他們生活的多麼不幸福，他們生活得多麼沒有質量。我也替他們說，這個世界也得有另一個世界。好，我們回來，我說事實，左派和右派這個所謂在今天的世界似乎變得非常重要、非常敏感，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又分外的沒有意義。因為左和右原本是一個相對位置，其實我們又不知道左派和右派的劃分有著明確的所指和另外的敏感是因為它聯繫著冷戰的歷史。在冷戰的歷史脈絡當中，地可以被清晰地定位，但又請大家注意，正如冷戰的歷史給左派和右派的稱謂一個極大的扭曲一樣，我們不要忘記，當左派和右派的說法出現的時候，左派對應著一個機器的政治姿態，對應著對自由的歡呼，而只有在冷戰當中，自由被右派壟斷了，因為他相對於左派的集權政治，所以說僅僅是在冷戰的不到五十年當中，左派失去了自由的旗幟。那麼今天有沒有可能重新拿起自由而非自由主義的旗幟，有沒有可能去重新定義自由、民主、平等、博愛呢？這些作為資本主義基礎和意識形態的資本主義話語系統的理論，除了知識考古學，除了思想史的框架以外，還有沒有一種新的社會現實的可能性。如果所謂的左派它不能回收自由的旗幟的話，它就幾乎沒有任何可能重新面對社會發言。那麼我們退一步，先不去討論左派如何去重新定位自己，今天的中國自由派、新左派或右派變得如此的敏感，有時變得很傷感情，變得充滿戰火與硝煙，變得很不擇手段，當這樣的一個東西出現的時候，實際上有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我認為到現在為止，已經充分地被大家認識到，但是並沒有被充分地納入到我們的工作當中，包括文化研究的工作當中，就是如何清理中國革命社會主義歷史的遺產。這個問題並沒有真正地被重視，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觀點，也許大家同意，這不是什麼了不得的觀點。我說今天在中國這樣的一個有著革命傳統、有著社會主義歷史的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以最為赤裸、最為血腥的方式在進行著，而這種東西迅速地轉化為被相當多的人們包括被剝奪的人們一起由衷的擁護的文化霸權和中國的文化人以空前的沒有良知的方式與既得利益集團合謀，並且使自己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這些事實到底怎麼去解釋，這本身是太大的課題，可能有很多可以解釋的方式，但是我認為，一個基本點是支持著這種霸權確立的，支持著這種剝奪式的、支持著人們如此迅速的就自我洗腦而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霸權邏輯和專制體系當中的東西，剛好是那個叫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歷史。那段歷史成為了最為有力、不言自明的、今天現實的合法性的論證者和辯護。這裡面應包括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這段歷史確實被妖魔化，確實被單一化，確實在特定的歷史和文化的發展脈絡當中。由於某種特定的建構意識形態的需要，而被描述為今天的黑暗的血腥的、骯髒的形象。但是歷史作為文化戰場，既被作為戰鬥，我覺得我們有意義的工作，絕不是為那段歷史正名。因為儘管經過了妖魔化，那段歷史確實包含了太多的苦難和罪惡，可以使人們將其妖魔化，可以使人們有選擇的將其妖魔化。那麼我們所做的不是簡單的正名工作。我們當然首先要澄清這個妖魔化的敘述當中究竟遮蔽了什麼？在那個血腥、罪惡、剝奪、暴行之後，有沒有幸福、快樂，有沒有陽光，有沒有解放，有沒有人從這段歷史當中獲得了什麼？這當然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工作是深入到歷史當中去，它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是中國革命的歷史，可能也包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也包含主流和另類的國際共產主義的歷史，主流的和支流的國際共產主義的歷史，也可能包含著廣義的在世界範圍之內的仍然在行動著的，以自己行動可能是相當和平的相當改良主義的相當溫和的方式，試圖去變革這個世界，試圖去尋找另一種可能性的人們在認識和思考。我覺得如果我們不進入到內部去，對於我們來說這段歷史就是永遠的債務，是難以償還的債務，可能要用更大的悲劇、更多的血腥，最終去償還。所以有一個工作也許是我們無法完成的，就是如何把這筆債務轉換成遺產，如何把這筆債務顯現為遺產，如何把遺產從這些債務當中剝離出來，我提出這種說法的時候尚未讀到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後來讀到了，我就說，可恨。現在我又沒有了獨創權，但是他畢竟是德里達，他表述確實比我好得多，所以我還得用他的表述，就是每一個遺囑的執行人他同時就承接了那個債務，每一個債僅人，他同時也扮演著遺囑執行人的角色，不論他願意還是不願意。當然，我已經在篡改德里達的意思，我覺得在我們這個年齡段可能更多地是在你們這個年齡段，我們自覺不自覺的都在扮演著遺囑執行人和債務的承擔者的雙重角色。那麼，我想至少對文化研究這個領域來說，一個充分地、自覺地意識，應該被建立，我們必須去正視那段歷史，我們必須去正面處理那段歷史。否則的話，比我們能否回收自由的旗幟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先在的被剝奪了發言權，我們已經先在的被剝奪了去講述今天的社會、今天的生活、今天社會中的苦難和問題的前提。所以我覺得，從任何一個層面上梳理債務和遺產的工作都必須開始，其實很多人已經在開始，已經在做。我只是說他應該變成更多的人，應該變成更多的社會群體的自覺的意識。它應該成為文化研究這樣一個名目，這樣一個旗幟下面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說，它從來不是文學的外延，也不是歷史的外延，不是電影研究的外延，它是一個社會和思想工作，一個去參與、藉助變革社會的和有效的思想生產的一個領域。從這樣的一個意義上說，我想我們都力不勝任，但是我們又都力所能及。

最後，我想提的一個東西，就是說這一切文化研究的自我系統，文化研究的工作，文化研究的歷史，其實始終聯繫著一個概念，聯繫著一個角色，它叫知識分子。而如果我們把它納入歐洲和美國的脈絡中去，我們拋開兩個脈絡，即一個是法國脈絡，一個是俄國脈絡，我們會發現，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是老舊不堪的，早已沒人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批判者，取而代之的是專家，取而代之的是學者，中國就有類似的情形。90年代，我們創刊了一份非常重要的雜誌，叫《學人》，定名為《學人》，英文的名字是「scholar」，如果聯繫著80年代的歷史，聯繫著80年代知識分子的自我想象，聯繫著80年代所謂本身是耐人尋味的文化事實，那麼我自己有一個經驗，大概是1995年在一次會議上我用了知識分子這個詞，說知識分子的工作如何如何，然後就跳起了一位青年記者，對我厲聲喝道：「知識分子在哪裡？中國有知識分子嗎？」然後，他說了一句很粗俗的話「中國知識分子還在他丈母娘的腿肚子里轉筋呢。」這是北京的一句土話，意思是中國知識分子尚未出生，這告訴我另外一個東西，那就是知識分子只是一個偉大的理想，知識分子是一種理想的形象，至今他尚未出生，因為中國尚沒有產生知識分子這樣的土壤和環境。那麼類似這樣的東西都在告訴我們，知識分子這個語詞是什麼。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如果關注時尚文化，有一個東西肯定是大家會注意到的，廣東的一份雜誌叫《新周刊》，它出過一個專號，叫做「知識分子」，它告訴我們，知識分子是大大了不起的，那麼最後我看到了它對知識分子的描述和衡量方式，它所肯定的和所談的那些知識分子究竟怎樣，我們暫且擱置。因為我不了解他們的工作，沒有什麼好參照的，我只是發現它對他們給以如此大的肯定就是說這些「知道分子」成功地把他們的「知道」轉換成了金錢，把他們獲得金錢的東西轉換成了無形的資本、他們的象徵資本、他們的文化資本。然後這些文化資本就會給他們賺來更多的金錢，他們已經成功地進入了知識的、資本運作的行列當中。在這個意義，它告訴我一個事實就是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今天的中國已經開始變形，已經開始褪色，但是還有生命力。和歐美不同，剛才我說擱置法國和俄國的脈絡，但是我已經讀了很多本翻譯得很好的介紹法國知識分子的書，據說是本世紀的80年代，知識分子這個詞已經將永遠成為在法國字典上的一個詞，人們要去查字典，才能明白什麼是知識分子。那麼，知識分子在俄國，我想如果還存在的話，大概也處在未死方生之中，因為面對著這樣黑幫的資本主義的事實，恐怕知識分子的生存並不比克格勃的制度輕鬆，因為這個黑幫直接由克格勃轉化而來。那麼我們說在世界範圍之內，知識分子這個語詞在不同的脈絡當中，經歷了不同的變化，而在中國的歷史脈絡當中，它也經歷了自己的變化、發生和發展。那麼，曾經批判知識分子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學者、中國的藝術家共同選擇的自我身份，曾經在80年代，我們共同選擇這個東西作為這樣的一種自我身份。但是一個很有趣的錯位出現了，比如我們以韓國知識分子為參照的話，韓國知識分子反專制的鬥爭是與反美的鬥爭聯繫在一起的，所以自然地知識分子的批判與批判理論的思想資源獲得了一個有機的連接。而在我們中國，當批判知識分子站出來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向社會亮相進入社會生活的時候，我們是把一個反專制的歷史和清算社會主義的、清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聯繫在一起的，於是我們就當然地和批判理論的脈絡形成了巨大的同構，以致一個中國的批判知識分子要從某種程度上去清算，我舉一個例子，以清算福柯開始，清算福柯是沒有什麼奇怪的，福柯可以被清算，而且福柯在法國的脈絡當中，屬於右翼而非左翼的，這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他清算福柯的方式是說，福柯有什麼了不起的，他這個傢伙在1968年的時候居然站在學校的樓頂上拿了一塊磚頭，去砸維持秩序的警察。對不起，這是我在上海的一本刊物上看到的通俗文章，他清算福柯的是福柯居然在學潮當中站在學校的樓頂上拿磚頭去砸警察，但他的描述是砸「維持秩序」的警察，那麼他站在哪兒？很清楚，他站在秩序一邊，他站在警察一邊，所以我覺得這個裂隙和矛盾，是當我們定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時候，當我們思考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現實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個參照系。它同樣聯繫著社會主義的債務和遺產，當我們沒有能夠成功地清算這筆債務和遺產的時候，人們那種清算遺產的方式甚至連批判理論、甚至連福柯這樣的扔了一小塊石頭的也要被清算，非常有意思。我們的那樣一種顛覆和清算暴力秩序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以秩序的名義展開，以致我們如此強有力地站在秩序的一邊，我說這是第一個和知識分子的角色相關的問題。但思考中國知識分子角色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在80年代所形成的批判知識分子思想資源和批判傳統都天然地隔絕在我們文化研究的實踐之外，這是一個我想討論的問題。另外一個我要討論的問題，說來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葛蘭西和威廉姆斯的理論，其實它們是在五、六十年代已經開始被翻譯介紹過來的理論，但是我們在當時只能處在一個非常邊緣的狀態，它們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到我們開始追求自由解放，開始追求新的西方思想理論的時候，他們作為老馬克思主義的嫌疑犯，又被我們給拋棄了。所以一直到了9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我們才重新尋找到了思想資源，尋找到了批判資源，重新進入了文化研究。這時我們才又把他們從故紙堆里揀回來，發現了他們的思想資源和理論。尤其是葛蘭西被重新發現以後，有機知識分子這個詞再次在中國成為某種意義的時髦，我們開始使用有機知識分子，但很好玩的是這個語詞立刻和一個中國的其實在現當代形成的這樣的一種定勢聯繫起來，我們把有機知識分子當作正面的、值得肯定的，把學院知識分子當成負面的、應該否定的。然後我們認為，有機知識分子參加到社會的變革當中，好像大家完全忘記了什麼人才真正的是有機知識分子，他們就是政府里的新官僚們，這才是真正的有機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有效地參與到了社會的建構過程中。同時還有那些在傳媒當中極端活躍的知識分子，那些使用著常識性的話語對民眾有極大影響力和感召力的知識分子也是有機知識分子。在這兒，又出現了一個裂隙，文化研究志不在學院，志在社會，文化研究有著它明確的社會訴求和終極的參照視野，一個文化研究的學者，應該成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應該履行某種有機知識分子的功能，應該佔據有機知識分子這種功能的位置或者功能的角色。但是在中國，似乎有機知識分子的空間與社會的新主流建構的空間是完全重合的。在此之外，似乎你很難獲得一個成為有機知識分子的空間。其實中國並不缺少有機知識分子，因為按照葛蘭西的定義，北京的計程車司機有一個算一個地都是有機知識分子，他們議政，他們引經據典，他們大談闊論，同樣他們也討論著美伊戰爭，他們也是真正的有機知識分子。開玩笑地說，北京烤白薯的老頭都會告訴你中南海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當然玩笑歸玩笑，但說京城百姓愛談宮廷秘聞確實如此，在民間有議政的傳統、讀書的傳統，他們真正是葛蘭西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我只是說在狹義的知識分子定義上，成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的空間。上海的一位朋友在反戰聲明中說我們都應去做一點有機知識分子的工作，跟你的鄰居說說、街坊談談，給大家講講世界怎麼成了這個樣子，他是這樣的一個敘述方法。我們拋開這點不談，我們說你成為一個狹義的、能夠受過高等教育的、藉助文化生產的、藉助知識生產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你想要所謂履行有機知識分子的責任或實踐這樣一個社會功能，那麼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至少要參與到這個社會變更過程當中去，你至少要使自己的話語成為社會空間當中的一種聲音，你至少應該試圖去讓更多的人聽到它。我已講過諸多的原因，從而造成中國的社會空間、中國的輿論空間、中國的話語空間和形形色色的不同層面的權力空間。它似乎在一個變動之後迅速地完成著它的整合，完成著它再度封閉的過程，那麼我們放棄有機知識分子這個可疑的詞，我們用另外一個詞即公共知識分子。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專家們，其實還有很大的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空間，但似乎這些選擇了文化研究的學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從可能成為有機知識分子或者公共知識分子的空間當中大踏步地撤離。我想我自己的思考和身邊朋友們的思考恐怕使我們再次回到了問題的起點上，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空間，我們可以在這個空間當中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儘管面對著這個新主流的迅速整合的完成，可能作用相當有限，可是一定的作用也許是可能的，但這個作用僅僅發生在正面的文化戰場的意義上。在粉碎一些謊言、粉碎一些幻象的意義上，而不在於我們能夠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另一個世界，或者試一試去講述另一個故事。我想當我們還完全沒有可能去講述另一個世界和另一個故事的時候，我們再一次回到了第二個問題結束的地方，我們所履行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能僅僅是批判，所以這裡面提出了一個兩難問題，對我來說，始終是兩難，這就是我們應不應該投入到那樣一個正面的文化衝突中去，履行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能，如果我們不履行這個職能的話，其實我們是拱手把所有的話語陣地全部讓給新主流、新獲益集團，而他們是少數人的寫字樓。但是如果我們去履行這個正面戰場的戰鬥的話，我們大概就陷在了一個泥沼之中，完全不能自撥，那麼我們就幾乎沒有時間、空間、精力去打開哪怕一點點的想象，去想一想有沒有另一種可能，有沒有另一個世界。所以我想，所有這些，用王朔的話說「你們太拿自己當人了」。可是，我們已經經過了那種必須把自己當畜生的年代，這個年代如果據說我們還有當人的權利的時候，我們為什麼不當人呢？所以我想不是當人不當人的問題，而是是否把自己看的太重要了。然而我一點都沒有把自己看的太重要，我覺得我越來越明白自己是一個從事某種特殊職業的個人而已，這個職業提供給我們的某些舞台、某些空間、某些非私人的唱卡拉OK並強迫人家來聽的那樣的一些空間，因為這樣你可能吸引更多的目光。相對來說，是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明星，但是這並不會因此而增加你的內在價值。這些我非常清楚，作為我個人來說，作為一個學者，一個思想者，我知道我並不是那種思想家類型的學者，所以我也很難完成一個思想家、一個應該由思想家來完成的工作，但是我至少是我，我願意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我願意讓我自己心安，我願意如果我足夠幸運的話，我也幫助了某些人，如果我再幸運的話，也許有一天說，世界晚了一些毀滅，我們也在從中做了一點事情。也許，真的只是也許。我說的太多了，謝謝大家。

戴老師現場答疑

王曉明：今天戴錦華先生講得非常精彩，那麼她對我們這個打引號的文化研究，這樣的一切活動的基本的困境、問題及它的意義都說得非常清楚。我們現在還有半個小時的時間，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問。

一個女生：戴老師，我開始在聽你講話的時候，一直在好奇你給出的另一個世界是什麼，我覺得至少在近五十年內出現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很小。你在說另一個世界的時候，我聯想到了《十八春》，它在結局的時候說到曼春和世君，並給他們另一個新的世界。我在想，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結局呢？其實我想應沒法給他們一個更好的機會，讓他們循序漸進地得到一個希望，而給了「新世界」這樣一個希望，認為這希望應該是烏托邦的，所以我覺得用憑空而出的另一個世界的話，它應該不是很可靠的。我覺得如果出現另一種可能的話，應該是循序漸進的，可是現在好像我沒有看到這麼另一種異樣的、逐漸地出現和發展的另一世界。

戴錦華：那我就坐下來說吧。在任何一個地方，我都沒有看到另一個世界，甚至沒有想像另一個世界的能力，可是我覺得有一種事我們很清楚，就是今天的這個世界問題太大了，今天的世界不允許我們坐下來談。可能你認為近五十年之內不會出現另一世界，我也同意。但是今天，這個世界維持不到五十年了，這個我也是肯定的。因為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大家可能知道這個數字，就是今天的全球石油儲備量最多只夠使用五十年了。大家看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拋開反美不反美的立場，美國希望自己使用七十年，希望能夠更多地佔有石油，它本身用的能源是世界上最多的，它如果不想與全球分享這個能源，同時又有中國這樣的國家在迅速地崛起，加入到能源的消耗當中來。而五十年這個時間是以前的測算，現在肯定不是五十年了，那麼你可能給我一個樂觀主義的結局，就是在這之前能發現新能源。我所知道的是大概近七十年來全球每年投入到探索新能源的錢是驚人的天文數字，已經所有最優秀的人都在做這件事情，可是現在仍然沒有結果。有一種說法說使用太陽能，我想大家知道，煤和石油都是太陽能，是幾千萬年、幾億年太陽轉換出來的能量，已經讓我們在短短的幾個世紀當中快用空了，那麼如果這樣的一個事實接下去的話，等到石油資源被用光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奇怪的事、一個不新鮮的事就會出現。正如一種能源使用完以後，社會就會進入一個黑暗年代，例如之所以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消失，然後歐洲進入了中世紀，就是因為樹被砍完了。按照這樣的一種自然邏輯、自然史的敘述的話，很簡單，今天人口這麼巨大的世界，今天如此依賴石油資源的工業文明，不到那個時候就出事了，那是我們沒法想象的，我們在此以前已經看到了為爭奪能源的戰爭的殘酷，我想這點大家都清楚。如果你是進步論者，你說我們有辦法，那麼我們可以不討論這個問題；如果你相信沒有辦法，歷史規律是無法抗拒的，那麼我們也可以不討論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覺得這個危機迫在眉睫，而且還包括環境等很多方面的問題，包括愛滋病，包括非典型性肺炎，開玩笑，因為我在北京覺得非典型性肺炎是個神話，昨天看到記者招待會才知道世界上非典型性肺炎已成什麼東西了。那麼我們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來，確定這個危機就在眼前，我們要去做真正地搶救或抵抗，不願意眼看著那樣一個黑暗年代、一個大殺戮、大蕭條年代的到來，我們就得想辦法。

你說沒有任何的動向是不對的，世界到處都有，世界到處都有人們在試驗一種不同的東西，不過他們太少了，我去過很多地方，到第三世界國家看不同的人們做著不同的事情，後來黃賓老師捶胸頓足地說：「滿地都是星星之火，沒看到它能燎原呀？」我笑他用那老舊的詞，後來我說：「別說燎原了，就是兩個星星合成一個大星星行不行？也沒有看到呀。」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在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本土當中去嘗試一種新的可能，包括在美國的社區當中，有很多互助組、合作社，他們用另類持久貨幣，他們只想有救，認為手裡拿著美元是不可靠的。怎麼辦呢，他們重新用自己的交換勞動去換工券，既「伊薩卡」，這是很有名的另一類貨幣。康奈爾大學所在的伊薩卡，在那個地方人們用交換勞動的方式生活，因為他們認識到當大飢荒到來、一個帝國崩潰的時候，靠著手裡的換工券可能不會餓死，但是如果手裡拿著百萬美元或英鎊，你可能就餓死了。全世界有很多類似的東西，你可以看到幾十萬人、幾百萬人的大遊行已經開始，這個東西不會憑空長出來，會從這裡面長出來。我再提一個sub.comander.marcos的說法，非常有意思，他舉了米開朗琪羅的大衛像，他說米開朗琪羅的大衛像在他接手這個活的時候，石料已經被人家開過了，前面的雕塑家雕失敗了，所以他接手的是一塊殘料，最後就雕成今天我們知道的大衛像，那靠他的天才。然後marcos就說，未來的世界不會憑空產生，就在我們今天的世界當中產生，而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破爛殘缺的、已經被開墾過了的材料，但就從這兒開始，看我們有沒有能力，有沒有天才，有沒有想象力從這裡面構建出另一個世界來。

陳清僑：其實可以討論的問題很多，因為非常豐富，我先問一個非常技術性的問題，技術性就是說我聽得不太清楚那個轉折，我覺得你今天的講話最精彩的關鍵點就在那棕色馬，突然間飛過活人與死人的馬，我不知道為什麼死人會說話，從開始就說我們是在怎樣的絕望當中討論今天的題目，說文化研究到底還有什麼可能，它的困境或者它的走向會是什麼樣子，我要問的是從棕色馬這一點到你後面的這一部分，你展開的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的情況，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些批判，最後也指出了一些為什麼要堅持的可能，我抓不清楚在這寓言之後為什麼可以這麼容易地回來，這樣的一個建構我不明白。

戴錦華：實際上我說我講這個故事，只不過是法農的故事，棕色馬再回來的不是另一個故事，而是一個老故事。那麼，我們的可能性是回到老故事中去，我們不可能在老故事以外有一個新故事。對我們來說，老故事最貼近的是中國自己的老故事，那是中國革命史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我回到老故事裡去，我說這個老故事有沒有給我一些講新故事的材料，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這一百年，如果你有任何必要討論革命的話，你要想二十世紀的中國，因為中國從二十世紀之初到這個世紀的終結，它經歷了所有這樣和那樣的革命，一本討論革命的話題的書，一個自由主義學者在文章中討論這東西，我覺得在它裡面，已經說過，如果以不同的形態去變革社會，去解決中國具體問題的時候，裡邊應該有很多的材料。所以我認為，到他提到法農時仍然找不到出路，可能我們找回去也沒有出路，但可以找到一些材料。

倪文尖：你最後講，如果捲入現實的文化戰場，做批判性的工作，是一種有可能性的選擇，這要耗盡巨大的心力和精力，去想象另外一個世界。一般地說，至於這兩個方面，我們是在不時地想象，然後用到當下的文化批評中，你為什麼不採取另樣的一個邏輯，而用你現在的一種方式？第二個問題是你說從99年開始，你寫了很多文章，但未拿出來發表，我相信，你這些文章會與剛才這些問題相關，請你拿出一兩個來，做一下示範。

戴錦華：我覺得剛才那個問題有點急著收尾，表述有點不清。我覺得這是一個方面，其實這種闡釋只是一個方面，這個方面有前提在，一個前提就是說我們人太少，一個前提是傳媒早已經成為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有效的組成部分，所以你可以爭奪傳媒戰場，但同時你還是面臨著傳媒能不能成為一個借指，把你的聲音傳出去，有這樣的一個空間。那麼你在藉助傳媒來進入一個文化戰鬥之前，其實已經有一個先在戰鬥出現了，這裡還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我說中國的有機知識分子是中國的自由派，因為他們在90年代整個傳媒形成中已經使自己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傳媒人，所以他們選取的意識形態、社會立場和他們所扮演的角色，與傳媒有著天然的親和力，所以我們又有一個戰鬥，在戰鬥發生以前就已經發生，在這樣的一些情況下，他可能付出的力量是太大了。在這裡面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必須承認的，到今天為止，中國對於全球化、對於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所謂現代化之夢持有某種批評態度的人，他們有一種過分地保存自己的學院身份的純潔性的傾向，這是很明顯的一個東西，一個很明顯的群體的弱點，一個致命傷，所以在這個時候，他的選擇不僅僅是時間、心理的問題，我認為那是一個面向，當你只有這麼少的時間和精力的時候，你怎麼去做。我補充一下，當然你之所以會有批評，是因為你心裡已經有了一個覺得這個世界不行，應該有另一個世界的這樣的一種基本的指認方式。另外一個東西，我說我寫了很多東西，都沒有完成，有一部分是秘密武器，在這裡不會拿出來，原因是在於，我當時是在想，從我發表文章開始到今天，這是我第一次進行了很長時間的非功利性的寫作，我想在一個完全不考慮語境制約的因素，因為我們要考慮的東西太多，我們會考慮到發表、審查，其實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東西是我們會考慮到陣線，不要傷及無辜，對敵人不要擁護，對自己人不要反對。在你寫作的時候有很多複雜的制衡關係存在著，當你真的思考這個現實，同時反身思考你自己的困境、問題和你自己弱點的時候，我覺得需要一個至誠的坦率。所以我在這裡可以說，我做了一個三十多萬字的筆記。我把他叫作筆記，當時就是這樣，不顧文體，有的很論文，有的很日記，我作了這樣一個東西，那麼這個東西，我是永遠不準備拿出來了。因為我寫完以後自己很絕望，我怎麼一句新話都沒有說出來，一個新詞都沒有找到呢。最後，我記錄了我所走過的、我所思考的路，記錄了以後我發現早已有人走過的甚至是一個時代的人們已經走過的東西，這個東西是非常個人化的。其它我做的東西基本上都屬於文化批判這個範疇之內的，然後我說，想象另一個世界的東西其實到去年才開始明確起來，那麼我所做的所謂的準備性的工作，就是我大概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翻譯了一批sub.commander.marcos的東西，然後我準備再做一個比較長的introduction，希望在國內的雜誌上發表，然後希望能夠編一系列這樣的書，作為一個思考的資源，作為一個打開想象力空間的東西，因為當時一個墨西哥的學者非常明確地寫道：「他們根本不是模式，沒有任何模式的價值，他們只是一個激勵想象力的因素。」對我來說，也是這樣，坦白交待完了，我就做了這些工作。

倪文尖：你那三十萬字，我覺得在今天已經講了一些了。

戴錦華：我把有意義的東西今天給大家說了，沒有意義的我自己自認倒霉了。

一個學生：剛才你講棕色馬的時候，我的腦海中一直有一匹棕色馬在跑來跑去，但是有一點是可能解構你這匹棕色馬的，你說二戰以後，一個最黑暗最危險的時代，這個時代可不可能成為一個人類最危險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面，你剛說到的問題讓我非常恐怖，但是其它的，會不會有更加恐怖的東西呢？一個黑暗的屋子打開一扇門的時候會發現一個黑夜，但是更大的一片黑暗會不會比一個小的黑暗更加可怕呢？所以這樣的一百年的歷史是不是在我們前人那裡，在俄羅斯知識分子那裡或法國知識分子那裡已更早地經歷了這種感覺，只不過是今天我們在全球化之中覺得這世界更黑暗了，也許它並不一定更黑暗了，我們的生活也會有太陽。這是非常簡單的思考，可能沒有什麼理論思路，其實我們沒有人找到一個事實區別於以前其它事實的一個最本質的東西。

戴錦華：說得好，這個世界一定會有太陽的，甚至人類不存在的時候，太陽已經升起來，這個我回到莎士比亞：「不管玫瑰叫什麼名字，它芬芳依舊。」所以當我們在這兒絕望失語的時候，太陽照樣升起，但是我看到的是太陽下的人們，在照樣的繼續死去。太陽始終在升起，我關心那些無聲無息死去的人們，我說「9.11」的時候，世界大廈的人們震動了我，但當我讀到一則材料，說就在那一天，全世界範圍之內，有四萬例的嬰兒、兒童死亡，他們死於營養不良、疾病、沒有得到求助而死亡。那篇文章就這麼幾句話：「九月十一日，四萬個嬰兒死亡，沒有哀悼，沒有報道，沒有眼淚，沒有哀傷」。我覺得對我來說，確實是太陽照常升起，悲劇不是那種戲劇性的悲劇，悲劇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在於每分鐘發生的悲劇。那麼黑暗來自哪裡？那個黑暗也許遮擋不住太陽的光芒，但是那個黑暗的確存在，對我們的工作去尋找另一個世界，其實首先是去尋找另一種語言，具體到我們的工作當中，我們應怎麼去描述他，怎麼去言說，怎麼去定位，其實首先要去尋找另一種語言，而且我們要小心的是我們以為我們已經找到了某種語言，其實那不過是早已老舊的語言。

毛尖：戴老師，我覺得您在講的時候，很有激情啊，在講那匹棕色馬的時候，你在描述絕望的時候，你用的那種語言，其實是一種有一些希望的語言，而且整個講述帶有一點喜劇性。我覺得如果語言是一種可能的話，這個可能是不是另外一種、帶有一點希望在裡面的呢？因為我覺得你在說絕望是什麼的時候，我卻因為你的話語而更有信心一點。然後你講到棕色馬的時候，你認為它仍然是個老故事，它依然一個法農的故事。但在重新講述的時候，如果語境、語態、語氣不一樣了，我覺得這裡面是不是含有一些剛才那同學說的「太陽」的因素呢？當我們重新講述故事的時候，已經希望故事改變它原來的事迹，這裡面是不是包含一點那種因素呢？

戴錦華：這是我們的工作，但是它跟批判一樣，它是可能的，但是又不足夠。

王曉明：毛尖說的是這個講述不僅僅是一個說什麼不好的。

陳清僑：我要插一句，我問問題的時候，你回答了這匹棕色馬，解釋了法農，你講話的時候有一點回應和毛尖接近。我一直在想，這個棕色馬其實就是批判，我們在講文化研究的對象作為研究、學術講座、教學項目的題目，它最核心的功能本質是它自己是可以流通的一種質，可是它解決不了問題。我在聽你講這個故事，在沒有講法農和後來解答那個問題之前，我一直在從這脈絡起，我覺得其中需要提出的是，你今天講的對於批判這種活動，為什麼說文化研究是一個名目，一個這樣的我們在絕望之中看不到太陽，但還是可以做一點事的名目。是不是因為人這麼少，力量這麼單薄，那不如用文化研究這個還比較接近的題目可以聚一些人。從你那悲觀絕望的處境到你後來的這種想法，從我自己的例子、經驗看，我是很認同的。可是回應你後半部分的幾個具體的問題，關於文化研究可以做或者像對它的批評，你提到的三點，頭兩個你基本在說文化研究作為學科、作為學院這種工作。到你後來提到知識分子的批判功能，到現在幾乎是一種無可批評的狀態，就像那匹棕色馬在關鍵的時候它就想自己逃掉。有趣的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論述，它解決不了人們飢餓的問題，死人也不能變活，解決不了也不重要，在那個架構裡面，你剛才提到的很好，你說自由主義從來不以它的論述來解說，可是有其它的問題在發生。我們如果說是在文化研究這個很模糊的裡面去建構一些能夠建立起自己的一些激情或絕望的感覺的時候，我覺得其實也是要理清工作本身的性質和世界在無情變化的情況，包括知識分子概念跟他所指稱的這些角色，跟這些角色的歷史功能都不斷地在改變著。你後來也提到，回到一個今天我們講座的話題，文化研究到底能做什麼？一方面我覺得你提的很好，它對社會、對公眾有批判的功能，另外一個方面我覺得你講得少了一些，可是你提出來了，即它在學院機構裡面。因為大學體制已越來越不能如一百年以前的北大那樣寬容，不能發揮同樣的建構，事實已在改變，這是體制本身的建構，不僅在大陸，在香港，而且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這樣，我上星期講到，文化研究作為這個體制裡面的一塊空間，它不完全是個熱點，我們也不能否認它就在體制當中，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去面對它呢？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另外，我們很大部分，我們的知識分子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掛一個文化研究的名字，搞這個東西，其實都是在搞那匹棕色馬，要明白它會不會發揮批判的功能，我覺得不要忽略它本身在這個空間裡面其實是做了很多事情的，也能夠有一定的小小的影響，在這個空間裡面，我們回到討論很多學科之間、體制之中有各種各樣的要求，它可以是一把傘，不是用來遮擋太陽，而是要遮住一些魍魎鬼魅的東西。那麼，它能夠有效嗎？能夠支撐到我們這一代、下一代或更長的時間，更多的人去做不同的工作嗎？從這方面看，在這事情上我們花了很多精力，而這確實是我們能夠掌握的空間，而它就是在體制裡面。我覺得這是一個有點難的矛盾，因為在體制裡面，你就不能發揮真正的批判知識分子的功能，可是你做的很多東西，又是在這個空間裡面，這有沒有一些積累能有效地發揮它應該可能發揮的影響力，我不知道我講得清不清楚，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放在共同的空間裡面討論。

戴錦華：我覺得在香港、在嶺南會比我們大陸的空間大一些，我當然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個特別大的問題，我今天把它給擱置了，這是文化研究和學院體制的關係問題。那麼，我自己主要的是出於自私的考慮，不想把北大的文化研究推向變細的方向，我知道一定要跟那個體制或多或少地做些犧牲才能完成這件事，這是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我覺得現在已經不好辦了，文化研究有碩士點、博士點，於是我們就要確立什麼叫文化研究的碩士生、博士生，他們應該達到什麼樣的程度，應該有哪些必讀書、參考書，這是一個很荒誕的事情，我儘可能把一些我認為重要的有批判力的、有思想的書放在參考書目里和經典作品中，這個過程本身已經在極大地扭曲了當年你為什麼跑到文化研究裡面來的意義。你是覺得其它學科好可惡，才跑到文化研究中來的嗎？從而讓你自己變成一門新的學科叫文化研究嗎？我覺得這個問題很特別，但同時我也知道，在世界範圍之內學院成為了下塊你可以叫做「飛地」的，就說到這兒，你還能做一些事情，而且由於你的學生與你聯繫，一起做一些建構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當年威廉姆斯、霍爾他們教夜大，我讀到他們經驗的時候，想起我也有特別長時間的教夜大的經驗。北京電影學院主要是進修班，當年我確實在夜大學、業餘大學教書，當時正在那兒謀生，沒有更高的革命理想，我教過很多東西，但我覺得他們的想象力有很大理想化的成份。他們認為夜大的學生會比大學本科的學生更容易接受到真理，更易於跟社會的衝擊、變革符合起來。我覺得這是相當理想化了，因為社會的權力等級同時是他們牢固建構等級的過程。所以這個問題之大，還包含了當你成為一個學科的時候，你就要把文化研究細分、劃定，哪些是文化研究的對象，哪些不是，因為你在開課的時候，已經在設定這些問題，所以我說生死是一回事，「to be or not to be 」。所以「no question」,你不要問，問了就完了。文化研究要求你必須在學院之間紮下根來，但是紮下根來你又可能死，你不死又怎麼辦？大不了就去當棕色馬，又逃到另一個世界。所以我比較狡猾，我不用那體制來束縛我，也許哪天我可以到另外一個體制中去。

陳清僑：有一點建構可以幫助做的，就是解決你頭一兩個問題，文化研究完全可以把跨學科學科化，但這又是兩難，因為他本身在後來變成了一個學科，在現有的學科當中可能會被給予曲解。

王曉明：好，今天非常好，時間已經延長很多了，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戴錦華先生來給我們做這個精彩的演講。（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戴錦華：謝謝大家堅持到最後。

本文選自《方法與個案》（熱風思想論壇）孫曉忠編